各种可悲现象的本源.doc

当前社会各种可悲现象的本源

一，当前现社会各种可悲现象。
1.教育不平等现象
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同城市教育相比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村学生数量上远远超过城市，然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却是向城市和重点学校集中，造成了农村教育经费及其短缺，平均水远远低于城市，由此而产生巨大的校际差别；农村教学设施简陋，当城市学生被电子产品包围的时候，而有些农村学生却至今与电子产品绝缘；当某些城市老师在豪华的私家车里尽情享受生活时，有的农村老师却要跋山涉水去给孩子们上课；当一座座现代化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时，还有一群学生在狭窄的危房里读书。另一方面，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师资力量很是薄弱，现在优秀的年轻教师大都选择到城市工作而不愿到条件较差的农村落户，因此导致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和年龄等的不合理。据了解，目前我国教师资源城乡分布很不均衡，城市超编与农村部分地区师资紧缺并行存在，农村教师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农村小学年轻教师偏少，农村教师补充困难的问题仍亟待解决。教育的不公平不仅仅存在于教育对象中，也集中体现在教育实施者——教师的身上。因为教育的不公平，教师在享受某些待遇的时候也是按照不公平、不对等、不通明、的原则实施的。农村教师补充困难与农村教师不平等的待遇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农村教师待遇的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教师的流失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2.商业造假现象
，在近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在商业领域，造假和不守信成了商业竞争的最基本手段。网络欺诈，食品安全以及商业领域的一系列造假行为大行其道，劣币驱逐良币，诚实守信者却被逐出了市场。连一些在严苛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际巨头，也“入乡随俗”加入了造假的行列。福建南靖制售含瘦肉精猪肉案沃尔玛的绿色猪肉事件， 山东淄博制售假酒案 ，三鹿奶粉造假案，红心鸭蛋使人致死，地沟油，染色馒头。。。。。。
家乐福的价格欺诈事件，这些在其母国断然不会出现的欺诈行为，却在中国能够肆无忌惮的进行，的确令人深思。
3.政治腐败的例子
1999年，赖昌星成为远华走私案的主要嫌疑人，现在暂居加拿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受贿1亿多元，包养5名情妇等。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基金案，包养多名情妇等。2007年7月，因涉嫌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被捕。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副部级）：卖批文受贿等。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副部级）：重婚罪等。
1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黄光裕案，被“双规”，后被撤职。
2010年
4月14日下午，前重庆司法局长、党委书记文强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他的妻子周晓亚因犯有受贿罪同案受审，因具有自首情节，被减轻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同时还有重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交警大队和治安总队的副大队长等主要官员。
2011年
2月12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纵容包庇其弟贪污、杀人、自己贪占，受贿数十亿元，被中央组织部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由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接任。刘志军是中国继陈良宇后涉嫌贪污的最高级别官员。[6][7]
2月16日，经农七师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尼加提?卡德尔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2月17日，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事拘留，随后一个月内，罗荫国交待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在茂名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有问题”的官员被限令在4月10日之前向驻在茂名的专案组主动交待，以争取宽大处理等等。

4.学术造假
一，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几年来至少抄袭了五篇国外的论文，而且基本上从头到尾全盘照抄，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成果。

二，南开大学化学系杨池明教授自称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生命科学和健康研究所主任，而事实上UCSD根本没有这个研究所。“生命科学和健康”是杨池明在美国期间自己到圣地亚哥市政府登记的一个商用化名。

三，前年8月间，陈晓宁被吹捧成“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科学家”，其实她带回国的是普普通通很容易得到的基因库。

四，现在国内流行“核酸营养”，其实稍有点生物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外源性核酸不能为人体所用，吃多了反而有害身体，但是有些生化专家却帮助商家推销。

五，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被其剽窃老师却说“我愿意”，并称之为“资源共享”。

六，在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先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存在着严重的抄袭现象，让人震惊。接下来，学术界很快分成两派，有的挺，有的保。钱理群、严家炎等著名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更有海外学者近百名，其中包括汪著的多名译者，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力保汪晖无事。很快就有国内陆谷孙等60多名教授学者，发表声明，要求清华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汪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组成学术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要么坐实抄袭，要么还汪晖一个清白。

二。这些现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1.直接原因
这些现象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公民个人的自主性空间大为扩展，自由选择的范围也广阔多了，个人有了为了人格和尊严而走另一条路的条件。但也必须承认，中国社会仍然是“官本位”为主体的社会，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过分控制、分配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某些领域的公共道德、公共规范的公正性。比如在司法、科技、学术、文化、体育等领域，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都是明显的，而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些领域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利于职业伦理、职业道德的形成，人们的精力不是放在提高专业水平上，而是更多地消耗在争夺权力上，于是种种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的出现就不奇怪了——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依附于权力的人得到的要比那些埋头于专业、遵守职业道德的人更多，前者被公认为能人，后者被公认为傻瓜。一个暗中鼓励依附权力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是世俗化的潮流锐不可挡，享受人生，重视眼前、当下而不顾及未来的现实主义最为时髦而潇洒，敢于打破规矩，一夜暴富，能挣会花者成为人生的典范。马基雅维利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流行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

