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俞大猷之诠释学分析.pdf

第 期两岸终身教育 年 月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桑大鹏，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柯铃铃，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级硕士研究生。抗倭名将俞大猷之诠释学分析桑大鹏，柯铃铃（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摘 要 有关俞大猷的重新发现和解释是一件颇有意味的诠释学事件。曾纪鑫作品 抗倭名将俞大猷 基于系列新史料，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笔法，达到了诠释学的效果：文本突破了儒史学者在善恶、功罪、是非的二元思维限制下有限看待俞大猷的视域，营造一种实事求是、史实的断层发现（事件断层和意义断层）、价值重估的现代语境以全新解读俞大猷。通过搜寻大量野史、笔记、书信、奏章，全面占有文献，发现了一个心性与人格具备“武圣”色彩的俞大猷。俞大猷在剿倭抚民中体现的家国情怀、道义担当、仁德化人、战略战术、无数军功以及诗文、道义文章一体符合古来衡量圣人的“三不朽”原则。这是诠释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关键词 俞大猷；诠释学；语境；前见；武圣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会发生差异性意义，这是语境培育的结果，根据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诠释学的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即在自己的世界里认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意义。如此，“自己的”“主体的”显然就成了事件意义发生的根据，意义从此发生，本质就是从主体发生，而主体、前见、语境、文本以及诠释活动本身正是构成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的基本要素。按照伽氏的理解，“促进诠释学努力的动机，正如后来施莱尔马赫表现的那样，不是因为留下来的东西难以理解，可能造成误解，而是因为现存的传统由于发现它被掩盖了的原始东西而破坏和变形了。它的隐蔽的或变了的意义应当再被探索和重新说明。诠释学试图通过返回到原始的根源来对那些由于歪曲、变形或误用而被破坏了的东西获得一种新的理解”。据此，当我们阅读曾纪鑫长篇历史人物传记 抗倭名将俞大猷 所提供的新史料，而体认作者对俞大猷的全新描述时，发现伽达默尔的论说无疑为这种全新描述提供了一种学理性说明。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今福建泉州市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在人们记忆中，俞大猷是明朝中期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但奇怪的是，俞大猷虽与戚继光齐名，影响却并不如戚继光声名远播。戚继光名声如日中天，俞大猷虽与之齐名但仅仅是一个陪衬，因抗倭而史籍垂迹，如无抗倭之事，俞大猷甚至消隐于时间深处。事实上，根据新史料的事证，俞大猷一生行迹远不止抗倭，有关俞大猷“隐蔽的或变了形的意义应当再被探索和重新说明”，在此全新描述中，读者发现了一个在心性、心智、人格层面全面异于旧史的俞大猷形象。一、俞大猷心性与人格的早期养成一个人的早期心性往往决定了其一生主流人 第 期桑大鹏，柯铃铃：抗倭名将俞大猷之诠释学分析格的基本形态。根据文献叙述，俞大猷童年的所作所为已流露出其非凡心智与人格的大略概貌。俞大猷出生于军武世家，从明初开国以来祖上就因军功世袭百户之职，百户只是低微的下层军官，薪水低，父亲俞原瓒设计俞大猷弃武从文，俞大猷十五岁考中秀才，但此后举人之路多有波折，二十九岁时俞大猷只好听天由命承袭百户。此间俞大猷多涉儒书，接触了朱熹开创的“闽学”，通晓家国大义，在文武之间来回逍遥，这为俞大猷早期养成特异的心性奠定了基础。大体而言，俞大猷在如下几方面用力尤勤：其一，家国情怀。俞大猷早年受父亲影响，立志为国效力，修齐治平之思一路伴随着他的成长。