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在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pdf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Xidong Area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MO Yu鄄xiang1，ZHANG Zhen鄄xing2（1.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00；2.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700）Abstract：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Xidong areas entered into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during which Buddhismplayed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as military conquest.Because Xidong people believed in witches and the cause and effect，the Songgovernment sent Buddhist and established temples to persuade Xidong people.Local people，especially the Xiang clan，also broughtin monks to disseminate the ideas of Buddhism and consolidate national，political，and cultural identity.Buddhism played a crucialpart in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Xidong areas，and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e.Key words：Buddhism；Nationalization；Xiang clan论佛教在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莫宇翔1，张振兴2（1.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2.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贵阳 550700）摘要：北宋时期，沿边溪峒地区被纳入国家化进程之中。在该进程中，除却军事征服外，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溪峒地区群众信仰“巫鬼”，畏“果报”之说，宋廷派遣佛教人士进行劝谕，并于溪峒地区建设寺庙，宣谕劝化溪峒族群。溪峒族群也利用佛教，引入佛教僧侣，表明自身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其中尤以向氏为著。关键词：佛教；国家化；溪峒向氏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粤文章编号：员远苑员原怨苑源猿（圆园23）03原园园园7原园7收稿日期：2023-02-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作者简介：莫宇翔（1999），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少数民族史。张振兴（1984），男，湖南株洲人，法学博士，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南方少数民族史。佛教在北宋社会生活中占据极高地位。北宋开国之初即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其后历代帝王多沿袭该政策，社会弥漫“崇佛”之风。“崇佛”政策之下，北宋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尤以闽中、两浙为盛。吴潜 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1湖南虽就僧寺数量而言不如两浙、闽中地区，但潭衡地区佛教发展亦为可观。笔者翻阅史料发现，在湖南禅宗临济宗独盛的背景之下，佛教在北宋对沿边溪峒地区的开拓及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时期沅、资二水流域生息着大量溪峒族群，相较宋廷治下的潭、朗诸州之地而言是为边地，因此被称为沿边溪峒。