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汉著《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评介.pdf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2022 年 12 月 第 309316 页李镇汉著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评介李廷青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对外贸易的重心也转移到海上，这种新格局引起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学术争鸣。韩国学者李镇汉所著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韩国景仁文化社，2011，以下简称 宋商往来），正是一部具备学术批判精神的宋代海外贸易史的著作。李镇汉致力于高丽制度史研究，代表作有 高丽前期官职与俸禄关系研究（1999）。近年来，李镇汉兼治韩国海洋史以及中韩关系史等，参与编写 张保皋与韩国海洋网络的历史（2006），此后又陆续发表了数篇涉及高丽贸易史、宋商往来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出版了 宋商往来。这是李作者李廷青，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员。|-|，1948；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台湾：甲乙出版社，1992；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苏基朗（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芦敏：宋丽海上贸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 年；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赵莹波：宋日贸易 以在日宋商为中心，花木兰出版社，2016。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考王庆松 20 世纪宋代海外贸易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 2004 年第 2 期。镇汉第一部关于中韩关系史、海洋史的专著，可视为其学术转向的标志。2020 年 7 月，该书中文版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第 199 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商往来 一书对朝鲜半岛高丽时代（9181392）宋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关高丽时代宋商贸易研究，以往多侧重于宋商的某些方面，或着重于人数统计，或关注宋商参与宋丽两国外交活动，或针对宋商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等，缺少对宋商对高丽贸易的系统性研究。该书在充分吸收借鉴学界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宋商对高丽贸易在不同时段的盛衰变化及发展脉络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新观察，勾勒了一幅丰满生动的宋商活动图景。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宋商对高丽贸易的基本形态：不同商团定期、轮番驻守在高丽官方指定的贸易场所 “客馆”，与高丽官方及民间展开不同方式的交易，先收订金接受高丽方的订货，然后返回宋朝备置货物，再回高丽交货并收取余款；可以窥探到宋商在当地的其他社会活动：以相当于“使节”的身份参加高丽最大的庆典 八关会，在丽廷入仕为官，与高丽女子通婚，勾结当地政治势力参与谋反；可以看到宋商在宋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传达消息、传递文书、遣返难民、搭载人员、传送信物，等等。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两宋时期宋商几乎每年都会前往高丽”。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言”。在作者看来，辽金政权先后占据辽东地区，在陆路不畅的情况下，宋与高丽两国人员的互通只能通过乘槎渡海。当时宋商主导着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两国人员要渡海互往，只能仰赖宋商的帮助；除个别自备船只外，借用宋商船舶更加经济、便利且安全，可以说宋商船舶是当时连接宋丽的唯一交通手段。基于这个前提，论证了两国的各种人员往来与宋商往来的关系，揭示了两宋时期宋商往来高丽贸易的实像。第二章“高丽前期的对外贸易及政策”，一方面厘清以往被夸大的以阿拉伯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往来高丽的情况；另一方面考察高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情形以及高丽初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得出“高丽的对外贸易活动仅局限于礼成港与都城开京一带，贸易对象基本就是宋商”这一论断，为全书论述奠定基础。013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在韩国出版后，不仅在其国内获得好评，在日本和中国学界也引起了不少关注。