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pdf

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 摘 要：李商隐骈文取法六朝徐陵、庾信骈文，具体表现在情感基调、技法处理、行文旨趣三方面的理论践行与拓展。情感基调上，延纳庾信伤美基调，刻意伤春复伤别；技法处理上，强调性灵与才华，吸纳徐陵论说骈文使事精博的特点，在典故隶事的使用上恃才逞才；为文旨趣上，将徐陵、庾信“相关之思”的诗文共赏扩展至诗文消息相通。关键词：李商隐 骈文 基调 技法 况晓慢晚唐骈文诸家中，以李商隐骈文为最，他的骈文感人至深，内容充实，文辞贴切。在骈文创作中，李商隐“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他的骈文对六朝徐陵、庾信骈文之内涵极力追摹，力图以唯美形式表达充实内容，其体现最著者，便是对感伤唯美情调的追求。一情感基调：多伤为美，隔世相望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认为：“盖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本文是 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李商隐古文创作及其文体观研究”（）研究成果之一。发愤之所为作也。”早期的文学作品已经注意到个体生命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若无忧患的深切意识，就无法行诸文字，以情动人。钟嵘 诗品 中被列为“上品”的诗人群里，既包括屡次自荐屡次受挫的曹植、心中郁结无数感叹的阮籍，也有怨刺牢骚的左思以及自悲身世的王粲，他们被钟嵘归为“上品”诗人，标准就是“诗可以怨”。徐陵、庾信的作品风调，以后期追求悲伤之美成为主要基调。庾信哀江南赋序 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危苦”典出自嵇康 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嵇康此说用意在于对魏晋时期流行的以悲为主、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进行反思，他反对感官上的巨痛与巨喜，追求以“感化”和“垂涕”为主的中和之伤与中庸之美。庾信借用嵇康典故，反用典故原意，强化了悲美情绪。赵国公集序 中又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此处又以屈宋、苏李之“哀怨”与“别离”反对建安之末、太康以来文学偏重文体技巧和辞藻雕饰的倾向。庾信后期作品几乎篇篇尽是哀情，围绕 哀江南赋序 所写的作品都是感伤基调，其写作宗旨与屈宋、苏李之悲是一致的。他对先秦两汉文学的追摹和当世文学的反思，是客观历史现实对文人个体的思想撞击。现实让文人自省与反思，经历国殇家难的庾信，其自省与反思呈现在作品中，则体现为以悲为美的文学追求。刘麟生 中国骈文史 对“六朝文”进行总结时说道：“迨宴安江左，耽乐一隅，水软山温，清谈自适，其享乐生活之反应，便为轻靡之文风。”他批评六朝骈文多为应制酬唱之作，缺乏真情实感。庾信骈文的“伤情”主题去除了前期的轻靡文风，为其奠定六朝骈文大宗地位。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清）吴楚材著，（清）吴调侯编 古文观止评注，北方文艺出版社，第 页。（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 页。罗新璋编 古文大略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页。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 页。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第 页。骈文作品对于“情”的注入，初唐时期的“四杰”已有关注。他们注重骈文审美情感的营造，怀才不遇的愤懑、时不我与的焦虑、建功立业的豪迈、思亲怀乡的感伤以及沉醉山水以图脱离世俗羁绊的隐士情感等都被他们写进骈文作品中，莫山洪曾对“四杰”之首的王勃进行评价，认为王勃骈文“最能体现初唐时期文人那种特有的情怀，表现出由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文人所特有的审美情感”。在徐庾伤情、“四杰”真性情的骈文审美基础上，“刻意伤春复伤别”是李商隐诗文的情感基调。