　　　　于是，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道德。从某个角度说，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滥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到90年代，市场经济的世俗潮流一来，恰好以物欲填补了这一精神上的空白点，对物质、金钱、欲望的迷恋沉醉彻底取代了以往的崇高理想、信念，所谓的信念危机之类的精神难题就被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而同一时期文化领域里西方三大思潮的大规模涌入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做了注解：尼采的著名口号“上帝死了”和怀疑一切毁灭一切、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瓦解着一切既有的信念和价值;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及其存在主义为极端个人主义找到了支点;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从理论上证明了人的本能、欲望是正常的，应抛开一切社会压抑和束缚彻底释放出来，充分满足。这是三大思潮在有利于解放思想、张扬人的个性的同时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的副产品。
2，这些现象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对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以及在追逐到权力后，对权力的赤裸裸的利用。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完全与政治理念无关。（当然，对权力的崇拜也可以是一种政治理念，但那毕竟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理念”）。因此，可以说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权力文化在中国发育完善，形成庞大系统的历史。是权力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给予最深远影响的历史。虽然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念体系。但它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伦理学地位的确立，却是在这种制度建立许久以后。才由汉武帝、董仲舒追加的。这种幌子式的政治伦理学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远没有法家人物创立的政治学说有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将处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文化系统，定名为权力文化，是比较准确的。后面的论述，将逐步证明这一点。
　　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相信真正看透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是会有认同感的。这是因为，对权力的崇拜程度，中国人是最全面、最顽固的。这种崇拜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已进入了中国人的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状态中。
中国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读取圣贤书 货予帝王家”的机制。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因此，对权力依附的臣妾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中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中国传统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留下的是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国家。
权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人民对暴政根源于经验的缄默、屈从。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社会被反复地拖向深渊。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模式！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在近现代的中国逾演逾烈。而专制的程度却往往变本加厉。这种格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严重地破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态。使之不能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社会不能保持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发展的空间。历史发展的割裂感严重。这种格局，使整个社会经常笼罩在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中。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暴发户与没落户心态交织的心情。骄奢淫逸，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而被统治者阶层却因为得不到公正人道的待遇。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生活基础贫困脆弱而焦躁不安。这样的格局，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应为浮躁。好的传统得不到传承发扬，坏的传统却沉渣泛起，被令人发指地发扬着。恶俗之花在这样的气候土壤中竟相开放。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渲泄化解，反而在以高速度积累。腐败势力就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直到将社会腐蚀至崩溃！首先看科技，诺贝尔奖当今没有就不用说了，就说古代四大发明，跟西方的数学、物力、化学等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而且我们的发明是撞大运撞上的，一点逻辑推理都没有，火药是炼丹炼出来的，指南针是为算命弄出来的，可以说，国学里面几乎就没有科技的成分，或者说微乎其微。 中国人历来就是认为治国平天下事最崇高的理想，把科学看成是奇技淫巧。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滋生热爱科学的土壤。当代人也同样说：当代人同样注重人际关系而不注重真材实学，把处理人际关系看成重要的能力。这样的环境下，学术腐败的产生就不难理解了，在科学的殿堂都靠关系，你们觉得这个科学还会发展得起来么,这就是政权私有制的弊端。

三。我该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和发展自我
1.1、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2.（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3.二，摒弃对公德的淡漠提高公民的觉悟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便抨击中国人只有私德而不讲公德，他提出“新民”也主要是革新国民的道德，培育公德意识。其后，思想家如鲁迅，政治家如早年的毛泽东，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人民族性中的自私基因痛加批判。

　　　　然而，多年来，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遵守家庭的、朋友的、单位的、熟人的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开这个血缘的或类血缘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那些明文规定且张榜公布的文明公约或文明守则。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里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在这里表现的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正像储安平在40年代慨叹的那样：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中国人享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社会领域里的自由。

　　　　社会的结构决定人们的意识。造成国人公德淡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公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发育不良。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限制了民间性、自发性组织的生长——而以此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公德意识自然不可能发育出来，缺乏这一物质性的前提，任由学者们如何对这一国民劣根性痛心疾首地激烈指责也无济于事。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对武器的批判，要想培育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公德意识及公民文化，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大一统式的社会结构。应该看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已经使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经济空间大大扩展。可以预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治与社会分离程度的加深，有利于社会公德意识成长的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会逐渐生长出来。

　　　　但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全能型权力从社会中的退出并不等于公民社会的随之形成，它仅仅是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而已。而另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传统的宗族势力、黑社会势力乘机崛起。所以，把政社分离仅仅理解为政府的消极退出是不够的，政府应更积极地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和引导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向良性方向发展。

