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龙 岩 学 院 学 报 客家研究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徐维群，邱立汉（龙岩学院 福建龙岩）摘要：以福建培田村为田野观察点，对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宗族组织进行审视。这一传统治理结构包括道德教化系统、同祖同源利益团体、重亲互助人际网络、敬老重学公益传统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舆论引导、资源整合、关系协调、平衡保障的功能。随着时代发展，宗族治理传统既有促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一面，也有不适应现代乡村治理要求的落后一面，需要进行现代转型：引导宗族治理传统文化转型，发挥宗族“非正式组织”优势资源，发挥宗族群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关键词：客家；宗族；乡村治理；培田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乡村治理是一定地域内的人们共同开展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行为活动，它需要遵循一定的理念、借助一定的组织、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必然也包含文化的引导和规约，因此，宗族文化也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关注的热点。从客家宗族治理的研究文献看：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采用了两个互补的参照系，即历史过程与结构功能的关系、政治制度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对福建家族影响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许多参考的资料和视角；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全面系统研究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以福建地区为个案，从家族制度的形成、内部管理及运行、家族的扩张与分裂、家族的祖先祭祀、宗教信仰、规范教育、文化娱乐、建筑形式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福建家族社会运行与变迁的画卷；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堡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以闽西四堡为个案，从仪式的角度，论及明清王朝的乡村统治制度、宗族组织、乡约、民间信仰与仪式等明清社会史基本问题，探讨礼仪文化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客家宗族文化影响乡村治理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与方法。客家村落社会多为“聚族而居”形式，一个村落单姓或几姓聚居，此族即是宗族。宗族一般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组成的亲缘群体，是传统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基层单位，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相互联结的习俗与规约，共同的宗祠、祖坟及族产，通过一定仪式敬奉祖先，宗族成员互助共生，形成各种宗族关系，乡村的形成与秩序建构常常取决于宗族的发展状况与运作方式。客家族群重视宗族已深刻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客家村落随处可观察到宗族文化的作用轨迹和规范程式。“客家人的宗族社会是一个由多重结构组织而成的、带有宗法制特征的社会。宗族是最高形式的血缘共同体，由家庭、房族共同组合而成。它以聚族而居为外部形态特征，以血缘为内在联系纽带，以宗姓为血统继嗣群外在的社会化表徵，由一系列的亲属关系交互混杂、层迭累积而组建成庞大的血缘群体。”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稳定和谐安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徐维群，女，福建永定人，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客家宗族文化。邱立汉，男，福建上杭人，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客家民俗文化。基金项目：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建迁台客家同宗村宗族文化传承与嬗变”（）。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全，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村委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村民代表，代表村民利益行使相关的决策和表达利益诉求。