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制与家户生产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生产实践的再考察.pdf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摘要：本文通过安溪一个产茶村落的个案，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实践及其产业后果进行了再考察。集体化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但家族组织的逻辑在实际的生产组织即生产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生产队长居于“公家”与“小家”之间的平衡角色延续了传统家族权威的行动伦理。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生产决策及以家户为基础的产销安排下，集体生产突破了产销技艺在核心家族内传承的方式，转而扩散到村庄内绝大多数家庭，最终有利于分田到户后的家庭产业和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关键词：集体化生产队长家户经验安溪茶产业Collective System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A Re鄄Examinationof Production Practice in the Period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YAN YanhuaAbstract：This paper re鄄examines the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their industrialconseque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through the case studyof a tea鄄producing village in Anxi.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ring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on the one hand，led to the widespread“de鄄skilling”oftraditionalteamerchantfamilies，thatis，throughthestatesagribusinesstransform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skills，the collective system broke the monopolyof production skills inherited within the core family and the family specialization.Onthe other hand，it brought about the“re鄄skilling”for the majority of community颜燕华集体制与家户生产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生产实践的再考察*作 者：颜 燕 华 清 华 大 学 社 会 学 系（Author:YAN Yanhua,De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E-mail: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的导师杜月副教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感谢匿名评审人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社会20233CJS第 43 卷111社会2023 3members，that is，through the“paternalistic”production arrangements of theproduction team leader，tea production skills were disseminated to a wider range ofhouseholds.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system on the local teaindustry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gic of state governance andlocal traditions.As a part of the formal state power structure，the production teamleader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were able to use the power endowed by thestate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way of family work，so that the correspondingproduction arrangements we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to thegreatest extent，and it ultimately enabled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ea gardenproduction.However，although the family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abolished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 logic of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hadcontinu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The productionteam，especially the production team leaders balancing role between the“publicfamily”and the“small