该地区主要囊括资水流域的梅山地区以及沅水流域的南、北两江地区，即为本文所探讨的地域范围。回顾以往研究，连瑞枝在 僧侣 士人 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中关注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佛教构建官方意识形态以维护统治；张伟然在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中对湖南佛教的分布变迁进行了初步梳理，但其时间限度仅在唐代以前，对两宋以后湖南佛教鲜有涉及；还有研究将宋代溪峒文化治理措施归结于“开庠序，明礼乐”以及“远俗勿问”和尊本土之法，没有探析佛教在宋代对溪峒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即使有所关注，也主要依据方志记载，对宋代溪峒地区佛寺情况进行概览，缺乏具体的考辨2。基于此，本文拟探析佛教在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一、佛教在北宋开梅山过程中的作用溪峒族群多信仰“巫鬼”之说，官方多目为“淫第 42 卷第 3 期2 0 2 3 年 6 月怀化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Vol.42 No.3Jun.2 0 2 3祀”。溪蛮丛笑 中“仡佬裙”“羊栖”“走鬼”诸条皆有载。佛教亦在溪峒族群此种信仰传统之中得以发展传播。对佛教在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的考察，学界研究多集中在梅山地区，已论述颇深。学界以往研究论及在溪峒开拓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佛教僧侣，多归于沩山颖诠禅师以及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史载：“五代寖衰，梅山且为瑶僚所据，寺化戎莽。宋崇宁间，章惇平梅，置安化县，而瑶阻声教。沩山颖诠禅师，偕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用佛法化导，皆稽颡奉约束。”3据史料记载，颖诠为黄龙南禅师法嗣，归入南岳下十二世，属临济宗；绍铣为北禅贤禅师法嗣，归入青原下十世下，属云门宗4；宝理未见相关记载。除却僧侣之外，宋廷借用佛教开拓梅山地区过程中实际还有佛教另一类人士“居士”的参与。史载：“（苏轼）过太平州，见郭祥正，言：尝从章惇辟，入梅山溪洞中，说谕其首领。”5郭祥正，字功父，亦作功甫、公甫，太平州当涂人。熙宁五年（1072），任武冈县令，并权邵州防御判官任，时章惇筹划开拓溪峒，正入章惇幕中参谋。由于惇以往研究多强调章、蔡烨及上述佛教僧侣在开拓梅山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因此郭祥正在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鲜有涉及，但郭祥正本人对其功绩多有夸耀。其 将归行 记：“男儿四十无所成，可怜鬓发霜华生。长书朝奏夕命相，此事故非言不行。低徊却入邵陵幕，梅岭招降建城郭。论功第一遭众谗，断木浮沉委满壑。”6郭祥正将开辟梅山首功归于自身，在 昨游寄徐子美学正 中亦言“到官未三月，开疆预参谋。招降五万户，结田使锄耰。论功辄第一，谤语达冕旒。得邑敢自诉，断木当沉沟”7。郭祥正如此标榜自己，并非只是自傲使然，也有其现实缘由在内。郭祥正除却朝廷官员的身份之外，受当时世风以及个人际遇的影响，其与佛教人士颇多交游，在佛教之中亦颇有地位。郭祥正与当时潭衡地区僧侣交游密切，这有 同刘继邺秀才游岳麓登法华台呈如水长老 道林寺送别崔提刑 游云盖寺 游鹿苑寺诸文可证。不仅如此，其载于 五灯会元 居士之列，为白云端禅师法嗣，归入南岳下十三世，属临济宗8。由于其与潭衡僧侣关系颇密，尤其与在章惇开梅山过程中出力颇深的沩山密印寺同属一宗，概于史籍记载之外尚有交游，其归开拓梅山首功于自身，或可理解。对于佛教在溪峒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郭祥正有清晰认识。其 武溪深呈广帅蒋修撰 载：“如今天子治文明，柔远怀来不用兵。武溪无淫亦无毒，清与沧浪堪濯缨。临泷更忆昌黎氏，始末缘何不相类。能言佛骨本无灵，可惜咨嗟问泷吏。”9此篇郭祥正用韩愈 泷吏 之典对韩愈谏迎佛骨之举暗带贬义，以对比突出神宗“熙宁开边”借由佛教怀柔远人不用刀兵之利。郭祥正如此强调佛教在宋廷开梅山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是宋廷借由佛教怀柔远人有其具体实践措施。这不仅在开拓梅山过程中，也在其后对梅山溪峒的安抚上有所体现。史载：“惇辟宁乡令毛渐往莅之，度岩险控扼处，建寺者五，意以为猺人畏罪福报应，因俗以教，使之瞻仰而默化。”