此种思想在俞大猷接触诸多儒书后，又有了理论的支撑，养成了那个时代封建士子特有的家国情怀。“俞大猷从小为人倜傥，志向远大，常出语惊人，说长大后要扭转乾坤，推倒一时，洞视千古，并以豪杰自命。”家国情怀奠定了俞大猷读书、习武、做人的根本基因。其二，才与识。俞大猷早年想通过科举走文人效命朝廷之路。那个时代，四书五经早已成为教科书，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已成为科举题目来源和答题指导思想，故程朱新儒家（冯友兰命名）的道、太极、阴阳、理气、一多、中庸、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范畴已成为诠释四书五经的学说体系，深刻影响着俞大猷，既培养了俞大猷诗意指称万物的才思，又渗透在他认取物理情理的识见之中。作者叙述俞大猷拜时人蔡清（明代著名经学家、理学家，程朱一系）的弟子王宣、林福、赵本学为师。“他们受老师的影响，对易经 刻苦钻研，并各有心得：王宣长于以易论述古今兴衰之变；林福以易阐明心性忠孝礼义之理；赵本学闭门研易六十年，精于韬略，以易 演兵，通上下古今战术。”对易理的推究，无疑深化了俞大猷辩证看取人情物理的见识，正如文献所言：“因他深谙易学之理，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及军事战争，往往能高屋建瓴，抓住事物的核心与本质，洞悉事物间的辩证关系，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俞大猷家国情怀和往后的军事思想受到了才识的滋养。其三，胆与艺。俞大猷自小胆大，当然，这个“胆”是训练而成。泉州城北清源山有座巨石，俞大猷常常登上巨石一跃而下，攀爬跳跃，风雨无阻。“练到后来，不仅胆略大增，巨石在他眼里几乎视而不见，而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攀石 跳 跃，如 履 平 地，简 直 比 猿 猴 还 要 敏捷。”有人不服俞大猷胆大，提出“墓穴分饼”的赌约，泉州城东门外有一片墓地，他要俞大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去到墓地，为每一个墓穴分发一个薄饼。俞大猷当即照办，众人慑服。念书习文之余，俞大猷转而习练武功。嘉靖元年（），俞大猷先拜泉州永春人刘邦协为师，操练棍法；后拜南少林派名家李良钦为师，学习荆楚长剑。刻苦习练加上天赋异禀，不久，李良钦认为其长剑功夫超过了自己。由于俞大猷棍法纯正精熟，剑术超群，多年以后，俞大猷经过总结，写成 剑经 传世，深刻影响了戚继光。他还向少林寺回传本来源于少林寺的纯正棍法，纠正了少林寺棍法的偏差。嘉靖十三年（），俞大猷考中武举，嘉靖十四年（）中武进士。胆艺皆成，俞大猷深有心得，并形成了他往后训练军队的指导思想：练胆先练艺，艺成则胆壮，胆艺皆备，军队乃能所向无敌。其四，仁心。俞大猷修文习武，无论是家国情怀的发抒，还是才识胆艺的练成，始终秉于仁心。仁，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五德（仁、义、礼、智、信）之首，仁：爱人，基本涵意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既爱自己又推己及人地爱他人，忖度自己的好恶而旁推他者心性，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仁的心理从个体的不忍之心开始，表现为“恻隐”，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此种不忍，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即“仁心”；仁表现为对父母长辈之孝，为“仁孝”；上对下具有爱的慈悲之心，为“仁慈”；对朋友处境具有爱的担待之心，为“仁义”；以厚道之心与人相处，为“仁厚”；本于仁心而宽恕别人错误，为“仁恕”；用仁的思想化风移俗，使人性民心归向于仁，如风行草偃，为“仁教”；天对万物都有博爱普施、生成长养之功，此即“仁道”。仁道是儒家思想的最两岸终身教育 年高境界，衍生出家国情怀、道义担当，成为人道效法的律则。孔子在 论语 中有六十六次根据不同教化对象诠释了仁，几乎每一次的解释都不同，但大体以“爱人”为核心意涵。