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以湘黔边区为例.pdf

164No.42023Gen.No.240NINGXIASSOCIALSCIENCES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4 期总第2 4 0 期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以湘黔边区为例杨浏熹（湖南医药学院，湖南怀化4 18 0 0 0）摘要：在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中，民族医药文化凭借其特有的草根性，承担着“基层健康守护者”的重要角色，是基层医疗体系的重要力量。深入湘黔边区苗、侗等山地民族进行田野考察，以地方的微观视角探析，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其实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也是相互发展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迁中，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因此，以地方的、民族的视角，强调注重其中隐含的身体实践的理念模式，维护好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族生境，探索民族医药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及发展路径关键词：民族医药文化；乡村社会；传承；发展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 0 2-0 2 9 2(2 0 2 3)0 4-0 16 4-0 9民族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少数民族基于其所处生活环境，在长期实践经验中积累衍生出来的一套有关疾病防治的地方知识体系，其表现为带有不同民族文化特点的疾病信仰与治疗实践 14 9 2,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在历史长河中维护着该民族群体的健康和当地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医药文化一方面受到西医药文化的强烈冲击而日渐式微，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疾病与健康关系的认知深人，民族医药文化以有别于现代对抗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开始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当代乡村社会发展中，民族医药文化凭借其特有的草根性，仍承担着“基层健康守护者”的重要角色，是基层医疗体系的重要力量。笔者通过深人湘黔边区调查，以苗、侗等山地民族为例进行分析一、民族医药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内在紧密联系民族医药文化作为各少数民族在生活实践作者简介：杨浏熹，女，湖南医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医学人类学视野下湘西地区苗族医药知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XSP22YBZ06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资本视域下湘西地区民族文化发展困境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 2 C119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清代以来湘黔桂边区民族民间戏剧文化交融历程研究”（项目编号：2 2 BMZ060)165中，通过认知生命、维护健康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积累总结，孕育和滋润着它生发的土壤，并在社会基层繁衍生息，而“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 12,这也代表着民族医药文化与当地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人解读两者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民族医药文化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传承与发展1.理性的选择与认同湘黔边区的苗、侗等山地民族因历史、文化和社会原因，一直生活在大山之中，山路险峻，比较闭塞，当地人的健康基本依托于本民族的医药，即使到了今天，民族医药文化依然在当地特别是乡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人或习得者，大多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证，也并非专职医生，他们平时务农，半农半医，没有固定诊所，只是利用闲余时间为人看病医治 3 。因此，这些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人或习得者，尽管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之为“民族医师”，但当地群众一般都认可其为当地的“医生”，所以本文把这些人称为当地群众认同的“民族医师”。生活在大山乡村之中的苗、侗等山地民族根据自身的文化、经验逻辑，在心中都有一本明白账，即实惠的才会被认可去实施行动，因而在当地人的认知中，除非大病，否则不会轻易前往城市的医院就医。因为前往城市医院就医，无论在时间、金钱还是精力上都是巨大的，是被认为“不实惠的”。一方面直接体现在看病的费用上，例如挂号费、检查费、药费等等，加上来回的交通费，繁多的医疗费用对乡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开支。另一方面，去城市医院看病是极其耗时费神的。首先，城乡来回的路程时间、精力消耗，这对本就身体不适的患者来说，可能会带来身体更大的不适。其次，到医院看病涉及的众多繁琐环节，如挂号、看病、专项检查、开方、取药等等，这对于不熟悉城市医院的乡村群众来说，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负担。这也是乡村群众去城市医院看病后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所在，相比较而言，在当地找民族医师看病会更实惠、方便。