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公共说理与文明形象塑造——兼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pdf

15No.42023Gen.No.240NINGXIASOCIALSCIENCES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4 期总第2 4 0 期公共领域、公共说理与文明形象塑造一兼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张三元，任利鹏（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 3 0 2 0 5）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历史性开拓，是中华文明在与人类文明大潮交汇融合中实现的伟大创造。因此，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就是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讲好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从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新形象，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说理是一个关键因素。公共说理的领域是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以公共理性为基本支撑。公共理性内蕴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讲理态度和讲理能力。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主要呈现，是公共说理的重要场所。公共说理以自由、民主、尊重事实为基本原则，不仅在于“明明德”，还在于“明明德于天下”，因而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形象。当然，公共说理需要真诚的态度和有效的说理能力，是态度和能力的统一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说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图分类号：B0-0/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2-0 2 9 2(2 0 2 3)0 4-0 0 1 5-0 9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历史性开拓，是中华文明在与人类文明大潮交汇融合中实现的伟大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就是讲好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门，从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作者简介：张三元，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利鹏，女，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 8 AKS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研究（项目编号：2 2 BKS069）。16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 1 3 7-3 8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实际上是一个讲理的过程。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太善于说理，原因是中国人重直觉、悟性以及形而上学的智慧，而对“逻各斯”不太敏感与重视，缺少说理的动力与能力。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但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提高公共说理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一、“公共领域”与“公共理性”公共说理的场域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的说理不是公共说理。在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公共说理空间。阿伦特首次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并将其规定为与“个人领域”“社会领域”虽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的一个人们呈现独特自我的场所。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重建了“公共领域”，并将其作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合理进路。他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言语行为，具体可理解为：在“公共领域”，行为主体根据“共同的语境解释”，共同确定行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理解”具有核心地位，双方不仅可以就内容的“有效性达成一致”，还能平等地充分关注到“相互之间的分歧 3 J50。因此，平等对话和合理的表达方式是言语有效性的关键，它既承认分歧，更趋向一致，承认分歧本身就是一种“达成一致”，或是给“有效性达成一致”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而要构建一个平等的、合理的话语行为模式，实现平等对话，其核心是建构起主体间性”。“主体间性”言语行为模式，就是由传统的“主体一客体”结构发展而来的“主体一主体”结构。“主体一客体”结构主要表现为信息的单向流动，说和听是分开的，“主体一主体”结构则以“对流”即平等对话为基本特征。显然，“主体一主体”结构以生活世界为现实基础，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平等要求的必然趋向。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丰富多彩，展现出文化、社会和个性的内容与特质，既是交往主体的生活空间，也以“公共领域”构成主体交往的意义世界。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公共领域”不具有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和个人领域的隐私性，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公共领域”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有形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既有形又无形且无所不在的交往空间。这就表明，“作为私人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地进出这个领域，并在平等的条件下，就“普遍利益问题”以合理的言语进行讨论，从而“达成共识”，并进而影响政治领域，实现“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 4 1 2-2 6,从而展陈出“公共领域”的本质功能。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有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个体主体性。进人“公共领域的是“作为私人的人们”，而不是其他。“公共领域的构建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发达，而个体主体性的发达对于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建构至关重要。二是开放性。“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公共空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所有的人都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三是言语的有效性。言语必须是有效的，否则就达不到言语理解和认同的目的。