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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丁俊马黛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 0 0 0 8 3）摘要：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各宗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实践表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承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中国穆斯林先辈在中国化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穆斯林要继续秉承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实践，加强经学思想建设，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我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道路上健康传承，行稳致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关键词：宗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历史进程；实践路径DOI:10.3969/J.ISSN.1672-0911.2023.04.022中图分类号：B92；B9 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2-0 9 1 1(2 0 2 3)0 4-0 0 2 2-1 3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形势下，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 1 2 1.9-4 0 中共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主线，也是我国各宗教在中国生存发展、健康传承的必由之路和正确道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2 2 BZJ008）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 0 2 3-0 5-2 6作者简介：丁俊（1 9 6 3 一），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十四届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马黛瑞（1 9 8 5 一），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 0 1 9 级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 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 0 2 3(4)：2 2-3 4.22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承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2 0 1 6 年7 月1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期间，来到银川市新城清真寺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与伊斯兰教界人士亲切交流。习近平说：“我国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5 0 0 0 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2 伊斯兰教落地生根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化进程，不仅历史漫长，而且形态多样，遗产丰富。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教在中国南北各地及诸多民族中都有传播和传承，因此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主要以内地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为主线，简要梳理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进而探究当下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进程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人中国起，就开始踏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大体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第一阶段：唐、宋时期（公元7 世纪后期至1 3 世纪初期）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移植初传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5 0 0 多年的时间。这期间，作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来自西亚、中亚等地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各民族穆斯林，沿海、陆丝绸之路，航海梯山，陆续不断地来到中国进行经贸活动，并在长安（现西安）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港口城市聚集起来，他们被称为“蕃客”，其聚集地被称为“蕃坊”。大量来华的“蕃客”倾慕中国文化，努力融入中国社会，开启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先河。由于这些穆斯林“蕃客”们到中国的目的是经商谋生而不是传教，因此，当他们发现在中国的生活更加安逸舒适时，就在中国长期留驻下来，乐不思归，繁衍生息，由客居的异域侨民逐渐转变为本土居民。到唐朝后期及五代十国和宋朝时，“蕃客”后裔已被称为“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了。唐、宋时期的大量“蕃客”在各沿海城市营商兴业，从事国际贸易，并建起了清真寺，还办起了“蕃学”，时间久了，有人去世了，于是又建起了墓园。在这些城市中，迄今依然留存着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和古代穆斯林墓园，例如迄今犹存的广州怀圣寺和先贤宛葛斯古墓园、泉州清净寺和灵山先贤墓园、扬州仙鹤寺和普哈丁墓园、杭州凤凰寺等。由于“蕃客”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在中国生活，而不是如何传教，因此为了融入中国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重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早在唐朝宣宗大中二年（8 4 8 年），就有一位取中国名为李彦昇异的“大食人”（即阿拉伯人）考取了进士，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并引起了朝廷是否录用这位外邦人的争议。一位名叫陈黯的官员还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华心的文章，说李彦异“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仪，是行夷而心华也”。强调李彦异虽是来自异域的外邦人，虽然外貌长相不像中国人，但他喜欢和认同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他的心已是中国心了，因此没有理由不录用。全唐文中收录了陈黯所撰的华心一文，其中讲到：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日：“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23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吾终有惑于帅也。”日：“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仪，是形夷而心华也。若卢馆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石单之忠赤，其华人乎？是观之，皆任其趣向耳。