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润秋《坚守人生的追求与信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稿.docx

黄润秋坚守人生的追求与信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我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半年后考入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工程地质专业学习的；1983年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提前1年毕业，继续攻读工程地质专业博士研究生；1988年，我以20万字的博士论文复杂岩体力学环境条件下高陡边坡稳定性研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成都地质学院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之后，我留校任教，一年后，我被地矿部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我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30岁的我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一路行来，自己有幸成为学校和学界的几个最年轻、几个第一，也切身体会到了国家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足迹、对年轻人倾注的爱心和培养：1992年，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1995年，获得了第二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被入选首批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 30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长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我被授予国家教学名师称号，并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真是感慨颇多。仔细回首匆匆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工作以来的这段日子，我做了三件大一点的事，那就是：一个实验室，一个奖和一支队伍；有三点体会：正确定位、认真态度和创新精神。 第一件事就是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老一辈创立的学科优势，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家知道，我校的“地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是以张倬元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老一辈群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为了这个学科和这个实验室，老一辈学术带头人是付出了毕生心血的。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学科在国家的地位和综合实力，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精神家园。90年代中期，随着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逐渐地退出学术一线和领导岗位，历史就把担子转移到了我们这一代当时还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我是1995年担任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1998年担任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的。如何把这副历史的重担接过来，并发扬光大，这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在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指点下，我确定的基本思路就是抓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重点实验室是一个汇聚人才、科研实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实力的综合性平台，是学科建设的“物化”体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抓好了，就能带动学科建设。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定下的目标就是把国家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困难是很大的。我们学校既不是重点，也不是211，更不是后来的985，学校的实力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财力物力投入。但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老一辈学术带头人不懈的追求，是几代人多年的夙愿。我们认定了就走这条路，5年不行，那就10年、20年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定是正确的，它使我们这个集体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学校几代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个集体没有停下脚步，继承着老一辈开创的事业，不断地开拓前进。大家拎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多少人加班加点，多少人没有节假日，多少人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多少人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多少人把自己的科研经费用在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研制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一次一次地冲击，又一次一次地无功而返。每结束一次冲击，大家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黄博士，我们重点实验室好久批得下来哟。”说实话，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心里都一阵难受，但我还是面带笑容自信地说：“快了，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不是吗。虽然我们一次一次地失败，但是我们距离成功却一次一次地接近：2001我们被批准为XX省重点实验室，2002年我们被科技部和XX省列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03年我们再次被国土资源部接纳为部级重点实验室。这一个个称号，正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步一步阶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了全国重点学科的评估，始终走在了全国同类学科的前列终于，我们迎来了2006-2007的日子，在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格的考察、评估和筛选。最后，2007年4月，我们成功了，我们被接受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了，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第二件事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1988年博士毕业的论文是关于黄河上游某水电站高边坡稳定性研究的。当时，我没有想到我这一生事业就和“边坡”这样一种人类最常见的地质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边坡，大家不难理解，就是具有一定坡度的地形。它是我们经济和日常生活中接触最普遍、影响最大的一类地质体和地质环境；因为，边坡不稳定，就会产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就会有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汶川地震导致了87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1/3是由于地震触发边坡失稳从而导致滑坡、崩塌所引起的，地震不能控制，但边坡灾害是可以防治的。因此，研究边坡的目的，就是要防治灾害的发生。 “边坡”问题在我们西南地区表现得特别的突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峡谷地形突出，这样就导致边坡非常的高，自然边坡相对高度数百米到千米以上是常见的；第二是地质条件特别的复杂：复杂岩体结构、高地应力、深风化强卸荷等构成这个地区特有的地质环境条件；第三是工程规模特别的大，对工程边坡安全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出事。