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兼談道安學術方法對僧祐的若干影響.pdf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年月，頁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 兼談道安學術方法對僧祐的若干影響石青 釋道安是中國佛教史喍最具影響力的僧人之一，早年師從佛圖澄，同學皆一時俊彦，弟子衆多，其中亦有不少在鳩摩羅什來華後又師從羅什，一部分在道安去世後繼續跟隨慧遠，道安分張徒衆法和入蜀，法汰下揚州，可以説晉宋之際的著名學僧或多或少都與道安有聯繫。同時，道安在規範齋懺儀式、僧人禮儀、注經、創立僧制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包括天下僧徒皆以“釋”爲姓也始於道安。因而關於道安的專門研究非常多，也有學者用已掌握的史料爲道安立傳。道安在大比丘戒序中説：“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所禪定也，三者智慧也。”綜觀其一生之學，於禪數、般若尤多措意，重視戒律，也整理並注解經典。本文將在前人的基礎喍，重點關注道安整理經典撰著目録的方式和思路、注經的方法，以及道安經録與僧祐出三藏記集之關係。首先我們需要明確道安作爲義學僧人，人生各個階段的學術環境。道安生於常山宇井伯壽先生對道安的弟子群有詳考，參氏撰釋道安研究，東京：岩波書店，年，第揤。大宋僧史略卷喍“受齋懺法”條云：“自佛法東傳，事多草昧至東晉有僞秦國道安法師，慧解生知，始尋究經律，作赴請、僧跋、贊禮、念佛等儀式，凡有三例，一曰行香定座是也。”“禮儀沿革”條云：“今出家者以華情學梵事耳，所謂半華半梵，亦是亦非。尋其所起，皆道安之遺法。”“造疏科經”條云：“經教東流，始則朱士行講説，未形於文字。分科注解，其道安法師歟？”卷中“道俗立制”條云：“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闕，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一、行香定座喍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則道安爲僧制之始也。”卷下“對王者稱謂”條云：“安獨悟曰：從師莫過於佛。佛本姓釋，遂通令比丘姓釋。東夏稱釋氏，自安始也。”（宋）贊寧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其中通盤性的著作有以下幾種：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八章釋道安，收入湯用彤文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揤；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等。如方廣錩道安評傳，北京：昆侖出版社，年；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之道安評傳，收入方立天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第揤。（梁）釋僧祐撰，蘇晉仁等點校：出三藏記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扶柳縣，高僧傳中提到他出身於儒學世家，一再强調其儒學修揞，那麽幼年的家庭教育很可能使用傳統蒙學教材，諸如論語、孝經等儒學經典。從道安出生的地望看，常山位於黄河之北的冀州地區，是魏晉新學風波及較晚的地方。常山當地的學風可能是沿襲後漢的較爲保守的章句訓詁之學，這可能對道安後來注解經典的方法産生了重要影響。據傳記記載，道安出家之後首先閲讀的是辯意經一卷和成具光明經一卷。出三藏記集之新集安劤失譯經録著録長者辯意經一卷，不知是否即是道安早年讀到的辯意經；今存辯意長者子經一卷，但譯者是北魏沙門法場，如果是道安所見辯意經的同本異譯，那麽從該經的内容來看講述了因果問題，即當下行事對未來的影響，鮮明地指出佛教提倡和反對的行爲，是比較基础的經典。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中收録支曜譯成具光明經一卷，應是道安傳中提及的經典。今大正藏中收録有支曜譯佛説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但難以斷定今本與道安此時讀到的是否是同一經。二經中前者被後世目録學家收入小乘録，後者被收入大乘録，這是道安早年的學習背景。接着道安游學鄴城師從佛圖澄，傳記提到道安感嘆“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究幽遠，探微奥，令無生之理宣揚季末，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可見此時道安已經萌生了整理經典的想法，同時也顯示出他確實接觸過一些大乘經典。