10关于此时梅山地区佛教流传的情况，五灯会元 中仅有“安化闻一禅师”一例。安化闻一禅师，其驻锡地即在毛渐所建五寺之一启宁寺。闻一禅师为隆庆闲禅师法嗣，归入南岳下十三世下，属临济宗11。佛教在宋廷开拓梅山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褒扬相关参与者，宋廷对有功的佛教寺庙大加奖励褒扬。首先是经济上的优待，史载“惇凯旋。曰：信知佛法灵验。赐遗甚厚，特奏免本寺诸科差徭”12。其次为名誉上的褒扬，大沩山古密印寺志 载：“宋时宗风炽盛，代起灯幢。神宗皇帝特降御书，建阁藏之，曰御书阁”。13所谓“御书”，为皇帝对一些具有卓越功绩的臣子或有浓重历史的佛寺所赐自身笔墨，以示亲近褒扬。郭祥正对此亦有所阐发，“皇帝乃留神翰墨，龙踪天画，充盈内府，或赐近臣之家，或颁名山洞府之寺观”14。密印寺所藏神宗御书，或是为表彰密印寺在开拓梅山过程中的功绩所赐，以表帝王赞扬。御书在溪峒开拓过程中亦多有运用，并非密印寺单一特例。史载：“广南西路经略司言：已自融口通开石门溪洞路，欲与新路侧创僧寺，化谕蛮人。乞给度僧牒五道及降御书，岁度僧一人。从之。”15宋廷开梅山过程中运用佛教教化手段，不仅稳定了对于梅山地区的治理管辖，还给当地区域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梅山开拓后，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多信佛教。佛教与梅山当地民间信仰合流，如今尚存留大量佛教木雕神像，代表性的有释迦牟尼、罗汉、观音16，反映了当地佛教信仰的发达。梅山当地方志虽以其信仰特点“信鬼巫，尚淫祀”为载，未及相关佛教信仰，但其节序记载有“四月八日为佛诞”，反映了其民间信仰佛教之风尚。即梅山周边的新宁，因“地接溪峒，山蛮崷崪”的地理位置，受此影响而浸染信佛之风。史载：“士民信佛者众，少食牛犬，输粮恐后，不敢欠逋。虽王风远播，宁邑渐化，大都习尚然也。”17基于安化与宁乡沩山的地缘关系，安化佛教活动实际与宁乡沩山密印寺关联密切，大沩山古密印寺志 中可见安化县寄庄僧户沩福田诸多记载，且安化人士多参怀化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 8 与密印寺务。史载：“（莲花庵）去寺右三十里官步桥下。宋时属沩山僧净室，久废。明崇祯年，安化令见行僧化宇于孔道旁，礼诵端勤，捐资拓建其地，置香火田石余，以田赋托之邑绅陶公，至今陶氏代输之，历来瞻给本庵常住，不相侵涉。”18不仅如此，大沩山古密印寺志 的撰修人士除邑人宁乡人士之外，安化人士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笔者认为，大沩山古密印寺志 中，安化与沩山密印寺关系如此密切的记载，实际也是北宋沩山密印寺僧侣在开拓梅山事务中出力颇多、功勋卓著所造成的佛教宗派传承历史记忆的体现。二、溪峒向氏对佛教信仰记忆的塑造北宋沿边溪峒地区除梅山地区之外，还有南、北两江地区。学界既往研究聚焦于梅山地区之时，尚对南江地区有所涉及，如“察访大师僧愿成”以及“吴天常请建佛寺”。上文所述佛教运用诸事实际都是在王朝中央对边地经略的框架之内，而溪峒族群位处边地也多借由佛教表达自身对中央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其中尤以溪峒向氏为著。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期宋廷对于僧侣在溪峒地区的弘法采取禁止措施，史载“（淳化二年）是年，诏荆湖诸州不得擅遣衙吏及禁僧道、举人、摄官等辄入溪峒”19。在禁止僧侣擅入溪峒传法的措施实行背景下，宋廷将佛教传播的主动权收归国家所有，使得相关溪峒地区人民求佛需要通过官方途径进行，因此溪峒向佛中自然带有政治色彩。宋史 中关于溪峒向佛的记载仅有向氏数则：（景德元年）富州刺史向通汉遣使潭州营佛事，以报朝廷存恤之惠。20（天禧四年）知古州向光普遣使鼎州营僧斋，以祝圣寿。21天圣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尝创佛寺，请名报国，岁度僧一人，许之。22向氏为溪峒族群大姓之一，史籍中多以营佛向化形象出现，其中缘由值得细究。此种面貌的呈现与向氏的政治策略是否有必然联系？据史料记载，溪峒族群大姓共有彭氏、舒氏、田氏、向氏、苏氏、杨氏诸族，各有其地，世代承袭，是为宋廷羁縻州。向氏诸州地望，前人已有考证，大致在南江地区，即今怀化境内23。有关向氏渊源，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通汉本青州人，唐僖宗时隔在溪洞，因母疾不茹荤，迄今三十年，语言与中华无异云。”24素食传统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色25，虽不能以此来界定向通汉佛教信徒的身份，但其“不茹荤”的饮食特色与其积极营佛的行为应是有关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相关材料中，有三个关键信息点值得注意：“通汉本青州人”“因母疾不茹荤”“语言与中华无异。”