90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大江大河上的大型水电站已经建到了300米高，涉及的人工边坡开挖高度更是达到700-800米；山区高等级公路、铁路及民用机场的建设也涉及到大量的高边坡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西南地区的高边坡问题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工程地质问题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如何勘测、评价和设计这些高达数百米的天然和人工高边坡，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其中，关键是如何创新高边坡的稳定性分析理论，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如何认识高边坡变形破坏和稳定性发展的动力学过程。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干又是20年。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张倬元和王士天老师带着我在黄河拉西瓦水电站进行高边坡研究，那个工程有个叫号变形体的高边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个高边坡地质表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初步认识到了高边坡，尤其是岩石高边坡的稳定性问题与其形成的谷坡动力学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地质历史过程，必须从“地质过程”的角度对其变形破坏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指导稳定性评价和灾害防治。为此，我们建立了河谷高边坡应力场发育模式和岩体结构表生改造的观点，并形成了初步的“变形稳定性”分析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我与同事在西南地区遇到了5个条件更为复杂和典型的高边坡问题，一个是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马布坎高边坡，位于大坝坝前，高达600余米；一个是雅砻江锦屏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300余米；另一个是澜沧江小湾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700余米。这三个工程都是西南地区代表性的大型水电工程，上述的边坡也都处于工程的关键部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工程的可行性。还有两个分别是：1989年7月发生于四川溪口镇的由于高边坡失稳形成大型灾难性滑坡，死亡人数达210余人；1996年发生于贵州印江县的“岩口”大型灾难性滑坡。通过对上述典型工程和灾害实例的研究，我们在认识高边坡发育的动力学过程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提出了高边坡演化的三阶段理论；尤其是高边坡演化“表生改造”和“时效变形”阶段的提出和性质的界定，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高边坡变形稳定性“概念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稳定性评价方面的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并重点发展了灾害防治措施的模拟技术。我们先后承担了国内规模仅次于三峡工程的水电工程金沙江溪洛渡巨型水电工程，高边坡的岩体结构特征及其工程适宜性研究，并有幸参加了三峡船闸高边坡施工期的变形预测和控制研究。这一期间的高边坡问题不仅是规模大、条件复杂，而且面临若干处于施工阶段的人工高边坡；不仅涉及稳定性评价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回答工程的适宜性及灾害防治和控制问题。针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建立了“地质灾害过程模拟与过程控制”理论与技术，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一体系的工作方法很快在澜沧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小湾水电站高达700m的工程边坡开挖支护设计优化中得到应用。近年来，又在雅砻江锦屏一级、金沙江白鹤滩等世界级的大工程中得到应用，获得业界的高度评价。 就这样，一步一步，通过20年结合工程实践的不断探索，我们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西南地区复杂岩体高边坡稳定性评价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并在近百项重大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具体应用，不仅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地质灾害防治中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而且为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比如，2005年的四川丹巴滑坡在大半个县城即将被滑坡摧毁的关键时刻，我们挺身而出，为打赢“XX县区城保卫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20年的历练，三代人的艰苦付出，我们终于有了回报。2005年，我们完成的项目“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及灾害防治”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一个单位，一个完整的团队，获得一个完整的国家一等奖。来之不易，真是20年磨一剑啊。 第三件事是培养了新的一代学术团队。学术团队是一个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越是高水平的学科越需要有优秀的学术团队。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特别庆幸的是自己身处一个和谐包容、团结创新的团体中。我校地质工程学科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形成了以张倬元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老一辈地质工程学术团队。他们不仅奠定了我校地质工程重点学科坚强的基石，而且以博大的胸怀，甘为人梯，奖掖后进，培养和造就了这支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奋发向上的科研和教学团队。老一辈带头人有很高的战略眼光，花了很多精力在团队建设上，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培养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时，自己曾想换换环境而打算离开学校，其时张倬元先生正重病在院，当我去看望他时，有些犹豫地说出自己的这一想法。正在病榻上的张先生一听就急得撑起身来，拉住我的手，难过地差点流出泪来。我当时既感动又羞愧，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专心一意地融入团队的共同发展中。 90年代中后期，当自己也逐渐成为团队的领头人后，我深切领悟到老一辈学者在团队建设上的博大胸怀，深刻认识到“团队”和”团队意识”对学科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团队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对自己要讲奉献，对别人要讲宽容。人这一辈子讲奉献是很重要的，我坚信：一个人有时会吃些亏，但如果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集体、奉献给别人，那他总有一天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讲宽容，就是团队成员，尤其是带头人要有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的心态。团队不只是让别人成就自己，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人成就团体。团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而人总是有缺点的，不能只看其弱点，用人要用其所长。每当提起一个人时，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他有什么长处，哪怕他有一些毛病，但只要有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就要大胆引进、放手使用、努力保障他们发挥作用。