患者与这些医师一般都生活在同一村落或相邻村落，具有天然的亲密地缘关系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熟人。通常走几步路就能找到这些医师看病，这些医师有时还会直接上门为患者看病。这些医师看病时一般不会收取看病费甚至药费，一方面是基于熟人面子，另一方面也因其所用药材大多为山上自采的草药。患者会在病愈后，按当地传统习俗为这些医师送谢礼，谢礼多少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一般是患者根据自身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能力而定。若治疗期间遇到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解决。这些医师能通过随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态来调节药量、药品，并提醒病人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因为每个医师所接触的患者都是当地的熟人，人不多，所以能够较好地记住患者及其病史，当患者再次来看病时，还能省去患者对自身病史过多的描述。与城市医生看病特别不同的一点还在于，很多医师看病并不是按照生硬的流程进行排队挂号、问诊、检查、开药等进行治疗，更多的是与患者坐在一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打比方的形式给患者分析病情，在轻松的环境下治疗，可以缓解患者忧郁、紧张的情绪。相比医院里开的很多药品要严格按照用药说明服下相应的剂量，这些医师所开的药方一般只有简单的几味药，操作也简单方便。因此，找民族医师看病在当地乡村社会群体的眼中是“实惠的”，具有“简”（方法简单）、“便”（使用方便）“廉”（价格低廉）“验（药效灵验）等优势2.地方实践经验的积累民族医药作为当地民族长期生活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晶，针对当地常见的疾病，已经形成了一套十分有效的独特治疗体系，甚至一些被大医院的医生专家认定为疑难杂症而束手无策的疾病，民族医师也能凭借家传秘方以及经验心得为其治疗并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而这当中的秘决之一就在于民族医药文化在疾病的防治认知中，将生态环境因素作为重要考量。民族医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深人认知，是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形成发展的文化体系。反观西医的对抗性疗法，则是直接与人的不适生理反应进行对抗治疗，如发烧了就赶快用药物进行退烧，出现腹泻就立刻止泻，身体哪里出现疼痛就点对点进行止疼等，是以杀死病原、遏制病源为原理。其实这样的对抗性疗法也是存在缺陷的，如忽略了发烧是166免疫系统清理侵人人体的病毒细菌或血液中毒素的自我保护与改善表现，拉肚子有时是为了把肠道里污秽的东西排出来等。西医这种割离了人自身各生理器官相互联系为统一有机系统的整体性，将人抽离出其所处生活环境，作为无差别的治疗对象用统一标准化手段及药物进行治疗是值得人们反思的。民族医药文化在疾病的防治与诊疗中与西医的理念相反,更注重强调非对抗性疗法，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过调节人自身内部状态去适应周围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所形成的病理认知或相关治疗方法、手段和药物等，都依托于所处自然环境及其中的生态资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渗透在整个医治过程中。首先，民族医药文化中的医疗实践对象基本是当地民族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因同样的气候、水质、地理等自然因素以及饮食习惯、活动方式等传统习俗，具有了民族群体共同的体质特征。其次，防治的疾病一般都与所处地方的气候、地理、生态条件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资源密切相关，要治疗就必须要考虑病患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再者，治疗用的草药一般可从周围的动植物中寻找，所谓万物相生相克，这也是对大自然法则的深入认知与遵循。南方山地少数民族所在区域动植物资源丰富，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早已对当地动植物知识及其药用价值有了深人的了解和认知，民族医师更是从小跟着师父上山采药，识药、辨药和采药等，都是其树立医疗权威的重要传统来源之一，因而在治疗药物上，医师们会按照一些“土”方法和经验，从周围的动植物中寻找解药，具有很强的地域资源依赖性。可以看到，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为适应外部自然环境而长期形成的传统生活习俗和本民族特有的体质等差异，决定了各民族医药在疾病防治中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针对地方病也更有优势，如生活在大山的苗、侗等民族，对蛇毒、风湿等病痛就有独特的治疗方法。综上所述，民族医药文化作为地方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实践的地域范围也局限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范围内，其医疗效果显著，一旦超出范围，其医疗效果将受到影响甚至失效。这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民族医师无疑是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神，与城市医生和医药相比，毫不逊色。而乡村社会良好且稳定的生态、社会及文化环境等能使民族医师发挥医术，如使用地道药材（即在一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对于地方性常见疾病就具有非常好的疗效。3.文化上的社会适应策略对于疾病的认知，民族医药文化不仅限于生理，还涉及心理性和社会性的认知来指导医疗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医药文化所形成的关于疾病的防治体系，是文化上的一种社会适应策略。这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疾病在传统乡上社会经常被视为“邪”、“移”，所以对于患病之人，周围人常常会避而远之，以防自己身体也被“邪”“移”侵人，人们甚至将某些解释不清的疾病与患者的个人恶劣德行或家族失德行为相联系，对疾病概念的理解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生理状态的病变失衡。