随后李镇汉又陆续撰写或参与编著 韩国海洋史（高丽时代篇）（2013）、高丽时代贸易与海洋（2014）、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2018），并于 2018 年与中国、日本、印尼等国学者联手共同创办了 Journal of Ocean&Culture 杂志。第三章“关于宋商贸易的再考察”，突破以往研究宋商往来单纯依靠高丽史 高丽史节要 等史籍的局限，全面爬梳史料，充分利用高丽时代文集、金石文和中国文献，对宋商相关问题重新考察，得出宋商贸易比以往认知更加活跃的观点。第四章“宋丽外交与宋商往来”，论证宋商参与两国使节往来、文书传达、难民遣返等事务，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的频率比目前所知程度更高。第五章“宋人的来投与宋商往来”，将宋商往来与两国民间交流关联起来，论述宋商船舶被用于帮助宋人“投化高丽”，宋商自宋初便开始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第六章“武臣政权时期的宋商往来”，深入挖掘新文献，还原以往不为人熟知的宋丽两国间以宋商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流的史实，在宋丽断交、武臣当权、外敌入侵和国都迁移的时局下，宋商往来依旧持续且频繁。第七章“宋商往来的类型和 宋商往来表”，将两宋时期宋丽两国的各种人员往来，按照官方、民间等进行分类，制成 宋商往来表，展示宋商一直持续、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第八章“宋商的常时性来往”，考察与宋商往返频度相关的记载，揭示了宋商往来具有“常时性”特点：宋商几乎每年都会前往高丽，留居高丽。因为“常时性”往来，宋丽两国人员往来以及“实时”的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宋商往来 全书架构完整，主线清晰，内容详赡，注重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一）重新审视旧史料，挖掘新文献，进行深入解读运用史料匮乏一直是高丽史研究的难题。尽管高丽与同时期的宋、元朝有着频繁往来，但宋元文献关于往来高丽进行贸易的宋商资料不多，且零星分散。作为韩国学者，作者在中国史料的占有上并无优势。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搜集征引了 宋史宋大诏令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堂事记宋会要辑稿 文献通考 玉海 续资治通鉴长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苏轼文集曾巩集 许国公奏议五灯会元佛祖统纪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敎寺志 等诸多文献，涉及正史、政书、类书、方志、文集、笔记、金石文等，113李镇汉著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评介 可谓广博。日本 参天台五台山记 小右记 正法眼藏 和 日本洞上联灯录 等史料也在征引之列。将史料搜集扩大到高丽以外，并不意味着高丽史料已经没有再拓展的空间。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 高丽史 中宋商向高丽国王“进献”的记载，往往忽视散落在 高丽史 志传的其他内容。作者穷尽 高丽史 高丽史节要 三国遗事 等常见典籍中的史料，还从 大觉国师文集 大觉国师外集 东国李相国集 东国李相国后集 湖山录 补闲集 破闲集 等高丽文人诗文集，以及 刘志诚墓志铭 断俗寺大鉴国师塔碑 等高丽金石文材料中搜罗信息，使该书史料比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翔实。作者旁征博引，却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对于史料的娴熟驾驭和独到运用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将中韩不同类型文献的记载综合排比、彼此参证；并注重对所征引史料进行鉴别辨正，对记载相左的情况加以辨析，从而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与 高丽史 高丽史节要 在某一次高丽遣使入宋的时间记载相异，作者经过分析认为中国方面的记录更加靠前，意味着宋朝方面已提前知晓高丽将遣使，证明高丽在正式遣使前向宋朝禀告。高丽不同史籍之间也有记载不同之处，如正史 高丽史 与文集 破闲集 关于宋商向高丽国王献画的细节，差异较大，作者比对推敲，给出了较为合理的判断。中韩文献还常常互补，如 高丽史只简单记载宋商徐戬进献华严经版，而苏轼的奏状中则详细记录徐戬先受高丽财物，后在杭州雕造经版，再赴高丽交付的经过。作者使用“新史料”，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对于广为熟知的旧史料，通过沉潜细读，也提出不少新论断。例如，宋史 记载庆元年间南宋朝廷下诏禁止商人携带铜钱赴高丽开展贸易，有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宋朝欲与高丽断绝关系，但作者指出这非但不是两国贸易中断的证据，反而表明 12 世纪末宋商依旧进出高丽。又如，针对高丽武臣政权时期宋商向高丽国王进献的记载骤减的情况，学界一般认为宋商的高丽贸易规模出现萎缩。作者通过高丽史 所载武臣执政者崔怡令宋商在宋朝购买水牛角，以及宋商陈文广等人向武臣执政者金仁俊控诉大府寺等强取了其六千余匹的绫罗丝绢却不付钱等史实，论证高丽武臣政变以后宋商寻求的保护伞由高丽国王转向武臣执政者，因此不再时常谒见国王。