在这一基调笼罩下，李商隐诗文中呈现的自慨身世和忧伤国事都是“伤”情的体现，以“伤”为美也成为李商隐骈文的审美特点。李商隐的“伤”与他人不同，王蒙先生 论“无端”中说，李商隐的情感产生了“病变”，他倾向于悲观，他的悲伤有点过了。庾信的家国罹难之伤在一定意义上安抚了李商隐敏感多情的心理创痛，李商隐在庾信江北哀鸣的情感基调下，将骈文写作的“情”发挥到极致，他对庾信“以悲为美”写作手法的继承主要体现在自伤多情和伤春悲秋两个方面。自伤多情有两个层面，一是天涯漂泊的切身感受。李商隐自小丧父，很早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自文宗太和三年（），到大中十二年（），前后近三十个春秋，十居幕府，岁月不居，时光流逝，天涯羁旅的孤苦与悲伤、离乡背井的漂泊与寂寞，这些成了李商隐诗文写作的情感主调。北朝悲鸣的庾信成为李商隐伤身世、叹不遇的知己，庾信的“乡关之思”与李商隐的漂泊无依形成共鸣。李商隐骈文作品中，常以庾信为典，用以自喻，“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心酸”，“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天涯羁旅的相同感受，伤时忧国的心理体验，让李商隐对庾信之悲有着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庾信入北之后，虽为北朝器重，却常有寄人篱下、故土难回之感；李商隐入赘王茂元府、经年莲幕辗转，也常感漂泊寥落，体会了天涯沦落人的同感。冯浩 玉谿生诗集笺注 云：“义山退居数年，起而应辟，故每以逐客逐臣自喻。”较之庾信去国离家，李商隐仕途蹭蹬，更多了一分迁逐之痛。其 过郑广文旧居 诗云：“可怜留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莫山洪：论王勃骈文的审美情感，柳州师专学报 年第 期。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第 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第 页。刘学锴：汇评本李商隐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页。着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程梦星注此诗就说：“庾信，义山自比也。”二是对生命遭际的情感体验。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国罹难，庾信内心茫然不知所措，迷茫与慌乱便成了他作品哀伤情调的精神源头。他无法像陶渊明那样于天地间追寻悠然自得，更无法像庄子般追寻人生逍遥无待。仕途坎坷、家计飘零、国家衰乱、生民多病，放眼前路，一片渺茫，生与死的困惑与无奈，真与假的难辨与茫然，多重重压的生命体验和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形成强烈对比，带来浓烈深沉的情感体验。李商隐对庾信遭遇家国罹难、体验背井离乡之苦的体会最为深刻。对生命层面的叩问让李商隐对庾信远生同情与敬畏，入赘王茂元府，莫名卷入党争，背负着“忘家恩”的骂名却又百口莫辩，让李商隐深感悲愤与无奈；内心的迷惘与茫然如影随形，悲伤无端而起，加上个人敏感多病之躯，李商隐内心的怅然无依比庾信更甚，何焯 义门读书记 评 寓怀 诗就有“义山有极似庾子山处，不可以白公之清流绳之”的感喟。除庾信外，李商隐诗文中的六朝作家，还有王粲、沈约、左思等人。左思之陋、王粲之悲作为典故常被他用于骈文写作中。对李商隐而言，他们的悲伤就是自己的悲伤，他们的遭遇就是自己的遭遇。在写给亲人的祭文中，李商隐以亲身体验将自己对所祭之人的感念与个人际遇之多伤并行呈现，将庾信“唯以悲伤为主”的理念进行扩展，借铺陈真挚而沉痛的情感层次丰富地表达个人对生命的深层体验，将一生堆积郁结的不如意，以及人生辗转所遇之不公，用哀婉凄悯、愤慨积怨的语气表达出来，下笔不能自休，加重了祭文的伤感情绪，提升了祭文的思想内涵。自古伤春悲秋，是为文人传统，庾信后期就多以秋景入诗文。家国之难、远别之苦、北方刺骨萧瑟之秋风、塞外荒凉古淡之旷野，被庾信糅进了自己的诗文写作中。“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俨然一幅秋景图，几乎句句用典，又贴切地融入萧瑟秋景中，即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书，第 页。（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 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第 页。