首先，因向通汉请宋廷对其母进行敕封，史籍对其母信息有所记载，“（大中祥符三年）十月，以前富州刺史向通汉为起复云麾将军，向通汉亡母晋安郡太君黄氏赠江陵郡太君”26。向通汉母亲为黄氏，上述“晋安郡太君”“江陵郡太君”为宋廷对其表彰封号，其真实籍贯不明。上引材料所载向通汉因其母疾而素食斋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向通汉转向佛教，追求精神上的皈依，以希冀其母的康复，亦有此种可能性。溪峒族群由于为边地族群，其语言往往与中华不通。其“言语侏离”，以至溪峒与省地交流之时，往往需有“客语”的存在作为沟通渠道。语言是两个族群交流交往的重要基础。溪峒向氏与中原政权进行交流，概将其本族群名称音译为汉语。后世 苗防备览 对此有所记载，“土人言语呢喃难辨其方语称天 曰墨；地 曰 理土”27。向通汉由于其“语言与中华无异”的技能，而充当了西南族群与中央政权交往交流的中介。史载：“是月四月辛未，西南蕃王龙汉璿贻书五溪都统向通汉，约入贡。”28向通汉“本青州人”，唐末五代避乱于溪峒而归入溪峒之列。唐末五代以来青州人士南迁，在该地区史籍记载中并非向通汉单例，另有柳拱辰一例。方舆胜览 载：“其先青州人，五季避地荆楚，为武陵之青陵人。”29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推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向通汉将其祖源地域认同为青州，或是对自身出处的准确把握，抑或是对中原地区的“攀附”心理所致。谭其骧在对湖南人进行血统研究时，即将溪峒之向氏追溯至东汉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首领相单程，认为“向”即“相”。并且，就在向通汉之前，淳化元年富州向万通尚以“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的远俗闻于朝11。续资治通鉴长编 关于向通汉来源材料记载于真宗天禧二年，离僖宗末年相差已有 130 年之久。向通汉卒于真宗天禧三年二月12，若记载为真，其寿至少 131 岁。笔者认为向通汉认同自己为青州人，概出于溪峒族群的“攀附”心理，而其对佛教的潜心供奉，其母疾病为史籍的常规表述，更多的因素是其与宋廷拉近关系的政治考虑。另外，还有唐代青州地区佛教发达的现实因素30。出于此种考虑，向氏才会建构此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史籍中亦会以亲宋形象出现。笔者在对汉文文献相关记载进行了相应梳理后，回顾其他民族的传说史料，亦有所发现。土家族盛行“土王崇拜”，其中有一类为三姓土王神崇拜。三姓土王莫宇翔，张振兴：论佛教在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第 42 卷第 3 期 9 为彭公爵主、田老汉、向老官人。向老官人的神话传说为：相传向老官人是北宋年间湖南保靖水坝人，家贫，以打猎为生。因率众抗缴皇粮，被官府围剿。情急之下，他躲进水坝洞，巧遇龙王，习得钻山入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领。适逢乱世，辽兵压境，向老官人奋勇征辽，大获全胜。功高震主，受到皇帝猜忌，后被设计毒杀。31李翘宏认为以向老官人为代表的狠人故事都是在讲述土王与客王或皇帝的关系，反映历史上土司与中原政权在文化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传说故事借着英雄人物的悲剧，讲述着族群命运的悲哀。32但是，向老官人相较彭公爵主与田老汉故事，突出了向老官人以术报国的表现，更深层次地体现了溪峒向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北宋时期溪峒向氏与宋廷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超越了彭氏与宋廷的“博弈”关系33。依据史料记载，向氏不仅屡次要求将其纳入王朝行政赋税体系之中，这区别于宋时民众依靠佛教信仰以躲避赋税之举13，向氏也频繁请求宋廷册封“真命”以加强其在溪峒内部的政治正当性。面对宋廷对溪峒地区抚绥羁縻的政策，迟迟未能如愿的向氏甚至在朝贡之时屡次乞留京师，并“日奉朝请”。向氏的诸番行动，使得宋廷尤其是真宗对其颇有好感。在寇仲提议需驳回向通汉所求“真命”时，真宗特别要求许可其请求，并对向通汉的行为进行定性，“徼外蛮夷，能慕风化，宜且从所请，向去制置可也”34。不同于与溪州彭氏之间相对紧张，遇有异动辄有所警备的关系，宋廷会默许向氏一些越界之举，并为其行为寻求正当解释，缓解溪峒沿边紧张氛围。史载：“（景德二年）四月，帝谓宰臣曰：富州刺史向通汉于辰州溆浦县、潭州益阳县广市土田，或言谋劫内地，此为次舍之备。”35总之，宗教与政治都是形塑身份的重要条件36。