言语的有效性，实则是通过言语而达致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以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为基础的 5 。语言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共同构成了话语的有效性。在这四个要素中，正确性居于核心或关键地位，没有“正确性”的言语是不可能导致“认同”的，换言之，言语有效性是能以“正确的理由”加以验证的。这一观点与荀子的“君子之辩”大同小异，都是我们理解言语有效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不难看出，“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辩论、“公共说理”的空间，因而“公共领域”意味着“公共说理”，“公共说理 亦可看作是“公共领域”的代名词。那么，“公共领域”何以成为“公共说理”的空间呢？或者说，支撑“公共领域”形成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答案是“公共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公共理性”的解读和使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维度。霍布斯、卢梭、康德、杰斐逊等人强调的是“共同理性”，尽管在他们眼中，“共同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或色彩，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强调共同理性是人的理性，是人的理性的“公共运用”。在此基础上，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有一个清晰且影响较为广泛的界定：“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17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6 1 7 6 5-8 0 7 这种理解与阿伦特、哈贝马斯的理解基本相同。在阿伦特、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目的是通过辩论与批判达成理解与共识，从而形成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既以“公共理性”为条件，又是“公共理性”的逻辑展开，而只有在一个平等、合理、开放的空间，“公共理性”才得以运行或实现。这个空间便是“公共领域”。理性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最持久、最深沉的根基，也铸造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辉煌，从而引领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在西方现代性的境遇中，尽管理性遭到了诸多挑战，但其主导性地位一直稳如磐石、从未动摇。在中国文化中，理性的境遇并不美好，经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有时候被公开地拒绝。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缺少理性的基因。这个观点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事实确实如此。在论语、道德经、庄子等重要经典中，理性的缺乏是一个基本事实。当然，“缺少”理性并不等于没有理性，而是说理性不够充分。二是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在西方哲学中，理性因被赋予了一种权威地位而走向狂妄，从而形诸为一种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中，人的主体性被不同程度的遮蔽、消解，人只是一种工具。“普世价值”的滥筋与“理性”的狂妄有着直接或本质的关联，或者干脆地说，“普世价值”是“理性”狂妄的结果与表征。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理性确实出现了问题，遭遇到了危机。可以肯定地认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意识”都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热衷于“仁心”与“和谐”的中国人似乎对以偏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具有一种天然的反抗情绪。对理性的批判，并不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展开的，而是“由理性导演的对自己的审判 7 1 4 6，是理性的一种呈现。哈贝马斯对理性的批判即是如此。哈贝马斯从不拒斥理性，也不主张从外部对理性展开批判，而是强调理性对自身的批判，认为克服理性危机的途径，正在于理性的充分发挥，因而是一个重建理性的过程。这样，“合理性”便成为理性的新生之路，而“合理性”被看作是主体所拥有的一种素质即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并通过一种“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8 4 0 即语言表达方式体现出来。质言之，在“有充分论据”的话语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合理性”，便构成“交往理性”。理性因而实现重构。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是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的，而“生活世界”只是“交往行为”的“一种补充的概念”，这样，“生活世界”构成“交往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说，“交往行为”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形成“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它主要以生活世界”为调节对象，而工具理性以社会的经济、政治为基本视域。在资本统治中，之所以存在着贝尔等人指证的文化矛盾，根本在于工具理性压制或消了交往理性，使之处于极度脆弱、难以为继的状态，从而使交往具有“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又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为必然归结。因此，应该通过发达的交往理性，实现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扬弃，实现生活世界的重建。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重建的过程即是理性重建的过程。这样，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或分离：从独断的、强制性的工具理性转向平等的、理解的、协商的、民主的交往理性。就此而言，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语言理解”为标志的，而“语言理解”实现的基本路径即人们所说的“公共说理”一一在“公共领域”通过相互间平等的、合理的讨论与协商而达成基本理解与共识。在现代社会，“公共说理”对于公共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公共生活的枢纽或润滑剂，是公共生活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当然，理性并不等于说理，理也并不等于理性。但毫无疑问，理性和说理是有关系的，而且有很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说理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哲学上，我们常常把属于判断、推理的活动称为理性认识；在生活上，我们常常把以理智统率感情的人称为有理性的人。尽管这两种理性是有差别的，但由此可管中窥豹，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此，童世骏作了颇有意思的考察，认为从英语表达的角度看，在西方哲学中，理性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即经过rationality的“合理”18转换，大写的、单数的Reason（理性）转变为小写的、复数的reasons（理由）,理性既可以表现为理由，也可以凸显为对待理由的态度和能力。