family”played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family authority.Thestudy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se important features of 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paternalistic”style leadership of the production team leaders and the household鄄based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rrangements spreading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skills to the majority of households in the community-that ultimately facilitated the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industry and the local tea economy in the post鄄collectivization period.Keywords：collectivization，production leader，household production，tea industry一、引言学界对于国家宏观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研究存在一种较强的去地方化和去历史性倾向（朱晓阳，2018；应星，2016），而从形式到实质的社会学研究要求研究者采用更为经验的、条件性的研究方式来追索社会现象的作用机制和历史根源（肖瑛，2022）。具体到对集体制之影响的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将地方的文化传统、生计形态、地理环境等都视为“自然背景”的做法，而将其视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素，考察其如何调节集体化时期的制度效果（朱晓阳，2018）。就集体制的具体实践与地方传统制度的勾连而言，学者对家族组织在集体化时期的继替关注甚多，尤其是在家族传统深厚的南方地区。112集体制与家户生产例如，高默波（2013）通过对江西潘阳县高家村的研究发现，乡村的政治和生产生活在集体化时期一直与宗族势力相连，干部的选择与事务的处理均需多面兼顾宗族间的利益及其平衡，家庭和家族亦能够利用新的形势发展自身，例如在生产安排和利益分配上照顾宗族以增进团结与力量。王铭铭（1997）在针对福建闽南地区家族社区变迁的研究中亦指出，家族传统与 20 世纪以来现代政治和国家建设过程是紧密相连的。虽然集体制度试图消解传统社区和家族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原本基于家族制度的社会组织、互助传统以及经济生产、分配原则在集体制下得到了存续，甚至扮演着国家干预民间社会生活的中介角色，这一点在其他针对福建地区的历史民族志个案作品中亦多有体现（黄树民，2002；庄孔韶，2016）。那么，地方家族传统在集体制框架内的存续形态如何影响地方产业的发展，这正是本文力图考察的问题。对于集体制的产业影响，无论是偏向负面还是正面的评价，现有研究所见大多是宏观的总体性判断，而少见对微观劳作过程和生产实践的考察。例如，以林毅夫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均强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源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对集体制度 的克 服（Lin，1992；Zhang and Carter，1997）；其他学者则指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科学要素投入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高原，2018；桑坤，2020）。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生计模式和产业特性的影响。实际上，产业发展形态深受地方制度传统的影响，这一点早已为社会学研究者所揭示，典型如费孝通开展的一系列对村庄个案及产业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如谷物等粮食作物和水果、茶叶等特色作物）亦要求不同的生产安排，并遵循着极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农业增长更多由特色产业引领的背景之下（黄宗智，2016），考察集体制与地方传统的勾连如何作用于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的个案是福建省安溪县的茶产业。安溪县位于福建东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在明末清初乌龙茶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成为全国重要的乌龙茶产区之一。但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地的茶产业一直集中在少数几个乡镇的几个产茶村落，而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发展，到了20 世纪8090 年代，茶产业已拓展到安溪的绝大多数乡镇和村落，并在改革113社会2023 3开放后迅速发展成当地的支柱产业。因此，在安溪茶产业的案例中，产业发展具有深刻的集体制渊源。这一现象值得追问，何种社会机制使得集体化时期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实践对当地的茶产业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亦可回应集体制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受到产业特性和地方传统制度调节的问题。在此个案中，产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茶叶是一项高度技艺化的劳作，技艺的掌握与扩散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这明显不同于其他的作物（例如粮食作物主要依靠种子、肥料、基础设施等外部要素的改良和投入），而地方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的家族文化根基极为深厚之上。