（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 页。便不了解庾信所用典故的来源，也能通过这一连串的枯败之景，感受到作者的心情和意图。李商隐对庾信悲秋心态的接受，也促成了其多伤为主的情感基调的形成。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 云：“迥夜秋思，群山暮色。恨白发之衰翁，哭青云之旧客。聊兹寄奠，莫写西悲。”代仆射濮阳公遗表 曰：“蝼蚁知雨，虽通感于玄天；蒲柳望秋，必凋华于厚夜。”为荥阳公与度支周侍郎状 云：“清秋一鹗，碧海孤峰。天子动容，群僚服美。”赛荔浦县城隍神文 说：“寒耕热耨，始望于秋成；铄石流金，几伤于岁事。”读来句句椎心泣血。遍览李商隐骈文，“秋”在其祭文、表文、状文和祭祝文等文体中确实均有体现，伴随“秋”出现的词有“伤”“孤”“凋”，传递的是秋之寂寥、孤独和悲伤。与庾信亡国之悲相较，李商隐的穷秋之悲显得更为冷清孤单。庾信羁留北朝的“乡关之思”与李商隐三十年幕府生活之漂泊是不同境况下的相似心境，虽有异曲同工之妙，却亦有高远悲歌与囹圄之伤的情怀区别。如果说庾信的悲伤是北朝的秋天，李商隐的悲伤则是这孤寂清冷秋天的一抹寂寥的云，别有风味和情趣。二技法处理：性灵才情，使事精博“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刘勰认为，人之所以为“有心之器”，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在于人为“性灵所钟”。所谓“性”即性情，“灵”即巫灵。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性情和人拥有类似巫灵般非凡的才能。“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文章就是作者心灵所感的外物体现。钟嵘 诗品 提出诗歌要“吟咏性情”，“性灵”一词此处既包含先天的禀性、灵气，又包含着后天经过世界万物打造的才华与能力。庾信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书，第 页。同上书，第 页。同上书，第 页。（梁）刘勰著，詹锳义证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第、页。赵国公集序 云：“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谢赵王示新诗启 云：“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荣启期三乐赞 也说：“性灵造化，风云自然。”这里所说的“性灵”即作者先天的性情、灵气和能力，作品呈现的“词气”也正是“性灵”的体现。庾信同样强调人后天的感悟能力，即先天之性灵由所感而转为文字和语言，若“年发已久，性灵久歇”，失去了与外物互感的敏感与性情，则无法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庾信此说，也应对李商隐有所影响。李商隐十分强调文章写作与“性灵”之关系。献相国京兆公启 中云：“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强调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五行之秀”和“七情之动”，五行、七情能否准确表达出来，则在于是否通性灵，此是先天之资；如果能通性灵，还需将外物所感准确地表达出来，这需要有才能，还要有深厚的学养，“必有咏叹”就是后天的感悟和学养。先天之资与后天学养相结合，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远追有先秦经典，近有苏武、李陵、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都是将先天之性情与后天之学养发挥到极致之作。在实际写作中，李商隐将这种熔铸真情的写作观与具体生活结合，强调文学写作是言情与言志的结合。献侍郎钜鹿公启 中，李商隐指出当朝诗文写作之弊端：“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寥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娇奢艳佚之篇。”如果言辞过于平实，则文章必然陷入枯槁寂寥、毫无声色之困境；若过于追求华美秾丽，则又使文章显得骄奢艳丽，空有其表。总而言之，若作者无博大襟抱、深刻体悟，就会使文章流于枯寂浮艳，不能两全其妙。要做到两者兼备，除了有先天的性灵外，还要涵炼学养，力避偏巧，兼取两长，使文质兼备，才能避免骄奢和枯槁，达到彬彬之境。