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钟嵘《诗品》写作体例的影响.pdf

第 42 卷第 4 期 许昌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 期Vol.42 No.4 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No.4,2023收稿日期:2023-04-30作者简介:郭令原(1959),男,湖南株洲人,兰州交通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论。论史记对钟嵘诗品写作体例的影响郭 令 原(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摘 要:钟嵘诗品作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写作体例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关于作家历史传承关系的梳理、对作家和作品关系的讨论、三品升降及作家合组等几个方面。当然,作者的借鉴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由于史料阙如,不能遽下结论。另外,对个别作家的品评很难成为共识,其同组安排也比较随意,远不及史记严谨。关键词:诗品;史记;写作体例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23)04-0012-07 钟嵘诗品是梁代重要的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它不仅第一次对五言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批评,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虽是一种创造,但又不是凭空而来,这种体例是建立在汉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基础上的。笔者认为,史记的影响尤其重要,故于此略加论述。一、关于作家历史传承关系的梳理钟嵘生活在一个史学发达的时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载:“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11714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收入其中,只是春秋家的附庸。至隋书经籍志把“六艺略”归入“经部”,别立“史部”,并谓:“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谓:“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2992其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又通计亡书,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2956。梁书钟嵘传 载嵘兄钟岏有良吏传十卷3697。书虽不存,但从书名判断,应该属于史传类著述。在这种背景下,钟嵘受到前代史学著述尤其是史记传统的影响是必然的。古代之史官,但犹今日之秘书,汉书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应该指执政者身边有左右二史,负责记录执政者的所为和所言。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又襄公二十五年五月,齐崔杼弑齐君,左传载曰: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皆非后人记前人事,而是当代人记当下事。至司马迁史记始为后人记往事前言,后代史学传统由此形成。汉书司马迁传 载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此段文字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即材料多为“旧闻”,同时不主于某一部文献,既不同于古史官所记,也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之义。二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从文献中梳理出社会兴衰的规律,而不是简单的美或者刺。三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秦时期,接近于后代史书性质的典籍有春秋左传国21语战国策等,时代跨度都不是很大,国语记录时间略长,早者周穆王时期,晚者鲁悼公时期,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整个周王朝以内,其余都是东周某一个阶段。史记则不同,上自五帝,下至西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十个王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通史。钟嵘诗品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但它记载了从西汉到梁代六个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情况,试图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五言诗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这在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得非常突出。首先,钟嵘诗品论述作家作品,突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传承关系,文中常常使用“其源出于某某”这样的句子,同时又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452尤其是后者,完全不同于古史官记录当下事的做法,而是以前人事迹作为叙述的依据。司马迁史记虽有今上本纪(今本作孝武本纪),但并不是记录人物当下的言行。