今彦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3 唐人陈黯所谓的“华心”，某种程度上或许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到了宋代，“蕃客”们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已经普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绩，不少人甚至成为精通中国文化、颇有造谐的学者和书画艺术家。就这样，唐、宋时期的外来“蕃客”，通过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融入中国社会的方式，率先实现了客居穆斯林在中国的本土化，逐渐完成了由“外邦穆斯林在中国”向“中国穆斯林”的转化，由“人”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推动了“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从而迈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第一步。（二）第二阶段：蒙元时期（公元1 3 世纪初期至1 4 世纪后期）这时期有将近2 0 0 年的历史，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中国的生根与华化时期。蒙古帝国的崛起，导致中国乃至中亚、西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引发中亚、西亚地区各民族人员的大流动、大迁徙乃至大交往、大交融。大量中亚、西亚众多族群的穆斯林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各地定居下来，不断“华化”。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 8 8 0 一1 9 7 1）著有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专门研究了元朝时期来华西域人的中国化问题，其中列举了大量来华穆斯林“华化”的事例。4 元朝时期“华化”的西域回回人，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与唐、宋时期“蕃客”的后裔及本土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和交融，逐渐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共同体一一回回民族。此后，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回族开始普遍熟练掌握中国通用语言，说汉语，穿汉服，从汉俗，改汉姓，用汉名，深度融入中国社会，长期与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和合共处，生生不息。元朝时期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深深植根并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期。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说，元时“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5“元时回回遍天下”6 ，今天中国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基本上也是在元朝时期形成的。元朝将其臣民划分为四等，“回回人”被归于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元朝在立国、建国的过程中，大量任用各类穆斯林人才，在元朝朝廷和地方担任官职的穆斯林人数颇多。例如阿哈马在朝廷中主管国家财政，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类似云南省省长），等等。元朝还设立有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西域医药司、回回国子监、回回哈的所等机构，任命回回人管理和负责这些机构。各地的清真寺内还设立了“三掌教制”，负责管理伊斯兰教宗教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实行自我管理的制度化举措，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颇具意义。有元一代，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互鉴空前广泛和深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制瓷、纺织等技术陆续西传阿拉伯，并经阿拉伯远传到欧洲。伊斯兰科技文化与人文学科也大量传入中国：元朝天文台引进的阿拉伯天文仪器多达7 种，元朝官方秘书监收藏的伊斯兰文献典籍“回回书籍”更是多达2 4 2 部，内容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化学、24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医药、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诸多领域。7 3 0 0 这时期，大量西域人华的穆斯林持续“华化”，不断融入中国社会，为元朝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步伐。（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公元1 4 世纪后期至2 0 世纪初期）这时期有5 0 0 多年的时间，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长时期。历经唐、宋、元三朝，来华的外邦穆斯林不断“华化”，不仅实现“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而且开始推动实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这时期，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发生，不仅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化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程度。其中一项是“经堂教育”的创兴与发展。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人中国，至元、明时开始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廖落”的局面。穆斯林有识之士借鉴和融合中国传统私塾学堂模式，开创出经堂教育，其中最著名的创兴者是经学大师胡登洲（1 5 2 2 一1 5 7 9）。他在陕西首创经堂教育，致力于培养宗教人才。之后，这种经堂教育模式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推广，陆续传到中原、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经堂教育四大中心和四大学派：中原地区以陕西为中心，形成了陕西学派；华北地区以山东为中心，形成了山东学派；西南地区以云南为中心，形成了云南学派；西北地区以甘肃为中心，形成了河州学派。各地、各学派的经堂教育虽然在教学方法、教材选用、教学重点等方面有所差异，但最基本的十三部教材被各地各学派广泛采用，延续至今。经堂教育探索出一条中国化伊斯兰教宗教人才的培养路径，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贫乐道、学识渊博的经学家，为我国伊斯兰教的健康传承和中国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一件大事是“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如果说经堂教育是针对教内开展的宗教教育活动，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承经学的专业人才，那么，以儒诠经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并将二者融会贯通的文化会通活动。2 0 1 9 年5 月1 5 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这一活动并将其称为“伊儒会通”【8 4 7 1。尽管至明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且在各地都有传播，但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并不了解，甚至还存在不少误解。