以才情、文笔自负、自累的李商隐，经历乱世罹难、幕府转折的人生磨难，内心除了对现实不可逆的哀伤外，更多的是自慨身世多艰，多有英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书，第 页。同上书，第 页。同上书，第 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书，第 页。雄无用武之地、才华难以施展的生不逢时之感。回看李商隐一生，十六岁以 才论 圣论 结识令狐楚、刘禹锡、白居易等当世名流；二十四岁荣登进士榜，长安春选之时，为王茂元所赏识，入赘王府；之后两入秘省，辗转郑亚、柳仲郢、卢简辞等幕府，皆因其骈体章奏之才华为当世称颂。因此，李商隐诗文中多次以宋玉、司马相如、贾谊、徐陵、庾信、王羲之等多才俊逸之士自比，更以多才体弱之王粲、高才貌寝之左思自喻，实则以他人之际遇对照自己之流离，是对自身才华与坎际遇无法配比之叹息。李商隐之多才既有先天之秉，也有后天不懈之努力。李商隐出生在一个以经学治世的家族，其家庭早期教育为其日后从事文章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结识章奏大家令狐楚，日常的诗文切磋、令狐楚的十年恩遇以及崔戎对写作的指点，为李商隐日后辗转各幕锻炼了出众的骈文才能；加上个人对文章之学的用力钻研积累，以及两入秘书房的研读经历，让李商隐由羡慕郑玄、庾信之多才转变为对个人才华的自信、自负。他自认拥有盖世之才，却总是与幸运擦肩而过。令狐楚府十年恩遇，本可以为平原幕效力之时，令狐楚因病去世；后为华太守崔戎所怜，入幕为掌书记，无奈不到半年，崔戎也匆匆离世。之后两入秘书房，第一次被迫离京外放，第二次遭逢母丧守孝，原本以为可以依靠岳父王茂元走上仕途，无奈王茂元很快便病死在镇压泽潞叛乱的军中。第三次入秘书省，又赶上牛李党争之高潮，出于本心与道义，毅然选择追随郑亚远走桂林，原本以为李德裕、郑亚等只是一时之败，不想从此李党覆亡。之后又经历爱妻亡逝，离家弃子，生之多艰与心之煎熬接连而至，强烈的挫败感和生不逢时之慨愈来愈深重。庾信 哀江南赋序 说道：“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这是庾信经历“侯景之乱”后的切身感受，他认为人在遭遇困顿艰难或者个人才华无法得以施展之时，应当通过写作将个人之苦闷与激愤表达出来。李商隐也的确如此，遍览其诗文作品，个人遭遇与内心不平时时展露，恣肆难收。其作品中呈现的众多带有悲剧色彩的典型历史人物，恰是个人主体意识的体现，其诗文中抒发的强烈的感慨怨愤，正是个人对现实的不满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第 页。和才华无法施展的情绪体现。李商隐恃才逞才主要体现在典故隶事的灵活运用上，概括来说即使事精博、说论透彻。使事精博是针对李商隐骈文作品的用典与叙事而言的。骈文作品若仅是平铺叙事，极易写成流水账，让读者生出单调之感；若连篇累牍搬用典故，则又容易流于呆板滞塞。因此，李商隐在骈文写作中，努力调和典故与叙述二者之关系，尽力将所叙内容以贴切的典故准确表达出来，以精准的典故将丰富的内容完美展现，一方面使文章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精致形式；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展现个人渊博的知识学养。为了避免典故堆砌，李商隐在择用典故时，均以内容所需为主线，每个典故犹如叙事主线上的耀目珍珠，丰富文章内涵，增添文章色彩。以李商隐代令狐楚和崔戎所撰的遗表为例，可见李商隐使事用典的高超技巧。为了避免以时间先后铺叙人生的乏味，李商隐先是选取府主一生中重要事件或转折节点，再拣择贴切典故一一铺排，使文章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代彭阳公遗表 说到令狐楚登郎选、入翰林、出任华州刺史和河阳节度使，外调河东、遭遇被贬，后又遇赦擢升太子宾客等经历，均借托典故，使文章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文采斐然，画面感极强。代安平公遗表对崔戎一生经历的叙述，几乎句句有来处，所用典故均与崔戎一生所历、言行品性切合。通过典故串起府主一生，突出他们出仕时勤于政务、为君分忧，卧病时犹对朝廷一片忠诚、无限热爱，其坚贞之家国情怀得以明白展现，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令狐楚、崔戎其人其事，人物形象塑造更加清晰生动、全面深刻，避免了文章平铺直叙的平淡无味。为濮阳公陈情表是李商隐代岳父王茂元写给天子的表文，虽受文体功用特点的限制，但更能展现代笔者的骈文才华和写作风格。