溪峒向氏积极营佛形象的展现，是其与宋廷交往策略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溪峒诸姓，向氏对宋廷运行体制颇为熟稔，懂得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维系与宋廷的亲密关系。史载，“上批：江南诸向首出归明，最为忠顺，可依所乞”37。在这一过程中，向氏在溪峒地区引入佛教，可以视作后世湘西地区佛教传播的先声14。三、向氏羁縻州佛寺分布概述关于历史佛教地理研究，学者多选取僧人籍贯、寺院分布、僧人活动等要素进行佛教地理分布分析38。本文选取僧侣传佛的主要场所寺院这一要素进行统计分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往的历史佛教地理研究多依据史传、灯录、方志等史料进行论述，但本文所研究的沿边溪峒地区因处边地不为主流佛典所留意记载，并且依据现存可见湘西地区方志，最早为明洪武 靖州志 与万历 辰州志，未见有宋代方志留存。基于此，笔者依据光绪 湖南通志 记载，聚焦于北宋时期，对相关时段湘西地区所创设佛教寺院作大致梳理，不追究具体史实，务求其分布特点。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到寺院分布趋势，北宋时期湘西南、北两江地区创设寺院，南江地区以溆浦、芷江、表 1光绪 湖南通志 所载北宋时期湘西地区所创设寺院不完全统计39行政区划寺院创建时间今行政区辰州沅陵县无沅陵县卢溪县无泸溪县辰溪县无辰溪县溆浦县广福寺宋熙宁中建（原名圣寿寺）溆浦县普化寺宋元丰间建会溪城无大致范围为古丈县、保靖县、永顺县沅州卢阳县景星寺宋建（未明确北宋）芷江侗族自治县报恩寺宋熙宁间建黔阳县胜觉寺宋祥符中建大致范围为洪江市普明寺宋熙宁中建归化寺宋熙宁中建麻阳县同天寺宋熙宁间建麻阳苗族自治县渠阳县无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怀化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 10 黔阳、麻阳等县为主，且多为熙宁年间所创设，而北江地区未见相关记载。结合前文所述，上述南江地区正是北宋溪峒向氏所在，结合向氏积极营佛的相关史实，方志记载中湘西地区相关寺院地理分布呈现此种态势亦并非毫无依据。这种地理分布特点的形成，也与上节所引 宋史 仅载溪峒向氏营佛的文献记载特征相联系。张伟然认为唐代该区域（沅水上游）并未有佛教分布40，那么是否该区域佛教分布是自宋代开始，伴随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的推进而传播进入的？通过重新检索相关材料，笔者对上述地区寺院宋代情况进行进一步确认与增补15。麻阳同天寺。宋黄叔豹有记，文曰：“熙宁初，王师初出，而复河湟数千里之地，于是五溪之酋悉以其地与众内附，而唐之遐荒远裔始复为中原有八年，即城之东隅为浮屠寺，诏赐额同天，又诏岁度僧一人予故为之书，且使熙宁开拓之岁月有考焉。”41余皆无考，另据史料有所增补。沅州报国寺。史载：“（卢阳）邦人哀其忠，立祠于盈口报国寺，名其堂曰忠嘉，而岁祠以死之日。”16古州报国寺。史载：“天圣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尝创佛寺，请名报国，岁度僧一人，许之。”42诚州静化寺、怀化寺。史载：“礼部言：诚州奏：乞于中路要便之地建二寺，大步山欲以静化，古融城欲以怀化为额，乞岁度僧二人。从之。”43从寺院寺额来看，该地区北宋熙宁、元丰间所建寺院多以“报恩”“归化”“报国”“静化”“怀化”为额。这反映了宋廷欲通过寺院创设将溪峒地区纳入到传统天下华夷秩序之中的理念，希望通过创设寺院，抚绥溪峒，镇静边地。就同天寺而言，据黄叔豹所撰 同天寺记，其将神宗收复河湟汉唐故地之举与开边五溪并论17，认为同天寺的创立与开边五溪有直接联系。该文即为纪录开拓五溪之事所作。在此背景之下，“同天”之额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同天，意为同在一片天地之下。实际此处“天”不同于传统的“天下”秩序，而是更进一步指为王朝国家行政体制，即言此时五溪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已经展开。此外，据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载，卢阳为北宋熙宁七年改潭阳县置，治所即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44。芷江县即为古州地，因此沅州报国寺概为天圣二年（1024）知古州向光普所创报国寺。不同于同天寺、静化寺、怀化寺等“同天”“静化”“怀化”为宋廷所赐具有怀柔远人意味的寺额，沅州报国寺之寺额则为溪峒向氏自请名为“报国”。“报国”寺额反映了彼时溪峒向氏已经萌生了对宋朝的国家认同，佛教作为其表达国家认同的媒介。蒋欢宜认为“宋代湘西佛教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沅州府芷江、黔阳两县，辰州府明显后劲不足”45。