实际上，家族与生产技艺的传承是高度关联的，即技艺传承和市场通路在传统上均限于核心家族范围之内。因此，就集体化时期的茶产业而言，更为具体的问题则包括：集体化时期的地方家族组织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家族垄断的生产技艺在集体化时期呈现为何种形态？家族组织的变化及技艺垄断的改变如何塑造了 20世纪 80 年代后地方茶产业的发展？本文发现，集体化时期的村庄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但实际的生产组织即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家族组织和家户生产的逻辑。一方面，这促使传统的农商家族广泛遭遇“去技艺化”（diskilling），即通过国家的农商改造和技艺的再分配，集体制打破了生产技艺在核心家族内部传承的垄断性及生产的专门化；另一方面，又带来了面向广大社员的“再技艺化”（reskilling），即通过生产队长家长式的生产安排，茶叶生产技艺扩散到更大范围的家户，这是分产到户后家庭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文献综述：集体制、地方性与家族组织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家试图用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替代家户的生产经营，以促进农业现代化。但这一套现代化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地方传统的改造，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在集体化时期，正是集体逻辑对地方生产传统的完全替代使得集体化得以实现及维持。随着统购统销和计划生产制度的实施，国家垄断最重要的农产品资源，赋予土地、产品和劳动等经济资源以国家特性，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具有国家目标的属性，基层组织的行动主要围绕着完成政府目标而展开（Shue，1980）。集体生产和分配制度极大地重塑了农民114集体制与家户生产的生产行为及利益关切，例如工分制对农户形成了有效的激励，使得农户更为理性地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张江华，2007）。此外，集体制在具体的生产安排上，从生产时间和空间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工业化改造，既打断了节气所对应的传统乡村社会的时间节奏，也改变了传统乡土生产生活空间的模糊性（李洁，2011）。正是通过对生产组织、分配制度以及日常劳作等多个层面的改造，“公家”取代村落传统成为新的社会生产逻辑。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集体化时期的制度和实践之所以能够持续，正是因为地方的传统结构在集体制下得到了维持。首先，公社体制力图以集体取代家户农民，但前期的大公社体制不得不向家户传统妥协，最终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村队模式与同家户紧密相连的自然村落相契合（徐勇，2013）。村队模式既为革命嵌入传统之中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生活空间，同时由于公社并没有打破传统族居的形态，客观上也保存了部分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形式（张乐天，2005）。此外，在集体化时期，自留地的长期存在实际上是一种“隐性退出”机制，农户对自留地的关照延续了此前家户生产的模式及相关的意识形态，这也解释了“为何低效的公社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罗必良，2019）。就集体制对传统生产结构和生产组织的改造及其成效而言，研究者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理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集体制对传统生产结构和生产组织的改造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影响程度和形态受地方性的调节。因此，对集体制影响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地方性的充分理解和澄清之上。自然环境、家庭伦理、生计模式、产业形态、社区组织等都是地方性的重要部分，或者说地方性是以上诸要素相互融贯的总体性表达。我们可以从既有的一些与集体化时期生产相关的研究个案入手，来考察地方性对集体制之影响的调节。在此，本文仅就农业经营中的种植选择和种植偏好来看生产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计划和国家控制的市场的限制。在集体化时期，生产队的种植主要面临以下两类来自国家的限制：一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其中有非常明确的收购数量指标，需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任务；二是政府会使用配购（供销社根据生产队的计划种植面积供应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换购（生产队用农副产品从国家换取生活生产资料）与奖售（政府为了奖励生产队而向其多售某类短缺物115社会2023 3资）的方式来控制生产队的农业经营，这里有较多生产队可以腾挪调整的空间。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弗里曼等，2002）和山西省长治市张庄（韩丁，2008）的案例中，作者呈现的干部具有极强的跟随国家计划的倾向，在种植选择上通常会选择牺牲村庄的利益来服从国家的安排，社员需完全遵从公社对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在哪儿以及如何种的一切安排。而在张乐天（2005）研究的浙江省北部联民村中，生产队的干部会顾及国家计划，但也有一套自己的安排。为了更好地满足村民的生存需要和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生产队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调整种植结构，例如明里暗里地减少桑麻田而多种粮食、灵活调整小宗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最大增加收入等。