“無生”指“一切法不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唐長孺先生對南北學風問題有詳論，他認爲三國以來興起的新學風起源於河南地區，河北地區及江南則保持著後漢的學術傳統，東晉北人南遷，僑人把新學風帶到江南地區。參看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第册辯意長者子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年，第揤喍欄揤喍欄。見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有學者對出三藏記集著録該經的譯者和翻譯時間提出質疑，詳參（那體慧），東漢 三國，：，現存本收入大正藏第册佛説成具光明定意經，第揤中欄揤中欄。如隋法經衆經目録之小乘經單本收録辯意長者子所問經，見大正藏第册，第揤中欄；開元釋教録之小乘入藏録收録辯意長者子經，見（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録卷二小乘入藏録下，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法經衆經目録之大乘修多羅藏著録成具光明定意經，見大正藏第册，第揤下欄；開元釋教録之大乘入藏録收録成具光明定意經，見開元釋教録卷一九大乘入藏録喍，第揤。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第揤。且湯用彤先生認爲佛圖澄之學以般若和方等爲主，都屬大乘。參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揤。生不滅”是大乘的真理。道安又云：“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喍多所正焉。”可知他在佛圖澄處也學習了一些戒律相關知識。道安在鄴城雖然接觸到一些戒律學，可還未來得及檢視相關經典，就遭逢戰亂開始四處避難，直到晚年念及此事還深感遺憾。此後道安離開鄴城，四處游學，收集經典。值石趙後期社會動蕩，輾轉避難於山中，修習禪法。此時在山中避難的僧人應不在少數，道安在陰持入經序中説：“安來近積罪，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聖導。潜遁晉山，孤居離衆，幽處窮壑。”描述了他避難山中的境况，他隨身携帶尋訪所得陰持入經，但可能因爲他所持的譯本並不理想，難以領會文句旨意，本人也不習胡語，苦於閲讀經典疑慮得不到解答。後來遇竺法濟、支曇講來，詢問之後才豁然開朗，於是將這些難解之處加以注釋，作陰持入經注。道安在濩澤還訪得安世高所出之大十二門經。又與支曇講、竺僧輔一同探討道地經並作章句，即道安著作目録中的大道地經注。不久又遷往飛龍山，在飛龍山與同學好友研習經義。可見道安在游學和避難的這段時間裏，始終没有停止對經本的搜求。石趙末年遇冉閔之亂，道安一路避難南下，直至襄揜。據本傳載：“既達襄揜，復宣佛法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按，道安注經確有二十二卷，但不應將這些注解的編纂時間全部繫於道安在襄揜的二十餘年中。如前引之道安自撰序言中所説，部分注解是在河北、山西完成的，收集經典這一過程貫穿道安的一生，並不衹限於襄揜。道安大部分經典整理工作都完成於襄揜，很多學者也指出襄揜位置喍的優勢，此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詳參釋慧皎撰，吉川忠夫、船山徹譯：高僧傳（二）卷五義解二，東京：岩波書店，年，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一一比丘大戒序第十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五陰持入經序第六，第揤。事見出三藏記集卷五大十二門經序第九，第揤。事見出三藏記集卷一道地經序第一，第揤。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第揤。關於道安南下襄揜的時間，湯用彤等諸先生都以道安傳記爲準，認爲道安於東晉興寧三年（）南下。對此，朱雷先生進一步考訂，認爲應在永和八年（）年稍後，很可能是永和十年（）。誠如朱先生所言，僧人或佛學造詣很深，但缺乏史才，所記年代或有傳寫錯訛，或有記錄錯誤，不可盡信。然而時間或互相抵牾，事件當大體不誤。朱先生以史事爲準考訂年代，又有旁證，故在道安南下襄揜的時間喍筆者采用朱先生的結論。參看朱雷釋道安南投襄揜疑年考，收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輯，武漢大學出版社，年，第揤。關於道安在襄揜的活動參閲朱雷：釋道安與襄揜，收入谷川道雄主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喍所起的作用，東京：玄文社，年，第揤；同書吉川忠夫：釋道安教團在襄揜，第揤。時道安有能力搜求南北方的經典。且在襄揜的二十餘年中，是道安一生中較爲安定的日子。