文中不仅用了当句对、隔句对、数字对、颜色对、典故对、流水对，还大量用典，既有语典，亦有事典。语典如：“有志四方”出自 左传 之“有四方之志”，“不扫一室”出自后汉书陈蕃传；事典如“随武之家事”“邓傅之门风”“从军王粲”“草檄陈琳”等。为濮阳公与刘稹书 中，也绵密紧凑地用了很多典故，且每个典故都能看出李商隐的独运巧思。文章历数刘稹一家三代的官职、政绩及其祖父、叔父对皇帝的忠心，文章前面仿若叙家常，后面则战鼓雷雷，节奏紧密，所用典故数量较多，却精当准确，展现了高超的文学修养和叙事才华。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说论透彻是针对李商隐骈体应用文而言的。应用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理议论，对于句式整饬、形式固定的骈体文来说，要做到以理服人、论说透彻是很难的。骈体论说文既要追求形式上的赏心悦目，又要达到说理透彻的目的，都会运典隶事、铺排词句，这些特点在策论、章奏等文体中均有体现。从作者角度来讲，以论说形式布局全文，更能彰显作者对文章整体结构及句式语汇的把控能力和写作水平。六朝骈文中，论说文已经基本定型，文学理论精博之作 文心雕龙 就是骈体论说文的代表。其他如史论、政论等都是专门以议论为主的文章题材，也都体现出明显的骈文特点。徐陵亦有多篇论说文存世，较为知名的当属 在北齐与杨仆射书，这篇文章是徐陵被扣留北齐时所作。作此文时，“侯景之乱”已平，梁元帝江陵称制，徐陵向北齐提出返回南朝的请求，却屡次被拒、遭到阻难，无奈之下，徐陵转而向杨仆射求助，遂有此书。徐陵返国心切，但北齐万般阻挠，文中铺排词句，反复论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以“岁月如流，平生几何”的生命叩问，贯之以“不自知其为生，亦不自知其为死”的情感体验，可谓六朝论说文之佳作。四六丛话叙书 云：“抑书之为说，直达胸臆，不拘绳墨。纵而纵之，数前言不见其多；敛而敛之，一二语不见其少。破长风于天际，缩九华于壶中，或放笔而不休，或藏锋而不露。”其中主张的，就是要检点笔墨，宜长则长，该短则短，当放则放，当收则收，一切以说理明白为主。唐代骈体应用文创作群体中较能展现有唐一代精神风貌的是陆贽。陆贽的骈体奏议以说理透彻、议论精辟著称，孙梅 四六丛话 云：“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旁延景物，则兴会飞骞；远计边琐，则武库森列。大抵义蕴得自六经，而文词则 文选 烂熟也。惟公兼体，是以独擅。”陆贽骈文作品风格已与六朝骈文的富赡典丽之美相去甚远，结构与句式上已基本脱离四六对句形式，很多骈文作品出现三字句、九字句，并不追求句式的对仗和词句的偶对；其骈文也几乎不用典故，单纯以说论为主。如 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清）孙梅著，李金松点校 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页。同上书，第 页。务状 两篇，全篇几乎没有用典，都是围绕文章主旨进行大篇幅说论。前文围绕“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后文则从“当务之急，在于审查群情”说起，以群情之喜好来规范皇帝的言行，最终让皇帝做到与天下同，这样才能使天下人心思顺。此类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说服对方，故而连篇累牍、气势通达、长篇阔论。陆贽身处乱世，以儒家积极治世之态度，提出的所有见解都是从民心民情出发，他认为国家之乱的根本与君民上下不通相关。从文中论述的情况来看，陆贽已经突破了骈文固有的句式，很多句子虽然形似对句，却没有形成上下句音律、偶对的一致，而是着意于讲事实说道理，不借用典故来辅助说理。权德舆 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 评陆贽作品云：“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评陆贽曰：“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权德舆序文重在说陆贽骈文善于论述的内容，大到军国利害，小到细琐平常之事，都拿来作为论述的材料；苏轼文则重在对陆贽骈文论述的方式方法给予肯定。李商隐的骈体应用文写作，是将徐陵、陆贽说论方式与庾信伤美重情内容相结合，既注重以大量典故的铺排达到论说的目的，又讲究以骈文形式增加对句的精准和节奏的顿挫，显示出深刻的论证思想、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精湛的艺术功力。