也即宋代南、北两江地区佛教发展不平衡。结合北江彭氏与宋廷“博弈”关系来看，南江地区佛教发达的原因，大概与溪峒向氏积极营佛的策略有关。北宋南、北两江地区佛教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除归因于南江溪峒向氏积极营佛策略外，沿边溪峒地区治理措施的差异亦或为重要原因。以往研究认为，宋廷为解决新开溪峒地区的治理问题多采用修筑砦堡之法，以军事防卫为主要措施46。设立砦堡为宋廷在南、北两江地区的普遍治理措施，为宋廷溪峒治理体系的基础。宋廷对沿边溪峒地区的开发主要受北宋时期沅水流域沿边溪峒交通地理区位优势的推动。北宋时期沅水流域沿边溪峒交通地理区位主要体现在其为沟通西南与广西的“过境通道”，即诚州融州道。基于此，宋廷对南、北两江地区的治理即有不同的衡量。北江地区僻处湘西北武陵山区腹部，与诚州融州道相隔匪近，而宋廷针对北江地区屡次扰乱边地秩序的溪峒大宗彭氏进行严厉的分化打压，是为稳定边地秩序，保证沿边溪峒地区治理整体格局不被打破。相对应的，南江地区为诚州融州道的过境地区，该地区的稳定实际关系到这一通道的顺畅与否，因而宋廷在该地区除基础的“军管型”治理措施修筑砦堡外，还需要从思想层面对该地区进行整合，消除边地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保证道路畅通。加之溪峒向氏积极营佛的政治策略，佛教被宋廷运用于边地治理之中，希冀其有助于怀化溪峒，静化边地。科大卫认为：“一个地方社会的礼仪特色，与该社会何时被整合到王朝、当时流行的是什么样的整合机制，有密切关系。”47北宋时期，佛教被广泛应用于沿边溪峒治理。国家层面，宋廷借由佛教向溪峒地区传播王朝意识形态。地方上，溪峒族群（以向氏为代表）往往将佛教作为与宋廷思想文化交往的媒介，随着时间推移，濡涵其间。据清代乾隆 辰州府志 所辑万历佚志内容“在昔，丧礼多用浮屠，祷祀多事巫祝”48，证明至少在明代万历之前，该地区风俗受佛教影响较深。相关历史佛教地理研究也表明，明清之际湘西佛教发展一扫隋唐不发达之颓况18。需要注意的是，明代永顺土司亦多将宗教作为其表达中华政治文化认同的媒介19。即在佛教发展状况不如辰沅靖地区的永保地区，佛教亦往往与本地“巫鬼信仰”合流，兼具道教与巫教文化特色20。宗教信仰是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湖南文化区的划分一般而言为湘资区与沅澧区，其中沅澧区分为常澧区与辰沅永靖区。北宋溪峒国家化进程中佛教莫宇翔，张振兴：论佛教在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第 42 卷第 3 期 11 淤张伟然根据唐代以前湖南佛教发展的地域差异，将湖南省境划分为了三个区域：佛教不发达区，包括沅、资二水中上游；佛教次发达区，包括郴、道、永三州；佛教发达区，其中又可以分为四个亚区，其一为唐代朗、澧二州，其二为岳州，其三为潭州，其四为衡州。参见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138.于相关研究有：丁中炎.论赵宋王朝对荆湖南北两路溪峒少数民族的抚绥政策J.民族论坛，1986（02）：42-47；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78-182.盂“仡佬裙”条载：“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范史所谓 独力衣，恐是也。盖裸袒，以裙代裤。虽盛服不去，去则犯鬼。”；“羊栖”条载：“仡佬以鬼禁，所居不著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栅，杉叶覆屋，名羊栖。”；“走鬼”条载：“初夏，徙居数日，以舍祖居。否则有祸。名走鬼。”参见朱辅.溪蛮丛笑M.长沙：岳麓书社，2012：335-343.榆吕永昇.北宋僧侣与资江流域的开发：宋熙宁年间湘中“开梅山”的历史考察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01）：5-37；廖寅.传法之外：宋朝与周边民族战争中的佛寺僧侣J.中国文化研究，2014（04）：32-41；张泽洪.宋代开梅山及梅山教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7（02）：124-131.虞陶汝鼐，陶之典.大沩山古密印寺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57；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08.愚孔凡礼.郭祥正事迹编年 M/郭祥正.郭祥正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562-670.舆林联桂.新化县志 风俗M.道光十二年刻本：1-3.余沈文系.新宁县志 人事M.万历三十三年刻本：13.