仁的范畴经孔子阐释和提倡，渗透到其整个学术体系中，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三纲五常以及上述伦理范畴都是“仁”的展开与提炼，乃至我们可将整个儒学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俞大猷久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具备了仁心的方方面面。作者叙述，俞大猷出生的濠格头村一时小偷横行，人们虽有怀疑对象，但苦无证据指证，俞大猷设计终于亲手抓住了小偷，在不使外人知晓的情况下，一番恳切教育，终于使小偷彻底悔悟，濠格头村重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朴民风。此间，俞大猷对小偷并不是羞辱惩戒而是本于仁心的教化，仁恕与仁教自不待言。综上，新的史料描述了俞大猷的少年心性，采用的虽是新历史主义笔法，发现古史中的事件断层与意义断层，但此种描述给出的俞大猷的全新形象毕竟是摒弃了旧史的狭隘视域而以宽缓的当代人文语境重解人物的结果，是语境培育了新的意义与形象，“试图通过返回到原始的根源来对那些由于歪曲、变形或误用而被破坏了的东西获得一种新的理解”，本质仍是遵循着诠释学之路。新史料的发现与叙述对俞大猷早期心性铺就了合情合理的逻辑之路：俞大猷往后的伟岸人格早就滋生于其早期心性中，略具动态色彩的才识胆略、才艺与情怀最后终于凝定为稳定的人格模式。二、毁誉沉浮不动于心明中期以后，国家因承平日久，陋习相因，疏于管理，人心久疏羁勒，终至内外交困：内，民生凋敝而民变蜂起；外，海防松动而倭寇频侵，复有北方俺答汗侵扰边关。两种困弊性质不同，俞大猷起于军户，受国家召唤，开始了以武功鸣世的一生。其间，俞大猷深谙边民之乱的国家陋政之因，故本于民胞物与的仁心招抚边民，而以雷霆万钧之势追剿倭寇与俺答汗，视国家大义高于一切。剿抚之间，家国情怀与道义担当尽显。俞大猷抗倭、镇边、抚民四十余年，立下大小军功数百次。倭寇，按史料所指，是“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及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由富于冒险、杀人越货的日本武士、名主、浪人、奸商、海盗及裹挟、附从的 小民 构成”。倭寇有真倭，有附倭，真倭即真正的日本海盗，附倭即沿海无以为生、被日本海盗裹挟的边民。明朝闭关锁国，封闭海防，“片帆不许入海”，阻断了沿海与国外的贸易。倭寇始则要求贸易通商，不许，继则干脆剽掠沿海，杀人越货。他们侵扰沿海，其主要活动时间在嘉靖朝，嘉靖在位四十余年，国无宁日，俞大猷半生也在抗倭中度过。俞大猷五十岁时以浙江温、台、宁、绍四府参将的身份接受朝命抗倭，他抗倭不急于一战一利，唯求全功，经过严密调查，深察敌我，俞大猷最先提出了抗倭“三道防线”的战略思想：一、抢占先机，御敌于海上；二、如果海上拦截失利，则建立第二道防线，御敌于海岸、内河；三、御敌于沿海城镇。“勿骄于一胜，勿沮于一败，勿责于近效。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而又求得其人以共理之。”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始终起着极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往后的抗倭实践、每一次战阵无不体现了俞大猷的战略运谋之深。在战术上，俞大猷用兵讲究“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集中优势兵力，鹰击猱搏，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收万全之功。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在俞大猷的策划组织下，俞大猷与王忬、汤克宽一同取得了抗击附倭汪直的普陀山大捷。有人主张招抚汪直，俞大猷洞悉倭寇（无论真倭附倭）本性，坚持追剿，终于取得普陀山大捷。追杀余倭时，海上飓风突起，俞大猷所乘船只摇荡沉浮于险涛之中，而俞大猷谈笑自若，处变不惊，此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心性不仅极大震慑了敌人，也稳定了军心，确保了战斗的最后胜利。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俞大猷周密部署，遣细作深入敌营，里应外合，又取得了烈港大捷，汪直冒死出逃。嘉靖三十二年一年间，俞大猷共取得五次抗倭大捷，一改明军对倭寇屡战屡败的衰 第 期桑大鹏，柯铃铃：抗倭名将俞大猷之诠释学分析靡形象，军心大振。