由此认知疾病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会给患者带来生理上的疼痛与不适感，还会使患者在社会活动交往中被排挤而产生自卑感和挫败感，其中涉及的心理性、社会性等负面影响更具隐蔽性和持久性。这时民族医药文化关于疾病的防治认知也就从单纯的生理性治疗，延伸至具有心理性和社会性的综合治疗。特别是当认定疾病是因为患者或其家族的越轨行为、罪恶所致时，对疾病的防治显然又多隐含了一层维护和支持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意义 115 0 4，由此看来，民族医药文化所呈现的“巫医合一”的特点，正是基于对疾病多面性的不同认知。每当认为疾病并不完全是人的生理性问题时，就会赋予疾病神秘的面纱，理解为鬼神之力的操作。而要治愈这样的疾病，靠普通的吃药自然是不行的，还需要专门通过与鬼神沟通的仪式，借助鬼神之力而除之。这种“巫医合一”的特点在当前很多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巫医结合的仪式治疗是很难解释的，也是民族医药文化中常常遭到垢病的原因之一。但从文化视角去理解，会发现通过仪式本身及其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特殊治疗手段对疾病甚至对当地的社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167仪式本身主要通过心理暗示，以神秘且神圣性的行为方式，对患者及其周围人的心理和精神产生较大的冲击。暗示其通过这种神秘力量的关照，就可以远离“邪”、“移”，激发患者的希望和信心，同时让得到神秘力量关照的患者能够重新被可能已疏远的社会容纳，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和谐关系。当认为疾病是因为患者个人或家族的越轨行为、罪恶所致时，包括患者本人在内，对经历、见证或知晓这场仪式的人们通过仪式治疗会自觉增强其内心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信念，使治疗与病痛成为道德教育的难得机会。仪式过程中的药物使用或特殊疗法等，则主要为生理上的治疗，疗效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人们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仪式本身，仪式过程中的药物使用或特殊疗法等则容易被仪式本身所遮蔽，易造成对仪式治疗认知的偏颇。例如，在苗、侗等山地民族医药文化中经常使用的“滚蛋疗法”或“履蛋收阴术”，可追溯至巫术中的“鸡卜 4 4 5 7,只是相比过去省去了很多画符念咒的部分。“滚蛋疗法”虽与巫术相关且常用于仪式治疗中，但疗效确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取材便捷、无毒副作用、适用范围大，并且可通过滚蛋后蛋壁或蛋黄的颜色等变化来诊断病情，具有治疗与诊断相结合的特点。可以说是南方少数民族针对其所在地的气候特点，对因风寒、暑热、寒湿、湿热等造成的病痛问题总结出来的神奇有效的疗法 5 16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巫医合一”的仪式疗法对于民族医师本人也具有精神上的道德约束。很多医师强调学习仪式疗法的人一定要心怀仁义，心术不正者将受到“仪式”的反噬，损害自己的健康或家人及后代的健康。所以一般后辈不敢轻易学，祖辈也不敢轻易传授，只有经得起品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民族医师”真正的传承人。由此对应民族医师所习得的本民族医药文化体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利用天然药物加以医疗手段治疗的医药知识体系，另一部分是利用“仪式”从心理和精神上驱除病痛的巫术文化体系。很多“民族医师”在谈到只学到其中一种时，会认为其传承人的身份是不完整的。另外，在仪式的过程中，很多医师还提到口和形式会有一些不同，但有一点相似，即心中要默念自己的师父及师祖辈，对自己的师父及师祖辈要心怀感恩和尊重，否则仪式就会失去治疗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到其中所凝结的深厚的文化信仰，这些医师在行医中的正义感都十分强烈，注重行医积德。因此，真正的民族医师相对于只顾收取高额治疗费的医者的行为表示不敢苟同，认为这些医者是没有获得“仪式”洗礼的假医师，没有人愿意与这些假医师长期打交道，假医师的行为也会受到惩罚由上可见，鬼神之力的夸张仪式表演并不只是走过场毫无意义，相反，它能让患者获得心灵上的慰籍，对治疗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搭配仪式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特殊疗法，治疗效果自然比单纯的药物治疗更加有效。另外，仪式的影响力还能有效维护当地社会的秩序。所谓“治病先治人”,这也是仪式性治疗的生命力所在(7 。由此理解仪式治疗其实是蕴含了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治疗法，所要治疗恢复的并不只是患者的身体，而是患者的整个身心健康以及当地社会的良性发展。反观西方医疗体系通过化验或临床诊断等，将患者的身体病痛导向类似机器零件损坏而进行纯技术性修理，试图以狭隘的技术处理来代替复杂而有意义的道德或精神反应 8 112-15 2 显然，这种处理方法没有顾及患者的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失去了对患者及其疾病人文性理解的一面。随着现代医疗对疾病采取的技术处理开始趋向商业化，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民族医药文化体系则具是有福利性和很大适应性的完善的文化制度 15 0 9,以丰富的思想对疾病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治疗，患者的医疗与社会、他人和生态环境紧密关联，使治疗成为一种社会适应策略，并促进社会的发展。二、乡村社会环境变迁中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对长期以来扎根在乡村社会的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乡村社会作为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几千年来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在民族聚居地区，更是形成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机制等，而这些都是民族医药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前提。