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政治学在先秦儒学史上的转折——以孟子基层治理论说的缺环为中心.pdf

第 卷第 期 济宁学院学报 年 月 文章编号：（）论孟子政治学在先秦儒学史上的转折 以孟子基层治理论说的缺环为中心宋化玉（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摘要：论语 和 仪礼 等孟子以前的儒家文献都对基层治理有所关照，士君子是实现乡治的动力之源；而 孟子 中少量关于基层治理的讨论，都是从王国政治的角度展开的。孟子从“性善仁政”的逻辑出发，将治道的主体赋予君主。面对战国中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他不惜对儒家政治学原旨做出改变。孟子忽视基层的治理，在战国儒门各家中比较少见，在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中也非主流。但孟子的“上行”政治路线，为儒学作用于国家政治打开了局面。关键词：孟子；基层治理；理论缺环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战国儒家乡治学说的演变研究”（）作者简介：宋化玉（），男，山东济宁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中国思想史。一、问题的提出孟子作为先秦儒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政治学说历来不乏关注和讨论。学者多以孟子为孔子后一人，并将孔、孟的政治思想视为继承发展的关系。近年随着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更有人认为“思孟学派”之间的学术谱系得以填补，并有许多重写先秦儒学史的尝试。就政治论而言，晚近发现的“地下材料”并不能为孟子研究提供太多有价值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孟子政治学说的探讨似无剩义。但以往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有什么”，即将 孟子 一书中所呈现的政治主张与其它儒学原典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思想关联，却很少关注孟子思想中“没有什么”，以及这种“没有什么”对于孟子学说和儒学发展史的意义。孟子基层治理论说的缺环，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所谓“缺环”，有两层含义：一是孟子偏重讨论王国层面的治理，较少论及基层的治理；二是在为数不多的基层治理讨论中，孟子主要讲国君的仁政作用于基层，而不太重视基层长官和地方精英的作用 也即不太关注基层自身的治理。在 论语 中，孔子经常与弟子们探讨小区域、小范围的治理问题，并开创了儒家以君子治理小邦的政治学传统。春秋末至战国早期的礼治派儒家，也倡导由底层的士人引领乡治。而孟子似乎有意忽略或是回避了这一儒家传统政治学思路。孟子将天下政治的希望寄托于国君，认为只要由国君实行仁政，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但这从实践层面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国君实施仁政，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所有民众，王国的治理需要各种中间环节，特别是需要通过底层的职官与民间精英来实现。除孟子而外，在战国儒学各派中，基层自身的治理大都会被提及。如 周礼 中专有一套负责乡治的职官体系，荀子 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来讨论乡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孟子为何很少讨论乡治，基层治理的缺环在孟子政治学说中意味着什么，能否代表先秦儒学史上的某种转捩。这是本文所拟讨论的问题。二、“前孟子时代”的儒家基层治理论说孟子以前最为重要的两部儒家典籍，一是 论语，一是 仪礼。论语 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通过该文本可以考察儒学肇生时代的政治思想体系；仪礼 则是儒者对于社会治理的详细礼仪设计，据学者考察，该书中的多数篇章撰作于战国中期以前，是探讨孔子以后早期儒家礼治派思想的重要文献。在这两部文献中，都对基层的治理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论语 中所呈现的孔子政治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心上层政治，希望把权力收归天子，恢复礼乐繁盛、君权独尊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也即孔子所言的“从周”。这一方面多体现在孔子与鲁哀公、季康子等高层执政者的对话之中。孔子关注大规模的政治局面，这一思路被孟子所继承，正因如此，后世学者才多将孔、孟政治思想视为一脉。但孔子政治思想中更为重要的一个面向，是孔子与其弟子关于“小邦君子政治”的探讨。孔子期待自己的弟子融入到底层小邦邑之中，参与政治事务，在一城一地做好表率，治理好底层地方。这一思想线索在 论语 中有大篇幅的呈现。如 先进 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冉有谓“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在 公冶长 篇中，孔子评价冉有亦谓之“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两处可相互印证。