团队的带头人要有协调能力，要让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在这个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要把他们的命运和整个团队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战斗力了。这些道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开初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人心不稳的时候；但我们努力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了，去实践了；很快，我们就把队伍稳定了下来，并从追求数量，进入到了提高质量的良性发展阶段。 正是靠这样的理念，近十年来，尽管老一辈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逐渐退出教学科研一线，但我们又逐渐凝聚和形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年轻一代学术群体，今年这个团队还被评为地质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团队之中已经有了一批在各自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学者；试想，再给他们5年、10年，他们难道没有机会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家”吗。完全可能。如果是这样，你还用担心我校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前景吗。一位院士最近很有感慨地给我说，中国工程地质界保留了你们这样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啊。 下面我谈三点体会： 1、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与国家的需要、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不断地追求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整体来看，我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大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问题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也抓住这个时机给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机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带动了大型工程的不断开工建设，这为我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发展，国家越来越关心地质灾害、环境保护等民生事业，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包括三峡工程库区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另一个舞台上为国效力。因此，在我个人身上，既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年轻人成长的关爱；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如何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让我在科研上做出一点的成绩。 从小的方面来看，我是把自己的成长是与学校的发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校出现了中青年教师的断层，因此学校各级领导和前辈对我的成长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有一件事让我感慨很深：自己参加1991年破格答辩教授时，几位老专家问了我不少的问题，以至有位老师忍不住说：“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是不是多了点。”另外一个老先生马上接着说：“对年轻人就是要严格要求，因为他们是今后学校的接班人啊。”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老一辈对我们寄予的厚望。也油然而生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后来，当我学术上有一定成就后，也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希望我去做“长江学者”，有的学校甚至校领导找上门来，不仅带来了申请表格，而且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也是很优厚的条件，我都没有去，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集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和这个学校这个集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讲认真，讲付出 毛主席说过：这个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实际上，主席的话已经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认真是成就事业的基石。回顾走过的这三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认认真真做事；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有成果；你可能收获了成功，也可能收获了经验，对你个人来说，总会是有益的。因此，我要说“认真”是成功之母。如果你不能认真去做某一件事，你干脆就不要去做，因为这样的结果：一是失败，二是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每一次涉及到编写课题申报、撰写工作汇报或请奖等等，审阅材料的专家都说：黄润秋的材料是整得最好的。尽管不一定每次都成功，但这句话就是很不错的收获了。2005年报国家奖，评委答辩前，为了让外行能够听懂我们的专业内容，一个月时间，我在下面试讲了不下100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答辩也是如此。每当实验室有重要的领导和专家来检查指导工作，我都要楼上楼下跑几遍，大的问题没有，我专门看角落的地方有烟头没有，有就捡起来。别人说：这不该你做。但是，就为了一点点小事，也许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我们把它弄得很复杂，有必要吗。 当然，“认真”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付出”。你得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你得沉下心来，忘我地工作。所以，讲“认真”，就是讲付出。工作20年来，我为这“认真”二字确实付出太多、太多但是，看到你的“付出”获得了回报，我相信你心里面的愉悦一定会超过你“付出”的艰辛。不信你试试，但前提一定是：先有付出，后有收获。 3、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如果说，团结是我们这个团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那么创新就是这个团队得以发展壮大的灵魂。团结和创新对于一个高水平的团队来说一个不能少。 科学上的创新首先要讲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稳定执著的心态。我们的校训说得好，穷究于理，成就于工。“穷究于理”就是要追求万事万物发展的真理，这里的“穷”是“不断”、“持之以恒”的意思；“成就于工”讲的是结果，这个“工”指的是实际上是“功夫”。两个句子的意思就是阐明一个道理：要不断地持之以恒地探索和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功夫”到了，就会取得成功。这个校训告诉我们的是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科学研究的创新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地质科学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和认知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触及事物的本质，掌握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持之以恒的积累才能做到对事物真理的一步步逼近。我们20年做高边坡一件事，最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对创新的理解，我认为首先要在持之以恒上下“功夫”。 其次，要想实现科学创新，还要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上下功夫。在我们团队里，三代人的研究正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第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有很强的地质基础，他们的贡献是对各种工程地质问题和地质灾害现象的分析已经有了很好的地质模型，或者说是“概念模型”。