乡村社会环境168的改变带来了包括人口数量、价值观念、就业方式、传统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等诸多的变化，也给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一些新的问题。1.文化传承问题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问题是民族医药能否在当代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当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医凭借其立竿见影的“快速疗效”和丰厚的产业效益获得市场大力推崇而占据优势地位，民族医药要想在市场和社会环境中获得一席之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主体能否保证稳定尤为关键。这里的“稳定”一方面强调传承主体“数量”上的稳定，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传承的“质量”上。首先，从民族医药文化传统主体的数量上来看，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老龄化、空心化严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人城市，这对于根植在乡村社会的民族医药文化来说，可传承的主体会受到严重影响，主要表现为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人老龄化现象严重、代际传承困难。外出打工或就学就业的年轻人长期生活在城市，脱离乡土，受市场价值观念等影响，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学习钻研传统的民族医药文化。一是因为民族医药文化大多为民间实践经验的积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更多的是通过自身长期实践体验去获得，学习起来并不容易。二是民族医药文化习得后，还需要学习专业化的现代医学知识，通过统一的医师执业考试才能行医，这无疑也影响年轻人学习民族医药文化的积极性。对于留在乡村的青壮年，是家庭主要劳动生产力，要考虑家庭的生计，因而也无法专心学习民族医药文化。另外，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一直都秉承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习俗，这种文化传递的保守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慢”节奏的乡村依然没有消失，进一步使得民族医药文化的可传承主体受到限制。其次，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靠口传心授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在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大脑和身体记忆的情况下，传承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一是传承人大多年龄偏大，因历史和社会原因，很多人认不得几个字或根本不识字，无法将习得的医药知识用文字记载保存下来。有一些传承人也考虑过让子女帮忙记下来，但因记忆较为零散，一时间不能全部记下，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回忆整理，而子女不能时刻在身边，也影响了文字的记载保存。对于找旁人或外人来帮忙用文字记录，是受到传承人排斥的。这既基于上述说到的民族医药文化传递的保守性及乡村人传统的观念束缚，也在于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医药知识和药方一旦外传，就会被商家随意拿来获取高额利润，而传承人自身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二是民族医药知识大多为经验性知识积累，还没有形成规范的体系，如在用药的剂量上，是根据个人的经验用“一把”“一捆等概念来配药治病，并没有严格标准化的数量单位。这种“经验状态”的民族医药知识在传承中必然会存在许多问题，使得传承中的零散知识常常会背离主观意愿而出现“误差”。2.医患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成为医疗实践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对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人来说，由医患关系引发的问题更为深刻复杂。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2 12 4-3 2。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利益和地位都离不开人情的捆绑。很多民族地区的医师在过去并不是专职医师，不以治病卖药作为主要生计来源，对于看病后能否获得相应报酬也不是很看重，他们更在乎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医药知识和能力在当地获得尊重和社会地位，因而更注重心理上的回馈。因此，很多医师在看病时是不收取费用的，患者病愈后会登门以礼物形式感谢这些医师。此时的医患关系并非纯粹基于医疗实践活动而产生，其实隐含了传统社会中常见的人情。这种“人情 或是基于亲属关系，或因地缘关系而产生，加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及民族医师对社会地位、被尊重的需求交织在一起，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促成和谐随着乡村社会传统结构不断变化甚至解体，“人情”在医疗实践中被动的转向“体制”，并逐渐淡然，原来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市场机制下遭遇重构。在田野调查中，很多民族医师对医患关系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他们根据自身的经历，认为“看病”并非当代社会单一的理解为病人主动找医生，很多时候还表现为医生主动给病人看病，由此形成的医患关系是双向的。民族医师平日169里看到村里某个老乡身体发生异状而本人没有察觉或没有来找自己看病，自己就会主动为其看病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治疗。这是作为医师自认为的本能反应，也是他们觉得非常骄傲的地方。而这种“主动的双向关系”是民族医师与当地社会群体日常互动的一种实在表现，也是基于人情积累，在地方社会树立自身威望和地位的途径。