与陆贽骈文的实用主义相比，李商隐追摹六朝骈体应用文的审美功能，将审美与实用巧妙结合，对文体本质进行历史回溯和现实功用的双重思考。瞿兑之对李商隐兼备徐陵叙事、陆贽说论之长的特点有如此评述：“商隐尤能融合他们两家之长，一个善于叙事，一个善于说理，都被他兼收并蓄了。后来宋朝人的四六都是承他的衣钵而再参予变化的。”此说颇有见地，基本概括了李商隐骈体论说文的特点。为濮阳公与刘稹书 是李商隐以骈体形式将论述和叙事融于一体的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唐）陆贽撰，王素点校 陆贽集，中华书局，第 页。同上书，第 页。全唐文，中华书局，第 页。（宋）苏轼撰，顾之川校点 苏轼文集，岳麓书社，第 页。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页。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这篇文章颇有檄文风范，故其笔锋自带论说格调。文章以刘稹先祖功德指责其错误行为，多次以“又计足下”开头，可谓苦口婆心，劝其归降。文中论述过程几乎全以典故铺排，上下文呈势不可挡之攻心模式，如战鼓声声，节奏沉重，音调高亢，前句接后句，上层接下层，句句戳心，层层递进，给刘稹造成了泰山压顶、大厦将倾之势。为荥阳公贺韦相公加礼部尚书启 中，也出现典故铺排现象，先后用到 庄子 穆天子传 山海经 诗经 尚书 周礼 晋书 中的 个典故，字的短文中，句句有典，句句有来处，从首句的赞誉之辞开始，中间典故首尾相接，连续表达祝贺之意，为后面的请托做好铺垫。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 沿用骈散兼行的行文方式，其中关于会昌三年（）李德裕以主战派的立场向武宗谏议力主武力讨伐刘稹的一段话，多处用典，使事精博。文章行文以骈体为主，散句穿插其中，节奏舒缓得当。内容上，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避免单调叙述，文中以典故铺排营造紧张氛围，使文章更具感染力。李德裕向来是主张改革辞赋取士旧制的一派，所以他的文章多是散体，但本文几乎都是对句，且句句有典，分别用了“重耳丧父”“卫朔拒诏”两个故典指责刘稹秘不发丧，抗旨拒诏，意在以古鉴今；又以“天井摧凶”“金桥故地”“明皇旧宫”“外相匪人”等典故警示武宗，刘稹所守藩镇地势重要，跨河北、依山东，必须对他进行镇压。李商隐此处将典故叠加使用，虽与李德裕平日文风相悖，却有利于体现李德裕镇压刘稹叛军的坚定立场，以故典、今典两相对照，抓住地势、刘稹人品等重点，援引故实，以古喻今，希望武宗能够下定决心讨伐叛贼刘稹，早日出兵，免除后患。在前人骈体论说文写作基础上，李商隐骈文更提升了骈体论说文的写作技巧。他在论述的同时，融入叙述与抒情，以论说和叙述彰显情感，叙述、抒情、论述兼容并重，使文章叙事清晰、论说明白、情感充盈，这是李商隐在骈文写作中超越前人的体现。其 上河东公启 中对府主柳仲郢“南国妖姬”的婉拒，就将叙述、议论和抒情三者结合起来，以膝下儿女为由，以个人无女色风流之事婉拒，以“常有辛酸、每喈漂泊”概括一生之潦倒不遇，所有拒绝的理由浸透着内心酸楚，形成由外而内的对亡妻不渝深情的写照，可谓有论有叙亦有情。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三行文旨趣：诗文相通，恃才逞才周振甫 李商隐选集前言 中曾提及钱锺书关于樊南文与玉谿诗消息相通的说法。此说法最早出现于何焯 义门读书记，其中评李商隐镜槛 诗云：“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钱锺书提出了李商隐诗文“消息相通”的说法，但并未对其进一步论证，他只是将李商隐诗文与韩愈诗文相较，目的在于抨击其后西昆体一派杨亿诸君“得扯晦昧”的错误。西昆体诸君只是学会了李商隐为诗作文的对仗、用典技法，因不具备李商隐的才华学养，所以在诗文写作上并未得其真醇至理，只学到了表面皮毛而已。周振甫对钱锺书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李商隐诗文“消息相通”与李商隐恃才逞才有关。李商隐的“诗与骈文都写的玄黄备采，音韵铿锵，善用比喻，思合自然”，其骈文以典故串起全篇，将叙事、议论和用典相结合，于诗中借典抒情，于文中用典叙事说理，其诗中有文，文中亦有诗。董乃斌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中设专门章节讨论李商隐骈文与诗歌的关系，他从律诗的形式、结构和韵律出发，认为前人所说的李商隐诗文“消息相通”的典型表现是诗文中大量典故的运用。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对此亦有观点。