针对这一状况，明末之际，江南地区的一些“回儒”（通中伊两大文化的回回学者）开始以汉文著书立说，以主流社会所熟悉的儒家思想和概念阐释伊斯兰教，并逐渐在南京形成了以儒诠经活动的中心，之后云南等地的学者也参与到这一学术活动中。以儒诠经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博通多种教派和学术思想（即伊斯兰教、儒家学说、佛教和道教）的著名学者，最有影响的有：王岱舆（约1 5 8 4 1 6 7 0）、马注（1 6 4 0 一1 7 1 1）、刘智（约1 6 5 5 一1 7 4 5）、马德新（1 7 9 4 一1 8 7 4）等。这些学者著书立说，兼容并蓄，致力于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充分吸纳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和宋明理学，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思想体系，强调“顺主、忠君、孝亲”，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9 1 4 1，二者殊途同归，义理相合，都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1 0 1 3 6 3。王岱舆将伊斯兰教的“中道”思想与儒家的“中庸”思想融会贯通，特别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天法祖”与伊斯兰教的“敬主顺圣”相融合，将古兰经经文“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 9)1 1 4 2 中的“你们中的主事人”解释为“君主”，提出了“真忠正道”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理念，从而成25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功协调了宗教信仰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堪称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说：“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1 2 1 8-8 9“真忠正道”倡导三个层面的和谐：信仰层面追求天人和谐，强调忠主顺主；政治层面追求君臣和谐，强调忠君顺君；伦理层面追求人际和谐，强调孝亲顺亲。王岱舆之后，马注、刘智、马德新等著名学者继续沿着“真忠正道”的进路，进一步协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从哲学层面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积极引导穆斯林大众从精神层面认同中国文化，融人中国社会。马注在清真指南中融入了大量儒家伦理思想，他说：“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1 0 3 6 3“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1 0 4 0“客”问“儒者之道何如？”马注回答说：“宇宙间纲常伦彝，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道，理尽义极，无复遗漏，至中至正，不偏不倚。”【1 0 1 3 刘智更是以数十年之功潜心钻研天方之经和孔孟之学，会通两大文明。他在天方性理自序中说：“恍然有感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1 3 1 3 在天方典礼自序中也说：“虽事属寻常，而理寓高远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1 4 1 5 4 刘智充分吸纳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和谐理念，做到了中伊两大文化视阈的融合。1 5 J125马德新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深厚造谐，他认为：“天所通于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当然，礼也。道也，德也；理也，礼也。表里一体也。道出于天，德有于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礼乃人事之当然。礼合于理而发于人，为天命所当行之事，所谓天之节文也。人能体之而达乎天是所谓德也。体之而至于不自知其与天合，则无我也。无我则纯乎天理，是则所谓道也。”基于此，马德新主张中国穆斯林当“重天道亦重人道，尊天方圣人亦尊东方圣人”。1 6 9 1-2“伊儒会通说明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具有共通的文化基础，这一活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伊斯兰教进行符合中国文化的诠释，消除文化间隔阅，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中国穆斯林如何认同中华文化，融人中华民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交流对话提供了启示。”1 7 概言之，明、清时期的伊儒会通活动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提升到哲学高度，从理论上成功协调和化解了中国穆斯林在“敬拜真主”与“效忠皇帝”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既敬拜真主、又效忠君王的“二元忠诚”理念，加深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深度，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打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四）第四阶段：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 9 1 2 一1 9 4 9 年）进人2 0 世纪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覆亡，1 9 1 2 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中国穆斯林由先前的文化自在开始走向文化自觉，传统的“忠君”思想开始转化为“爱国”思想，国民意识觉醒，爱国情怀跃升。无数穆斯林仁人志士振臂高呼，醒回救国，更加自觉地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引领下，广大穆26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斯林和伊斯兰教界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觉醒与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同频共振，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创办报刊，创建新学，赴外留学，译解经典，广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形成了“爱国爱教”的文化传统。著名穆斯林报人丁竹园大声疾呼：“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无论那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7 2 6 0 各地阿经师们言传身教，弘扬“爱国爱教”传统，激励广大穆斯林与各族人民同仇敌屹，共赴国难。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静斋、时子周阿筒于1937年就在郑州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唤醒民众，号召抗战；宁夏著名大阿虎嵩山高声倡言“国家兴亡，穆民有责”，他号召广大穆斯林奋起抗战，还写出阿拉伯语、汉语对照的祈祷词，遣责和诅咒日本侵略者暴行，祈祷抗战胜利；年逾古稀的马良骏大阿在新疆广泛宣传抗日；云南的纳明安教长坚持每天率众祈祷和平，默祝中国战胜日本，直至抗战胜利。上海著名阿达浦生（1 8 7 4 一1 9 6 5）投身抗战事业的事迹，更是感人至深。1937年上海沦陷，年逾花甲的达浦生阿愤慨万分，当他得知在阿拉伯世界甚至连一张宣传抗战的传单都没有，而日本浪人却潜人中东，大肆美化侵略战争，颠倒黑白、歪曲侵华事实时，便毅然决定自费前往中东，以自已的声望宣传中国抗战正义事业。达阿借钱只身远赴埃及，晋见法鲁克国王，拜会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中国抗日正义事业。金字塔报及埃及邮报等中东著名媒体对达阿的抗日宣传给予及时报道。