俞史载：“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舒氏则德郛、德言、君疆、光银，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向氏则通汉、光普、行猛、永丰、永晤：皆受朝命。”参见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80.逾史载：“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语。”参见朱辅.溪蛮丛笑M.长沙：岳麓书社，2012：340.11史载：“是冬，荆湖转运使言：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远俗，特令勿问。”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 蕃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880.12史载：“己亥，辰州言富州防御使、五溪都防御使向通汉卒。”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3：2137.13宋代，在籍僧侣不用承受朝廷派发赋役，因此社会以僧度牒为贵，后宋廷更是“鬻牒”以开拓财路。详情参见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14由于古今族群命名的不同，且历史记载有时代的断裂，关于溪峒族群的后代，李翘宏认为“宋代因招募土兵而 入于熟户 的山民，也许一部分逐渐转化为编户的省民，但更多在山林溪壑里生活的高地人群，被围堵在山区。元明以后，则归土司管辖，成为一个非蛮非汉的特殊群体：土家人。”参见李翘宏.土王的子民：中国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D.台湾：清华大学，2008：51.1缘由于方志材料多相承前代所编方志且对地方记载或有所夸大，因此此处尽力避免使用方志材料来证明方志材料的记载。1远参见 永乐大典 卷 7237。1苑黄纯艳认为五溪蛮的开拓不在宋初以来“汉唐旧疆”的话语之下，但从黄叔豹 同天寺记 来看，五溪开拓应也在“汉唐旧疆”话语之下。参见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J.历史研究，2016（01）：24-39.1愿蒋欢宜选取寺院与僧侣两要素，依据方志等记载，对明清之际湘西佛教地理分布进行研究。从寺院来看，沅州府有 108 座，辰州府有216 座，靖州府有 171 座，永顺府仅 16 座。僧侣分布态势亦然。参见蒋欢宜.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地理分布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5.1怨参见瞿州莲.道教在明代永顺土司的兴盛及成因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128-135；成臻铭.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J.青海民族研究，2013（01）：126-138.20参见张晗，覃娜娜.湘西咱河土家族村“生死过渡”仪式中的“佛教道士”探析J.宗教学研究，2016（01）：168-176.永保地区佛教发展，除却宋以降佛教传播外，亦与南江溪峒北迁有关。潘光旦认为，宋代及以前，“土人”还散布于辰、沅以南及黔东，但如今集中于辰、沅以北，乃怀化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的作用分析显示南江向氏积极营佛的政治策略及北江彭氏与宋廷的“博弈”关系的分野，反映了至迟在北宋辰沅永靖区并不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区域，而是以南、北两江地区为表现的两大区域。总述之，后世湘西地区的佛教发展，不仅是明清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更是北宋沿边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的结果。此外，笔者在宋代溪峒研究过程中始终有这样一个看法：宋代对湘西边地的开拓是当地国家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即宋代为湘西地方历史的重要时段。本文虽然主要聚焦于佛教对于溪峒地区国家化进程的作用及其影响，但是通过对南、北两江地区不同溪峒与宋廷“关系”分野的分析，认为北宋开始的溪峒边地国家化进程下南、北两江地区确实存在历史进程的差异性。南、北两江地区历史进程差异的形成是与当地的地理位置、民族关系相联系，又因为历代对当地地理位置的描述多以民族关系为体现，所以民族关系是本地作为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内涵。