五六十里、六七十里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一个小的城邑，这是当时士阶层最有可能的入仕之选，因此冉有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默许。而如子路所言的“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超出了孔门师弟之间讨论治理问题所预设的地域范围，故而遭到了孔子的哂笑。泰伯 篇中，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里的“百里之命”即是孔子平时小邦政治之教的写照。孔子有时甚至把治理范围缩小到一家之中，认为在家做好孝悌也是为政，这是对做好小范围表率一种近乎极端的表述。综合来看，孔子伤感于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期待天下政治的井然有序，这是一个宏观的政治愿景，而要实现这种局面，恐怕还得落实到一个个小邦邑的治理中。孔子对当时的高层执政者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主要把政治的希望寄托于地方上的基层长官，寄托于士君子的出现。换言之，孔子是寄希望于其弟子。他希望弟子们学习礼乐文化，修养自身德行，然后成为小范围政治的主导者，进而带动底层政治的良性运作。孔子的“小邦君子政治”思路，将政治的动力源赋予底层的士君子，这为后来儒家基层治理思路展开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孔子以后，儒门弟子的遭遇也各不相同，司马迁称孔子弟子“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但真正做到师傅卿相者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儒者是居于底层乡间、隐而不见的。底层的儒士群体传承至战国早期，而有 仪礼 学派的发展壮大。仪礼 中所载礼仪甚为复杂，自士阶层至大夫、诸侯都有涉及，而该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篇目记载乡中礼仪（以下简称“乡礼”），笔者认为，这些篇目应是 仪礼 编纂的原初规模，也是 仪礼 的主体内容。仪礼 中乡礼的编纂，是在春秋后期贵族不再崇尚礼制之际，儒士依托较为宽松的底层政治环境，撰作了一套适用于自身阶层的乡中礼仪。仪礼 中乡礼的主旨是由儒士阶层引导乡中礼仪秩序，从而实现乡治。在 仪礼 中并没有太多国家政治力量渗入乡中的痕迹，该书中的乡礼具有非常浓厚的自治色彩，宗族是乡礼的主导力量，掌握礼仪的士人则是乡礼的主要参与者。战国初期的 仪礼 学派，关注底层的乡里组织，将政治的希望寄托于礼仪的实施，而乡礼的主导者，也是处在底层的儒士，这与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彼时古老的氏族组织尚未完全瓦解，底层尚有自治的政治空间。仪礼 学派的学者依托于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编撰与之相应的礼典，希望能在小范围建立礼仪秩序，乡饮酒礼 乡射礼 便是该派学者欲以礼仪规范乡中秩序的代表之作。仪礼 中的乡礼，重士阶层、重宗族、重乡间本身，希望在礼教君子的引领下，实现乡中的治理。可以说，关注基层的礼治，是孟子以前儒家政治学思路的主流。三、孟子政治论的转折如果从 孟子 一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政治学思路与孔子以及战国早期的礼治派儒家迥乎不同。孟子很少谈及基层的治理，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滕文公 篇中对井田制的回顾算是一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里孟子所讨论的井田，是对民间土地的管理方式，虽然也涉及基层的治理，但这是站在大的国家层面来讲的。井田的实现，是由王国统治者颁布政令、整齐划一地贯彻施行，着眼点是在国家的高层执政。孟子梁惠王上 篇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也是面向君王的言说，看不到底层乡官的作用。孟子很少站在底层官员或者民众的立场上来谈治理问题，孟子 一书中谈到基层的治理，或是一带而过，或是将此作为君王仁政的附属品。如谓：“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也是不提治理的中间环节，将民众的治理完全当作国君仁政自然而然的结果。再如：“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就善政的施行容易使士人、百姓对统治者产生向心力这一点而言，孟子与孔子思想有继承的关系。但孟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覆盖，即由最高执政者实施仁政，民众趋而之善；孔子则是一种自小而大的蔓延，即由君子带动小邦治理，不断影响周边政治，最终实现天下的治理。公孙丑下 篇中谓：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乡党之中按照年齿高下确定相互间的关系，年长者处于尊贵地位、年幼者要礼敬长者，这是由地缘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一种天然秩序，由这种年齿秩序而产生的礼仪制度，是战国早期儒家重点讨论的对象，而孟子将其与“爵”、“德”同列，并且一带而过，在其政治思想中不占主要位置。综括而言，孟子学说是一种“上行”的政治学思路，它将天下政治的治理归于大国君主，而不对小范围的治理多费口舌。