达阿筒又借朝觐之机赴沙特阿拉伯，对中国抗战事业作更广泛的宣传，多次发表讲演，遣责日本暴行，还参加“世界回教大会”，向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传达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沙特国王两次接见达浦生阿。达阿筒感到仅作口头宣传还不够，便在麦加起草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向各国穆斯林散发。复返埃及后，又撰写长篇文稿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并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发表，引起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极大关注。1 9 3 8 年6 月，达阿抵达印度，在德里又连续多次发表演讲，还拜见了此后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真纳。真纳表示中国的抗战也是次大陆人民的抗战，他命人将达阿的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译为印地文，刊登在印度时报和孟买新闻上，还在印度穆斯林中募捐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达浦生阿以满腔的爱国热忧，奔走海外，宣传抗日，历时长达8 个月。1 9 3 8 年8 月，达阿带着各国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和对中国抗战的有力声援，携带几十万法币的捐款取道香港回国。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于1 9 3 8 年8月8 日和1 0 月3 日两次以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和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等专文报道了达浦生阿出访宣传抗战的事迹及其意义。新华日报的报道说：当埃王接见达先生时，般殷垂询我国回民数目及抗战中之回汉关系等。达先生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抵御暴敌，不愿为日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王在欣慰之余，笑容满面地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达先生说：“抗战则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警语。”而且，他曾经以行动为他的理想作过回答了。1 8 27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达浦生阿的爱国行动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穆斯林爱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动写照。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阿奉命进京，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宴请。1 9 5 6 年，8 2 岁高龄的达浦生阿筒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飞机上，周恩来总理将自已的卧席让给达老歇息，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作为从沪上走出的一位伊斯兰教界领袖，达老爱国爱教的崇高风范和感人事迹为上海穆斯林和全国穆斯林树立了可敬可佩的榜样。（五）第五阶段：新中国时期（公元1 9 4 9 年迄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也进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期间，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除在十年内乱时期受到严重挫折外，总体上呈现健康传承和良性发展的态势，中国化的程度和内涵不断深化和丰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不断得以弘扬，国际友好交往交流广泛开展。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新中国开国领导人的亲切关心和支持下，1 9 5 3 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团结统一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1 9 5 5 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至改革开放后，又有沈阳、新疆、兰州、郑州、北京、宁夏、青海、昆明、湖北等9所地方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1 9 5 7 年中国穆斯林杂志创刊；1 9 8 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马坚先生古兰经汉语通译本，此后又多次修订再版。所有这些，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项。2 0 2 3 年适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7 0 周年，5 月1 9日，纪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7 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协会领导并与全体代表合影，他对中国伊协成立7 0 周年表示祝贺，并向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群众表示诚挚的问候。他表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7 0 年来，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带领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坚守中道、团结进步，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 9 概言之，新中国建立7 0 多年来，中国穆斯林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以空前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团结，并肩奋斗，在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史与实践充分表明，伊斯兰教在中国一千三百多年传承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中国穆斯林先辈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穆斯林始终要协调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教规与国法的关系。中国穆斯林历来注意妥善处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正确把握宗教教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坚守中道，辅政报国，走政教分离之路，强调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价值，使伊斯兰教的教法礼法化、习俗化而非法制化、制度化，从而成功化解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形成了“忠主顺君”“爱国爱教”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贯穿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始终与伟大祖国命运与共，与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积极投身于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伟大斗争与建设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实践证明，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历28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程，就是伊斯兰教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品格，为世界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之路提供了中国经验。”