但是，定量描述和理论深度的不够是他们工作的最大不足。我们这一代人（第二代），数学、力学基础比较好，我们就把这些学科的知识引进来，解决如何从量化的角度，对地质现象进行数学和力学模型的描述，这在理论上就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在整个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的10年时间里，都在致力于开展计算机数值模拟在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领域的应用，提出并建立了崩滑地质灾害全过程动态模拟的数学-力学理论，解决了理论不足的问题，体现了现代工程地质学的特色，显然这是学科交叉与渗透的成果。直到现在，我每年还在给研究生讲授工程地质数值方法的课程。而我们的下一代呢（第三代人），他们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知识引用到了我们学科领域，从非线性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这在理论上又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学科交叉与渗透，使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量化，越来越接近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描述，一步一步逼近对真理的认识；而这每一步的逼近，都是一次创新，都是在将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3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我本人，是国家培养了我，是学校培养了我，是我身边无数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老师、同事、学生成就了我。我除了努力工作，无以回报。 第二篇：李培根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李培根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同志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周年。借此机会，我讲一讲我对改革开放30年来学校发展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我先声明一下。第一，不可能全面回顾。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几所学校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可以讲，我不是对这30年历史的全面回顾。第二，提及的人物只是代表中的代表。我在讲话过程中可能会提到某些同志。包括我们谈主要领导，有时候可能提到院长或校长，而书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一定都一一说到，这一点要声明一下。第三，不讲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战略和举措。因为这些在以前很多场合已经讲过。第四，主要讲我们的传统，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第五，不当之处我个人负责。因为我讲的内容没有经过常委会开会讨论。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30年的开放之路，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二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讲启示；三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是对我们未来的展望；最后是结语，讲敢于竞争，善于转化。 一、三十年开放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是在2000年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成，并校前三所学校的历史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历史。这30年对于华中科技大学（包括并校前的几所学校）而言，是伟大的30年。在这里，我对2000年以前的历史分别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1、原华中工学院和华中理工大学 1978年我进入华中工学院读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这段时间是九思同志主政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学校改革开放的气息。首先表现在延揽人才上。在这方面，九思同志的气魄是别具一格的。譬如说，当时有一些别的单位认为是麻烦的人，他却作为人才引进来。这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那时是不一般的。还有我们1981年留校，九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也让我至今难忘。我们是第一届硕士生，留校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我们提出申请，配偶的商调函就直接由人事处发出去了。在那个年月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原华中工学院应该是在工科院校中率先开始综合化的，九思同志很早就认识到综合化的重要性。大家知道，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主要是一个工科学校，但是，九思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几所学校之后，认识到单一的工科不适合大学今后的发展，所以他提出要走综合化的道路。显然，他这时就表现出了其开放的视野。随后，华中工学院在发展文科、理科等方面分别有了一些举措。今天看来，他实施的综合化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九思还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在当时也是开一代先河的，因为传统的中国大学，即使是那些一流大学，在此之前基本上也是以教学为主。可见，九思的眼光是很独到、很难得的。 在九思担任院长时期，包括后来黄树槐同志任校长期间，我们在学科整合方面也相继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激光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的激光后来能够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拿到国家工程中心，这与他们当年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他们那时候在学科整合方面的气魄，我们的激光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黄树槐同志还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这个口号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适用的。今天，我们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怎么异军突起，怎么出奇制胜。 在杨叔子先生任校长期间，他率先高举人文素质教育的大旗，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今天，在全中国高校里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他的一些讲话长久地留在了我们记忆中，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我们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等等。这些话说得何等深刻。所以，从那以后，历任校长都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很好地传承下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周济同志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并实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学研产三足鼎立”等办学方针，又使学校的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原同济医科大学 从八十年代开始，原同济医科大学的外事活动非常活跃，特别是与德国的联系。1984年10月12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夫人率德国代表团一行43人到同济参观，这些外事活动的开展，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也作过努力，希望德国的总统或者总理能够访问武汉，访问我们学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成功。 