这与先前的礼治派儒家是大不相同的。儒学发展到孟子，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外部的原因是战国中期政治生态的改变。儒学创立之初，正值春秋末期，彼时封建制度瓦解，天子、诸侯丧失政治权力，古老的氏族组织活跃在底层的邦邑之中，邑宰以及乡中长老拥有实际的行政权。至春秋晚期，权力大如南蒯者，甚至可以据邑称兵、对抗季氏。有学者称这一时期进入“邑宰政治”的阶段。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儒士成为基层地方长官、主导一地政务是常有之事，孔子的很多弟子便是如此。而至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中央集权化程度加深，氏族组织向地域行政组织过渡，原先具有自治性的“国民”也逐渐变为地方政府之下的“编户”。儒士想要进入基层为官，需要经过诸侯国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严格受其管理。儒者在基层独立施政的空间不复存在。战国初年的礼治派儒家其实是在政治权力之外，编撰乡中礼仪、规范基层秩序。他们抱有治道理想，但其礼治主张并不被时人认可和接受。其他学派批评他们“繁饰礼乐以淫人”“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列国统治者对于儒者这种在民间擅自规划礼仪秩序的行为也是不解和警惕的。礼记儒行 篇中的鲁哀公常“以儒为戏”；荀子儒效 篇中的秦昭王认为“儒无益于人国”。在战国时代的集权环境中，儒者的政治境遇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到了孟子的时代，各国纷纷变法，“中央地方”层级式行政机制业已定型，儒士群体再要绕开集权政府，在底层行使礼教，不仅十分艰难，而且会招致国君的厌烦。底层自治空间的收缩，是孟子放弃以往儒家乡治思路一个可能的原因。孟子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民众“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这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春秋时期虽号称“礼崩乐坏”，但列国纷争基本上还是遵循霸政原则，战争也经常是以使对方屈服为目的，较少有大规模、长时段的灭国之战，底层民众并未卷入战事中来。但至战国，列国纷纷变法，氏族组织代之以编户齐民，各大诸侯为了开疆拓土、消灭敌国，对底层民众横征暴敛、索取无度，民生疾苦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问题。孟子之前的礼治派儒家，秉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姿态，仍旧关注儒士群体的德性修养和小范围的礼教 问 题，注 重 经 典 教 育，对 于 从 政 十 分 谨慎 ，并未对民生疾苦有所回应。这使儒学与社会严重脱节，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墨子学派便对儒家安居高傲、不问民生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我们在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两家争论的蛛丝马迹 。墨子是战国诸子中较早关注民生疾苦者，墨家许多政治学主张都与救民于水火相关。正因如此，墨学在战国时期的支持者甚众，成为当时的“显学”。而在儒学内部，最先摆脱抱经沉潜、不闻政事的人，便是孟子。在 孟子 一书中，随处可见孟子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他希望民众摆脱水深火热的惨况，希望儒家学说可以救世、可以解民于倒悬。面对统治者大多不喜欢儒学、甚至警惕儒者在底层擅自实践礼乐的政治生态，他必须对先前的儒家学说做出反思和改变。基层的礼治，便成了孟子政治学所放弃的对象。非惟基层礼治，孟子对王国的礼仪也很少去讨论。这是因为当时列国变法如火如荼，诸侯多对儒家繁琐的礼仪制度并无好感。梁惠王下 篇有一段孟子见齐王的对话：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询问齐王是否好乐，齐王勃然变色，以为这位大儒要向他讲述儒家的“先王之乐”。“先王之乐”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儒家厚重的礼乐文化积淀，齐王显然不悦于此。孟子游说齐王的逻辑也很有趣，他认为国君喜好何种音乐并无所谓，关键要能与民同乐。这与此前的儒家大不相同。礼记乐记 篇载魏文侯与子夏讨论音乐的对话，魏文侯谓：“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子夏则坚称古乐旨趣高雅，新乐滥俗溺败，为君者必须努力接受先王之乐。可是国君总会有私欲，岂肯迁就儒家说辞？魏文侯与子夏论乐的故事，显示了战国初年列国君王难以采纳儒家礼制原则的事实。孟子则绕开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国君喜欢“流行音乐”不是问题、好货好色甚至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否与民同乐，能否 使 民 众 物 资 充 足、“内 无 怨 女，外 无 旷夫”，这就把儒家学说的施行变得简易了。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人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不忍人之心，仁政的施行只要顺从善心，国君推己以及百姓，天下就能治理得很好。