2 0 秉持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新时代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穆斯林的一项重大责任。二、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包括伊斯兰教在内我国各宗教的中国化实践具有漫长的历史，然而，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宗教中国化”的“中国”，既是历史的中国，更是当代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涵，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向前看、向前走，避免在实践中陷入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泥潭，防止以中国化之名开倒车、搞复古、搞形式、搞运动，要在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开拓进取，与时偕行，守正出新，革故鼎新。各级党委和政府是新时代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坚强领导者和有力支持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特别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思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积极支持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我国各宗教正确把握时代精神，坚持正确的中国化方向，努力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引导和激励包括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内的我国各宗教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发挥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与党同心同行，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探索实践，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要意涵和主线。“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2 1 新时代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党和政府以及伊斯兰教界都要高度重视的“国之大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包括伊斯兰教在内我国各宗教在中国化道路上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核心要义。要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引导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穆斯林作为中华儿女的组成部分，不仅要在政治上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而且要在文化上、社会上积极融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9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世界更是由众多民族和宗教组成的人类大家庭。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共事、共同生活是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常态。因此，与各民族人民团结协助，和睦相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是穆斯林实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实上，穆斯林与其他各民族人民相知相交不仅是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是伊斯兰教经典教义所倡导和鼓励的善行。伊斯兰教的经训明确昭示穆斯林要善待异已，尊重异教，相知相交，和谐相处。因此，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进程中，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民族穆斯林不仅需要牢固树立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建设中与各民族人民团结互助，携手共进；同时，还应具有天下情怀与人文关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我国伊斯兰教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卧尔兹”演讲比赛，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强化政治思想引领。各地清真寺还开展了“四进”活动，即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清真寺，这一创新举措，成为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生动实践，使广大穆斯林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不断加深和提高。（二）以时代精神为引领，做好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译经、解经工作坚持与时俱进、正确译介和阐释经典教义，是我国宗教在中国化方向上健康传承、稳步前行的重要保证，是管方向、管根本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伊斯兰教而言，推进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宗教经典译介与阐释，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迫切的时代任务。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经典汉译工作一直比较滞后和薄弱。伊斯兰教与佛教同为外来宗教，但在中国化的程度上似乎不及佛教。两个外来宗教中国化程度的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教对于各自经典译介的重视程度有很大不同。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很快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将大量经典译为汉语，进而构建起汉语语境下的佛学思想体系。而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主动开展系统的译经工作，致使伊斯兰教长期不为中国社会所了解，直到2 0 世纪初才开始了零星、有限的译经活动。有学者认为：“只有运用中国语言、采取中国表达、形成中国理论的阐释形态的宗教，才能称之为中国化的宗教。”【2 1 显然，坚持以时代精神为引领，以汉语译介并阐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进一步做好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译经、释经和解经工作，依然是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实践路径。伊斯兰教界要继承和发扬伊儒会通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译经、解经工作，推动伊儒会通历史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经典教义中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理念，着力弘扬和平中道思想。解经工作需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穆斯林的实际，正确阐释和处理教规与国法的关系，对国外的教法判例不可照抄照搬。