可以把说理看作是理性的转化形式,或者说，理性以一种说理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回归的理性，不是一种判断与推理活动，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讲理态度和讲理能力。这样，客体性的理性便走向了主观性的理性9)。这种理解是符合理性演变的逻辑理路的，对于我们理解和揭示“公共理性”和“公共说理”之间的内在关联颇富启发意义。二、“公共说理”与文明形象塑造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公共领域”主要表现为书店、咖啡屋以及报刊等具体的现实空间，即现实的“公共领域”,那么，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其所造就的信息化时代，特别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全媒体的不断拓展，“网络公共领域”或“虚拟公共领域”则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呈现。当然，网络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时代拓展，两者仍然同时并存，在人们生活中都不可或缺，但前者表现得更具多样性、开放性和广阔前景，其广度和深度也是空前的。在广度上，网络公共领域的话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生态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具有全面性。在深度上，网络公共领域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开始流行，具有深刻性。全媒体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公共领域”，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公共领域是核心部分，而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又呈现出林林总总、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实际上，网络就是一个无边无际无形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又由各个具体的、个性化且不断创新增生的公共空间所构成。在这些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自由地展开交往活动，进行各种话语的发布、宣传、交流、讨论，尽管大多没有明确的目标设置，但在客观上会达成对某一问题某种程度的了解、理解、支持甚至共识。显然，要达到这一目的，“理性”即使不是唯一的形式，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感性”让位于“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全媒体的不断拓展，意味着“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和不同文化差异的存在，其中的各个公共空间具有了明显的跨时空、跨文化的特征与意义。文化软实力之“软”在于温润人心，而文化交往靠的是“理”而不是“力”，这个“理”的显著特点就是“软”“力”即强制力。以“力”作为文化交往的手段，只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或绞杀。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抑或是当代，以“力”的方式进行文化交往的例子并不鲜见，但结果却是无一例外地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某种文明的衰落或消失。只有以“理”的方式进行文化交往，不同文化之间才能以文化的方式实现交流、互鉴与发展。文化的方式即理性的方式、说理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带来一个众声喧哗、争奇斗艳的局面，但其中影响最大且为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接受的观点或主张，其声音肯定不是最粗暴、也不一定是最响亮的，而一定是理性的。理性的声音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以互联网为主体形式的“公共领域”之中，文化交往不限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而更多地体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因此，文化交往实际上是一个说理的过程，“公共领域 是一个说理的场所，“公共说理”成为文化交往主要且最有效的方式。这个“理”并非一己之“理由”，而是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共同认可的“道理”。因此，“公共说理”实际上关涉文明形象的塑造。“公共说理”必须坚持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自由与民主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从而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容。“公共说理”首先必须是自由的。一方面，“公共领域”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因而是自由的场所。互联网的一个重要情境特点是匿名性。尽管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匿名性正在由“虚”向“实”、“虚”“实”相兼转化，“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身份认证体系基本形成，但在应用端上仍为网民保留了“虚”的余地，一定程度的身份虚拟性仍然是网络世界区别于现实世界的重要特点，人们可以在互联网公共领域中自由讨论。尽管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且在客观上造成了种种乱象，但也为文明的交流互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说理当然离不开一己之“理由”，但只有在大家共同19认可之“道理”中，一己之“理由”才能获得自由的发展。“公共说理”还必须是平等的。不同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千姿百态的花朵，共同装点着人类文明的缤纷色彩，所以不同文明是平等的。这正是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精神的要义。主张在差异的前提下，彼此尊重、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传统。在当代，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发展新理念，民主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成为国际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理所当然，民主是“公共说理”的首要条件。说理意味着平等、平等的对话。反过来说，只有平等的对话才是说理。居高临下、以强凌弱、盛气凌人都不是说理的正确姿态。说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清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达成共识，而是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申说自己的立场、观点或主张时，认真倾听别人的心声，不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或主张强加于人。正如徐贡所比喻的，说理不是握紧的拳头，而是摊开的手掌。这种态度不仅是民主与平等的体现，还直接关系公平正义。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是说理的平等的一员，“公共领域”中没有特权者的位置。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允许不同立场、观点或主张的存在。“公共说理”不是要消灭“异见”，而是求同存异、相互理解，追求共赢。实际上，这是一种新文明观，或者说是一种新文明观的体现。西方“普世价值”之所以荒谬绝伦，就因其与这种新文明观是根本相的，他不是以说理的方式，而是以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人。“公共说理”还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基本原则。