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张力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pdf

31文章编号0292(2023)04-0031-09文献标志码：A中图分类号：B0-0No.42023Gen.No.240NINGXIASOCIALSCIENCES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4 期总第2 4 0 期马克思哲学的张力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刘雄伟，刘诗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 3 0 0 0 0）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研读马克思哲学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决定论与阶级活动的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不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因而不仅没有陷入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悸论之中，反而真实地发掘了这一张力关系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革命性意义。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不仅为重新评估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提供了新的启示，也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李大钊；毛泽东；高清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解决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历程，就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说“两个结合”，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伟大的“第二个结合”，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和“最大法宝”。让我们先从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谈起。在马克思哲学中，唯物史观的决定论与阶级活动的能动性构成了一种相互背离的张力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坚信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并宣称资本论已经发现了这一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现存世界，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尽管人们总是以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来掩盖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这种张力关系，但这一张力关系在马克思哲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被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所强化。因此，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解决构成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隐性脉络，当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一、中国2 0 世纪早期对马克思哲学张力的处理20世纪早期，李大钊是第一个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 9 1 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作者简介：刘雄伟，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刘诗源，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本论与虚无主义”（项目编号：2 0 2 0 QY02）32篇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的标志性文献中，李大钊明确指认了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存在。李大钊说，“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一一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一一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1 1 3 0。尽管李大钊也承认马克思对于自己理论内部的这种张力“有自圆的说法”，但终究还是觉得他的这种自圆其说“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李大钊采取了同第二国际完全相反的解释策略：强化阶级竞争的能动性而弱化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李大钊说，“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避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1 3 2。很清楚，李大钊明确反对那种坐等社会主义来临的消极论调，极力凸显劳工阶级的革命斗争，甚至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李大钊之所以会强调劳工阶级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是因为在他那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并不是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历史大势或历史趋势，因而它理应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换句话说，马克思唯物史观原理乃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旨在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念，让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已所从事的革命行动顺乎天道、符合历史时势。在稍后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提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1 2 1。李大钊以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巧妙地激活了劳工阶级革命斗争的能动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人中国之后很快就落地生根，成为一股变革现实的巨大思想力量。李大钊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巧妙处理，与其早期所受到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李大钊本学政法出身，再加上当时“天演论”的热潮已过，因而他对进化论等西方思潮一开始并不敏感。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中西文化之差异的理解中看出来。在撰写于1 9 1 8 年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是进化阶段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只是形态特征和倾向的不同而已。李大钊说，“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2 1 3 1。很清楚，李大钊在其思想形成初期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调和论者，而非一个西式的线性进化论者。这一点显然更符合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不过，不久之后，李大钊的思想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主张调和走向力主革命，并以进化史观来为革命辩护。在写于1 9 1 8 年1 1 月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强调，民众无需恐慌革命所造成的种种艰难，因为“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 2 1 2 5。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此时虽然接受了进化史观，强调历史进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但他所理解的进化史观依旧不是西式的线性进化论，更多地同传统心学有些关联。李大钊说，“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2 1 2 5 5。另外，李大钊本人对社会进化的理解，也同上一代人不同，因为在他那里，33社会进化的后果不是弱肉强食，而是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李大钊说，“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狗 弱 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昔。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2 1 2 6 7。O李大钊此时的史观虽然并不是完全西式的，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接受了进化论，而这也就为他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1 9 1 9 年，李大钊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就像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一开始就不那么“纯粹”一样，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是机械决定论的。在李大钊看来，人性抑或他所谓的“民彝”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的根据就在于“吾人心理”。李大钊说，“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1 2 0。最终，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为人生”的人生观，而不是那种流俗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对此，迈斯纳说得好，“这是由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能动论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转向唯物史观就放弃能动论。他不过是为了适合自己关于人的意识和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的观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3 1 6 0-1 6 。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对李大钊的熏陶，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能动论阐释，从而也使得他在处理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时选择了扬阶级竞争的能动性而抑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理论策略。应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能动论阐释，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按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哲学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既然德国古典哲学，包括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青年黑格尔派，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都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那么，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抹杀人的能动性，而只能是一种强调人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哲学。然而，吊诡的是，第二国际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完全忽视了人的主体性，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一种类似于法国唯物主义那样的哲学，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它将原本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主义推广到了社会历史领域而已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与其说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还不如说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全盘继承，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由此而被彻底遮蔽了。