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朝廷命张经总督直隶、浙江、福建军务，张经全面听取俞大猷策划，取得了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不幸张经被严嵩义子赵文华构陷逮捕入狱，斩于西市。俞大猷被连累夺职，戴罪自赎，但他胸襟豁达，只反思自己的失误。由于张经被冤杀，全军气沮，即便如此，俞大猷仍然率军在嘉靖三十四年六次击败倭寇。由于每次并不是完胜，有人上书俞大猷失职，朝廷不明就里，革去俞大猷百户之职，复在嘉靖三十五年（）因四次抗倭大捷而恢复俞大猷百户世职，又因沈庄大捷署都督佥事（从二品）。功罪沉浮之间，俞大猷早已看淡。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明廷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诏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把总刘英职级”，俞大猷以戴罪之身指挥岑海港之战获胜。此间，俞大猷曾与另一抗倭名将、浙直总督胡宗宪多次合作败倭，胡宗宪虚心听取俞大猷谋划，取得无数次抗倭大捷。因汪直余党骚扰福建沿海，御史李瑚等上书弹劾胡宗宪，胡宗宪辩解得到朝廷宽宥，但他以李瑚为俞大猷同乡认定是俞大猷向李瑚传递情报，又联想到俞大猷反对胡宗宪招抚汪直，终于对俞大猷心生嫌隙。俞大猷虽反复辩解，但胡宗宪心中有恨，坚持弹劾俞大猷，将残倭祸民之事归罪于他，俞大猷被捕入狱。嘉靖三十八年（）五月，俞大猷被冤入京进狱，百姓、军队、士大夫乃至锦衣卫皆为之鸣不平，而俞大猷处之如常，毫不介怀。有锦衣卫陆炳闻知俞大猷战功、韬略与胸襟，上下打点各方人事，疏通严嵩父子，终于使之脱罪，得以继续建功北疆。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以福建总兵官身份抗击倭寇，为等待戚继光的戚家军增援，取得对倭寇的绝对优势，俞大猷顶着各方的催迫和误解，按兵不动，终于取得平海卫大捷。但监察御史上书指责欧阳深战死是俞大猷“赴援濡滞”，俞大猷只能“戴罪自效”。此后，俞大猷又因追剿附倭吴平之事多有反复而受罚，甚至他人失职之过也归罪于俞大猷，有功不赏，有罪必罚，甚或他罪归身，代人受过，俞大猷安之若素。对待倭寇，俞大猷一生大体一以贯之施行“追剿”二字，因其间涉及国家大义，百姓安危，俞大猷心如明镜，分判清浊。但在对待边民暴乱时，俞大猷深知民变是国家陋政所致，故除严惩首恶外，俞大猷大体施以安抚与教化。对内对外，刚柔有异，反映了俞大猷的家国意识和民间立场。嘉靖十四年，俞大猷三十二岁时以千户身份镇守金门。金门在明朝时属化外之邦，人民不习礼仪，民心浇漓，民风剽悍，社会猖乱，多兴诉讼。俞大猷镇守此地，经过实地调查，俞大猷决定施以安抚教化之策。他从如下事件入手：一、大猷下到各乡，与百姓交朋友，了解民情，以酒食款待当地有名望的老人，倾听他们的建议与呼声。二、强化私塾教育，聘请名师任教，以忠恕孝道、诗书礼仪引导、教化民众。三、每有诉讼，俞大猷总是虚心听取双方的意见，尽可能地还原事实真相，不感情用事，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处理纠纷，让诉讼双方心服口服。四、俞大猷还将每月的初一、十五，定为评议日。这两天，金门百姓便像赶集一样，纷纷聚集在乡约所。大家就半月来发生的一些大事，一五一十地叙述其经过，然后开展讨论、评议，哪些事情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错误的，达成共识。做得好的作为正面形象给予褒扬奖励，而对那些做了错事的人则受到谴责规劝。五、俞大猷还与当地的文人学士讲易吟诗，教士卒击剑斗艺守卫家园，总之以礼乐引导，以仁义教化。事情琐细而繁杂，但俞大猷不辞忧劳，事无巨细，劳心劳力。经过俞大猷化导，金门浇离的民风复归淳朴敦厚，百姓对俞大猷不仅心悦诚服，更复感恩戴德。嘉靖四十年（）三月，俞大猷升镇筸参将，镇守湖南五寨，此地苗民正作乱，闻大猷之来，“还没等他征剿或招抚，就先自互相告诫说，俞公恩重如山，再也不要闹事了，还是回家安心种田，或是继续干过去的营生去吧！”俞大猷不费一兵一卒，就将一场暴乱平息下来。嘉靖四十年七月，俞大猷以湖广镇筸参将署指挥参事的身份讨灭江西南赣张链的农民起义军，张链直接与朝廷对抗，诱迫流民，啸聚山两岸终身教育 年林，建立“飞龙国”，俞大猷往平，许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承诺，除剿灭贼首张链，俞大猷坚决止杀，将两万多乱民全部遣散宁家。