他有时候把仁政说得特别容易，如谓“犹水之就下”“由反手也”“天下可运于掌”。孟子很少对诸侯宣讲礼乐制度，相比于此前儒家，是其政治学的一大转变。孟子对儒学的另外一个改变，就是不再把政治的希望寄托于底层的士君子，而是寄希望于集权君主。孟子的时代，留给儒家在民间自行规划基层治理的空间已然不多，而且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生态，孟子目光上移，认为政治的动力之源是君主，儒士最主要的责任是辅助国君，成就王道。此即 离娄上 篇中所谓：“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在 滕文公下 篇中，面对周宵“古之君子仕乎”的疑问，孟子斩截地回答：“仕！”后文中孟子对于“仕”的解释，就是围绕得君行道展开的。公孙丑下 篇：孟子谓苐?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孟子认为苐?辞去灵丘的一地之长而去中央政府做官是正确的，原因在于士师更方便向君王进言。这就显示了孟子与此前礼治派儒家不同的思路。在孟子的政治论说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谈论国君如何施行仁政、怀保小民。孟子有一种掌握天下治道原则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不断去游说大国君主，他认为只要诸侯能够采纳他的仁政学说，国家肯定能大治。而基层的治理，则是国君推行仁政的一个结果，不应是重点考虑的对象。内中逻辑是：只要国君施行仁政，基层就能得到治理；如果国君不接受儒学、不能施行仁政，侈谈基层治理是没有意义的。这一逻辑从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细绎之下是存在理论缺环的。在大规模的集权国家之中，仅靠国君带动仁政的实施是不可能的。国君的仁德不可能作用于每个百姓，仁政的落实，离不开每一层级的官员，特别是负责治理基层的职官。孟子政治论显然是忽视了这一点。当然，这种忽视也有可能是孟子“有意为之”。即在统治者不喜儒术的情况下，详细陈述治理的各个环节，恐怕又要引起统治者的反感了。孟子急于救世，希望自家学说可以被诸侯采纳，只谈国君的仁政，而对基层治理避而不谈，其中或有不得已的苦心。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基层治理的缺环确实存在于孟子政治学之中。而尝试弥补这一缺环者，是儒家的 周礼 学派。四、战国中后期儒家政治论的转型战国中期以后，各主要诸侯国的变法完成，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定型。儒家面对这一历史大势，需对以往以士君子为本位的政治论做出调整，除孟子而外，礼治派儒家对此也有所反应。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 周礼 便是如此 。周礼设计了自王国上层至乡遂底层一整套的职官体系。该书大的着眼点是在王国政治，这与孟子的“上行”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周礼 希望通过组织严密、各司其职的王国官僚体系，带动各个环节政事的处理、礼仪的实行，从而实现王国的治理。与孟子不同的是，周礼 十分关注基层乡治。在 周礼 的乡中，有一套礼仪规范的安排。乡中各级长官如闾胥、族师、党正、州长等各有礼教职责，配合王国的政令，以此实现乡治。相比于孟子，周礼 有详细的基层治理设计，算是弥补了孟子政治论的一个缺环。但 周礼 不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君主身上，而是瞩目于制度。该书寓礼治于官制之中，其政治理论的逻辑是：只要王国的职官体系安排得完美无缺，各部门官员各司其职，儒家的礼治理想便会彻底实现。但在君主集权初兴的战国时代，绕开君主只谈制度，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所以 周礼 中的职官设计虽是以中央集权政体为背景，但并不期待当世能够施行；周礼学派期待未来有一个完全统一的集权国家，儒术可以施行，通过严密的职官体系，来实现王道政治局面。综合来看，孟子与 周礼 可以代表战国中期儒家政治论转变的两条线索。二者都一改战国中期以前潜在民间，持守礼典，兀自实践乡礼的儒者姿态，积极向王国政治靠拢，提升了思考政治问题的着眼点。周礼 将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制度，但在当时只是停留在文本之中，并未受到重视，只能算是一条隐性的线索。孟子则是一条显性的线索。他游说列国诸侯，希望仁政学说能够获得大国诸侯的青睐。孟子说齐失败后，甚至在齐国边境等待齐王回心转意达三日之久。他认为只要自己的学说见用于齐，齐国安定，天下也会随之安定。孟子虽终不获用，但这种执着使他声名大噪，为儒家政治学的传布打下了现实基础。自此以后，儒士关心大规模政治，游走于列国庙堂之中，成为新的风尚。至秦末陈胜起义时，孔子的八世孙孔甲携礼器归附。刘邦起兵，也有不少儒者（如叔孙通、郦食其等）前去游说。孟子的政治实践虽然失败，但他摆脱以往以士君子为中心的政治论、将治理问题的重心转而放在国君身上的大胆尝试，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拓宽了局面。如果没有孟子的这种尝试，随着战国中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定型，底层儒者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儒学很有可能就此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孟子放弃儒家厚重的礼乐文化积淀，忽视基层治理，这在先秦儒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他另辟蹊径，从“性善仁政”的逻辑来展开治理论说，放在早期儒家政治论的发展脉络中，实属偏门。