中国伊斯兰界的经师在研习传统经典的同时，更需关注现实，熟知民情、社情、国情和世情，特别是要重视对中国法律制度、政策法规、历史文化以及各地、各民族的具体情状的了解与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伊斯兰教法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唐宋时期，它是化外之民的习俗；蒙元时期，它是管理穆斯林臣30丁俊马黛瑞：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民的一套“通制；清以来，它是作为与儒家之礼相通的礼法。到了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时期，它逐渐发展为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2 3 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法的实践是变“教法”为“礼法”，总体上将其限定于乡约民规领域的礼俗层面，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教规与国法的关系，即在服从国法的前提下，将教法作为一种生活习俗中的礼法而遵行。这说明中国穆斯林先贤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体现出睿智与务实的精神。在新的时代，伊斯兰教界要以时代精神为引领，进一步做好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译经、解经工作，倡导中国穆斯林秉承历史传统，弘扬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明确自已作为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既做好教民，更做好公民，牢固树立遵守教规首先要遵守国法、合格的穆斯林首先是遵守国法的好公民的理念。（三）重视人才培养，加强中国特色经学思想建设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无论是专业化宗教管理干部队伍、高水平宗教研究人才队伍，还是高素质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都与新时代宗教中国化工作的现实要求有较大差距，伊斯兰教方面的人才队伍尤其薄弱。深入推进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需要各方面人才的有力支撑，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因此，要高度重视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努力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新一代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队伍。要推动传统经堂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形式多样的专业培训、进修深造、考察学习、交往交流等各种活动，不断提升教职人员综合素质；要发挥好全国和地方伊斯兰教经学院人才培养主渠道作用，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加强教材建设，提升教学质量，为深人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提供有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中央统战部等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工作，持续开展经学院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和成效。在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和开展相关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深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坚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做好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2 4 构建中国特色的经学思想体系，是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内涵。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就要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伊斯兰教界的解经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建设，通过解经和经学思想建设，努力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释经话语体系，积极引导广大穆斯林秉承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恪守中道，正信正行，不断适应和融人当代中国社会，坚定不移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倡导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开展创制维新，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文化传统。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不是要改变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更不是要标新立异，创造出一个新的教派，而是要传承创制维新的文化精神，继承和弘扬中国穆斯林教法随顺国法、随境而安的历史智慧与优良传统，从而使伊斯兰教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和进步31专题聚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的中国社会。为此，中国伊斯兰教界“要深化解经工作，深入挖掘伊斯兰教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坚持和弘扬中国伊斯兰教优良传统，正确辨识国外伊斯兰教各种思潮，不能唯外国宗教马首是瞻，把外国价值观奉为圭桌，从而使中国伊斯兰教迷失方向”。【2 5 要做好新时代的解经工作，提高解经水平，构建中国特色的经学思想，要从诸多方面做出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要发扬革故鼎新的自我变革精神，充分吸纳现代文明成果，更新话语体系。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对传统教律作细致梳理和检视，摒弃老旧过时、不合中国国情的古老律例。例如，在古老陈旧的律例中，有一种观点将人类社会简单地视为穆斯林“和平区”和非穆斯林“战争区”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认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的权威经典中并没有支持这种说法的充分依据，经训中的主张甚至与此恰恰相反，不仅鼓励全体人类要相知相交，和平相处，更将追求和平、槟弃战争与冲突视为一种恩惠。2 6 1 3-1 4 0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已然进人到地球村的社会，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穆斯林生活，他们与所在地、所在国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相互依存与交融日益加深，那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不仅不符合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也不符合普善天下的教义宗旨。由此可见，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建设，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和中国穆斯林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需要不断探索和深人实践。（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促进文明交往互鉴新时代的中国穆斯林，不仅要与全国各族人民携手互助，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2 7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