但我们也看到乡村治理中还有许多自发组织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宗族组织活动活跃。“以宗族治理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村民治理，依靠自然形成的宗族组织、习俗习惯和伦理责任对关切族人内在需求的事务进行自我治理。”虽然当代社会中宗族组织不再是乡村治理的主角，但它依然以其乡村最基层和世俗的力量影响着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定位和利益关系协调，宗族组织与乡村治理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但随着社会转型，宗族文化依存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移居别处，乡村中聚集而居、日常互动、宗族活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着变化。宗族传统治理从功能、形式、内容、运作模式都呈现新的特点，宗族治理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局限性和冲突性，宗族群体对利益的狭窄性、短视心态，与当地乡村治理要求都存在一定的不适应的状况。这里我们要观察的是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的传统治理作用机制如何发挥功能，其与现代乡村现代化进程存在怎样的不协调状况，如何更好地引导与促进宗族治理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良性与正向作用。一、研究个案：福建省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培田村位于闽西客家区域连城县西南边，“客家古民居”整体保护完整，“在千米古街两侧存有 余幢“九厅十八井”形式的高堂阔屋，座宗祠；周边点缀着 个庵庙，所书院与塾学遗址；座跨路石牌坊”，建筑文化独特、宗族文化厚重，成为重要的旅游文化村落。村落里村民皆姓吴，他们尊崇儒道，以农林工商建基立业，以学文习武求取功名，逐渐成为旺族，他姓则渐弱迁徙别地，到清光绪末年仅为吴姓承传，已传 代，共分四大房在敬、在崇、在中、在宏，祖祠分祠共 座。现“农业总人口 人，其中男约 人，女约 人。因工作而户口在外的约有 人，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等几十家 多人。”宗族成员正是培田村的村民，他们在同一血亲团体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结成非常紧密的关系，宗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从秩序规范教化、日常生活礼数、宗族内外关系协调及习俗活动组织，宗族成员对教育、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都有相当多的关注与投入。培田的宗族治理传统文化及其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课题组的主要调研方法有三种：一是问卷调查，培田村参与问卷调查的农户共 户；男性合计 人，占比；女性合计 人，占比，平均年龄 周岁。二是访谈，主要访谈对象包括村委，上届和任期内主要村干；村里的“文化人”，包括退休教师，村志主编；经营管理者，包括民宿、餐饮、文化创意等业主；普通村民若干。三是实地田野调查，查阅族谱、村志、村报等民间文书资料等。二、客家宗族治理传统的作用机制与现代功能乡村治理秩序建构中，宗族组织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与现代组织系统的正式制度互相制衡、互相促进，也在冲突协调中共同着力，其机制、功效以软约束、补充性、多元化、自发性为特点。从培田村的状况看，主要的作用渠道有道德教化系统、同祖同缘的利益团体、重亲互助人际网络、敬老崇学的公益传统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舆论引导、资源整合、关系协调、平衡保障的现代功能，但随着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迁与弱化的状况，结合培田村的具体现状阐述如下。（一）道德教化系统 舆论引导乡村传统治理中，宗族组织舆论引导主要是通过德化的模式，或者叫道德教化方式进行。宗族治理传统文化中大量呈现这部分内容，书面形式有家规家训、楹联文化等，口头形式有长辈教诲、家风传承、乡贤榜样以及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包含遵规守法、和睦乡邻、勤俭持家、重亲互帮、行为端正、尊长重学等，这些都成为乡村生活和宗族成员行为无形的软约束力，并体现为“面子”“荣光”“声名”的名誉机制与舆论系统。受访村民中，的村民表示有家谱。“明万历年间十世裔吴在中邑庠生创撰培田吴氏族谱，至清乾隆五十三年（）经历代四修续记后，十六世裔吴馥轩接续刊印，其内载家训十六则家法十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条，可谓为当时乡绅族治的道德规范及惩处不良社会行为的法律政治。此时，民风敬祖宗、孝父母、和兄弟、勤生业、勉读书，出了不少文武秀才（郡庠、邑庠、贡生）以及一位文举人吴茂林。