　　　　公德意识的养成也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漫长的君主专制历史，使大部分中国人人性中的奴性成分根深蒂固，对此，鲁迅先生早就做过淋漓尽致的鞭挞。这种奴性及其遗留使国人丧失了主体的地位和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一个连自己个体的权利和尊严都得不到或想不到维护的人又怎能去关心、维护公共的权益呢?——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大力宣扬集体主义而其结果又很少人真正关心集体甚至破坏集体的深刻的原因。当社会上每个人真正有条件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公民意识才算觉醒了，公共道德的维护才有了可能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就同时是对个体的侵犯，这是亚当·斯密早就揭示出的人性悖论。

　　　　所以，我们在对国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时候，更应加深对国民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宪法及法治意识的启蒙教育。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呼唤从中学开始开设公民课，进行公民教育，可谓切实之论。

4.小心世俗化的斜井
　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是世俗化的潮流锐不可挡，享受人生，重视眼前、当下而不顾及未来的现实主义最为时髦而潇洒，敢于打破规矩，一夜暴富，能挣会花者成为人生的典范。马基雅维利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流行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

　　　　于是，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道德。从某个角度说，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滥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至今仍没有这样的世俗化过程——目前的所谓世俗化只能称之为“伪世俗化”——不能把政府或学者们提倡的理想、精神、价值落实到民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宗教，而东方及中国主要来自于政府与上层的学者。韦伯在他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注重自身的品质修养和道德完善——这是他们进入仕途和上层阶级的必要手段——而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从而阻碍了世俗化的实现。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国学与新儒家虽然有过以其道德理想转换世界的美好愿望，但因其无法落实到民众中，而仍然是书本和学者头脑中的知识、学问，这正是新儒家理想破灭的症结所在。而主流的理想宣传和道德说教又因其僵硬的形式化的，更主要是空洞和脱离现实的弊端而难以对民众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和崇高理想，还因民众的冷漠和厌恶而显得可笑、滑稽，于是王朔式的亵渎神圣、躲避崇高才应运而生。更可怕的还不是人们对这类道德说教的疏离，而是由此而来的对神圣、庄严、崇高一类价值的鄙弃，在一部分国人的眼里，这些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了虚伪和可笑的代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提倡的，要求人们奉行的信条与我们的现实及人们在现实中摸索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规则有着太大的反差。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曾经有过世俗化的成功范例，那便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那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党员、革命者及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并体现为自觉的行动，从而构造出令无数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人心向往之的生机勃勃、清正纯洁的精神氛围。这种对共同理想的真诚的信念凝聚为共产党人最终战胜在物质上更为强大的国民党的精神力量。对这一点，当年的斯诺有过感受深刻的体验及准确的预言。

　　　　必须指出，当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主要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和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状况，是相当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领导者不但真诚信奉身体力行其所倡导的理想与信念，而且这种理想与信念恰好符合了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愿望，从而使形成于一定范围的政党伦理迅速普及为百姓的生活伦理。

5.、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国家政治的完善

　　　　必须看到，道德、伦理问题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内因，那就是国家的体制和法治方面还不够完善。从本质上看，道德、伦理和政治体制、法制是一样的，即都是规范、约束和调节人的行为，区别在于后者是硬性的，前者是软性的。如果国家体制完备，法治健全(不仅是在条文上，更要紧的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和执行上)，必然会促成社会风气的好转与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对这一点，哲学家斯宾诺莎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叛乱、战争以及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由于政权腐败。”“如果某一国家比别的国家邪风更猖獗，犯罪更普遍，那一定是由于这个国家谋求和睦不足，法制不够昌明，而且未能建立起完全的国家权利之故。”(斯宾诺莎著《政治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所以，重建国民的道德尽管千头万绪，但其根本之点应是逐步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
　　　　霍布斯曾指出，人们不是生而为公民，却是被造就为公民。这的确是深刻之论，如果说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的水平还达不到被称为“公民”的标准，那只能说是负有“造就”之责的国家的失职，而不能反过来指责人民的人性和素质，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便不给人民以民主和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道德意识源于人的权利感和明确的对自己的权利可以受到保障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人才有责任感、契约意识和信用意识——而这些都是公民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良知——人，只有在他清楚地、理性地认识到并被国家承认为人的情况下，才会具有道德感。所以，要真正落实“以德治国”就必须继续推进“以法治国”的进程，切实落实和保护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如此，“以德治国’，才不至于流为口号。例如近期我国正在筹划建立全民诚信档案，就说明这个问题。

四。总结
　　道德、伦理、信仰等精神方面问题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其改善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以中国国家之大，人口之众多，又处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之中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之下。所以，重建一个道德中国需要从国家到社会，从干部到民众多方面的长期的持续努力。同样，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国家的发展，有待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世界地位的提高，有待于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发展环境的改善。当然，更主要的，还有待于国家在政治、法治建设上的长足进步，国家必须完善它的职能，改革它的弊端，尽到它的职责，它必须能够保护它的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维护他们的自由和尊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