作者以历史洞察力判断该时期正史对宋商进献记载减少的原因，并不能证明宋商往来频率的降低，展现了作者在史料辨213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析方面的深厚功力。最后不得不提及书中所附多达 48 页的 宋商往来表。此表挖掘大批宋商及宋丽交流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类，基本囊括了现存中韩日有关高丽时代宋商史志群籍的相关史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宋商往来高丽贸易，以及宋丽两国各种人员往来的史实，是微缩了的宋商往来史纲目。其内容丰富充实，今后可增补者估计不多。这样的工作殊为不易，嘉惠学林。（二）充分吸收、借鉴学界研究成果，对一些“定论”提出己见，纠正“误识”宋商往来高丽研究积淀深厚，作者广泛参酌前贤和时人的研究成果，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韩国学者金庠基、白云南、金渭显、朴玉杰等学人的研究，还有朝鲜的洪喜裕，日本的森克己、日野开三郎，中国的杨渭生、陈高华、倪士毅10、林士民11、朴真奭12，宋晞13、黄宽重14等研究者的成果。受到观念、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未313李镇汉著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评介 1011121314金庠基：丽宋贸易小考，震檀学报 第 7 期，1937；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首尔：乙酉文化社，1948；高丽前期的海上活动与文物的交流 以礼成港为例，国史上的诸问题 4，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9。白南云：朝鲜封建社会经济史，东京：改造社，1937金渭显：丽宋关系及其航路考，关东大学论文集 第 6 期，1978。朴玉杰：来航高丽的宋代商人及丽宋的贸易政策，大东文化研究 总第 32 期，1997。洪喜裕：朝鲜商业史（古代、中世），平壤：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1989。rr|D|D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 71、72 合辑，1991。倪士毅、方如金：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2 期。林士民：论宋元时期明州与高丽的友好交往，海交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朴真奭：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宋史研究论丛 2，（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冈出版部，1979。黄宽重：南宋与高丽关系，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3；宋、丽贸易与文物交流，震檀学报 71、72 合辑，1991。受到韩国学界（尤其是国史领域）的足够重视。据初步统计，该书参考征引的韩（朝）文、日文、中文、西文研究成果多达 220 余种，可谓博采众长。不管是早期名家名作，还是新近成果，都在作者的涉猎之列；其中除历史之外，如考古、艺术、宗教、哲学、文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成果，也成为作者拓宽分析、论证新识的资料。同时，作者尊重前人成果，融入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努力将已有优秀成果与本人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对文献记载及时人论述尤其是一些已经被认可甚至几乎成为共识的问题，作者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今略举以下诸端。例如，过去一般认为宋商于 1012 年才首次前往高丽，作者经过严密细致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早在宋朝建立之初就有宋商往来于高丽。又如，12 世纪后半期往来高丽的宋商数量骤减亦是过去学界通行观点，作者利用诗文集、方志以及金石文等正史以外的史料，揭示时局的动荡尽管在客观上给宋商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但他们往来依旧持续，并未受太大冲击。将宋商往来高丽的时间向前追溯，又往后延伸，纠正了学界两个由来已久的“误识”。再如，以往也有学者关注到高丽时代宋人投化的问题，却很少有将其与宋商往来联系起来。作者通过对“宋商来献”与“宋人来投”在时间上的比较分析，确认了高丽初期以及末期许多未载于史书的宋商往来之史实。在宋丽使节往来中，作者积极寻找其中宋商的身影，揭示了宋商在两国使节正式出使前发挥的重要沟通作用。此外，作者还超越以往研究者仅以次数统计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宋商常驻高丽、其往来具有“常时性”的特点。这是对高丽时代宋商贸易的一种规律性总结。基于这点，对 1013 世纪宋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关系史都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审视。（三）突破民族主义桎梏，恪守学术规范，保证研究的客观性近代以来，朝鲜半岛遭受到外来侵略，最后沦为殖民地。