社会秩序讲究戒淫行、戒刻薄、戒贪饕、戒争讼，在严肃中而稳定安居，农业经济自给有些盈余，全村出现商街与大宅院，形成规模，呈现繁荣景象，人口大增饱和。”乡规民约也在发挥作用：“同治十二年（）十九世裔吴泰均贡生续编二刻培田吴氏族谱，记载族规十则讲究乡村建设：蓄树林而卫风水，壮观前朝屏山。成立拯婴社反对重男轻女致溺女婴。倡导田园蔬菜果林以及松杉竹木的种植，以增财源而资利用。设立义仓以备青黄不接饥荒，也可资助子孙升学与赴考。光绪三十二年（）十九世裔吴震涛教谕，续编三刻培田吴氏族谱，记载培田公益社章程，宗旨为兴利除害明公益；条目有：警察盗匪、严禁赌博、劝戒鸦片、改良地约（即地方治理保甲制度）、平息争讼、振兴实业、修蓄杉竹、崇尚勤俭、敦崇伦纪、修明礼法等十项。出了武举人、武进士以及 多名秀才。”同时对祖先和敬奉的神明有一定的敬畏感，以及在熟人社会亲缘网络里更顾及“面子”形象，也是一种行为的约束力。这些禁忌和乡规民俗让培田形成了良好的村风民情，从调查中可见培田村有非常有效的道德教化传统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培田村村民重视宗族文化，宗族成员的互动频率高，相互影响和制约相对较明显，他们重视宗族相关的事务与活动，助老助学热情高，成立了老年活动基金、教育促进基金、民俗活动基金等公益基金；重视宗族内的关系和谐，并从中获得相关的信息、利益和声名，村里老人的威望较高，可见宗族文化厚重，宗族内比较融洽，秩序良好。（二）同祖同缘利益团体 资源整合乡村发展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资源和有效率有特色地发展。乡村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族人间的宗族认同和归属感有助于树立宗族共同体内的公共精神，可以有效协调宗族的集体行动。”客家人重亲抱团，以宗族为主要的群体组织，比较注重合作发展，对内要建设家园、发展生产、壮大力量，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需要相互帮衬，相互支持，对外争资源争土地，护卫家园，因此他们在资源整合、抱团发展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治理管理经验，比如公田、公用基金的救困激励用途；红白喜事处理宗亲到位出钱出力；外出乡贤对捐资办学、助困、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抱团互助，爱家爱乡。特别在公共活动、民俗事象中，村民更认同宗族组织的活动，他们对于宗族性活动，祭祖、民俗活动主动而积极，并在相关事项上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形成特色管理组织，如民俗理事会、老人会、基金会等，因此，宗族力量在资源整合上具有天然的号召力和聚合力。调查数据显示，年扫墓与祠堂祭祖，的村民每年参加两次及以上。他们依赖和信赖宗族关系建构的人际网络，可以从宗族群体里获取资金、信息、人力等社会资本的支持与帮助，亲缘性的经营团体和社会资本网络也是一些乡贤创业的前提基础。如培田村由乡贤发起的“培田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会”，正是宗族成员自发创立，资金自筹，为村里办报、提供旅游导游服务，整理村落文化，培田村志由乡贤自筹资金出版，为村落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做了许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有益事宜。访谈该会负责人，他非常坚定地说，这是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对祖辈留下的一份文化遗产的责任心去做，培田有许多这样的乡贤与村民，他们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文明传承的守护人。（三）重亲互助人际网络 关系协调人际关系在乡村熟人社会里形成，主要受地缘性、血缘性、亲缘性影响，而人际关系协调主要取决于宗族血缘亲缘关系的处理。客家宗族成员间人际亲密关系一般建构于宗族内，亲疏远近，血亲而定，往往三代五服构成最密切的日常生活圈，人情交换非常普遍。客家乡村中宗族成员的关系协调以人情交换为主，依赖于宗族建构的人情福利链条。从调研看，他们遇事还是相对依赖亲族较多。同村同源，认同感强，易于统一意见，因此 世纪 年代培田旅游发展初期，他们自发创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利益分配和自发管理的模式，也发挥了相对较好的利益协调作用。目前情形看，这些自治组织基本上还在发挥作用，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股份性质的旅游经营团体，但依旧是宗族内成员参股多。乡村治理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政府组织机构、村党支部委员会，还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宗族关系基础上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自发成立的民间自治组织（见表）。