诗品涉及的材料来源是广泛的,写作上并没有前代某个可以利用的范本,其中品序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452-53钟嵘作诗品,对之前的同类著作曾经做过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但诗品并不是这些著作的延续和改造,而是在“网罗古今”五言诗作的基础上独自完成的。其次,此书是为了探寻五言诗的创作规律,虽然说到要“掎摭利病”,但更重要的是从现实创作考虑。钟嵘在上品序中叙及作书的原因时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412又说: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416就是要通过总结五言诗发展历史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解决今后五言诗创作常见的弊病,和司马迁所谓“叙往事,思来者”是同一目的。再次,诗品评诗始自古诗,终于沈约,关于五言诗的起源,钟嵘上推到虞舜时代,而体制形成则以古诗为标志。钟嵘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42五言诗创作时间虽不能确定,但大体放在西汉李陵之前。文心雕龙明诗 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558,钟氏对此时间的确定和文心雕龙一致,只是没有确定具体作者。史记有五帝本纪,记载中华民族的渊源从黄帝开始,钟嵘诗品这种追根溯源方式,也差相近。钟嵘在书中强调自己的独创,说:“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453一方面谦虚地认为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并不以此为不易之准则,另一方面则说明是书亦是“成一家之言”。二、对作家个人和作品的讨论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个人的活动。文学作品,既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最为个人化活动的结果,和作家的个人情况密切相关。脱离了作家,作品就只剩下时代特征,很难让诗歌批评落到实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事方式较前代发生了重要转变,即从编年转向人物生平的叙写,突出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史记的出现,诗品这种作为对个人行为的诗歌创作的评论也很难出现。诗品评诗,不是以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及各种写作方式来分类讨论,而是把作品系于作者之下,突出了人物和作品的关系,这和过去的论诗谈六义、风化等情况有很大不同。因为对个人的重视,书中常常把作家放在首位,注重对作家的考察,序文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42在“古诗”条中钟嵘说: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嘉实”,亦为惊绝矣!人世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420他把这组诗大致分为三类:陆机所拟十四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客从远方来”和“桔柚垂嘉31实”二首。其中又指出四十五首“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古诗作者不能考证,影响了对作品的时代及作者情况进行更深入探索,所以钟氏深感遗憾,慨叹曰:“人世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对作家个人因素和作品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注意到写作者的身世遭际和创作的关系,这在以前就有许多人注意到了,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评屈原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62482钟嵘诗品对一些突出的人物作品也有关注,如“汉都尉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422-23这里提到了李陵的家世和“声颓身丧”的遭遇,认为其作品的感人及成就都源于此。还有“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424班婕妤今存自悼赋一篇,收在汉书外戚传中。存五言诗一首,收在玉台新咏中,并有序一篇,谓:“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7 117怨诗 又叫团扇诗,以团扇为喻,其内容和作者的遭遇密切相关,表达自己失宠后的怨恨,也表达了古代女性命运不能自主的普遍心情,所以钟嵘说“得匹妇之致”。“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458玉台新咏叙述二人赠答诗的本事说:“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7186钟嵘所讨论的就是二人赠答诗。“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曰: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矣。476刘、卢二人诗皆写于西晋末永嘉时期,当时天下大乱,故“多感恨”。下品“汉令史班固”等人诗: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文胜托咏“灵芝”,怀寄不浅。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4122注意到三位作家都是因遭遇坎坷而有了创作。其次,强调个人的个性及诗才对于作品的影响,这是诗品最为重视的,所以提到诗人才性的地方非常之多。如论“魏陈思王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426又“魏文学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430这里的“气”当然指作家先天气质,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8720所以,曹、刘二人的气质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风格特点。