自由不是任性、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规则的。没有规则的自由是对自由的损害与破坏。“公共领域”的自由也是有边界的，要受规则的制约。这个规则可以是制度，也可以是道德，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实。说理不是空口无凭、信口雌黄，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理服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自由不是虚假的自由，而是真实的自由。只有真实的自由才令人信服。真实是说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没有事实根据的理由即使不是谎言，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空洞说辞，不具有真理的力量。因此，说理的首要价值在于求真。公共说理”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与科学认识的求真不同，“公共说理”的求真呈现出两个对立统一的维度：客观性和公正性。求真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真相，而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说理就是摆事实、讲道理。道理是由事实呈现出来的“理由”。求真的要义在于“客观地看待”。西方话语霸权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因此，在文化交往中，“公共说理”实际上具有解构西方霸权话语体系的旨趣与功能。解构西方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终结“西方中心主义”或“历史终结论”，解构其“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突破“先进”与“落后”的狭隘视野和“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客观地看待”每一种文明“客观地看待”实质上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1 0 。不同文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虽然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不一，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因此，“公共说理”不仅事关说理本身，更关系说理者本身的素质。人的素质以社会文明素质为基础，社会文明素质以人的素质为基本内容与当然表征。人的素质具有综合性或总体性，涉及知识、能力、技巧等方方面面，但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人的品质和德性，而人的品质和德性正是文明的集中体现。就此而言，“公共说理”是用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反映社会、表达思想的交往方式，因而是通过人的品质和德性体现出来的文明观。当然，人的品质和德性又构成一种文明观的根基。人的品质和德性体现了社会的品质和德性，而社会的品质和德性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文明状况的真实呈现。中华文明以“明德”为其基本的精神特质。“明德”不仅在于“明明德”，通过“修已”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塑造理想人格，追求至善，而且还在于“明明德于天下”，通过“亲民”将自身的德性推及天下、造福人类。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就是“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这就是“明明德 进而“明明德于天下”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20特质和发展形态。因此，“明德”是积极而有效说理的前提和表现，积极而有效的说理过程即是“明德”的具体展开。以“明德”为基础的积极说理，既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方式，也是塑造中华文明新形象的重要途径三、“公共说理”的立场和技巧实际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既“敏于事”、又“善于言的民族。“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要深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就会发现作为讲理能力和讲理态度的理性无所不在、博大精深。“有理走遍天下”这句格言便是这种理性的真实体现。尽管在过往的历史中，由于私自利益的存在以及强权政治的分割、西方现代文明的打压，很多时候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但中国人一直坚守“明德惟馨”的文明观理念。梁漱一生始终坚持“中国人最爱讲理”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王国”。这个坚持没有错，中国人确实最讲理、又善于讲理。一个典型例子是论语。孔子“述而不作”，这“述”就是讲理。论语不是孔子的专著，而是由其学生整理的先生与学生的“对话 一说理。孔子从来没有以“先生或一“权威”的身份自居，搞“一言堂”，而是与学生平等对话，以理服人。由此观之，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因中国人之所以给西方以“不善说理”的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的武力以及由此裹挟而来的“普世价值”面前，中国人确实既“钝于事”、也“讷于言”。近代中国是被西方裹到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的，是后来者，在西方讲“力”不讲“理”的话语霸权面前只能被动应付。也就是说，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讲理的西方。当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时候，西方列强用“坚船重炮”与我们对话”。当我们刚刚“站起来”“富起来”，开始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时，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又以“普世价值 来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言行。“坚船重炮”和“普世价值”都不是用来说理的，而是用来征服和控制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境遇中，我们在“公共领域渐渐地迷失了自己，说理竞成了“短处”，丰富而精彩的中华文明故事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特别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华文明形象。具体而言，就是要讲清楚和传播好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内含着丰富、精彩的中华文明故事，是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立体呈现。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中华文明故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一带一路”等的顺利推进而在世界上广泛流布，但我们也常常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窘境：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在网络公共领域，“公共说理”还没有成为每一个主体的自觉行为，只讲情绪不讲道理、迷信权威不讲真理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或者是我们说了，别人不一定听得懂，即使听懂了，也不一定相信，即使相信了，可别人的理解和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一定完全一致，甚至南北辙。这既和文化差异甚至意识形态差异有关，也与我们的说理态度和说理能力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说理态度和说理能力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拓展并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说理态度是说理有效性的基础。