李大钊虽然没有接受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系统训练，但却借助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对马克思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使得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大地上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李大钊对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性解读，本身就表明中国古代实践哲学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天然亲和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应时顺势地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引入中国，力求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也使得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彻底贯彻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能否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改变这个具有决定性的物质世界？显然，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不可能更好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为此，瞿秋白刻意区分了决定论和宿命论，认为与神学的宿命论不同，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决定论已经为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人类可以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有的放矢地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实现自身的自由。瞿秋白说，“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4 2 9 7当然，需要强调，瞿秋白虽然已经微妙地意识到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强决定论体系的深层症结，因而试图对其作出某种修正，但却并没有在整体上扭转它的强决定论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来就奠基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因而它在实践上不仅没有产生第二国际那样的消极后果，反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成为广大无产阶级尤其是革命青年，变革现存世界的实践指南。此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通俗化宣传，也空前地激发了中国青年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决定论体系最终能够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某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它真实地切合了中国改造现实的需要34二、毛泽东解决马克思哲学张力的实践智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又是一位集大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然，毛泽东本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最为关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应用，至于它在逻辑上的自圆，则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借用马克思对宗教和思辩哲学的批判来说：理论在原则上必须围绕实践旋转，而不能反过来让实践围绕理论旋转，因为实践的成功才是最为重要的目标。但这样一来，由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所折射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就成为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了。当然，毛泽东又与那些纯粹的政治实践家不同，他并非没有思考过如何把实践优先于理论的原则以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除了自己发愤研究哲学外，在每个时期都极力号召全党提高哲学修养，并身体力行给部分学员讲哲学。毛泽东一身兼具实践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使得他的实践哲学虽然是源于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研读，但却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模仿，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对这一以解释世界为旨趣的哲学体系表示认可，尤其是对李达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底本所编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赞不绝口。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作出了大量的批注，有时甚至还会提出严厉的批评。例如，毛泽东就曾借助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词典明确批评过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5 1 8 6 5。O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毛泽东最为不满的是其中能动性原则的缺失，换句话说，它完全以决定论的观念掩盖了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张力关系。为此，毛泽东在研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不再一味强调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而是集中探讨了如何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并进而发现了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维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了人的能动活动的合规律性的重要意义，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话，必然要遭遇失败；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提出，强调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合规律性，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消极怠慢，被动适应环境，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内在诉求。毛泽东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6 1 4 7 7。7。可以说，毛泽东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日趋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凸显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而弱化了唯物史观的决定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有关人的实践活动与客观物质条件之关系的思考跃迁到了对人的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上。这是毛泽东本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理论贡献。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实践内容的唯物主义论断。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 1 3 3 这一重要论断意味着，只有在解决任务的客观物质条件具备时，人类才会出现特定的实践；反之，如果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出现的话，那么，人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物质条件与实践内容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但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他逐渐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方面，在法国这个物质条件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如巴黎公社，只是县花一现，并没有取得革命的预想效果；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物质因素并不充分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反而十分活跃，甚至日益被提上了实践日程。为此，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在努力弱化唯物史观决定论观念的同时，开始探索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作为革命家，毛泽东虽然也关注物质条件与实践内容的复杂关系，但却不再把它单纯当作一35个理论问题，而是把它具体转化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对于毛泽东来说，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条件已经不再是必须予以消除的二元对立，而完全成为了可以并存的双重视角，也就是作为实践智慧的实践哲学在解决实践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二重结构。这种双重视角或二重结构又具体地表现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特殊性的“主要的矛盾”及“主要的矛盾方面”,以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认识论上。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实践智慧虽然能够很好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但却很难构成理论理性所追求的基于单一理论原点的哲学体系。事实上，毛泽东对人的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考量，也很少在其专门的哲学论著中表述出来，而只是在各种关涉具体政治军事行动的论著中不断阐释和发挥。葛兰西曾经说过，“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去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正是必须从这里去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一种往往不是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 1 8 3 1 7。这一点对于毛泽东来说尤其明显。李泽厚曾指出，“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9 1 4。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6 1 4 7。毛泽东这里是在讨论军事战略的问题，但将它看作是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实践处理也是非常适当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决定论体系，进而触及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张力关系，同样与他先行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倾向密切相关。在延安采访毛泽东之后，斯诺不禁感慨：“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人的研究。”1 0)6 s我们知道，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受到心学的极大影响，强调“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 1 2 3 1。这一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宇宙之我”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当然也更迎合了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的需求。毛泽东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可以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心学元素为他后来反思苏联哲学教科书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勇气。