刘学锴在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中认为李商隐骈文与诗歌是互相渗透与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体现在樊南文中的诗语、诗情、诗境等诸多方面，而又集中的表现为樊南文所特有的诗心 李商隐的诗人心灵与个性。”他认为钱锺书的“诗文相通”应该包含两个方面：即“以骈文为诗”和“以诗为骈文”，两者统辖于李商隐善感的心灵与敏感的个性。而余恕诚则从唐代诗歌发展演变的情况来阐述，晚唐律诗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李商隐骈文写作必然受当时律诗影响，其骈文拥有与诗歌共同的特点，即对句、用典、声韵等，也就事出自然了。余先生认为：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周振甫：李商隐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页。（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 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第 页。周振甫：李商隐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页。刘学锴：樊南文的诗情诗境，文学遗产 年第 期。“他在四六文中撰写的对句，数量上远过于诗，故而骈俪的技能和材料，由骈体转移到诗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验之于李商隐诗文，此说似更确切。从以上诸位的论述可见，关于李商隐“诗文相通”的见解大致可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诗文共同点是“使事精博”，一派认为诗情诗境诗心是诗文相通的体现，其实质是对诗与文在各自文体中所占比例与分量的考量。“李商隐的文章与他的诗一样，以使事精博、色泽浓丽见长，所以无形中便像极了两个古人徐陵和庾信。他的诗像庾信，他的文便像徐陵。”这段话认为李商隐诗文源自徐陵、庾信，充分肯定了李商隐拥有善于用典和笔法灵动的个人才华，但他将李商隐诗文割裂来看，认为李商隐诗、文分别与庾信诗、徐陵文相像，是有失公允的。李商隐诗文相通“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从前面章节中徐庾二位诗文，尤其是庾信后期诗文写作来看，李商隐与徐庾二位有着共同的时运 他们都同处乱世和末世，对现实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故诗文作品内容风格多有相似之处，也合常理。但截然二分诗文，似乎却有问题。以庾信后期作品为例，其抒情诗寄王琳 重别周尚书二首 寄徐陵 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羁留北朝的“乡关之思”表达出来，如：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二首）故人尚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寄徐陵）三首诗既有哀伤的思乡之情，也有羡慕王琳能够守君忠君如初之意，又恨自己委身北朝，只能空闻吹笛之悲，与 伤心赋 中所叙“对玉关而羁旅，坐长河而暮年。已触目于万恨，更伤心于九泉”的情感基调完全一致。庾信后期所作 拟咏怀二十七首 是抒情组诗，其中的苍凉沉郁，与 哀江南赋序 中所言“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余恕诚：樊南文与玉溪诗，文学遗产 年第 期。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页。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的格调也无二致。从庾信诗文中，我们能体会庾信对故土的怀念，对大梁君臣无能误国、失信于民的伤悼，也能深刻感受到庾信作为亲历者的自责、叹息以及空守情绪。与徐庾诗文情感基调相近的李商隐，不仅以诗文表达个人情感，并在此情感的表达中施展个人才华，很多诗文中的对句用典相同，却丝毫不影响诗文整体内容的各自表达。如 安定城楼 云：“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上汉南卢尚书状 则叹：“越贾生赋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均以贾谊、王粲之遇自比，但又严格遵照诗文各自体式。