生产队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差异受到生产队组织与地方性传统之关联程度的影响，尤其深受地方家族制度和伦理存续形态的影响。在五公村的三个生产队中，第二生产队主要是当地李氏宗族势力的旧堡垒，因此在生产队的划分与合并中，一些在生产队改革前最富、势力最大的李姓家族被从中分割出来，并入其他生产队。另外，在生产安排上，为了公平起见，生产队放弃在邻居、亲戚等关系内合作的原则，转而采用非人格化的安排，每个生产小组均由“老少强弱”劳动力组成。而在浙北联民村，虽然这一地区的宗族势力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式微，但公社并没有打破族居的形态。即便是在革命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政治向农民社会生活的渗透也只停留在较宽泛的公共生活领域内，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与部分公共领域，传统的家族伦理仍是农民行动的依据。在本文案例所在的闽南地区，家族毫无疑问更是理解地方特殊性的关键。中国东南地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弗里德曼，2000；葛学溥，2011；郑振满，2009），宗族作为由共同祖先界定的父系群体，其成员通常只包括同姓成员，并且具有相当明确的地理边界。但在真实的实践中，宗族制度极具弹性和伸缩性，可以随时根据实用功利的需求，扩展家族和乡族范围的外延（陈支平，2010）。从家庭出发，到房支、宗族，乃至超越家族组织形式的会馆、行会等社会组织，都与家族关系共享着一种逻辑（傅衣凌，1989:45）。因此，只有在泛家族主义认同而不是狭义亲属制度的意义上，宗族或家族社会的提法才能成立（郑振满，2009:245）。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在集体化时期的村队制度下，家族观念的认同与实践以何种形式呈现？116集体制与家户生产1.朱晓阳（2018）对昆明滇池东岸小村的考察以及高默波（2013）在江西鄱阳县高家村的研究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但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村庄的政治结构和村庄领袖继替的问题，生产劳作以及产业影响并不是他们研究的关注点。2.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村都是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的，正式的分类以某村称呼之，而民间称呼或有不同，闽南地区则习惯用某角落（亦称“角头”）指称自然村，其直观反映了历史延续过程中由于家族裂变而形成的聚落形态，故后文均按本地习惯称自然村为角落。家族组织和观念认同延续的可能性首先建立于新的组织在地域和社会关系层面与传统组织的叠合之上。在村队制度下，家族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更多落脚于自然村范围内的家族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民国以降的地方政权建设实际上已经逐渐改变了闽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家族长即村庄政治领袖的情况，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国家的正式权力机构更是在基层全面取代了传统制度。集体制下村落领袖的产生并不遵循传统家族谱系的逻辑，甚至村落中的小姓家族亦有可能诞生领袖人选，并长期主导地方政治。在此情况下，家族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就落在主导村庄事务的人物的行动逻辑和伦理取向上，这一点在以往对闽南地区村落政治的研究中已多有论及（王铭铭，1997；黄树民，2002）。但在生产领域的安排和决策上，作为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生产队长如何影响地方产业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本文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行动逻辑与生产制度的互动与结合上，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改革开放后家户生产经营的复兴及地方产业的发展。三、研究单位与田野地点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单位选择和研究内容偏向上，既有研究多以公社和大队为基点，考察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对村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影响，如郭于华（2013）、弗里曼（2002）和韩丁（2008）等人的研究，较少关注自然村/生产队范围内的劳作安排和生产内容。1?当前行政村的范围大致对应的是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大队，自然村对应的是生产队。2?在闽南的村落中，每个生产队的规模大概在 2030 户之间。由于生产队是落实生产的主体，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同时，生产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单位，从生产队范围内的生产安排可以看出地方的自主性，因此，本文在顾及整个区域及村庄产业发展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安溪一个产茶村庄的角落展开研究。本文的实地调查地点是安溪县中部偏西的蓝田乡黄柏村。今天的117社会2023 33.这一案例在安溪并非特例，许多传统的产茶村庄均存在经由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安排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主要产茶区的发展历程，例如龙涓乡内灶村的半岭角落、长卿乡珍田村等。黄柏村下辖外黄柏、来清、白借、象卷、山后、大乾、土楼埕、招坑、八腰、净树后等 10 个角落。