然而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这种“双向主动性”与“人情”都很难看到了，甚至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中，过度的市场化让医者和患者更多关注的是医疗实践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由此凸显的金钱因素成为引发医患矛盾的常见因素。如转人体制内的民族医师就谈到“被规范化后”与患者之间关系，认为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如现在的挂号排队看病秩序，过去自已看病主要基于当地社会情境中自然形成的看病秩序，因而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来看病的人较多时，医师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相互谈论病情，在相对放松的情况下，有效地缓解了病人长时间等待的焦躁等情绪。对有特殊情况的患者，大家在这种情境下也会碍于“人情”而默认其优先看病权。当因时间问题无法当天看完病的患者，双方会再约时间看病，甚至医师会直接去患者家中为其看病。这与现在通过挂号一对一进行看病的情境有很大的不同。传统情境中基于“人情”，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对看病秩序都有更大的包容性，而现在的挂号秩序缺少“人情”的调节，医者和患者很多时候因为看病过程中的费用、时间及态度等问题不能彼此理解和体谅而产生医患矛盾。3.药用资源问题鲜药即指用新鲜植物或动物不经干燥等加工炮制而直接人药，习用鲜药防病治病是民族医药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9 。这一特色的形成源于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所处生态环境及本民族的信仰等。从湘黔边区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的医药文化来看，因历史、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原因，人们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与外界交流较少，直至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改土归流”，才打破了原土司制度下的封闭状态。这为湘黔边区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形成和发展本民族的医药文化创造了环境条件。一方面，南方山地优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鲜药品种多且容易获得。另一方面，从湘黔边区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的信仰来看，长期“靠山吃山”使得其对自然的依赖更强烈，并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而鲜药作为“生灵之体”，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相信其“灵性”可以有效去除人身上的污移之物，能够达到治病和强身健体的功效。也正是基于鲜药的“灵性”。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对鲜药的使用方法也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或直接碾碎用来外敷，或直接加水熬煮饮用，或直接携带身边或放置房间以保证其最大的灵性，从而达到守护健康的目的。虽然湘黔边区苗、侗等山地少数民族对鲜药的“灵性”解读可能偏于迷信，但从现代药理研究结果来看，鲜药相比经过干燥、炮制等加工程序的药物，因保持了药物的天然活性，其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药效更好10。因此，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民族医师对鲜药格外中意，在本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中，对鲜药的识别、采摘和使用等成为其重要技能和优势所在。鲜药在使用中受时间、空间等多种限制，长期以来为方便药物的运输、保存和使用，医药行业多对鲜药进行炮制加工，特别对于城镇的地理、生态及社会环境来说，鲜药的使用更加困难。与城镇环境相比，乡村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是鲜药的“自然储存库”，这也使民族医师能够在乡村更好地发挥自已的医疗技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自然环境在现代工业、产业等规模化规范化下，整体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极大影响了“鲜药”的生长环境。很多民族医师感叹现在环境变了，上山根本采不到多少药了，甚至以前常见的药，现在也很难采摘到,尤其是一些关键草药，现在不但难找了，而且还发生了“变性”：药性减弱或者根本达不到治病的效果，因而即便采到了药，很多鲜药药效与过去根本不一样了。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进行封山育林，这也使上山采药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人工鲜药的规模化种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药用资源的使用，但人工环境下生长的鲜药药性还是与野生的药性有一些区别。民族医师们表示，在现代化和市场化下，野生医药资源因其药性好，一直以170来受到市场的青睐，常被药贩子们连根拔走，在利益的追逐中根本没有考虑鲜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而上山采药对医师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医疗活动，在长期实践中，围绕上山采药已形成了一套传统规矩，如上山采药前需“拜山”、“藏身”，采药过程和方式方法也有讲究，如“采大不采小”“留母株”等，以保证鲜药资源的可持续性再生。随着上山采药环境的改变，很多鲜药资源难以获得，大幅增加了鲜药获得的成本，民族药用资源状况堪忧，使得民族医师的医疗实践活动和治疗效果受到很大影响三、民族药文化在当代乡村的传承与发展1.立足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内部视角民族医药文化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产物，而非直接源于现代医学的概念框架。