鉴于此，南、北两江地区最终合流形成为学界所认为辰沅永靖区，其缘由也多要从民族关系层面进行考虑。宋、元、明时期，两地分野实际长期存在。及至清代康雍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后，以清廷所设府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永顺府为标志，湘西北苗疆地区才被长期纳入国家经制之中，相较南江地区北宋时期即实现国家化进程而言显然迟滞了很久。至此，清廷通过对辰沅靖兵备道的调整，将永顺府代表的湘西北苗疆地区纳入管辖范围，最终形成辰沅永靖兵备道，在行政层面将大湘西地区整合在一起，即形成了今日学界所普遍认为的辰沅永靖区。注释：12 至酉水以北，这正是苗人向北发展的一个相应现象。参见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C/潘乃穆，王庆恩选编.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74.参考文献：1吴潜.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37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27.2唐清明.宋代湖南地区民族政策及其特点D.长沙：湖南大学，2012.3121318陶汝鼐，陶之典.沩山古密印寺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161.46.37.44.4811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2.1249-1250.1172.5苏轼.苏轼全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1481.67914郭祥正.郭祥正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4：22.82.33.556.10吴致尧.开远桥记M/黄仁生，罗建伦，校点.唐宋人寓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1830-1831.1524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3：8275.2118.8262.16李慧君.明清以来梅山文化圈民间信仰研究：基于湘中木雕神像与发愿文的考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1.17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下M.北京：中华书局，1934：14.1926343537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880.9883.9881.9882.9890.2021224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75.14177.14182.14182.23黄才贵.浅谈五溪蛮向氏与侗族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1982（01）：55-60.25曹文斌，陈升磊.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原因J.中国宗教，2010（07）：47-49.27严如熤.苗防备览M.长沙：岳麓书社，2021：237-238.28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941.29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540.30马晓飞.唐代青州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31程怡宁.湘西土家族土王崇拜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20.32李翘宏.土王的子民：中国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D.台湾：清华大学，2008：128.33黄义军.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J.吉首大学学报，2016（02）：103-109.36连瑞枝.僧侣 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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