除了心学之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践精神也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养分。中国古代哲学历来具有重视实践的思想传统，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人则更是将古代哲学中注重实践的思想传统进一步提升到经世致用的原则高度。经过清中期章学诚的系统总结，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在近代一直延续下来，尤其是在湖湘学派那里得到了发扬。毛泽东生于湖湘之地，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因而在青年时期就体现出注重“以实事程实功”的思维特质，始终把自已哲学思考的核心落实到如何实践和行动上。毛泽东说，“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1 1 2无论是心学还是明清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潮，无一例外地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这就使得毛泽东在研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决定论体系时，总是不自觉地基于自身的先行之见作出批判性的注解，最终不仅触及了马克思哲学固有的张力关系，而且还以自己独特的实践智慧化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三、改革开放以来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案同李大钊一样，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阶级斗争学说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阶级斗争是最能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客观地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阶级斗争学说曾一度起到36非常积极的作用，它直接充当了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在根本上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的革命运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实践的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失去了昔日的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则是马克思以人为主体而以自然界为客体的实践哲学。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阐释中，重新考量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并进而建构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开放初，高清海就意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书信的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并先后撰写了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论通信的特点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书一信介绍和马克思论个体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一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论书信介绍。在后文中，高清海基于对马克思写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的解读，重新思考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与历史规律的决定论的统一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首度回应。在高清海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把历史规律放到人的活动中去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去发现人的活动的规律，从人的活动自身找出决定历史过程的客观因素，而不能在人的活动之外去寻求什么决定历史的根本原因 3 。这一论断直接针对的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对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割裂。众所周知，由于受到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人们在考量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时，历来总是首先讨论历史规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进而探索人的活动在历史规律面前有何作为的问题，而始终无法将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内在地统一起来。高清海主张“把历史规律放到人的活动中去理解”，就是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方案来弥合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张力关系。既然历史规律应该放到人的活动中去理解，那么，如何理解人的活动的规律呢？在稍后的论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探进断想之一一文中，一高清海专门思考了人的活动规律的问题。高清海指出，虽然人的活动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但却不能由此反过来完全从自然世界的观点来看待人的活动，因为自然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因果性的必然规律，而人的活动则具有鲜明的合目的性的特征。换句话说，人的主体性活动已经在自然世界的因果链条中插人了目的性，从而使得因果性的必然规律具有了某种自由规律的性质。“目的导源于规律，却不能归结于规律。”1 4 因此，在本质上讲，在属人的自然世界中，支配人的活动有两个尺度，即外在的对象性尺度和人自身固有的内在尺度，“两个尺度是对立的，但只有使二者统一起来，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目的”1 4 。高清海由此引申出，各门具体的科学着力回答合规律性的问题，而哲学的任务则是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中探索人的活动的特有方式。为此，哲学就不能只讲规律不讲目的，或者只讲目的而不讲规律，而“必须着重去回答和解决如何对待和处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的问题”。这样一来，高清海就把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转变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了高清海还结合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具体揭示了人的活动规律。在他看来，以群体为本位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适应了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可以看作使人类活动从自然存在走向类存在的过渡性质的原始形态；以个体为本位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表面上看起来割裂了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实质上却使得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和相互的依赖关系，因而它适应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如果说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是从一个极端形态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态，那么第三种形态就应当是它们的极端性的扬弃，而同时又以它们为存在内容和构成环节的合题，这就是类本位形态。”1 5 高清海坚信，人的类生命活动的自觉在今天已经不再是遥不可期的理想，而已然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追求和奋斗目标，与这种类本位相匹配的哲学，只能是类哲学。高清海对马克思“三形态说”的阐释表明，历史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本性一一类活动和类本性不断实现的过程。这就通过将历史规律回置于人的活动规律而解决了马克思哲学固有的张力关系。37表面上看，高清海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弥合，以及对人的活动规律的思考，只同马克思哲学相关，但实际上，这是对中西哲学传统的一次真正融通，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高清海曾指出：“中国哲学家较少谈论天的问题不是因为别的，这同他们把人伦和天道视为天然同一东西的观点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人本来合一，物我原属一体；而且天的一切都体现在人的身上，人伦正是天道的现实的显露和展示。1 6 如果把高清海有关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特质的概括放到对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之张力关系的思考上来的话，那么，解决这种张力关系的思路就是：不要割裂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必须要把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放到人的活动上来，因为人的活动本来就是历史规律的显露。很清楚，中国传统哲学的运思路向在高清海解决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另外，高清海有时把马克思的“三形态说”解读为从“天人合一”到“天人相分”再到“天人一体”的历史进程，本身也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诚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是仅仅町着高清海晚年发表的那几篇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文，而是把目光放远放宽，从其整个著述特别是2 0 0 4 年出版的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篇来看，这一点就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整体而言，类哲学的思维特质 和精神意境”更像中国的传统哲学而非西方哲学（也许古代的苏格拉底、近代的斯宾诺莎、现代的施特劳斯是个例外）,即它不仅是知识，更是生命的体验；不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做人之道”1 7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逻辑来看，高清海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处理，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哲学发挥。毛泽东虽然力求把实践优先于理论的原则以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归根到底他同那些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质上讲，毛泽东更加符合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精神气质，他对经院哲学充满拒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虽然为了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批判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决定论体系，进而最大限度地凸显人的能动性，但对人的能动性的哲学阐释，则并不是他本人真正要努力的方向。与毛泽东不同，高清海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改造现实社会，而是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问题。为此，高清海自觉承接了毛泽东对人的能动性的弘扬，在哲学上进一步系统阐释了人的类本性，进而提出了“人是哲学的奥秘”等一系列哲学命题。高清海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决定论体系的不满，及其身体力行的哲学变革，说到底是在处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问题。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所遗留的哲学事业的深度延续。当然，改革开放后，除了坚持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主流之外，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问题。黄楠森的人学研究实质上也是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黄楠森说，“人学的位置在历史观（一般社会学）和各种的人的科学之间，它低于历史观而高于各种人的科学，因此，人学的研究必须以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指导，以各种人的科学为基础；反过来说，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研究应以人学作为自己的基础之一，各种人的科学的研究也应以人学作为自己已的指导 1 8 。