论“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说: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448又“宋豫章太守谢瞻”等曰:才 力 苦 弱,故 务 其 清 浅,殊 得 风 流媚趣。493“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怀秋、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496“宋参军鲍照诗”: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499关于才,文心雕龙体性说:“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5328又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5332血气,亦即气质,才力源于人的血气,出于先天的禀赋,作品的成就包含了才、气、学、习几个方面,所以才是文学创作中最根本的因素。钟嵘说的才则主要指诗才,诗歌成就的高下,都取决于诗才。诗品也收录了一些有关灵感现象的事情,陆机文赋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8243古人把这种现象叫“天机”,认为是自然赋予作家个人的一种特殊现象。如钟嵘的“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引了谢氏家录中的一件轶事: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诗思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497又“梁光禄江淹诗”: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一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4105这两则记录用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细节来强调灵感天才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还有一些作家,虽有文才,但无诗才,钟嵘也特别指出,如论“梁太常任昉诗”: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诗亦遒变。若铨事41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4109其他如颜延之、何长瑜、羊曜璠、范晔等皆属此类。也都说明诗才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再次,人品和作品的关系。钟嵘在中品论“晋司空张华诗”时说: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466张华是西晋名臣,在伐灭吴国、安定朝廷方面皆有贡献,晋书张华列传载:“及(赵王)伦、(孙)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张)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頠俱被收。须臾,使者至,曰:诏斩公。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81074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其五言诗歌却缺乏英雄之气,而更多儿女情长的表达,和其生平行为反差甚大。又下品中论“宋御史苏宝生”等四人诗:苏、陵、任、戴,并著篇章,亦为缙绅之士所嗟咏。人非文是,愈有可嘉焉。4148这四人中,苏、戴死于国法,宋书王僧达列传载苏宝生为江宁令,“坐知高阇反而不即启闻,与阇共伏诛”。又宋书恩倖列传戴法兴载孝武帝赐死戴法兴,敕曰:“不谓戴法兴恃遇负恩,专作威福,冒宪蠹货,号令自由,积衅累愆,遂至于此。”92304陵修之、任昙绪二人情况不可考,情况应大致相近,故说“人非”。但他们的作品仍然为缙绅之士所嗟咏,钟嵘通过这种现象说明四人作品不可忽视。道德人品更多是后天的修养,在钟嵘看来并不决定作家的诗歌成就。像张华这样的“疏亮之士”因为“兴托不奇”466,只能屈居中品;而苏、陵、任、戴四人虽人品有缺,但其作品仍可得到社会肯定。在这里也可看出钟氏对作家才能的重视。三、三品升降诗品一书在结构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作家三品的安排,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416又说:“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453后来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和当时品评人物的时代风气有关。但本人以为,除此之外也应该受到了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这三阶记人方式的影响。史记 本纪十二篇,记载帝王之事,可见天下朝代兴衰终始,体现历史发展的主脉络。张守节正义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61即是这个意思。世家三十篇,记侯王之事,体现诸侯世代相传情况(仲尼世家陈涉世家 较特殊)。侯王的影响力只是在一定区域内,比不上天子,故世家在本纪之后。这部分是史记特有的,汉书以后的正史大都将世家并入列传。列传记载天子侯王之外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各阶层人物。钟嵘诗品也主要根据影响力把西汉以来的五言诗人分成了三个阶层。“上品”最高,共十二位,应该是在五言诗发展中影响覆盖面最广大的一批作家。“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420,“汉 都 尉 李 陵 诗”“其 源 出 于 楚辞”422,二者开创了五言诗的风骚传统,后来的五言诗主流基本延续这两条线发展下来。诗品序还提到汉以来五言诗兴盛的三个重要时期,建安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曹植、刘桢、王粲,太康时期的代表作家是陆机、潘岳和张协,元嘉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和颜延年。