在 19621982 年间，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这 10 个角落分别属于 10 个生产队，各自负责角落内的集体生产，其中山后角落尤为重视茶叶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田野调查点。虽然这个角落一直有产茶的传统，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本区的茶叶产量很有限，只有两三户人家管理茶园和一户人家经营茶叶生意。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山后角落成为乡镇内产茶最多的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是本乡从事茶叶生产较多的角落之一。3本文写作的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 2021 年 4 月、7 月以及 2022 年 4月、6 月在福建省安溪县黄柏村的四次田野调查。这四次调查总共对当地 14 位经历过集体化时期的村民进行了 23 次访谈，其中包括 5 位生产队的干部和 9 位普通社员。访谈涉及的内容包括个人的生命史，集体化之前村庄的茶产业状况，集体化时期茶叶的种植、管理、制作和买卖实践，集体化之后茶叶的产制情况及市场化过程，等等。这些访谈材料构成了文章写作的基础。除了访谈资料外，与茶产业相关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安溪国营茶厂留下的档案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安溪籍涉茶华人华侨进行的口述史访谈资料，亦是文章写作的重要材料。四、农商改造与技艺嬗变家族作为直接建基于家庭之上的社会组织，在传统上一直塑造着闽南村庄的生产和生活形态（郑振满，2009；陈支平，2010），在生产经营方面主要体现为技艺传承和市场通路均限于核心家族范围之内。20 世纪 50年代之后，茶商家族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转化为纯粹的农民，经历了“去技艺化”的过程。但这一轮技艺提取意外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成为掌握茶叶制作技艺的生产者。（一）宗亲控制与产制销一体化在二战前，安溪茶主要销往南洋地区，消费主体是闽粤两地的南洋华侨，因此又称侨销茶。彼时，当地茶叶产销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农商一118集体制与家户生产4.括号内容表示对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华人口述史资料的引用。NAS 为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缩写，其后为档案编号加受访人名字，下同。体化，即茶商家族既在乡里拥有茶园，进行茶园的管理和茶叶的初制，又从事茶叶经营，通过父子、兄弟、叔侄的关系网络将山区茶叶销往南洋地区（颜燕华，2022）。亲属关系与茶叶的制销技艺高度重合，茶商家族通过茶叶制作的专业分工和精制技艺把控质量，并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技艺保存在核心亲属群体中。在初制环节，当时茶商自营的茶厂专业化程度较高。以安溪茶商在武夷山的茶厂为例，茶厂内设做青间（发酵室）、焙房、炒青间、揉捻室等。在人工安排上亦有精细的分工，每个重要的初制环节都有核心负责人，并配有一些工人，例如采摘环节有带山茶师和采工、做青环节有做青茶师和帮青、炒青环节有炒青茶师和炒工、烘焙环节有烘焙茶师和看焙等（林馥泉，1943：49）。以上诸多环节均在不同程度影响了茶叶品质，其中，做青环节尤为重要，因此做青茶师通常为经验丰富或技术老练的直系亲属或同宗、同乡。由于茶叶初制水平不一且批次差异大，质量把控还需落在烘焙和拼配等精制环节上，这是形成安溪乌龙茶特定口感和风格的关键环节，也是茶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精制技术主要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在家族成员内传递。烘焙和拼配需要建立在茶商对毛茶基底品质和风格的识别之上，即便是最天才的茶叶商人，也至少需要经过 35 年的训练才能培养出这种辨识力，因此，技术的掌握有赖于茶商从小生长在茶山之中的经历以及家族的熏陶（NAS，000660 Wee TiongYew；NAS，001271 Gan Hui Chong）。4拼配技艺的学习也是靠耳濡目染，很多茶商主要是靠和父亲一起试茶来学茶，“试了之后他会跟你讲这个茶怎样，它的气怎样、它的底子怎样，那你就这样慢慢去摸索、体会，不断去冲泡，不断地看，慢慢地吸收”（NAS，A002252 Guai Lian Kee）。这种学习经验并不是其他人轻易可以拥有的，譬如茶庄会雇佣工人，但工人并不会参与试茶，更不会参与茶叶的拼配过程。只有家族的核心成员或者是店里非常核心的骨干才能接触到拼配的内容，而核心骨干大多也是同乡或同宗，通常从伙计做起，经过一段学徒经历才能接触到烘焙和拼配的核心技术（NAS，002915 Gan Tiong Siew）。茶叶种植和产销技艺的扩散也遵循着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逻辑。随着茶叶外贸的兴盛，在传统产区西坪、虎邱和大坪三个乡镇诞生了一119社会2023 35.参见：1955 年对私改造工作总结报告及 1956 年安排意见（安茶资字第 2 号），1956年 1 月，福建省茶业公司安溪茶厂资料。6.括号内容表示对访谈资料的引用，格式为访谈年月日加受访者名字缩写，下同。7.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节录），1951 年 2 月 2日，载于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 年。些颇有影响力的茶叶外贸家族，其中以西坪王姓家族和魏姓家族为主。海外茶行通常依靠内地茶行供货，供货茶行通常与南洋茶行的主理人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根据 1955 年国家对私商改造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安溪县从事出口相关业务的茶行有 77 家，其中超过半数为西坪人经营（其中松岩村魏姓 16 户，尧阳村王姓 31 户）。这 77 户分别与34 家南洋及香港茶庄有关系，关系种类分为家人（如夫妻、父子、兄弟）、亲戚（姻亲、族亲）和朋友，5?而其他地区和乡镇的茶行在经营初期都或多或少与西坪有所关联。以本文所调研的黄柏村所在的蓝田地区为例，民国时期当地有名的茶庄源崇美的经营者颜惠芸便是通过西坪地区的宗亲关系做起了侨销茶生意（NAS，001271 Gan Hui Chong）。