显然，人学在黄楠森那里作为历史观或历史规律和关于人的具体科学的中介，旨在实现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同样，陈先达在考量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时所提出的“界线”意识，也体现出弥合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理论努力。陈先达指出，历史规律虽然在运作机制上同自然规律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历史选择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关键是要区分人的行为的选择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线 1 9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开始发生深刻的范式转换，在逐渐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决定论体系的过程中，日趋形成了鲜明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四、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来关注的理论话题。通过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解决，人们能够更真切地体会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特的理论贡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38没有实现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弥合。具体来说，第二国际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唯物主义阐释，形成了系统的决定论思想，而卢卡奇等人则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近黑格尔解读，鲜明地突显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面对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张力时，同样采取了强调革命实践的能动性而弱化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理论策略。葛兰西之后，阿尔都塞又重新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捍卫，批判了时兴的人道主义革命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游离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抑或革命实践的能动性一端，而无法把二者内在地统一起来，实质上只是表明它并没有真正摆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有关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悖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上来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的，因而不仅没有陷人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悖论之中，反而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不断发掘了这一张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革命性意义。无论是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和毛泽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不仅为重新评估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提供了新的启示，也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提供了新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被明确提出之后就产生了。1938年1 0 月1 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并强调马克思主义需要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尤其需要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这一课题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针对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叶青就曾指出，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马克思主义，只是尝试了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因而并没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叶青甚至指出，“毛泽东们对于辩证法和物质论是根本不能应用的，因为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1 2 0 1。叶青的这一错误观点很快就受到了艾思奇等人的反驳。然而，这一论调却并没有由此而销声匿迹。不少对跨文化的哲学融合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依然在质疑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杨耕等人试图通过剖析中国古代哲学的素朴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来展示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然亲和性。王南同样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内在契合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这些理论努力虽然都为人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提供了深厚的学理基础，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异议无疑，无论人们在学理层面如何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但不得不承认，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已经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实现了十分成功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经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存在一百余年了。这就启示人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不应该一般性地拘泥于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结合点，更不应该纠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文本的具体比较上，而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理论反思，揭示它的发展逻辑和运作机制，总结它的经验，规范它的道路，推动它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在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辩证唯物论者，但他们早期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不会因为思想的转变而彻底清洗掉。改革开放以来的那些出色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虽然不再像李大钊等老一辈哲学家们那样从小受到系统的中国哲学训练，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元素无疑也早已经深人他们的灵魂深处了。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因子恰恰也构成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见”，并随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生成而不断实现自我扬弃，深深地沉淀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终成为他们哲学观念的组成要件事实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先行具有的传统哲学元素，不仅没有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障碍，反而使得他们开辟出了一条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和运思路向。这一点在对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处理上，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39刘家俊）（责任编辑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选择偏居于决定论或意志自由一端，而是内在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进而真实地发掘了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真正做到了“回到马克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作出根本性的拓展和深化，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侵染，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资源和运思路向，尤其是中国古代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俞吾金曾通过文字源流上的考辨提出，“在汉语中，人从来就是天”的一部分。换言之，中国人对天的思索从来就是奠基于对“人 的思索之上的”2 1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境中，“天”是以人的生存活动为前提的，是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而人们决不能以外在的方式来理解天人关系，而应该把天看作是人的生存活动得以展开的境遇。正是基于这一运思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时，并没有陷入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案白，而是自觉从人的活动出发来解释天人关系或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进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解决马克思哲学内在张力的历程也表明，只有真正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伟大的“第二个结合”，才能在根本上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代的丰富内涵，才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考文献：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6.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6.3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 9 8 9.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8.5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 9 9 6.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8葛兰西.狱中札记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0.9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8 8.10斯诺.西行漫记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7 9.1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9 0.1 2 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 8 8.13高清海.马克思论个体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9 8 1（6).14高清海.论哲学观念的变革：哲学探进断想之一 J.哲学研究，1 9 8 7(1 0).15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类哲学”引论 J.学术月刊,1 9 9 6(2).16高清海.人的天人一体本性：转变对“人”的传统观念 J.学术月刊,1 9 9 6(3)17王福生.高清海类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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