表 培田村主要的自治组织类别名称服务内容创办时间民俗类培田民俗活动理事会宗族交流与事务 年创业发展类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协会参与监督民居保护维修和旅游门票收入的利益分配协调 年培田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会古村落文化研究与旅游开发服务 年新村发展理事会新村建设事宜 年慈善助学类老人活动会老年福利活动 年培田教育促进会助力教育 年访谈“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协会”老会长，他回忆古村旅游发展之初，村民利益分配不平衡，引发许多矛盾，年倡议成立“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协会”。该协会不完全是宗族性的，但其参与方式显示出宗族运作模式，由宗亲各房派出代表，与村委、党员代表、房屋主人等组成理事会，并提出较为合理的分配方案，以参与旅游资源的民居资源为标准，评出分值，公房等收益留给宗族公用，分配有公示、年终出报告，同时对房屋修缮、环境整治等提出建议，协调村民与旅游管理委员会以及村委等关系，运行了十几年，总体上比较被认同和有效。（四）尊老崇学公益传统 平衡保障培田传统治理文化中有丰富的公共利益管理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尊老崇学公益传统。“从物质上出手，将祖尝田划分义田、学田、婚田、税田、祭田，保障饥荒有粮平粜，读书有资助学，婚娶有钱补贴，国课有粮交纳，祭祖有礼诚敬。虽然杯水车薪也缓解一时之急。”现在族产大都体现为族人集资或义捐而成立的基金。培田宗族基金会主要有：老年活动基金、教育促进基金、民俗活动基金。基金的支出项目主要有：一是族中公用部分，如举办公祭活动，购置香案神桌，购置红白喜事用的家具碗筷，修缮祠堂等；二是赡养费用，如救助孤寡老人，抚恤因家族事务致死致伤及有关人员；三是赞助性质的费用，如用于红白喜事，用于添丁、升学等的贺喜或奖学金等，支撑宗族内各类事务的经济基础，也是维系家族团结的纽带。现在主要是“利用旅游收益分成为村民交缴 以上的合作医疗款项（如 年度每位村民需交医保 元，村里替交 元），年终时还给每位 岁以上老人 元红包。在社区大学志愿者帮助联系下，获得外来资助，办“老人公益食堂”为几十位老人代蒸饭菜及中药，并供应开水。”村里形成良好的敬老重学风气，宗族成员互助慈善之举比较到位，他们一方面从旅游收入中留取部分，用于公共基金和助老活动费用；另一方面是乡贤捐款，成立“培田教育促进会”，会长由乡贤推荐担任，并主动捐赠费用。三、客家宗族治理传统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困境与问题客家宗族治理传统文化产生于小农经济与农耕文明社会，虽然在乡村社会还存在着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的习惯性，对乡村治理依然具有道德引导、资源聚力、利益协调、平衡补充等作用。但我们也要充分看到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宗族活动的乡村环境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一是宗族活动参与面变小了，活动组织力度减弱。主要是源于外出务工者多，回乡成本增加，因此更多成员会放弃参与；二是宗族组织管理形式也迫切需要简约化、信息化。宗族管理已不再是传统模式的程式化，宗长制严苛族规等都在不同程度淡化。主要的困境与问题如下。（一）传统宗族文化的落后性与现代乡村发展理念的不协调宗族文化的强势推动，以及人情网的负重，村民在此方面耗时耗力较多，也产生较大的人情世故负担，与现代乡村的市场化、人际关系变动性、文明化等都出现冲突。本村受访村民表示过去三年常参加的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仪式活动依次为：婚礼（）、祠堂祭祖（）、扫墓（）、庆祝出生（）、丧礼（）、寿庆（）、上庙（）、庆祝成人（）、求半年（）。过于重视宗族活动，易浪费资源，影响别的事务，如当地的十三坊“祭公太”民俗活动时间超长，整个过程达九个月、耗人力物力多，从移风易俗方面来说宗族群体有抵触情绪。（二）宗族团体利益局限性与乡村长远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宗族派系向具有利益性质的现代传统派系转变，特别是在经济利益比较突显的状况下，从传统派系中演化而来的新型利益派系进行利益博弈，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培田村虽然只有吴姓一个姓氏，没有不同姓氏宗族团体的冲突，但也存在房派支系的利益纷争，宗族群体对利益的视角相对狭窄、短视，如村建设中需要迁移一房族祖坟，宗族群体使用消极手段抵制，造成相关建设项目无法完成；还出现宗派势力在村委会选举中竞争与角力，为小集团利益而产生不合规的违规行为。如在村级选举中存在以房派实力进行争票，导致选出素质不是太高的个别村级干部，从而影响村务管理水平。（三）宗族活动依存的乡村治理环境变迁，人才流失、断层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和持续，乡村治理环境变迁，留守在乡村的人口减少，教育水平降低，人才相对不足，支撑宗族活动的中坚力量也出现断层和流失。调研中，村民对于农村教育条件改善情况，的村民表示明显改善，的村民表示有所改善，的村民表示大不如前，认为总体水平是下降的。谈及对当前农村教育不满意的方面，本村居民表示最不满意的几个方面依次为：学校教学设施差、农村学校没有好老师。从事务工的村民中，外出（离乡）村民占到。的村民在乡里务工，的村民在乡外县内务工，的村民在县外市内务工，的村民在市外务工，的村民在省外务工。