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互塑·共生：AGI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pdf

321当前，人类社会正从传统网络时代迈入深度媒介化时代。以沉浸式社交媒介与现代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重塑现代社会的传播和文化图景2。ChatGPT的出现，再一次对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态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ChatGPT可以被看作是弱人工智能时代过渡到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一步，而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实现从专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ANI）到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转变。虚拟现实、社交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送等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传播的类型与边界。随着媒介技术浸透到日常社会的肌理，人、机器、信息传播与社会结构正逐渐向深度耦合的方向发展，深度媒介化环境中的人机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呈现出流动、互塑与共生的新特征。“人-机”关系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媒介本身就是人与非人相互介入的枢*杨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滕文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嘉仪（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流动互塑共生：AGI 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杨雅滕文强杨嘉仪*【摘 要】本文基于生态学领域的可供性理论视角，探讨当下的“人-机”关系。在人机互为主体的深度媒介化环境中，形成了以人与机器为两端的“深度媒介化的光谱”，人机关系将逐渐达到协调的同构共生状态。动态的可变性、使能与限制的可能性、客观存在的实践性，对于理解人机关系建构的流动性、主客体间互塑的能动性以及人与机器同构共生具有启发意义，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思考AGI时代人机关系从“功能”到“可能”的转型，结合当下深度媒介化进程理解人机传播的新范式。基于此，在此视角下的可能路径：一是人对机器可供性的“元认知”与其深度媒介化环境生存状况；二是环境和场景因素与深度媒介化新基建对人机关系的生态级影响；三是从机体哲学和共生视角阐发AGI时代人机关系的同构价值。【关键词】可供性；AGI时代；深度媒介化；“人-机”关系33纽”1。从传统的二分视角看来，传播者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分离的，而在人机互为主体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形成了以人与机器为两端的“深度媒介化的光谱”，人机关系中机器的角色被重新形塑。一方面，机器不再仅作为中介工具出现，而是成为传播主体参与到社会过程中；另一方面，“人-机”传播过程中，机器同样可以开展意义创造与情境构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可供性视角，探索深度媒介化生态中人机关系的本真关系，重新理解“人-机”传播共同体。一、从功能到可能：深度媒介化时代人机传播的深刻变革在当前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已经超越了信息承载和传递的工具功能。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机器，以及人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已经从传统物理级意义上的连接，上升到生理级、心理级的互联互通。传播的构成要素进一步丰富，传播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和生态化2。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供性（affordance）的概念。吉布森强调，人与物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的主客体3，可供性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本真关系4。Wellman提出“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并将其理解为技术或物给予社会的可能性5，这也奠定了大部分运用可供性概念进行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基调6。然而，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功能主义范式传统，在大多数研究中，人与技术依然被视为媒介环境中的工具性角色，本质上依旧是二元关系，或是主体多大程度上创造性运用工具的能力7。如果尝试跳出功能主义的框架，以及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两端摇摆，回归到身体和知觉本身，以及人机关系的本意，那么Leonardi对可供性的看法则更为贴切，即一种理解人与技术互动关系的方法8。此外，主体间性也是可供性的核心，即实现或者约束某种潜在行为的“多面关系结构”9。根据Evans等人对传播学领域可供性概念的辨析，可供性描述的“关系”，是人与其对机器环境的看法之间的关系10，存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具有能够影响人的行为的使能和限制的性质。不过，可供性无法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人在技术环境中依然是能动的11。可见，可供性是一个过程概念，可用于描述人在机器环境中行为可能性变化的多重方式。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不 黄旦：作为人类文明进程动因的媒介从ChatGPT说开去，新闻记者2023年第6期。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1期。Gibson J.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Boston,MA,US,1979.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Wellman B,Quan-Haase A,Boase J,et al.