哭虔州杨侍郎 中的“叫帝青天阔，辞家白日晡”，同样的对句在 代仆射濮阳公遗表 则表现为“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诀”；哭刘司户蕡所说的“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祭张书记文 则表述为“江远惟哭，天高但呼”，总体看来，这些对句在诗文中呈现的情感基调是一致的，“以伤为美”是李商隐诗文共有的艺术特点。由此也可看出，李商隐对典故的使用以及诗律技巧的把握已经相当熟练，所以在诗与文的转换上流畅自如，可以随时将诗缩减或扩充为文章，亦可以将文章所用典故随手拿来用在诗歌写作中，且合律合韵，毫无拗口艰涩之感。在用典方面的诗文相通之处，既有源自对徐庾二位骈文作品的研习，也有李商隐善于总结钻研骈文的个人努力，亦有其作为代笔者只能隐晦表达己见的客观原因。徐庾二人诗文中的情感表达，是因为梁朝由长安南迁，二人先后仕留北朝，家国之难与故乡之思遂成为他们作品中常有的表现主题。与徐庾二位出身名门、仕途通达不同，李商隐出身寒门、科场蹭蹬，一生供职诸多幕府，东奔西走，长路蹉跎，岁月不居。因此，他的诗文作品相通之处体现了李商隐骈文写作之轨迹。李商隐骈文作品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开成二年（）进士登第后先后供职泾源、陈许二幕时期，以及大中年间入桂幕与梓州幕时期。前期作品还有些许古文思想内涵和创作技巧的体现，后期入桂幕及梓州幕，则由前期被动的探索转为主动自觉的骈文写作，古文痕迹消失殆尽。写作目的的改变，直接促进了李商隐的骈文创作，大量高质量作品就在此时产生，诗文由内容的相通逐渐转为从形式到内容的相融。主要体现在骈文作品中对句较多、诗语较多，如 为荥阳公谢赐冬衣状 中的几组对句：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地虽五镇之冲，气得四时之正。八行帝语，窅降于重霄；一袭天衣，俯回于穷节。当二日之凿冰，则殊豳野；及两楹之飞雪，无异朔山。白分椒壁之光，紫夺兰牙之色。以上四句，既有当句对，也有隔句对，还有数字对、颜色对，若去掉文中的虚字“之”“于”“当”“及”等，就是对仗十分工整的五七言诗句：地虽五镇冲，气得四时正。八行帝语降重霄，一袭天衣俯穷节。二日凿冰殊豳野，两楹飞雪异朔山。白分椒壁光，紫夺兰牙色。类似的骈文句式在李商隐文中比比皆是，文中均有虚字连接，若去掉这些虚字，也基本上都是平仄合律的五七言诗句。所谓的“以文为诗”就是指文中骈体四六对句呈现带来的意境美和画面美，诗性特点增添了文章的审美韵味。与此同时，以诗语穿插在骈体四六句中，可以增加文章的情感内蕴，将骈体公文固化的模式融进日常情感，从而使文章总体上较之六朝的整饬更显流动的气韵和灵动的神采。另外，李商隐文中还出现篇中转韵现象，以 祭张书记文 为例，其中“梁多文士，汉有贤王”一段，先后出现“昂”“一”“敖”“由”韵连续四次换韵，运用声律、韵脚的转换有效地调和了文章节奏，读起来前后起承转折，颇有律诗美感。四结论有唐一代，六朝尤其齐梁文风的形式艳丽、内容流俗等特点一直为文人所疏远和排斥。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背景和应制骈体公文的持续使用，使六朝文风得以延续并找到新的生存土壤。徐陵、庾信自南入北后，将故国之思的“伤情”注入其骈文作品，变前期骈文轻靡之风为深情婉转；“初唐四杰”有意识将真性情融入骈文写作，一改六朝骈文绮靡文风为刚健清俊；中唐陆贽又将骈体美文运用于讲究实用的公文中，精于阔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论。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写作，一是吸取六朝徐庾作品的精华，将徐庾作品中的“相关之思”“故国多伤”与个人遭际、情感体验结合，既考虑到骈文作为美文体的本质特点，又注意以骈体应用文传递真情实感，借助骈文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和才华；二是延纳“四杰”之清俊与陆贽之阔论，发议论与典故，叙悲情于隶事，既有效扩展了骈文的使用范围，又达到了使事精博的写作水平；三是结合唐代律诗特点，将骈文之丽与诗境之美结合，恃才逞才，于骈文中创造出诗情诗境，以诗心诗语描摹骈文，诗文共赏相通，将骈文形式美与内涵美发挥到极致。（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李商隐骈文对徐陵、庾信骈文的追摹与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