这里除了颜延年以外,皆在“上品”,不必多说。需要讨论的是班婕妤、阮籍和左思三位作家。班婕妤是西汉末成帝时期作家,上品序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42认为她是五言诗早期的开创者。班存诗并不多,仅怨诗一首,诗品也仅提到这一首诗,指出其“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424,虽叙深宫之怨,表达的却是普通妇女的共同心声,其影响不仅及于妇人之所作,后世五言诗中大量男性创作的闺怨诗,也受此影响。另外,“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424,是对其五言诗所达到的高度的肯定。阮籍诗指的是其咏怀诗,钟嵘谓“其源出于小 雅”433,又 谓 其“洋 洋 乎 会 于 风 雅”433,上承诗经 传统,当然是诗歌正宗。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又文选注引颜延之的评说:“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于情测。”8322讥刺,指用微言指责,显然是针对朝廷内的政治事件而言的。在汉魏晋宋齐梁时期,大多数作家都是搢绅大夫,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诗中包含对于当时政治事件的暗讽和批评都很正常,其或多或少都受到阮诗影响。又,阮籍“无雕虫之功”433,也和钟氏强调的“吟咏情性”相一致,故在上品。左思,以“怨”为主,正合钟氏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故曰:诗可以群,可51以怨”411-12。又,“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成就在陆机、潘岳之间,略高于潘,故潘在上品,左亦当为上品。又钟氏论诗提倡风力,在兴比赋之外又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49批评永嘉东晋之诗:“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43而论陶潜曰:“又协左思风力。”484可以看出对左思风力的推崇。“中品”共有二十一条,大体分三类情况:第一,有佳作,但佳作数量有限;第二,在某个方面有影响,但影响范围有限;第三,其作品有一些瑕疵,也有一定影响力。第一种情况如“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太守孙楚”等五人诗、“晋清河太守陆云、晋侍中石崇”等四人诗、“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晋吏部郎袁宏诗”、“晋处士郭泰机、晋常侍顾恺之”等五人诗。钟氏皆举具体作品而言,其中如论“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太守孙楚”等五人诗曰: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事同驳圣,宜居中品。468-69这里的作家多数作品平平,有的仅有名篇,有的仅有名句,这些已经是“虬龙片甲,凤皇一毛”,故“宜居中品”。第二种情况如“魏文帝诗”、“魏侍中应璩诗”、“晋弘农太守郭璞诗”、“宋征士陶潜诗”、“宋豫章太守谢瞻、晋仆射谢混”等五人诗、“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宋参军鲍照诗”、“梁左光禄沈约诗”等。魏文帝诗虽不能说影响巨大,但确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诗品中品称应璩诗“祖袭魏文”471,又称嵇康诗“颇似魏文”483。诗品论陶潜诗说:“其源出于应璩。”484陶潜亦在中品,则应璩也应在中品。钟嵘又论“晋弘农太守郭璞诗”曰: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479这里对郭璞的评价甚高,但上品序中指出,在玄风大盛的时候,“彼众我寡,未能动俗”43,也说明其对改变当时五言诗风气作用并不是很大。“宋豫章太守谢瞻、晋仆射谢混”等五人诗中,谢混的情况也和郭璞相近,上品序称:“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43说他是郭璞的后继者。又“齐吏部谢朓诗”中说:“其源出于谢混。”4102认为对谢朓有一定的影响。五人成就互有参差,但都“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493,即风格相近。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485,但隐逸诗只是当时影响并不大的一个诗歌派别。谢惠连也是钟嵘评价极高的作者,钟嵘谓其“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496,但“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聘”496,生命早谢,影响力受到限制。鲍照“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499,影响力近于惠连。沈约条说:“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4111也就是说沈约在中品是“一时之选”。第三种情况如“晋司空张华诗”“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齐吏部谢朓诗”“梁光禄江淹诗”“梁太常任昉”。钟氏对张华诗有所批评,谓其“兴托不奇”466,且“儿女情多,风云气少”466,又引谢康乐语:“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466但是张诗的影响不能忽视,如钟嵘在“宋豫章太守谢瞻、晋仆射谢混”等五人诗中说:“其源出于张华。”493又,“宋参军鲍照诗”中载:“其源出于二张。”又说:“得景阳之诡,含茂先之靡嫚。”499则二张指张协与张华。颜延之为元嘉时期重要作家,也是五言诗发展三个重要时期重要作家中唯一降在“中品”的作家,此条下称:其源出于陆机。