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说之理不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支持乃至认同，因而对话就没有意义。说理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理的立场，即说理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进行说理。没有立场的说理是不存在的。任何说理都是有立场的说理。没有立场，人云亦云，那不是说理，而是附和，是跟随，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以前用很大精力“跟着说”，跟着西方的话语走，从而使我们的议题或议程设置能力弱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说理立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2 1 4 8 1 这个立场不能动摇，一动摇，就失去了说理的资格。二是真诚的态度。在哈贝马斯关于说理有效性的论述中，真诚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它21起一种“黏合剂 的作用。罗尔斯也认为，在“公共理性”中，合乎理性、心态公平的美德即一种真诚的态度至关重要，否则，连基本的判断、推论和证据等都得不到“切当运用”，从而使“公共理性”的价值丧失。因此，在“公共理性”中，真诚的态度应该“像遵守常识的标准和程序”一样得到贯彻(1 1 4 7-1 4 8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一直是基本或核心的内容。苟子在非相中有一段极为精彩而深刻的论述。苟子认为，“谈说之术”有两种：“君子之辩”和“小人之辩”。前者强调以庄重、真诚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和颜悦色地进行耐心的说理。这种说理令人愉快，容易使人接受。相反，如果高傲自大、以势欺人，一味地“口舌之均”，夸夸其谈，假话连篇，必然为人所厌弃、唾弃。态度决定一切。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明，一个重要原则是“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2 1 5 0这就是真诚的态度。真诚的态度就是一种包容精神，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中华文明的显著优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说理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说理结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只有以真诚的态度进行说理，才有亲和力、感染力和感召力，才可能被人所理解、认同乃至形成共识。说理能力是说理有效性的关键。人的能力是一个系统，其中内蕴的说理能力也是一个系统，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内含着说理态度。说理态度是说理能力的基础。说理能力离不开说理态度，说理能力是说理态度的逻辑延展，说理态度又构成说理能力的重要支撑。说理态度并不等于说理能力，正确的说理态度也不等于有效的说理，但离开了说理态度，也就不存在说理能力的问题。所以，提高说理能力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端正说理态度。只有在与说理态度的结合中，才能把握说理能力的内涵要义，从而找到提高说理能力的正确途径。哈贝马斯关于说理有效性的四个基本要求实际上是对说理能力的具体展开。实际上，可领会、真实性、真诚态度和正确的话语（正确表达）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既是一个说理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说理能力的问题，实质性地构成说理态度与说理能力。根据这个论述，我们可以把说理能力看作是通过设置议题以及正确表达而达到说理有效性的能力，其中，合理地设置议题是说理能力的核心能力。任何说理都是有议题或主题的。主题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要达成的重要目标。没有主题的说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理，而说理总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的。这个主题可以由说理对象提出来，但更应该以“我”为主，由“我”即说理主体提出来。只有以“我”为主、由“我”提出的议题或主题，“我”才能居于主动地位。这样，说理便呈现出积极说理和消极说理两种状态。积极说理是指“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绝不能自我设限，而应该主动地参与公共争论，对变化社会中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可形成内在融贯的解释和评判”1 3 ,其主要表现是以“我”为主地设置议题。以“我”为主地设置议题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关切，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张，从而形成一以贯之的解释和评判框架。消极说理即申辩，是指在强势话语的宰制中，如何使少数人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权益得到尊重的问题。对处于被动状态特别是弱势群体或主体而言，申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比起积极说理，申辩更彰显了说理的理解本性：申辩者天然站在生态多样性一边，说理不是为了求取一致，而是求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理解”1 4 1 2 1 9，但申辩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申辩一方却往往是处于守势，被别人牵着“鼻子”转，跟着说，有时甚至越辩越乱、越描越黑。特别是在话语霸权的淫威下，往往没有申辩的机会，即使有，也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客观地讲，我们以前积极说理做得不是很好，大多时候是在申辩，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设置议题的能力较弱，议题的设置权基本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垄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呈现，随着我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且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否则，我国的国际身份和中国式现代化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话语霸权所随意定位，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可能延迟实现甚至化为泡影。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22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便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呕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提高说理能力，而提高说理能力的关键是提高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应该符合四个标准：一是可领会性。议题必须明确、清晰，既能准确表达说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能易于听者所理解，从而在说者和听者之间架起一道互通的桥梁。二是合理性。议题必须是合理的，既符合“理性”，又符合“道理”。合理的议题不一定是正确的，正确性总是相对的，但一定是可以言说并能获得理解的。就像一个辩论的题目，题目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有辩论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就不能引起共鸣。