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Networked Individualism,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3).Postigo H.The Socio-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Labor:Converting Play Into YouTube Money,New Media&Society,2016,18(2).Schrock A.R.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of Mobile Media:Portability,Availability,Locatability,and Multimedia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5,(9).Leonardi P.M.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Sociomateriality,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13,23(2).Faraj S,Azad B.The Materiality of Technology:An Affordance Perspective,Materiality and Organizing:Social Interac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2012,237,258.Evans S.K,Pearce K.E,Vitak J,Treem J.W.Explicating Affordance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ffordanc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7,22(1).Neff G,Jordan T,McVeigh-Schultz J,Gillespie T.Affordances,Technical Agency,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2012,56(2).流动互塑共生：AGI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2023年第4期（总第84期）34仅与机器互动，也是与丰富的媒介化环境与空间进行互动。如果用生态学的表达来阐述，媒介化时代的人机关系，需要建立在人对于机器场景中可获得的场景信息，以及信息接触后反应的多样性基础之上1。既要关注媒介技术本身的能力，也要关注人的目的，并在这两者之间，探索兼有导向属性与关系属性的可供性2。AGI时代，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媒介化重塑，本质上与新技术和人之间的社会可供性密不可分，是个体自由度提升、社会连接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从“功能”到“可能”，可供性概念打开了媒介研究的新视角，这也更切合当前AGI时代媒介化环境的现实。二、可供性视角下的人机关系：流动、互塑与共生黑格尔曾说，“关系是自身联系与他物联系的统一，所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处于关系中”3。可供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人密切相关的“关系”。媒介化环境中，可供性是人机关系的最大化概括，无论是否使用机器或是与媒介化组织联系，可供性都意味着人在媒介化环境中行动的契机，提供了人在媒介化环境中行动的自由度。随着人机互联从传统媒介时代的物理连接升维到AGI时代，人机交互的界限逐渐开始变得模糊，准确厘清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实现双方主体“多价值循环”的重要环节。关于可供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的可变性、使能与限制的可能性、客观存在的实践性，对于我们理解媒介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流动、主客体间的互塑，以及人与机器的共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流动：人机关系不因机器功能而固化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不再作为一个高于物的独立因素，而是转化为一个在信息网络之中随时随地产生多维数据的传播节点，与各种物与内容的资源实现同步的连接和互动4。这意味着人与机器的关系不是一种固定的联结关系，而是一种流动的连接关系。可供性是人机关系发生的土壤，潜在于人对于客观对象的主观解释以及机器的客观属性之间5，为连接的发生框定了阈值，即潜在的可能性的程度。人对于这些可能性拥有自我感知，依照自身对媒介化大环境的判断和自我行动的目的，能够自由选择与机器的关系6。深度媒介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万物互联将人机共植在一个有机数字生态系统中。当媒介环境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机器成为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的连接，为人提供某种行动的可能性；人产生需求，即在媒介环境中开始社会化生存。此时，媒介生态逻辑从“人-人”变成了“人-机器-人”，媒介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也因人机关系的变化发生新的嬗变，这种持续可供的状态与当下媒介化环境中人在多媒介沉浸生存的现实相符。因此，AGI时代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流动的关系而非固化的联结。（二）互塑：人与机器可以在互动中相互形塑吉布森一直强调人感知活动的积极性、具身性与整体性。从知觉到行为的过程中，人对自我具有很大程度的主导权。人与机器的关系改变与可供性密切相关，拜厄姆曾提到，当电脑被创造出来之 Stoffregen T.A.Affordances and Events,Ecological psychology,2000,12(1).Fayard A.L,Weeks J.Affordances for Practice,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14,24(4).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蓝江：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Schmidt J.Blogging Practices:An Analytical Framework,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4).