裘法祖院长提出“让医学归于大众”的理念，进一步强调医学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他全面推进全英语、全德语和双语教学，医学教育学分制，以及长学制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教育模式改革；率先在我国发展了从动物试验到临床应用的器官移植技术、“多器官联合移植”等治疗手段，在当时居于亚洲领先乃至世界先进水平。 在吴在德教授任校长期间，1985年下学期，学校根据中央关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管理体制方面：在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管理改革的初步方案扩大基层自主权实行方案基金管理试行条例财务管理办法等。在教学方面：在有条件的系和专业，试行学年学分制；开辟第二课堂，成立课外科研小组，开展科研和学术活动；开展专业目录论证和开办七年制医学教育的准备工作等。在科研管理方面：设立校科研基金，资助重点项目，举办成果推广学习班和新技术培训班。这些措施的实施整体提升了同济医科大学的形象，奠定了其在全国医学界的地位。 3、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在白明华、任周宇同志任院长期间，1992年新增研究生教育。随着国家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工作中也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道路桥梁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等城市建设“一条龙”服务成为学校履行社会责任的一大特色。1998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在丁烈云同志任院长期间，学校开展了办学思想的大讨论并形成共识，这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和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立足湖北，面向中南，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基本建设服务。师生员工坚信“小城市能做大文章”。 4、华中科技大学 2000年合校之后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在这段时期，樊明武校长提出了“国际化”的办学方略，这也是开放的表现之一。樊明武还提出“凡事有章可循”，希望加强制度和管理规范方面的建设，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这里，我就不详细去讲了。 二、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史，到底给我们哪些启示。 1、历史告诉我们，发展需要改革开放。 我们学校的历史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今天这样快、这样好的发展，也不会有华中科技大学今天的地位。 2、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党的领导。 就整个国家而言，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扎实推进的，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也一样。党指引方向。不管是在哪个校长主政时期，我们的党委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有集体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做校长以来就有充分的体会，尤其是重大的问题，有党委的领导，有常委们的集体智慧，做校长的也会感到更有底气，我相信其他的校长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永远都不要忘记党的领导。 3、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内在理想。当年，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九思就为华中工学院树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对外来讲，他把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华中工学院一个标杆；对内来讲，他希望华中工学院能赶上清华。也许同志们会说，直到今天，我们既没有赶上mit，也没有赶上清华大学。是的，确实如此。但是，我们的心目中有这个标杆和没有这个标杆是不一样的。赶mit也好，赶清华也好，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几任校长手上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我们心目中有这么一个标杆，就有了一个内在的理想，那么，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事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活力也是不一样的。我在今年的暑期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这个问题。标杆非常重要，我们的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杆，我们的院系也应该有相应的标杆。 内在理想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说，杨叔子先生谈人文素质教育，这也是教育的一种内在理想。周济同志在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也有他的内在理想，就是大学怎么服务社会，我们怎么把华中科技大学办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所以，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只追求某些数据。我希望同志们在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时，都能考虑到我们的内在理想。 4、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执著追求。 要做一件事，追求是不是执著，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九思同志当年办文科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华中工学院申请办中文系，教育部不批准，但九思很执著，他采取迂回前进的方法，先办了一个语言研究所。因为成立研究所不需要招生，所以就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于是就招来一批从事文科研究的教授，等到有一定实力后，再申请办中文系就水到渠成了。 还有黄树槐校长当年发展数控的例子。此前，国家在数控研发方面也有过相当的投入，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有人喻之为“三打祝家庄，屡战屡败”，很多人因此灰心丧气，认为数控没有什么搞头。但黄树槐很执著，他认为，发展数控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需求，我们一定要搞。于是，在他的推动和坚持下，我们建立了数控中心，承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数控的重点课题。即使在数控中心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依然没有丧失信心。后来在周济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的数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周济与光谷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周济同志是“武汉o中国光谷”的首倡者之一，也是主要的推进者之一。当初，周济同志和罗清泉同志一起号召推进光谷的建设，XX省有不少人，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斥之为吹牛，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非常执著，认为要搞，后来中国光谷不是起来了吗。今年早些时候，罗清泉书记在一个报告中讲到，“武汉o中国光谷”的产值，就是主要指标，比当初的规划仅仅晚了一年，而晚一年的原因是前几年国际市场的光纤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他们当时制定的目标完全可以如期实现。 因此，只要我们的干部有执著的追求，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5、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国际视野。 前面我谈到，当年九思同志在访问加拿大、美国、日本的几所学校后，大大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以至于他后来有一系列的正确举措。