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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体会(1)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看，中国曾领先世界两千年之久，但在“康乾盛世”的阿谀赞歌声中完成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沦落；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成功化解外来入侵的挑战，1840年以来中国则首次面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对手挑战，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在20世纪，已被置之死地的古老中国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中国建立了自太平天国军兴以来第一个有能力对除港澳台之外整个广袤大陆实施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也是近代以来、甚至是1644年山海关之战以来第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动员举国之力投入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业的国家政权。在以全世界最高效率完成经济恢复并将军事威胁从鸭绿江畔推到三八线以南之后，1经济建设在中国社会目标中所占份量越来越重。当中国成功经受住了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先后发起的全面经济封锁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努力赢得了外部世界决定性的承认之后，中国具备了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争取恢复昔日物质文明领先世界局面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提出和实行，成功地将经济建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工作，标志着中国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新阶段。 从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代表着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完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列宁语）在中华民族寻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角度来看，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共产党人们都面临发展经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首先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突破口的，并非如经典作家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更加迫切需要完成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经济基础的历史使命。由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原始构思的影响，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又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了现成的丰厚组织资源（这一点在苏、中两大社会主义大国表现得尤其突出），以政府全面管制经济运行一切环节为特色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其他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选择。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曾有效地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集中了足够的经济剩余，突破了储蓄和投资不足的“瓶颈”，跳出了罗格纳纳克斯所描绘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2自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实现了以资本形成和人均产量的实质性增长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里，中国建成了门类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6）等权威统计数据，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中国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依然分别达到了7.9%、8.2%和6.0%，工业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5%上升到49.4%。中国大陆工业化速度之快，史无前例，只有战后的台湾地区差堪比拟。 相比之下，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军政统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此步入历时大约8年的唯一“黄金时代”，但据美国学者约翰k.张计算，19311936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分别仅有1.27%和0.38%，3远远不够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类型的资格。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但在此期间，不仅中国，各个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增长业绩非但毫不逊色，甚至表现出了一定优势。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选择了18个西欧国家和8个东欧国家两组样本，分别计算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潜在国民收入增长率及两项的差距，4发现在19501965年间计划经济国家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分别为4.43%和6.05%，潜在增长率减实际增长率之差为1.62%，市场经济国家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3.75%、5.49%和1.74%，计划经济国家组业绩较佳。5所有这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曾经创造的不容抹煞的成就。甚至直到7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上层也曾认真考虑过推行经济“计划化”。 但是，如果说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确实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成就、出色地完成了迅速奠定工业化基础任务的话，那么此后它在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上台阶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始终无法建立一个高效率的集约增长机制，只能依靠高投入维持外延型的经济增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内部信息传递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种种弊端日益显著，改革的需求由此日益增长。在中国，早在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多种尝试。6许多尝试当时虽然并不特别成功，甚至以失败而告终，但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与苏联不同的“地方分权化”格局却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成功奠定了基础。7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乍起。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法几经改变，从初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近30年来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平稳，“投资热”、“房地产热”、“证券热”、“公司热”、“汽车热”、“开发区热”一波又一波热潮导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大起大落”，19771995年间的4个周期振幅（即一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全部超过了5个百分点。8而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抢购风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终于走过这一切，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总量迅速扩张。19782006年间，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45.2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56.8倍，年均增长15.6%；9人均gdp从381元上升至14040元（2005年），增长35.9倍，年均增幅14.3%。 经济结构趋向优化，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上升。1978年3645.2亿元的gdp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018.4亿元、1745.2亿元和881.6亿元，分别占gdp总额的27.9%、47.9%和24.2%；在2006年2108717亿元的gdp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24737亿元、103162亿元和82972亿元，分别占gdp总额的11.7%、48.9%和39.3%。 本文共2页：第12页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184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138元，城镇居民405元；200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5439元，其中农村居民2531元，城镇居民9393元。尽管中国gdp构成素来以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而著称，以至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6年12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中国经济：进步与挑战”（thechineseeconomy：progressandchallenges）的演讲时也劝告向印度学习，提高国内消费，声称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只有38%，印度则是60%，但中国居民平均绝对消费水平与印度相比孰高孰低，有目共睹。 改革时期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立国未久就被迫与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热战，并遭到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封锁，巴统对华贸易禁运项目竟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10改革前夕，国际市场的大门向中国打开，中国对外贸易几乎是立刻就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以至于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到全世界最高水平。1978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97.5亿美元、108.9亿美元和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1981年，中国在世界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位次分别为第19位、第21位、第22位，在世界货物出口、进口、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均只有1.1%；112006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已经分别达到9690.7亿美元、7916.1亿美元、17606.9亿美元，蝉联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在19782006年的28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84.3倍，年均增长17.21%，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中国外贸依存度随之跃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国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其它大国外贸依存度通常很少达到30%，即使以外向型经济而著称的日本，2003年其gdp为1996.6万亿日元，进出口总额为98.8843万亿日元，外贸依存度不过5.0%；但中国外贸依存度1995年就达到了39.7%，近年更接近70%。中国崛起成为7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贸易界最大的变化之一，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可圈可点，以至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把中国当作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来描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在近30年的改革中，由于某些客观因素，也由于主观上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和盲目追求gdp增长，地区发展失衡、贫富悬殊过大、生态环境恶化、国有资产流失、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教育、医疗卫生、矿难、房价、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新矛盾也逐渐积累起来，特别是收入分配失衡达到了难以承受的境地。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即使单独就经济而言，缺乏自主创新等问题也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弱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持续上升的趋势。就狭义的技术创新而言，据统计，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1015%，本世纪中期上升为40%左右，70年代以后普遍上升到60%以上。19501962年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英国为53.36%，法国为73.62%，原联邦德国为55.66%，意大利为70.36%，美国（19481969年）为47.75%，日本（19531971年）为55.16%，加拿大（19501967年）为39.60%。在我国，该比率同样呈上升趋势，19531995年间为13.27%，而19781995年间为39.85%。12正因为如此，我国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达不竭的动力”，把它摆到了对民族兴旺至关重要的地位上。 种种问题之下，中国社会旧的改革共识已经无法持续，新的改革共识呼之欲出。早在改革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3纵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从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到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止一次地警告“两极分化改革失败”，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他晚年，他又敏锐地提出要重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1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新的改革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其特点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由此问世。这些调整将使得中国社会和改革更加健康发展。 本文共2页：第【1】【2】页第9页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