张志安、黄桔琳：传播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可供性研究及启示，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0期。35时，很少有人认为它会成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当电脑连上网络，人们就会运用技术提供的可供性，将其变成一种社交资源1。进而，技术更高级别的可供性由人从初级可供性中延伸出来，比如直播技术从打破时空限制的能力到消费环境模拟上的可能性，使得这一技术的可供性被进一步释放。此外，大数据与万物互联将人与物置于同一个信息空间之中，人成为这一生态环境中的有机分子之一2，在能动使用外也是形塑机器的另一种途径。比如社交网络上用户的每一次搜索、点击与互动行为也会为平台累积数据3，平台根据用户行为数据和算法又可以创造更多的连接可能，人的知识作为主体的内容，也可以物化为计算机客体的知识含量。这也是人反塑媒介的一种表现。尽管人与机器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要素，但在可供性的视角下，人与机器本质上都是“人的价值”的不同表现。以ChatGPT的使用为例，表面上是机器为人类解答问题，但反向来看，也是机器学习人类行为的过程。智能技术延展了人的认知，人与机器在相互赋能、赋权、赋智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人机融合与人机互塑。（三）共生：人机关系的协调性内隐在显性行为中人机关系中的机器，既包括与人进行交互、实现辅助的各类机器人，也在更广泛意义上包括传感器、智能技术与智能媒介。可供性并非技术的特征或是使用的结果，而是一种可能性。这就使得人在使用技术时，并不会试图思考技术的可供性是什么，因此，二者的主体间性并不是外显的。换言之，用户可能会体验到有情感的技术或成为“社会行动者”，似乎工具本身即是社会存在，这种体验甚至是无意识的4。“当人与世界融为一体时，技术隐而不显”5，人机关系的协调性内隐在智能机器使用的显性行为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各种机器及其结构的存在，麦克卢汉所述“媒介是人的延伸”真实地体现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中，只有当手机断电、Wi-Fi失联，延伸被阻断的时候，人们才会惊觉，行动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因此，可供性是掩藏在使用行为之后的人机关系的真正体现，是人机关系建构的基础属性。AGI时代，人与机器其实也是一种协调的共生关系。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二者的耦合直接决定了人生存与行动的方式。无论是元宇宙还是ChatGPT，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当前的某些问题，其共同目标是帮助整个社会由最初的信息互联过渡到价值共享。因此，人与机器的共生既是“应然”也是“必然”，机器对人形成多维感知，人通过机器表露自我行为。随着媒介进一步嵌入人的生存环境中，传播主体和媒介技术主体会成为“共同主体”，人机关系不是割裂的分体，而成为同构共生的合一。三、新的连接、结构与深度媒介化：人机关系协同发展的新范式媒介与人往往通过彼此协商、对话形成主体间性，不断展开新的社会实践6。随着人机融合模式下，人工智能的类人意识和思维能力不断提升，人与机器的主客体界限和二维关系或被逐步打 南希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董晨宇、唐悦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790页。张耀兰、原平方：智媒体生态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供性理论探究，中国传媒科技2019年第5期。Bucher T,Helmond,A.The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Media,2017.Nass C,Moon Y.Machines and Mindlessness:Social Responses to Comput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3,56(1).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韩铭、苏士梅：媒介化与主体间性：模仿实践视域下人媒关系的转向，出版广角2022年第6期。流动互塑共生：AGI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2023年第4期（总第84期）36破，人的身体、思维、情感和技术将形成“复合型共同主体”1。同样，人与机器之间关系样态的革新，也将进一步重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连接方式，以及社会的环境与结构。AGI时代，当人机关系走向流动、互塑与共生，人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作为一个环境共同体的协同机制也逐渐显现。这将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即社交逻辑下人的连接价值和地位不断提高、制度逻辑下社会结构逐步迭代完善，以及技术逻辑下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逐渐起步。（一）新的连接：“认知时代”到“体验时代”的过渡在“认知时代”，人的社会化进程和知识体系的培育是通过认知信息来实现的。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渠道来了解未知事物，是处于认知时代人的典型特征。不过在这一阶段，人认识到的世界依旧是不完整的，往往是对某些侧面的认知。因为人的种种感官体验能获得的信息丰富度，实质上远胜过单纯的“认知-习得”模式能够触得的内容，而此阶段的机器仅能做到对视觉或听觉等有限感知通道的调动。“万物皆媒”的时代，智能媒介技术在人、技术和环境之间建立了广泛连接，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感官供给，将原有的“半沉浸式”人机连接延伸到生理维度和心理空间，实现感官维度和神经系统的深度连接与共鸣。至此，人类处于沉浸立体、高保真的虚实相融空间，将未知场景变为第一人称的体验场景，实现了“认知时代”到“体验时代”的跨越。“人作为媒介与社会连接的地位不断提升，且被摆在了传播实践中的核心位置”2。在这样的全感官的体验时代，人是感知技术“何以可能”的核心，行动边界被进一步扩展，人的价值和能力开始空前释放。基于人的感知、思考与行为，信息得以通过机器产生实质性影响。人的实践领域从现实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人的实践半径得到无限扩大，人的实践行为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二）新的结构：人机共生的“新”媒介创造全新社会实践场域在传统的人媒关系中，技术对于人、对于生活场景的构建是割裂开来的。尽管技术对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始终以“单枪匹马”的状态存在，尚未充分发挥最大公约数的协同效应。