只。”17-9 2 但当前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主体却是以现代医学概念的规范化来直接界定的，这造成了地方上很多文化低但经验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人因无法通过现代医学的标准化考核而被排除在国家医疗队伍之外，这显然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民族医药文化作为传统性、地方性的文化产物，其传承主体的界定标准，应多从本民族内部的视角及其文化体系来进行衡量考虑。换句话说，其界定更多应是来自本民族群体的认可，而非以现代医学规范化的医师执业资格考试来决定，毕竞标准化资格考试往往需要应考者通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学习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但大多数土生土长的民族医师，或是自幼得到家族的传承，或是因机缘巧合拜师学习到民族医药文化，以传统师承方式经过常年实践获得自身经验的积累。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医药知识和治疗经验，并不能以简单量化或规训的方式作为其医师身份的认证标准，并且在以西医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看来，民族医师凭实践积累经验取得的疗效并不能被证明是完全可信的，也不具备普遍性，甚至认为这种只停留在经验积累上的所谓科学性是远远不够的。但在当地人心中，能医治好病、经验丰富的就会被大家认可为真正的“医生”，尤其是对于广大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而言，当地医药资源有限还不能满足当群众的医药需求，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大家的病痛问题，自然就会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这也是历史发展对乡村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主体的界定或认定问题，也是如今面对广泛散落于乡村地区的民族医药理论、实践体系及传承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该如何被组合起来并实现国家认可的规范化、体制化的热点问题。其中所涉及的规范化的适应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是规范化来适应民族医药，还是民族医药被规范化？在当前很多被规范化的情境中，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多种窘境12】。显然“规范化”还需要考虑遵循民族医药历史、地域、民族及传统等特点。因此，以地方的、民族的内部视角来理解并界定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主体，是遵循民族医药文化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推动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前提，并且以地方的、民族的内部视角来探讨民族医药文化，实质也代表了对当地社会群体的尊重，他们作为民族医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能为民族医师提供有利于医疗实践的社会情境，从而实现民族医药文化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发展2.注重身体实践的理念模式对于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加大力度以文字的方式将散落于民间的单方、偏方及验方等收集整理外，还要注重挖掘、整理身体实践的理念模式，这是隐含于民族医药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实现民族医药文化有效传承的关键点之一。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民族医师的权威性很大一部分来自自身不断的实践积累。例如，上山采药是民族医师基于自身长期实践，对大山中的生态资源进行认知识别、选择和分类后，再结合患者的体质特征，运用于医疗实践的。在田野调查中，很多医师表示自己所传承的真正的医药知识，特别是对草药的认知和使用都是通过身体力行积累而来的，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对于现在很多书本中或传统药方中记载的草药，他们认为并不是完全真实和可靠的，还要经过亲自实践去验证。因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很多草药的品种、药性及生长情况都发生了改变，完全按照书上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即便是比较熟悉和常见的草药，在实践经验丰富的民族医师手中经过相应的处理，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医师们171还喜欢相互交流自己的实践经验，即相互交换信息，也可借此提高自身的权威性。例如，在山中哪些特殊的环境可以找到珍贵稀有的草药，哪些草药在药性、品种上发生了变化，以及如何使用、如何进行相应处理等。民族医药文化的实践性非常重要，毕竞书本上的知识比不上实践中亲自接触、认知来的真实，这也是民族医师在长期实践中达成的共识。特别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疾病的种类和病因复杂多变，只有置身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又不断创新实践，才能获得有效的治疗方案。民族医师也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努力汲取其他医学知识和诊疗方法，将其运用于传统的民族医药治疗中，从而提高疗效。这是民族医师的实在之处，也在以疗效为重要目标的实践中凭借民族医药的包容性，推动着民族医药的发展。另外，民族医师的医疗实践还包含对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这在上文中讨论过。民族医药中建立的医患关系，是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而贯穿于整个医疗实践中的，这与当代建立的很多医患关系是明显不同的。