韩国的历史学者在回顾这段沉痛历史时，曾将朝鲜王朝的“保守”“内向”视为其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高丽王朝的“开放”“外向”则被视作韩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而受到高度评价，因此作为其重要“证据”的高丽海外贸易活动尤其是“连远在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人也都前来高丽经商”这一观点更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意义。即高丽的贸易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它是一个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开放接纳西方文明的外向型王朝，这对于改变因日本殖民史观的413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曲解而导致的“韩国史之停滞”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倾向在当今朝鲜半岛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不仅体现在学术著作里，也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然而，作者谨慎地对相关史料进行重新审视分析，试图客观把握高丽时代海外贸易的真实情形。针对以往研究中关于到访高丽的外国商船（尤其是阿拉伯商船）以及高丽商人积极前往海外开展贸易等问题存在的夸大、拔高的现象，宋商往来 揭示高丽的对外贸易活动其实仅局限于礼成港与都城开京一带，贸易对象基本只是宋商，进而评价高丽实际上的开放是相对有限的，所谓“外向”亦是对文献的误读。这样的新思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消减韩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甚至还可能会面临攻击，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回避，而是尊重历史。作者追求实事求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凡是他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或是他人先前提出的观点，作者都特加详说；凡是汲取或借鉴他人成果，也一一注明，不掠人之美。全书注释共 864 条，一部分是对正文的具体补充。通过这些注释，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到韩朝中日等国学界的研究状况及学术史。由于中国大部分读者对韩朝学界的情况未必熟悉，因此这一点意义重大。可以说，通过本书可以相对完整地了解到宋商往来高丽乃至宋丽关系史的研究谱系。本书特点突出，然而也存在某些可斟酌之处。例如内容交叉重叠。该书出版之前，各章节内容已先后独立发表。结集出版时，尽管努力做到各章节之间的有机衔接，但从整体而言，关于一些背景的叙述，对正文的补充注释乃至主题的分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叠。这方面如果处理得当，全书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会更强，可读性亦会更高。该书重视史料运用与分析，但也存在对史料过度解读的地方，有牵强之感。如作者根据 乾道四明图经 嘉定赤城志 记载有前往高丽的出发地点（p.159），指出其“暗示”或“说明”了这两种方志编撰时就有宋商前往高丽，不免有些牵强。另外，书中在论述一些具体史实中使用“以诗证史”方法，正如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以诗证史”常常是求普遍史实较易较确，而求特殊史实较难易错，一旦过于求深坐实，反而会失真失实。该书也存在某些错误。如第 38 页脚注中称“明州、福州、泉州作为宋513李镇汉著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评介 张耕华：“以诗证史”与史事坐实的复杂性 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商的始发港”，但实际上当时宋廷规定的前往高丽的合法始发港只有明州一个。又如第 151 页的南宋“英宗”当为“宁宗”，这可能是韩文转换汉文时所发生的错误。总的来看，全书以独到视角建构自己的论证逻辑，对于高丽时代的宋商贸易给予新的阐释，突破了既有认识，是一部创新性突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当然，该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韩两国历史（尤其是前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有待加强。中韩自古以来就往来密切，双方的历史典籍中都留下了不少相关记载，提供了彼此“从周边看自我”的契机。在这种意义上，宋商往来 是横向利用他国史料深化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同时，作者重视中国学界，积极推动两国学术交流，亦难能可贵。另外，宋商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早期的跨国贸易史。目前所知，宋商曾在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红海周围乃至东非等地留下足迹，因此关于宋商的海外贸易史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多国学者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化下去。（执行编辑：杨芹）613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