如果从可供性的视角来看，将人机关系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作为理解核心，那么当前所谓的“新”媒介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技术和内容搭建起来，而是按照“关系连接与协同”的底层逻辑将技术要素与媒介要素进行整合重组。在AGI时代，媒介系统通过协同作用实现内部要素的涌现转化。对于个体而言，自身的个性化需求得到诠释，更具特色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生产，个体的属性和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对于媒介而言，ChatGPT的深度进化使其智能化程度更高，能够以任务自动化或人机协作的方式应用到不同领域，实现对人类生产力的增强辅助，提升各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3。“新”媒介带来的传播革命正是通过调节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不断推动社会样态和社会结构的重塑、迭代与完善。当下人类已经开始超越“机械复制时代”，开始抵达“人工智能复制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表现出自然、精神和社会的“三元空间特征”，生成式AI技术的参与使得三重空间与现实世界在交融协同中发生了质变4，人与人工智能共生产生新的传播主体。生成式AI在这场“空间革命”中即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助手阶段，即生成式AI辅助人类进行内容生产；第二，协同阶段，冯雯璐、白紫冉、乔羽：智能传播趋势下的人机关系及其伦理审视，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喻国明：学术视域下的新传播、新趋势与新思考2021年传播学研究的8个关键词，教育传媒研究2022年第2期。何苑、任贝佳：ChatGPT类产品给用户算法素养带来的挑战及其应对，社会治理2023年第2期。傅鹏、陈长松：理想的生活空间：基于三元空间理论的元宇宙空间探析，文化与传播2022年第5期。37生成式AI以虚实并存的形态出现，形成人机互塑的局面；第三，原生阶段，即生成式AI独立完成内容创作。在此过程中，智能技术进一步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聚合效应的推动下形成“涌现”性的传播能量。（三）深度媒介化：完全“浸透”后的超现实媒介世界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的社会角色开始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服务提供者、社会关系连接者、社会价值整合者和社会革新推动者。随着新技术开启AGI时代，一个更具自由度、更高灵活性、更多体验性、更强功效性的超现实媒介世界开始呈现1。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其本质是如今的社会被媒介完全“浸透”，即媒介成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基础要素，传播成为社会结构网络关系的本身2。在新的社会场域之下，以人机关系的多维连接来推动社会变革进程,以人机关系的高效互动来激活社会的传播机制,使得内容与内容、人与人、人和物及人和信息高效连接、激活、整合成为可能,形成资源配置更高效、科学技术更便捷、功能平台更完善的一体化社会生态。媒介系统本身具有很强的“自组织”特性，系统自身的“象参量”通过随机涨落，构成媒介外部情境的复杂机制。新技术的发展引入了刺激性要素，推动了媒介系统内部平衡与非平衡态的博弈，在动态性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媒介复杂系统的阶梯式上升3。生成式AI对于个体和内容的再赋能，是传播生态复杂自适应演变的助力，也将进一步为传播生态的演进注入强大的内驱力4。在这一阶段，整个社会将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以新的传播机制、传播法则和传播模式来进行自身业态和架构的重塑5。四、深度媒介化时代人机关系的可能路径关系的产生是一切人机交互的前提，可供性理论恰恰主张关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知觉与环境给予的行动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从可供性视角看待AGI时代的人机关系，探索在媒介逐渐“浸透”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进程中人如何看待机器、媒介环境如何影响人对机器的使用，以及人机关系的同构与共生，是未来人机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可能路径。（一）如何看：人对机器可供性的“元认知”决定其深度媒介化环境生存状况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生存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在其中生存，这也是吉布森反驳“刺激-反应”论的根本论点。在媒介化环境中，可供性划定了人类行为可能性的疆域，但由于每个人的行动目的与具体需求不同，每个人对机器可供性的具体感知也有所不同。作为媒介用户，人并不是从单一维度认知与机器的可供性关系，其认识维度是复杂的、多维的、流动的6，而丰富多样的个体认知往往也会直接导致个体行为的细微差异。由此，人对于机器可供性的感知在某种意义 喻国明、陈雪娇：元宇宙：未来媒体的集成模式，编辑之友2022年第2期。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喻国明、滕文强、郅慧：ChatGPT浪潮下媒介生态系统演化的再认知基于自组织涌现范式的分析，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4期。喻国明、李钒：内容范式的革命：生成式AI浪潮下内容生产的生态级演进，新闻界2023年第7期。喻国明、滕文强：元宇宙：构建媒介发展的未来参照系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分析，未来传播2022年第1期。McVeigh-Schultz J,Baym N.K.Thinking of you:Vernacular Afford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crosocial Relationship APP,Couple.Social Media&Society,2015,1(2).流动互塑共生：AGI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2023年第4期（总第84期）38上成为了影响后续一切行为活动的“元认知”。在AGI时代，“人与机器在交往效用上是齐一的，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生命之间的交往是必然的”1。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化，并非对抗式、直接式的驯化，而在更多情况下是互塑式、共生式的作用。