而黄柏村的颜高连因与颜惠芸家族是同姓宗亲，便帮其收茶供应到源崇美在漳州的分店（访谈资料，220313YJM）。6颜高连通过茶叶生意发家后，又带动与其紧密的几个同村家族种茶、制茶（访谈资料，220619YMK），在此之前，黄柏村因地理位置偏远并没有人从事茶叶经营。由此可见，在集体化之前，茶叶产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乡镇的村落之中，茶叶的销售渠道由这些地区的少数茶商家族所掌控，茶叶的核心制作技艺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为主要亲属群体所垄断。在大多数边缘的乡镇或村落，茶叶的产销也或多或少与核心区域的茶商家族产生关联，经由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亲属关系，茶叶产制技艺缓慢地由中心区域向边缘扩散。（二）国家吸纳与技艺分割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的集体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当地茶叶发展和扩散依托于家族和亲属关系的格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便给出“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指示。1951 年，中央政务院强调，“组织起来是农业生产上的第二个革命”，开始推动农业合作互助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7?1953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孤立的、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120集体制与家户生产8.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 年 12 月 16日，载于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 年。9.参见：1955 年对私改造工作总结报告及 1956 年安排意见（安茶资字第 2 号），1956年 1 月，福建省茶业公司安溪茶厂资料。10.参见：关于一九五二年茶叶生产、收购工作的联合指示，1952 年 3 月 16 日，载于 茶叶业务文件汇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畜产茶茧局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畜产茶茧局出版，1980 年。11.安溪的国营茶厂于 1952 年由中茶福建分公司在安溪西坪镇安美庙创办，是福建三家国营茶厂之一。1953 年，该厂迁往安溪官桥镇，后在官桥镇五里铺兴建厂房，进行半机械化精制加工。在 1954 年前后，茶商大量自行转业，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原有的货物和资金来源被国营茶业公司所阻截。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8?为了服务工业生产，农业、手工业、商业需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安溪地区的茶叶经营者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结果是，以茶商家族为核心的农商一体的产销结构逐渐瓦解，绝大多数的茶叶经营者从原本农商一体的身份完全转变为集体制下的农民。当时福建的私营商包括批发商、零售商、出口商、半农半商四个类型，而半农半商专指安溪地区的茶商。半农半商性质的安溪茶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位置颇为微妙，他们既非城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也不是农村专门从事贸易的小商小贩，因此除了极少部分商人外，对其进行公私合营加以利用的价值不大，但他们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会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最后改造的方针是使绝大部分的农商户完全转业为农业户，以利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9在将农商户改造为农民的过程中，国家也将乌龙茶的制作技艺进行了提取和再分配，并形塑了拥有技艺的工人和没有技艺的农民之间的分野。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中央就确立了茶区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分两条腿走路：一是发展互助与生产合作，由合作社组织茶农进行茶叶集体初制；二是在国营公司的领导下，组织茶叶私营单位完成收购和精制，从而满足外销和保证边销。10?随着农业合作在农村的普遍开展以及地方国营茶厂的建立，11茶叶初制和精制技艺一分为二，一方面，国营茶厂完全取代传统商人，成为组织精制和运销的单位；另一方面，初制环节被分配到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大队和生产队。由此，精制技艺被转移到国营工厂，而技艺的拥有者大多下降成为农民。之所以说“下降”，121社会2023 3是因为在茶厂工作的人获得了高于农民的工人身份，在集体化期间，安溪所有茶叶均交由官桥茶厂进行精制再加工，国营茶厂的工人因掌握茶叶品评和精制技艺，成为给生产队茶叶定价的茶师。而生产队的师傅虽然掌握着对茶叶质量最为关键的初制技艺，但没有对茶叶的定价权，也无法享受高于其他农民的待遇。毫无疑问，在针对农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茶叶经营者被完全转化为农民，遭遇了“去技艺化”的过程。然而，这一轮的技艺提取意外地在集体化过程中使得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再技艺化”，成为掌握茶叶制作技艺的生产者。不过，在集体化时期，制作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与侨销茶时期的家族传续大相径庭，但集体制背后仍有家族组织的逻辑在起作用。五、集体实践与家户赋能在集体制下，原本农商一体的结构经历了继替的过程。新的组织方式至少在以下方面延续了原本的结构：一是家族组织在生产队即村落的范围内得到了延续；二是具体的生产和劳动分配仍以家户为单位，保留了家庭的位置。