合理性还有一个重要要求即符合说者的利益。不代表说者利益的议题，无论如何不能说具有合理性。当然，代表说者利益的议题还必须涉及辩者的利益，只有如此，说理才能得以进行。所以，说理的目标是达成共识，但并非所有的说理都能达成共识，而是以了解或理解为目的。三是真诚性。真诚是说理的通行证。态度的真诚不仅体现在和颜悦色之中，更体现在议题设置之中。议题设置的真诚性主要表现为：设置议题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奸诈或狡辩；议题设置既体现了设置者的利益，也体现了说者和辩者的共同利益，绝不能搞零和博奔、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四是前瞻性。议题设置以现实为根据，但不是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是以引领实践为根本目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独特的显著优势：“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1 5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议题设置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说理的根本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议题设置必须围绕着新时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要达成的主要目标来展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1 8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因此，议题设置必须具有前瞻性。只有具有前瞻性，说理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充分彰显出来。这四个标准不是分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了议题设置的基本准则设置议题是积极说理的关键一步，但并不等于有效的说理。有效的说理还必须有正确的表达方式，即通过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已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理由。这就涉及说理的技巧问题。说理的技巧也就是说话的技巧，即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说理，才能使听者对自已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理由有更好的了解、理解甚至达成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话技巧，不同的理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而说理的方法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这里突出地强调以下两点，一是说理话语的转换。在谈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时，人们强调最多的是实现由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而且“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2.4 8 0。但这还不够。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我们还必须实现一个转换，即由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学术话语主要在学术层面流通，在大众层面流通的是大众话语。“公共说理”是在大众之间进行的，只有大众话语才能拉近说者和听者的距离。“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学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 1 4 8 6,之所以造成如此窘境，不仅在于我们的学术话语做得不够好，还在于我们的大众话语做得不够好。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特别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公共说理的话语就应该可亲、可信、可爱、可敬，具有亲和力、通俗易懂，大众喜闻乐见。应该说，这个转换比第一个转换难度更大，也更重要。二是说理理由的客观性。客观性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的基23刘家俊）（责任编辑本原则，否则，新闻报道的不是新闻，而是谣言。其实，新闻报道也是一种说理，只是这种说理是以一种展现事实真相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同样，说理也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尽管说理有很大主观性的成分，同样的道理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说法，但这个主观性不是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以客观性为基础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所谓说理的客观性原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公共领域”，重感性轻理性、重说教轻事实，宣传味较浓。实际上，事实胜于雄辩，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然，摆事实不是不要“雄辩”，而是“雄辩”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雄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在历史上最为恢宏的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都是有效说理的事实根据。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人民日报，2023-06-03.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3.3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 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1.4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M.汪晖，陈燕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8.5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 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 9 8 9.6 JNHN R.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97,64(3).7韩水法.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3.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 卷 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 9 9 4.9童世骏.理性、合理与讲理：兼评陈嘉映的说理 J.哲学分析，2 0 1 2(3).10叶险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 0 1 5（4).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人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N.人民日报，2 0 2 2-0 5-2 9.12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0.13李筠.自由主义的情与理 J.读书,2 0 1 4(1 1).14陈嘉映.说理 M.北京：华夏出版社，2 0 1 1.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人民日报，2 0 2 1-1 1-2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