在信息生态链中，技术、人与内容成为重要的节点2。即使是在深度智能化时代，人脑依然是机器学习的模板。机器的智能化主要来自于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实践，AIGC也不能脱离人类的语料库和行为框架。同时，某种程度上机器也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人类需要对机器所提供的内容进行理性判断。以ChatGPT为例，机器以知识与信息作为处理对象，其本身就存在系统性偏差和偶然性错谬，这其中也蕴含着大量的混杂甚至错误性信息。因此，面对机器所提供的答案，人类需要有更强大、更理性的判断力。AI固然更为方便快捷，但是机器回答是否会形成新的知识边界和分层，其带来的新的拟态环境究竟是拓展还是局限了人的认知视野，这种人机互为尺度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相较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鸿沟，都是亟须厘清和面对的“如何看”的问题3。同样，需要承认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挑战，这也反向要求人类准确把握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为智能技术的应用领域、深层构造、有效运行制定规则，而可供性则是驱动相关行为与变化发生的基础要素。（二）怎么用：环境和场景因素与深度媒介化新基建对人机关系的生态级影响人不是孤立于环境之外的个体，这是吉布森一直强调的观点。同样，可供性并非单指环境的属性，而是指与主体行为相关的属性；也并非单指人的“知觉动作”，而是与环境属性相契合的“知觉动作”。因此，人是媒介发展的元尺度，人类在行动之前，会考虑自身行为与环境的耦合性，以及其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怎么用”的问题。媒介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伴随着人的自由度提升，以及社会连接的进一步扩大。人是部落化的动物，随着虚拟社会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逐渐消弭，不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连接的意义4。在AGI时代，新的技术“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对话”，使得互联网的信息层级更加扁平化5。个人媒介使用与社会时空之间开始形成一种“嵌入-分层-同步”的关系，个体通过调整技术的使用，来控制自己与外界的连接关系6。这种将环境性因素纳入人机关系考量的研究进路，符合吉布森对可供性概念的强调，即人的知觉动作与环境契合，这决定了人们观看与行动的方式。与此同时，人们需要正视机器为人类生活带来的情感价值。情感是人与机器之间的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因素。人类所需要的并不单纯是某种产品的使用“功能”，更为关键的其实是使用“体验”。建立互存互荣的人机关系，关键在于人工智能的类人化思维取得关键性突破，实现人工智能的基本价值观、情感机制和行事方式与人类相融；也在于人类自身进化的加速，完成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新 杜骏飞：ChatGPT：跨生命交往何以可能？，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4期。喻国明、滕文强：生成式AI对短视频的生态赋能与价值迭代，学术探索2023年第3期。彭兰：从ChatGPT透视智能传播与人机关系的全景及前景，新闻大学2023年第4期。喻国明、滕文强、郅慧：ChatGPT浪潮下媒介生态系统演化的再认知基于自组织涌现范式的分析，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4期。赵双阁、魏媛媛：作为“人”的算法：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技术哲学省思，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喻国明、曲慧：嵌入与边界：社会时空对媒介使用模式的影响，当代传播2020年第4期。39基建、新场景下同频共振的自我提升，从而实现人机同步1。（三）怎样想：从机体哲学和共生视角阐发AGI时代人机关系的同构价值“人-机”共生的基础，在于认同未来社会将会是一个由人和机器共同创造的智能型社会，即经由人机协同、人机结合、人机混合最终达到人机共生2。人与机器之间产生复杂而多变的关系，AI技术的进步催生了“新质”，而新质的诞生对媒介信息生态圈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又催生了信息生态系统要素的变革与繁衍，产生了涌现机制。在涌现的过程中，各种类型“机体”之间的作用更加复杂，人机关系也变得更为多维。从媒介技术的变迁历史来看，随着媒介不断下沉为社会的操作系统，人机关系的发展也表现为递进式三结构特征，即“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嵌入”3，这也反映出不同机体，如“生命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人工机体”之间的繁复关系。“人-机”交互的本质，从机体哲学的视角出发，在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将生命机体、社会机体以及精神机体中的机体特征，不断赋予在机器之中，形成人工机体，进而实现“转移”。“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同样会经历三个转移阶段：首先，功能转移，人类将肢体功能、感官功能、思维功能等赋能于机器，同时，机器实现从局部到整体、从平面到立体、从低维到高维的升级变迁；其次，意志力转移，作为人工机体的机器需要体现人类的需求变化和意志体现，在机器的设计和使用环节学习于人、模仿于人、服务于人，进而实现人机关系效率的提升；最后，责任与信任的转移，人们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自己的信任赋予机器，同时将自身的责任属性赋能到机器之上，从而使机器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伦理责任。同时，这三次转移的过程，也是人工机体反作用于生命机体、社会机体以及精神机体的过程。人类借助智能机器可以更容易地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地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4；机器类人功能的增强，为“机器助人”甚至“机器换人”提供了可能5。由此可见，机体之间在双向影响中，逐渐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塑造、相互制约的作用机制。人机关系本质上是“生命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的人，以及作为“人工机体”的机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四种机体在协调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一种稳定、适宜、恰当的关系，这也是人与机器之间和谐、统一和共生的关系。