与此同时，集体生产又为传统生产注入了新的内容：一是集体生产改变了生产技艺在核心家族范围内传承的方式，技艺作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通过以家户为基础的生产安排，成为农户的具身性经验；二是生产队的生产安排具有去专业化的特征，分工的模糊性和权宜性使得生产队员掌握了制茶各个环节的技艺。这些都为分产到户后家庭经济及地方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产销技艺在被国家从民间抽取出来之后，又意外地带来了为家户赋能的结果。（一）为集体增效益：生产队长的双重行动逻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大队和生产队取代了传统的家族组织成为村庄正式的权力机构（王铭铭，1997）。但家族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村庄的生产生活，只是这种影响更多地落脚于更小范围的家族共同体，亦即对应于一个生产队。在闽南的村落中，一个生产队一般对应一个“角落”，而角落通常与“房份/房支”相连（王铭铭，1997）。在福建的家族组织中，房是一个具有很强伸缩性的范畴，子辈男性对其父而言为房,这是房的最小范畴；而就谱系概念而言,无论任何世代的男性和全部男性后裔及其妻的父系继嗣群均可称为房（庄孔韶，122集体制与家户生产12.虽然生产队长在制度上并非国家干部，但在田野调查中，曾经的生产队长在自我认知上是干部身份，生产队员也将其视为不同于普通社员的干部。这种干部身份通常意味着服从国家指令和安排，因此本文将生产队长的一些逻辑称为干部逻辑。2000：267）。不过在具体的实践中，房的范围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就时间尺度而言，在闽南地区，一般表现为“亲堂关系”的范围，所谓“亲堂”关系一般指“同祖公”的人，即追溯到曾祖父上一辈的“祖公”。亲堂圈子不仅以谱系关系界定，在家族村落里还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同祖公”再往上一两代的关系为“同角落”（王铭铭，1997）。也就是说，一个村落大致属于同一个房份，在村队制度下，生产队就对应着某个房支聚落。由于生产队与历史上形成的血缘及地缘群体相互重叠，因此集体的生产决策实际上具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不过，如果仅用生产队范围与家族组织关系的重叠，并不能解释为何在集体化之前未能快速在村落发展的茶叶生计能够在集体化时期快速扩散。这里面更为关键的作用机制是生产队长的决策逻辑和行动伦理：一方面，在村队制度下，生产队长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安排更多地照顾本角落的利益；另一方面，生产队作为国家与家户的中间层，生产队长扮演着居间的角色。因此，在实际的生产安排中，干部的逻辑12与家长的逻辑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也正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交相作用下，茶叶生产得以在集体化时期快速发展。本节将以黄柏村第六生产队（即山后角落）的茶叶生产作为案例对这一观察进行说明。1.茶园开发上的软硬兼施安溪素来以茶闻名，黄柏村早期也有零星的茶产业，但拥有茶园的少数人家基本上是村里最富裕的几户。在传统上，制茶技术仅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授，拥有制茶技术的家户大多属于角落内部家族关系最为紧密的一支。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民国时期一户人家因为有漳州和南洋的亲属关系，所以能够把茶叶卖出去，一个茶季要有 5 件茶叶（1 件茶叶 25 市斤）送到漳州，可保其一年生活无虞（访谈资料，210422 YMK）。但其他人并没有这样的制茶技艺和市场通路，因此茶产业并没有在村庄广泛发展起来。当地茶叶产量的增多是从集体化时代开始的。山后角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展茶园，这与生产队长的决策密切相关。当时一位力主发展茶叶种植的生产队长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搞茶园开123社会2023 3发，是因为发现村庄以前那些生活比较优越的地主基本上都是做茶的，当时国家也在进行茶叶统购换取外汇，做茶这个方向不会错（访谈资料，220329YRR）。在确定发展茶产业的基本思路之后，他就开始组织社员利用农闲的时间开发茶园。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山后角落一个茶季最多可以生产十多担，少则七八担，一年产四季即有四五十担，成为大队乃至公社范围内产茶最多的生产队（访谈资料，210426YJC）。山后角落茶园的发展得益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生产队长的决策，但该决定的实现并非毫无阻力。由于农忙时期需要组织粮食生产与收获，开山种茶便安排在每年的 67 月份和 12 月份。通常，在每年的农闲时期，当地各个角落的村民会出门做工（如做木工、做竹编、修理物什等）以补贴家用，这意味着生产队长在农闲时组织开发茶园的决定，需要改变当地村民原有的家计习惯。当时出门做小工一天能挣12 元，而且做工是包吃住的，无需自己额外负担费用，这样出门一个多月差不多能挣百来块钱（访谈资料，220616YJM）。而一个男性壮劳力参与开荒最多挣 10 个工分，一个工分通常只有几分钱，一天下来只有几毛钱的收入。虽然在决定利用农闲开茶园之前并非家家户户都出门做工，但既然决定集体开茶园，限制队员在农闲时出门做工就成为了必要。生产队长采取“制度约束”辅以“思想教育”的方式，以保证出工率和生产效率。用队长的话说，当时的制度是“硬邦邦的”，要求农民一个月至少要出工 25 天，同时，强行外出做工的家户要交一笔副业款，副业款的金额由队员一起商定，最高的时候一年的副业款是 280 元。这样一来，“他出去不一定合算，况且他的家庭还是得靠队里生产的粮食生存”；另一方面，“硬邦邦”的制度需要靠“软教育”，即对队员进行思想教育，“那时候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家爱集体，三天两头开会，群众大会起码一个月两次”，因为思想教育做得很到位，所以“农民就会自觉，知道种田开山叫任务，是农民的责任”（访谈资料，220617YRR）。仍然要发展副业的队员只能白天出工、晚上做点小物件，在休息日或者圩日（赶集的日子）去做买卖（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