俞大猷考虑的是边民长期的安定，他曾向提督南赣都御史陆北川建言：“一齐进攻，真如泰山压卵之形，烈火燎原之威，岂有不糜烂焦枯者乎？尝见两广及湖、贵地方，从来大征，大略如此。如苗、黎之山，可谓险矣，其徒可谓众矣。兵进之时，有据山为巢以自固者，亦终当破灭。其实不见有聚众一大支，与官兵接战，及流突远出者。盖官兵抵巢，各贼之心在于保父母妻子，惟逃生之不暇，而自无固志耳。惟兵后不善处，则数十年生聚，又有一次之乱，乃其山势之使然。天下事，不一劳，不能永逸。若姑息翫视，迁延岁月，其所费既不止于一劳，而终又不能免乎一劳之费也。”他因此建议在民变多发的边地设州设县，推行文教，化以仁义，使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当然，招抚之举也因事有反复，民变非宁，曾被朝臣非议，而俞大猷不为所动，本着儒家仁民爱物之心怀柔边民，毁誉由他。俞大猷对倭寇残暴掠杀的严厉追剿和对民变的招抚化导体现了一种基本精神向度：以国家为大、百姓至上为核心理念的家国情怀，此种情怀正是一个儒者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观的实践展开。俞大猷虽无数次立下军功却无数次沉浮，毁誉不休，臧否不一，虽与戚继光齐名但毕竟次之，事实上戚继光的全部军事、武道、练兵思想都是俞大猷思想的传承与发扬。明史俞大猷传 对俞大猷的功罪是非叙述显然并不能全面反映俞大猷完整的心性与人格，使之亚于戚继光，这种善恶功罪二元思维的前见遮蔽、模糊了俞大猷的精神面貌，伽达默尔有云：“在理性的绝对的自我构造的观念下表现为有限制的前见的东西，其实属于历史实在本身。”换言之，儒家善恶高下、是非功罪的二分法思维作为一种巨大而实在的历史惯性深刻影响着明史作者对俞大猷的描述和判断，使之并不能对俞大猷精神价值作出全面准确的认知，但新史料从笔记、野史、奏章和旁人叙述中发现了大量为正史遗落的碎片，力图还原俞大猷的心性与人格，正是在实事求是、史实的断层（事件断层和意义断层）发现、价值重估的现代语境中全新解读俞大猷的结果。新史料叙事暗寓一种诠释，经过这种诠释，俞大猷淡泊名利、不计功罪、毁誉由他、家国为大的仁者心性和伟岸人格突破历史偏见的厚重地表重新展现。三、“武圣”的重新发现与诠释俞大猷究竟如何重估？曾纪鑫通过整合新史料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俞大猷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敌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王阳明，明代杰出的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儒家心学一派的集大成者，死后从祀于孔庙，被后人视为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古人关于圣人的设定有“三不朽”之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端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应有原创性或至少在继承中创新。孔子绍续周公，克己复礼，删 三百，传 周易，此其立德；开办私学，广收门徒，向三千弟子教授六艺（诗、书、礼、乐、射、御）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培养七十二贤人，此其立功；提出垂范后世的“仁学”体系，有 孔子家语 论语 传世，此其立言。王阳明龙场悟道，结合儒佛之思和自己实践认定因果律的主体性根据，此其立德；平宁王，抚百姓，此其立功；提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心即心是”学说和“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之思，此其立言。历史上孙武有“兵圣”、关羽有“武圣”之称。孙武写出了中国乃至全球最早的 孙子兵法，提出了用计、庙算、谋攻、慎战、军形、虚实、兵势、军争、火攻、用间等军事战略战术，其“以战止战”的辩证之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布局谋划至今是军事战略的不二法门。