基于“人情”，民族医师不仅仅会针对患者的现有病情看病治病，还会尽可能地收集和与患者交换相关的信息要素，以便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上与患者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医师威望的树立和获得人们的尊重也正源于这种“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民族医师眼中，医患关系是双向互动性的，民族医师于实践中积极主动地建立和维护好这种关系，这样的实践理念也体现在他们平时的言行中。例如，鉴于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保守性，很多人会认为民族医师对于自己习得的药方是各嵩、不外传的，但实际上，很多医师表示除一些特殊的保密的药方和配套治疗方法外，他们会将一些方便好用的日常药方及简单治疗方法教给他人，让更多人能受益。按这些医师自己的话来说，这都是积德的实践，还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另外，民族医师在就诊中，对看病秩序的弹性处理与包容，其实都在无形之中提升了民族医药的普及度以及当地民族群众对民族医药的依赖度，基于这样的实践理念与模式，民族医药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传承与创新发展当然，民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医师个人医疗实践的结果，还要依靠集体实践的积累，而无论是个体实践还是集体实践，都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一套身体实践的理念模式，这需要我们深入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中去重新认知、挖掘和整理身体实践蕴含的理念模式。3.维护好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族生境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仅需要保护好其主要传承载体一一民族医师，还要对孕育民族医药的整体环境加以保护。从文化层面来说，这种整体文化环境的保护可借鉴“民族生境”的概念来理解，包括各民族所处特定自然空间中自然特性构成的自然生境，和围绕该民族周围全部社会实体构成的社会生境竞（13 11从自然生境的层面来看，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空间和其中特有的生态资源就是民族医药生产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民族医药浓厚的地域特色就是其特点和优势之所在，也是医疗实践所具有的“地域限制”，体现了民族医药对所处自然生境的依赖。随着上山采药环境的改变，很多传统鲜药资源的获取难度加大、药性发生了改变，这对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非常不利，因而需要我们重视并加强对各民族自然生境的保护，其实这也与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乡村振兴中，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维护好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可持续性发展，也会推动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民族医师要利用地域优势开展实践疗愈，其实也是在强调更好地利用本地生态环境资源来维护当地群众的健康，与此同时，让当地群众意识到自身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从而自觉维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从社会生境的层面来讲，民族医药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于当地民族群众能自觉意识到本民族医药文化的重要价值和自己的文化主体身份，担当起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保护者，并能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以习俗和行为习惯延续的方式实现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也是民族医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方法中成本较低、稳定性强、可持续性的长久策略。因为民族医药文化内涵的理念中，更注重追求和谐统一，强调172白洁）（责任编辑的是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平衡”，认为“失衡”是导致疾病的最主要原因。基于平衡,其核心理念并不是等到人身体上以及精神上“失衡”了再医治，而是要注重如何一直让人们的身体处于“平衡”状态，这与中医文化的理念是相似的。从保持平衡的视角来看民族医药文化，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养身保健文化，通过保健在生活中及时排除失衡的情况。所以民族医药文化已经成为当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俗或行为习惯，更能实施其核心理念。当然，当地民族群众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也需要外界社会主体和环境的支持。这需要包括政府、学者、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更多社会主体立足于地方的、民族的内部视角加以认可和推动。在民族医药传承者的界定中，政府相关部门要以地方的、民族的视角制定和完善民族医师资格认定方法；在民族医药理论、实践体系规范化及体制化的进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多给予弹性政策，保持民族医药的特殊性和可持续性，专家学者也要多予以关注和技术支持，包括系统性挖掘和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医药文化等。在鲜药等药用资源的临床实践中，企业和社会组织则可给予资金、辅助设备等财力物力支持，借鉴当地少数民族“林粮间作”的传统生计方式，进行林下套种模式培育半野生草药。在有效药方和疗法的分享中，政府需要通过相关政策办法保护好民族医师的切身利益，从而确保民族医药文化能得到较好的传承与发展参考文献：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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