应该说，我前面提到的综合化发展战略也是和他的国际视野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大学的领导，院系的领导没有国际视野，若干年以后我们别说建成国际一流，恐怕连做到国际知名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对有些事情的思考是否具有前瞻性，实际上和我们的国际视野有相当大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把生命和信息作为学校发展的龙头，作为学校的特区，也是很具有国际视野的。当时，我在机械学院担任院长，心里有点不服气，心想，凭什么就把生命和信息作为学校发展的特区和龙头，而不把机械这个学校的强势学科作为特区和龙头。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信息领域，我们有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些年我们的生命科学院有了蓬勃的发展，连耶鲁大学在中国挑选生命学科的人才也把我们列入挑选的对象。在其选拔人才的5所大学里，我们是其中之一，其他几所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和浙大。我们这所学校的生命学科的历史有多长。我们的邻居武大在这方面的基础就比我们要厚得多。可见，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是和当年我们学校的领导具有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 6、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解放思想。 我认为，解放思想始终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推行的“学研产三足鼎立”的办学方针就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大学的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能够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就是适应了这个需求。同样，90年代后期，我们的后勤社会化改革能够成为中国高校在后勤改革方面的一面旗帜，也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抢抓机遇。机遇无处不在，也稍纵即逝，只有少数人能够抓住机遇，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让机遇溜走了。我们有很多同志，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天”。埋头“拉车”不是不需要，我们也需要，但是你不抬头“看天”，你就不知道哪里有机遇。光电国家实验室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坦率地讲，前几年，如果在中国大学里对光电学科进行评估排名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进前5名。然而，我们却最终争取到了光电国家实验室，这就是我们抢抓到了机遇。一方面，我们看准了国家发展光电产业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准了XX省XX市对光电产业的兴趣和决心，于是，我们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源，最终成功地拿到了筹建光电国家实验室的资格，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超越现实。前面提到的九思办文科就超越了当时华中工学院的现实，因为当时我们在文科方面根本没有力量。90年代后期，我们把生命科学作为华中理工大学发展的龙头和特区，同样也是超越了当时的现实。所以说，我们做事情真要有超越现实的气概。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敢为人先。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我骄傲地告诉大家，敢为人先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比如说，九思当年“招降纳叛”，那不是敢为人先。别人不敢要的人他敢要，因为他认准了这个人有才。又比如，1998年我们学校搞的“精官简政”。那时候，因为学校机关总体规模压缩，我们裁减了一批干部和行政人员，有些同志应聘到产业、后勤等部门。今天看来，当初我们实行这样的改革是十分不易的，也是需要极大魄力的。此外，后勤社会化改革也是别人没做过的，我们率先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因为我们有这种传统和气概。 7、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以人为本。 我们讲改革开放，讲发展，如果做不到以人为本，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在学校里，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杨叔子先生当年提倡人文素质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人为本，九思的人才战略也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含义很多，我们今天讲办“开放式高等教育”，本质上也是以人为本。我认为，最大的以学生为本是怎么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我们办开放式的高等教育，就是希望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8、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总揽全局。 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进步。我也在学习，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们学校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多事情给我以启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今天是和大家来谈我的学习体会。对于我们领导同志来讲，总揽全局尤其重要。学校的发展、院系的发展都需要我们相应地总揽全局，我作为校长深感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不够，我也在认真地学习我们的前人在这方面的好思想、好做法。我前面谈的那些理念也好，举措也好，都是前人总揽全局的表现。今天，我们还需要思考，无论是在大学的教育理念上，还是在科技的发展方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否需要进一步更新，做到与时俱进，甚至是超越现实，我们怎么真正融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宏观和全局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干部、教师，包括我们的同学，都可以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1、我们需要在管理机制上进一步开放。 这些年来，我们在管理机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譬如说机构重组、我前面提到过的“精官简政”、我们的后勤社会化改革等等，这些都是管理体制的变革。今后，这个任务依然很严峻。现在，我们在学校里反复强调多学科交叉。我们不能有一点新的东西就成立一个新的学院或者是新的系，少数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很多。更现实的做法是成立若干个多学科交叉的中心或者实验室。我们正在筹划建立若干个多学科交叉中心，如创新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wisco联合实验室等。今后，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多学科交叉中心。比如说能源。目前，我们正在思考成立可再生能源多学科研究中心，这不仅仅是能源学院的事情，还涉及到多个院系，包括电气学院、材料学院、光电国家实验室、化学与化工学院等等。还有环境问题，这可是全世界都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是否应考虑设立环境保护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如果筹划的话，那也不仅仅是环境学院的事情，同样也会涉及到化学、材料、电气、能源等多个学科。所以，我们面向未来的多学科交叉中心怎么和现有的院系体制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在管理机制上拿出一些新的办法，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 2、我们的开放需要冷静。 开放需要冷静，冷静也需要解放思想。开放的目的是发展，发展不能够心浮气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大家仔细想想，科学发展观难道不就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讲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