孙子军事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思虑深邃富赡，逻辑严密辩证，仅就一系列原创性军事思想而论，其“以战止战”之德，泽被后世之功，一部博大深邃的 孙子兵法 之言，孙子完全当得起“兵圣”之称。第 期桑大鹏，柯铃铃：抗倭名将俞大猷之诠释学分析但关羽的“武圣”之称就十分危脆，桃园三结义，辅助刘备建立蜀国只是替人争胜的兄弟义气，有何出于家国情怀而安抚天下百姓的德行、道义担当？温酒斩华雄、水淹于禁七军，也只是义气框架下的局部军功，而以傲慢之心失守荆州更是其军事生涯的重大污点！更复有何不朽之言留于后世？关羽被推为武圣主要是因为其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不为曹操名利所动、不忘兄弟之义，之后为报曹操知遇之恩而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更显其义薄云天，其实打乱了刘备、诸葛的计划，主客之义压倒了兄弟之义。换言之，关羽在“义”的践行中其实相当矛盾，并不能将兄弟之义一以贯之，但后人似乎更看重关羽为报知遇之恩放走曹操的“高义”，并不关注主客之义与兄弟之义间的逻辑悖论以及强调主客之义而导致的重大事败。总之一个“义”被后世推许，打造了江湖道上关于“义”的信仰，于是民间围绕关羽之“义”不断神化、虚构、传说，终于形成关羽的“武圣”之称。换言之，关羽“武圣”之称是江湖义气信仰的积渐而成，内里相当单薄，虚构大于实质，与“三不朽”并不相称。新史料通过多方钩沉辑隐，所见俞大猷形象比正史更加全面，揭开了正史被有限叙事遮蔽的有关俞大猷的诸多新质。从“三不朽”高度重新判读俞大猷，他并不是与孔子、王阳明一路以哲学鸣世的思想圣人，俞大猷的精神人格毫无疑问传承了孔子以来的仁学理念，注重以德化人，同时他一生立下军功无数，在剿倭抚民的过程中视家国利益至上、淡泊名利、不计毁誉得失甚或代人受过的担当，体现了最高的家国道义和“仁道”精神，丰富创发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可视之为以军事、武道鸣世的“武圣”。俞大猷的御倭三道防线论，体认民情的招抚化导论有着特别鲜明的江山社稷意识，是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体现。此中可观察俞大猷的道义、仁德立场，俞大猷的仁德感动了他所任职的每一地百姓，离任后百姓立生祠感念共有七次：嘉靖十四年，俞大猷守御金门，解民于倒悬，离任后“当地百姓感念不已，将他视为 品德完人，称为 王爷公，建寿溪宫供奉祭祀”；嘉靖四十三年（），“金门人为排解思念之情，索性为俞大猷建了一座生祠，立碑纪念”；嘉靖二十六年（），俞大猷奉命清剿福建汀州流寇汤信四，保一方平安，离任时，“当地民众依依不舍，为他建了一座生祠，以寄托思念之情。还有两处为他立碑纪念，一为漳州龙溪县大地里（今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立有一块 肤功遗爱碑，赞颂大猷任职时的严明军纪另一处在悬钟（今东山岛）千户所，碑文 海上平寇记 记述了俞大猷在 悬 钟 境 内 调 发 舟 兵、剿 灭 海 寇 的 事迹”；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离任海南，此间俞大猷对黎族百姓慎用刑杀，主用仁德教化，“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怀念不已，专门为他建立生祠，供奉他的图像，祭祀祈祷”；嘉靖三十三年（），俞大猷离任温、绍、宁、台总兵官，此间俞大猷曾练兵抗倭屡获大胜，一改明军抗倭不力的印象，民心军心大振，离任时，“浙江官民依依不舍，请求他将自己的衣冠留下来作为纪念。俞大猷难以推辞，只得从自己的衣物中挑选数十件留下。当地百姓准备为俞大猷建立生祠，以作供奉祭拜之物”；嘉靖三十八年，俞大猷在东南沿海作为胡宗宪下属抗倭立功，但受胡宗宪误解弹劾而蒙冤入狱，“镇海百姓在俞大猷调任直隶副总兵时，便请他留下衣冠，就在他蒙冤入狱这一年，他们在镇远门内为俞大猷建祠立碑”；嘉靖四十一年（），俞大猷奉命讨灭广东饶平贼首张链，但对被张链裹挟的流民安抚宁家，“饶平人感念俞大猷的恩德，专门建祠祝祷，并在仙山留有俞大猷生擒张琏 的摩崖题刻以作纪念”。善不积不足以成德，德不立不足以化人，荀卿云：“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内以圣心以澄神明，外以德行化导百姓，百姓为俞大猷建立的生祠就是俞大猷的一座座德行丰碑。俞大猷的军事战略战术虽有其特出之处，但并没有引起历史编纂者的重视。