故尚规矩,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故是经纶文雅才,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488又,中品序说:“夫属辞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452在钟氏看来,颜有脱离五言诗“吟咏情性”这一基本特征的倾向,只能是“经纶文雅才”,而非优秀的五言诗作家,影响虽大,却渐乖五言诗正流,其地位不能和建安时的刘、王,太康时的潘、张相提并论。谢朓也是齐梁时影响很大的作家,上品序中就说,在钟嵘的时代有一些轻薄之徒“笑曹、刘61深,一本作“野”,此用曹旭说。见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5 页。尚规矩,原作“尚巧似”,疑讹。说详本人白话诗品,岳麓书社 1997 年版,第 89 页。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412。谢朓本条也说:“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4102钟氏在肯定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4102的同时,也特别指出其“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4102,“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4102。江 淹 虽“筋 力 于 王 微,成 就 于 谢朓”4105,略高于同品的王微和谢朓,但“诗体总杂,善于模拟”4105,未自成一派,又晚年才尽。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这是其不足,又说其“若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4109,仍是以名声定品位。此外“魏中散嵇康诗”、“晋清河太守陆云、晋侍中石崇”等四人诗、“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诗”三条,除“晋清河太守陆云、晋侍中石崇”等四人诗说到“季伦、颜远,并有英篇”474,接近第一种情况外,均未涉及作家的影响力,故此置阙如。“下品”是诗品中最低一级,共二十八条,作家七十三人。虽然这些人的成就不能和上中二品作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在五言诗创作领域有一定的地位,作品可以流传于世。钟嵘在中品序中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453就现存的五言诗作家而言,魏晋至齐梁的作家人数远远多于诗品所录,显然即使在下品者,其声名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有一定的影响力。四、作家合组在史记中,本纪的五帝、夏、殷、周、秦都是合多人为一篇。从秦始皇开始,以下有项羽、高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今上),皆以单人为一篇。多人一篇者共五篇,一人一篇者共七篇。前五篇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远,材料难得,后七篇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近,材料相对丰富,故司马迁采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并不是有意作合传,后代的正史虽继承了史记的本纪,但都是单人单篇。世家中的传主本有世袭关系,为了突出这种世袭关系,把多人写在同一篇中,属于正常。不过,司马迁写世家并不完全集中在世袭方面,如管蔡世家所载皆文王太任之子、武王周公兄弟情况,重点在管叔、蔡叔及曹叔。又如陈杞世家,陈胡公为帝舜之后,杞东楼公为夏禹之后,皆为远古帝王之苗裔。据载,西周分封侯伯千余人,东周以后多数剪灭,无可载,陈、杞二国史料亦少,故合在一处。汉代以后,多数封侯者止于一身,少有传之数世者,编为世家,实与列传无别,其中亦有合传者,如外戚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等。史记列传七十篇,有单人单篇,也有多人合传。总的来说,多人合传的占列传的大多数,有些虽以单人名篇,然所载实不止一人。诗品上品十二篇,仅“古诗”合多人之作为一篇,此因“古诗眇邈,人世难详”42。诗品中品、下品的安排也接近于史记,中品共二十一篇,十四篇为单人成篇,七篇为多人一组。下品共二十八篇,仅六篇为单人成篇,二十四篇为多人一组。一般来说,同品中单人成篇的作家其成就及影响力要高于合组论述的作家。这里,钟嵘采用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合传的写法。诗品作家合组的情况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因人际关系合为一组,二是因作品关系合为一组。因人际关系合为一组的,如亲缘关系,秦嘉、徐淑二人为夫妻,但因夫妻离别,互有赠答,故放在一起,见诗歌情感深笃。在传统史书中夫妻合传本不常见,诗品这种安排可以说是对史记同类篇章的拓展。曹操、曹叡以祖孙关系同组,戴逵、戴颙以父子关系同组,江祐、江祀以兄弟关系同组,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比较常见,如苏秦列传附苏代、苏厉二兄弟,李将军列传附李广从弟李蔡及广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及孙李陵三代。不过像曹操、曹叡这样把祖孙合组而略过儿辈的情况比较少见,钟氏 于 此 略 加 说 明,谓“叡 不 如 丕,亦 称 三祖”4125。又如以政治地位相同而合组的,如宋武帝、南平王、建平王同组,齐高帝、张永、王俭同组,因其并在高位。天子、侯王,史记以本纪、世家分别收入,此则以诗之影响力而不以权力大小决定品第位置。但个人的生活环境往往影响诗歌的内容,共同的环境又相互影响,如论宋孝武帝三人:“孝武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4145又如齐高帝三人,虽有创作但数量甚少,或许由于地位较高,心思不在吟咏情性方面。有因身份相同而合组的,如汤惠休、释道猷、释宝月因僧人身份合为一组,鲍令晖、韩兰英以女性身份合为一组。史记中有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外戚世家等,与此差相似。以汤惠休这三人而论,或许因为僧人的生活态度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常人,故放在一起,不过这三人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如说:“惠休淫靡,情过其才。”