孔子以后，礼学是儒学发展的大宗，无论是战国早年的 仪礼 学派，还是后来的 周礼 学派，皆将礼治放在政治问题的首位，迨至后来的荀子，也是以礼治学说放在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荀子是一个综合的思想家，具体到基层治理，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荀子注重底层儒士群体的礼仪、德性修养。荀子 中有大量关于君子修身的讨论，如 君道 篇谓“其（君子）居乡里也，容而不乱”，强调的是乡中士人的习礼、修身；不苟 篇谓“君子宽而不蚼，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都是对战国早期底层礼治派儒家修身习礼的承继。其次，荀子也注重制度建设，如在 王制 的“序官”一章中谓：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荀子将基层的治理与教化归入乡师之职，虽不如 周礼 将乡中长官的职责详细区分，但以制度保障礼教的思路是前后相因的。最后一点，荀子考虑基层治理，总体的眼光也是在上层的政治。荀子乐论 中有一段论乡饮酒礼：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皆从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皆入；贵贱之义别矣。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 以 正 身 安 国 矣。彼 国 安 而 天 下安。这段文字在 礼记乡饮酒义 中也有，不见得是荀子原创，但放在 乐论 之中，用以分析乡乐在饮酒礼中的作用，并无违和之感。退一步讲，该章即便不是 荀子 的原创，至少代表作者是认同这种阐释的。这段论述显然是对 仪礼乡饮酒礼 的解释，其中所提到仪节、乐章对乡中士人的规范作用，比较接近 乡饮酒礼 的思想脉络，而文末对乡饮酒礼的意义进行升华，由正身到安国，再到安天下，已脱离 仪礼 中本来的思想面目了。仪礼 仅就乡治而言乡治，而荀子则将乡治的意义放到国家乃至天下的治理中去理解。可见荀子的基层治理论说，主要还是放在大规模的政治局面中展开的。眼光向上，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孟子政治学说转向的影响。在 儒效 篇中，荀子谓：“人主用之（指儒者），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面对秦昭王的“儒学无用论”，荀子特别强调底层的儒士不会对君王施政有害。所以荀子所面对的中央集权政治生态，与孟子是相似的；荀子调和儒者与君主之间关系的紧张，积极使儒学与王国政治相结合，其总体思路也是与孟子一致的。行文至此，我们可对孟子政治论的转向进行简单的总结：孟子略谈基层治理，在理论上存在缺环，这主要是其政治论的特殊偏向所致。然而，孟子特别重视君主的仁政，从王国政治层面展开治理论说奠定了此后儒家政治学的基本路线。孟子草创“国家儒学”的政治构架，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当时的确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顾此失彼，在所难免。荀子作为先秦儒学的殿军，糅合了孟子对于王国政治的关照与 周礼 中基层职官制度的设计，并且兼顾了底层儒士的修身论，发展出细致完备的基层治理学说。自汉以后，儒家的基层治理学说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汉代察举制的施行、宋代以后乡饮酒礼的推广，都是比较明显的例证。帝制时代儒家乡治的实现，多以国家政治为主导。孟子虽忽视基层治理，但其宏大的政治关照，却成为后世乡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参考文献：沈文倬?文存 北京：商务印书馆，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宋化玉 关于孔子“帮助乱党”问题的历史考察 政治思想史，（）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宋化玉 早期儒学乡治论的演变与实践 南京：南京大学，杨伯峻 孟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增渊龙夫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国家 杜正胜，编 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 台北：华世出版社，饶龙隼 孔圣小疵释例 朱子学刊，（）孙诒让 墨子间诂 北京：中华书局，王先谦 庄子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郑玄，注 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 台北：艺文印书馆，武黎嵩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颜世安 不言与言：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江海学刊，（）宋化玉 论 周礼 中的乡治思路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楼宇烈 荀子新注 北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