五、结语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的进一步推进和演变，媒介技术及媒介化架构组成了人类存在的新环境。智能媒介塑造人对自我、现实和世界的感知，人机传播的研究范式或许不再是涉及主客体二元的问题，而是指涉关系和情境的问题，是在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并行的、高度互动的耦合6。AGI时代，人与机器互为尺度，人机关系也从二元分立主体向“复合型共同主体”转化，而环境性、生态级的 孙伟平：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及其构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吴瑜凡、程现昆：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审视人机关系初探，现代交际2023年第3期。于雪：机体哲学视野中的人机关系，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9页。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孙宗岭：竞争与“机器换人”：恩格斯人机关系思想的当代创新应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赵海明：基于“人机”关系视角的具身传播再认识一种媒介现象学的诠释，新闻大学2022年第7期。流动互塑共生：AGI时代“人-机”关系新范式2023年第4期（总第84期）40媒介架构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更为隐蔽，也即，人们可能只会潜意识感觉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各种意义和目的的“地方”或“空间”1，以某种惯性在人机共生的状态下生存。从吉布森的观点来看，人、机器与媒介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生态圈，需要用动态的观点去探索人机关系的平衡点。“机器的遍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沟通，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机器，而是使得我们更加成为人”2，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预示人类和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复杂的交叉点上。就如Open AI的目标从起初的“形塑未来的技术”调整成为“创建安全的使全人类受益的”通用人工智能，可见技术的发展需要兼顾伦理意义上的“安全”与价值定位上的“使全人类受益”3。人类如何保持主体性，机器与个体之间关系如何发展，可供性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视角。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流动、互塑与共生的人机关系尚在变化之中，以生态学领域的可供性视角，可探索人在与机器互动中的能动性以及人机关系建构的流动性，进一步思考AGI时代人机关系从“功能”到“可能”的转型，结合当下深度媒介化环境理解人机传播的新范式。Flow,Mutualization and Symbiosis:A New Paradigm for Human-Machine Relations in the AGI EraYANG Ya TENG Wenqiang YANG Jiayi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uman-machine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ordance theory in the ecology field.In the deep-mediatization environment,where a spectrum is formed with human and machine as the two ends,human-machine becomes the convergent mutual subject,and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 gradually reach a coordinated symbiosis.It is inspirational that the dynamics of flows,the possibilities of enabling and constraining,and the practicalness of multimedia objective exist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low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 construction,the initiative of mutualization,and the isomorphic symbiosis.Thus,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possibilities and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first,the metacognition of machine affordanc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the deep mediatization process;second,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scenario factors,and new media infrastructure on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third,isomorphism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organism in the AGI era.Keywords Affordance;AGI Era;Deep Mediatization;Human-Machine Relations（责任编辑：朱瑞 责任校对：张青青）Suler J.R.The psychology of cyberspace.Rider University.Retrieved from http:/users.rider.edu/suler/psycyber/psycyber.html.1996.邓建国：我们何以身临其境？人机传播中社会在场感的建构与挑战，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0期。杨俊蕾：ChatGPT：生成式AI对弈“苏格拉底之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