4151“康(释宝月)、帛(道猷)二胡,亦有清句。”4151比较中见三人成就高下。还有以人品合组的,如苏宝生等四人“人非文是”4148。这也说明人品优劣并不完全决定作品高下。至于因作品关系合为一组,则和史记的某类合传有相近之处。史记有管晏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之所以合传,或因功绩相当,或因思想相近,或因事迹有所关71联等。诗品中多人一组,更多是基于作品风格及成就等,接近史记的这一类合传。如中品何晏、孙楚、王赞、张翰、潘尼五人为一组,因其并有名篇佳句,五人相合,实为可观。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五人为一组,钟嵘指出他们“文虽不多,气调警拔”483。谢瞻、谢混等五人,皆“源出于张 华,才 力 苦 弱,故 务 其 清 浅,殊 得 风 流 媚趣”493。还有评五人成就高下的,以为“征虏(王僧达)卓卓,殆欲度骅骝前”493。再如点评范云、丘迟二人,主要言其不同:“范诗轻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4107然后又总结二人在同品作家中的地位:“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4107即成就在江、任之间,而浅秀为二人共同特点。下品中,如班固等三人皆怀才不遇,其作品“苦言切句”4122;阮瑀、欧阳建、应玚等七人“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4129;王济等四人诗,皆“贵道家之言”4136。诗品序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43既说明了合组的道理,也说明了置之下品的原因。白马王彪、徐幹皆和上品作家有诗赠答,但才力低下,故放在一组。张载、傅玄、傅咸等五人世代相近,又成就低下,亦放在一组。有诗不称其才者,如何长瑜、羊曜璠、范晔三人,钟嵘谓何、羊二人辞“殆不足奇”4143,而范诗“不称其才”4143。又评王融、刘绘二人:“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4163将二人分为两组,当是前者为宋人,后者为齐人,时代不同故也。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组合,更多是由于创作成就、创作风格或审美追求相对趋同。如评谢超宗等七人:“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4155张融、孔稚圭二人,则强调创作上的继承关系:“思光诗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德璋生于封谿,而文为雕饰,青于兰矣。”4161可以看出,采用合组的做法,一是通过互相比较来体现同组作家各自的特点和成就,二是反映特定时代创作中存在的某些普遍现象,三是体现不同作家在相似背景下的创作情况。从以上几点看,钟嵘诗品体例的构造明显受到史记的影响。当然,这种借鉴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由于史料阙如,不能遽下结论。再者,品评作家和写人物纪传也有较大差别。纪传中的人物身份比较确定,天子、诸侯和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容易分别,很多人物的事件也都具体而有定论。可尽管如此,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受到一些非议,被认为自乱体例。而作为诗歌评论著作的诗品,其点评作家作品带有很多主观色彩,难在社会中形成共识,所以钟嵘自己也说:“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453另外,诗品中的同组安排有时比较随意,不同时代的作家,有时后者居前,前者居后,远不及史记严谨。参考文献: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 郭令原.白话诗品M.长沙:岳麓书社,1997.5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8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9 沈约.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The Influence of Shi Ji on the Method of Shi Pin by Zhong RongGUO Ling-yuan(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ork of poetry theory,the method of Shi Pin by Zhong Rong is influenced by Shi Ji.The influe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sorting the author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their work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ree grad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writ-ers.Zhong Rong referred to Shi Ji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but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it is improper to jump to conclusions.In addition,Zhong Rongs evaluation of some individual writers is difficult to become a consensus,and his arrangements of the authors in the same group are more casual,which is far less rigorous in Shi Pin.Key words:Shi Pin;Shi Ji;method责任编辑:张怀宇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