现在乡村的现状，非常明显地出现人才外流和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的现象。村里创业人员大多为小学、初中水平，大学生占非常小的比例，大约 左右。我们也发现，新一任的村干部文化水平也以初中水平为主，这些都将影响到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四、推动宗族治理传统与当代乡村治理相衔接的路径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规范宗族行为，促进传统宗族治理传统文化转型，摒弃其消极负面效能，有利于发挥正向优势作用，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实现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引导宗族治理传统文化转型，倡导乡村文明之风管理变革观念先行。乡村治理立足于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传统习惯与传统治理模式中吸收优势因素，客家宗族治理传统文化中具有的团结精神、互助习惯、重亲礼节、敬老文化都值得传承与发扬。但我们又要看到宗族治理文化中的局限性和狭窄性，如小集团利益至上、权力裙带化、纠纷复杂化、部分习俗落后等问题，因此既要继承优秀的宗族文化传统，也要淘汰一些不良行为。培田村的一些做法值得提倡：如创造性吸纳宗族家风家训文化，形成新型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涉及社会治安、消防安全、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以倡导乡村文明之风。对宗族内好人好事张榜宣传，同时发挥其礼俗规范或“民间法”性质的族规来解决邻里矛盾纠纷的独特作用，使之成为乡村治理的一种协助力量，使宗族文化走上健康之路。培田吴氏宗族的家法十条主要用于禁止族人的不良行为，而族规十条主要用于处理家族公共事务，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处理家族事务和维护村落环境的管理规则，达到调节内部冲突、和谐相处的目的。吴氏又设立了公益社章程，包括严禁赌博、平息争讼、振兴实业、修明礼法等十个方面内容，劝导兴利除害，倡导文明乡风。（二）发挥宗族“非正式组织”优势资源，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宗族治理传统的“非正式组织”资源，优化乡村治理模式，首先坚持以政府监督引导，社会或企业参与、村民治理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宗族治理传统文化存在着局限性和冲突性，小利益主义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大局发展，对于违法违纪行为需要坚决制止，特别在村级选举与干部选拔中，要提高干部素质要求，阻止宗族势力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合理性。宗族“非正式组织”主要有民俗类、慈善类、创业发展类，有各自的功能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和服务事项，一方面继续发挥他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协调性等良性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引导与优化，根据村落发展的需要，帮助他们规范运行，更新服务项目与内容，对于一些有创新创意的活动增加支持力度。（三）发挥宗族群体力量，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同乡村有不同的产业特色与发展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经济利益是重要管理话题和管理难点，也是宗族群体关注和重视的话题。培田公益社章程 第一条明确提出“振兴实业”，理由为“迩来饥馑荐臻，半由实业不兴”“本社拟设一劝农工所，督率子弟务农兴工”。二者皆强调农、工、商、贾必须勤勉奋斗，图谋生存发展。从培田村看，古村落的保护发展中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宗族成员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村民们也尝试着寻找有效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创收增收的方式方法。如由退休教师领头创办的“培田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会”，吸收吴氏宗族成员入会，他们编制培田旅游手册、整理村落文化故事、培训和亲自担任导游等，从中可见宗族成员自觉融入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议：首先提高旅游产业经营管理水平，尝试引入旅游品牌企业；其次理顺经营与管理不同主体的关系，采取股份制形式的合作经营模式，以旅游资源、闲散资金、人力人才等方式入股，调动宗族内部成员各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充分挖掘古村落的文化旅游资源，政府在保护文物和引导利益分配上起到规范与监管作用；第三，扩展文化旅游产业链条，提高文化创意水平，增加文化主题旅游项目创意设计，如“乡贤文化公园”，为旅游者奉献出集文创、文展、文旅以及研学、民宿等元素丰富的古村落旅游盛宴。