这无法解释他的无数军功何所自来，此必须有以说明。俞大猷早两岸终身教育 年年曾受学与精通易理的赵本学，赵本学将易理引入军事韬略，直接启发了俞大猷。易理讲究万物关联与互动，这使俞大猷得以深悟敌我、虚实、兵势、军种等诸多方面的动态关联，取法易理而把握战争之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孙子的战略战术。嘉靖三十九年（），俞大猷来到大同，为了对付飘忽无定的鞑靼骑兵，他在山西巡抚李文进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创造一种以车阵为主体、结合步兵骑兵炮兵的多兵种合成军队，三军结合而阵法开合有序、变化无方的战术设计是古代中国军事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类似于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立体作战。俞大猷阐述：“盖步兵技专击刺，而马有践蹂之势，故步不如马。车则能御马之践蹂，而中又有铳炮之雄器，击刺之精兵，追逐之马兵，是一车而兼乎马步之长，故非马所能敌也。”“经过一番严格训练，车营进止有序，火器远距离射击，敌兵纷纷坠地；前有战车为屏障，敌骑无法冲击；若有漏网之敌冲至近前，立即用刀枪钩镰等将其斩杀；敌军一旦溃败，骑兵乘势而出，追击逃窜之敌。这样的战阵与战术，足以占据主动优势，控制战场局面，克敌制胜。”不久，俞大猷将练兵初成的车营投入战斗对抗鞑靼骑兵，取得了安银堡大捷，这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被载入明史。俞大猷将易理引入战争创设战法，是对孙子兵法的创造性运用，这可以解释俞大猷立下的无数军功绝非浪得，而是其优秀的军事头脑出色运用的结果。俞大猷早年曾想读书入仕，并获得了秀才功名，之后多有波折，才世袭祖职，走武道一途。读书求仕期间，俞大猷饱读诗书，培养了丰富的才情、胆识，这为他往后的戎马生涯准备了诗意体验和道义认知的基础，积下了大量诗文、奏章、书信，有洋洋大观的 正气堂全集 留世，此中于风物感怀、世途困顿中在在言及家国之义，是不朽的道义文章。是故，根据新史料的描述，笔者认定俞大猷是战功特出、符合“三不朽”的武道圣人！余 思历史永永延续，而认知也每每出新，过往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经过主体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解读，往往能够催生新的意义。俞大猷不为史家所重，亚于戚继光，既跟俞大猷追求完胜、凡事达于完美而每有不虞之失相关，复与明代以文治国、文官放大其缺点有关。当代，当我们遭遇俞大猷时，又指其镇压农民起义，并不细思其面对民变而一力招抚化导的仁心。偏见遮蔽了视野，俞大猷形象因此蒙垢而被扭曲。偏见也是一种“前见”，任何解读都离不开前见，诠释实质是前见的文本验证，“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 由事情本身 才得到证明。这里除了肯定某种前见解被作了出来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 客观性”。后世读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全面占有文献，尽可能摒除作为偏见的前见，让事件呈其本真。当读者以“武圣”判读俞大猷的人格与精神高度时，正是新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宏阔视域与丰富事件碎片的结果。参考文献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 北京：东方出版社，曾纪鑫 抗倭名将俞大猷 宁波：宁波出版社，焦循注 孟子正义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汉斯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李维琦 左传 长沙：岳麓书社，李若水 道德经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荀况 荀子 北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慕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