（四）培养宗族中的“新农人”和“新乡贤”领头人，助力乡村振兴事业乡村治理，人才为上。乡村振兴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产业发展、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乡村管理都急需素质较高的人才。吸引村民回乡创业，提高村民文化水平、管理水平，在乡村治理中是重中之重。一是要重视乡村教育水平和学校教育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培养“新农人”从下一代开始，培田村有浓厚的重教传统，书院文化发达，小学教育还在村内进行，村里也成立了“教育促进会”。村民重视教育，但还是普遍不看好村内学校的教育质量，留住教育人才和提高教育质量依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二是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优化乡贤回乡创业机制。在有深厚的治理传统文化的乡村，更需要与本土文化联系密切，善于沟通、村民认同、有担当有事业心，对家乡有深情厚意的“领头人”，无疑“新乡贤”是最适合的人选。村民们信任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有事业心、有创业精神、思维活跃、创业经验强的“乡贤”回乡做领头人。吸引“新乡贤”回乡创业，参与乡村治理，首先要优化回乡创业机制，在投资资金、产业发展、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可以借鉴过去实施的“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给予支持；其次给予回乡参与管理的“新乡贤”以“准公务员”待遇。让他们没有退下后的安置、养老等后顾之忧，并给予他们更多的社会尊重与培训学习、成长的空间。乡村振兴人才为上，治理人才更是紧缺，特别迫切需要政府重视，抓紧出台吸引人才的有力措施，让更多的乡贤回到家乡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引领乡村更好地发展。五、结论乡村有着浓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积淀，乡村治理的创新离不开传统治理文化的土壤。客家宗族在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治理经验，并在现代乡村管理中继续发挥着道德舆论、人际和谐、利益协调、扶困助弱的功能。虽然随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宗族传统治理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弱化，出现与现代乡村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但宗族组织与乡村治理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引导与促进宗族治理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良性与正向作用，是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和重要课题。客家宗族组织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其治理传统的作用机制，在乡村治理中还发挥着舆论控制、资源整合、关系协调、平衡保障的功能，发挥宗族治理传统正向作用，促进乡村治理良性发展，引导宗族治理传统文化转型，倡导乡村文明之风；发挥宗族“非正式组织”优势资源，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宗族群体力量，推动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提高宗族成员的收入水平；培养宗族中的新农人和“新乡贤”领头人，将成为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客家乡村宗族治理传统作用机制及其现代转型 基于福建培田村的田野观察客家研究注释：文中数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治理智库“百村社会治理”重大项目子项目福建连城培田传统村落文旅融合与乡村治理调查数据报告百村社会治理调查村级农户描述报告培田（主要参与者邱立汉、徐维群，完成时间 年 月）。参考文献：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堡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李鹏飞传统与现代：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文化来源东南学术，（）：吴有春培田村志北京：中国方志出版社，邱建生，汪明杰，张树威，等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治理 以培田客家古村落为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责任编辑：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