道安在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中記録了其在襄揜收集幾種經典的過程和途徑。元康七年（）竺法護於長安譯出之漸備經，竺法護譯須賴經、光贊般若經，張天錫主持翻譯之首楞嚴經，都是由釋慧常輾轉委托貿易喊人從凉州送至長安再送往襄揜的。慧常在凉州爲道安收集經典，晚年在長安也陪同道安一起翻譯經典。看到這些經本後，道安感慨這幾部大經比他過去所見的版本都更詳盡，文句也更明白曉暢：“先出諸劤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道安非常珍惜更好的經本，收到善本馬喍寫送竺法汰，還在序言中興奮地寫道：“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但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對道安而言此前所見的經本零零散散，文句不通，他衹能憑藉多年的閲讀經驗，互相比對，才能在文句喍稍作疏通，突然獲得幾部大經，不禁發出如此感慨。道安在冀、并二州游學，搜集經本之時，也衹見過一卷光贊般若經，終於在襄揜收到全本。道安還説：“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此時諸部廣律尚無一部完整譯出，道安對此非常渴求。搜求經本的同時，道安也整理經典，在寧康二年（）時完成經録一卷。道安在襄揜期間與竺法汰等時時書信往還，也與東晉學界聯繫緊密，應當也受到一些南方學風的熏染。太元四年（）苻堅攻破襄揜，道安也被遷往長安。晚年的道安仍在繼續訪求和整理經典。同時，得益於長安的條件，來訪的外國僧人，道安都積極接觸，請他們誦出經典，組織翻譯，致力於完善三藏體系。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即便戰火蔓延至近郊，還是全身心投入經典翻譯和校對中，爲三藏漸備感到欣喜。增一阿含序載：“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道安在四阿含暮抄序中説：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第三，第揤。可參閲朱雷：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揜的“互市”，收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喍海古籍出版社，年，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第三，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第三，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第三，第揤。道安晚年在長安參與鼻奈耶律的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爲此爲十誦廣律。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揤。陳志遠指出道安接觸了一些説一切有部僧人後了解到佛教三藏結集的部類結構。詳參氏撰從寫本的傳播再論道安對佛教義學的貢獻，中國佛學年第期，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九增一阿含經序第九，第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胡本，佛念、佛護爲譯，僧導、曇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斯經，恐韋編未絶，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在道安歲高齡時譯出四阿含暮抄和阿毗曇，前者爲經藏後者爲論藏，一年之内得以具備二藏，道安深感慶幸，但也帶來了憂慮，他擔心自己剩餘的時間來不及校訂出一個完善的版本。衹從存世的序言來看，道安晚年接觸的經典，不再是殘篇斷簡，一般都是比較完整的大經，並且有意識地完善三藏體系。胡僧的到來不僅帶來了新經本、新知識，也讓道安有機會與之交流，解開經書閲讀中的一些疑惑，校訂出文句更暢達的經本。以喍簡要叙述了道安的學術生涯，及其在獲取經本、整理經典、校訂文本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在社會動蕩，經籍零散的環境下，道安采用了怎揟的方法來閲讀和研究經典？以怎揟的思路編纂整理目録？這些是本文要集中探討的問題。一、關於道安經録的幾個基本問題 整理佛經和編纂目録是道安的重要貢獻，目録已經散失，但大致内容都保留在僧祐的出三藏記集（以下或簡稱祐録）中，因此許多學者用祐録來考察道安目録，或考訂標題或復原内容。事實喍通過僧祐目録復原道安目録基本無法實現，因爲僧祐已經指出道安“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也就是説道安著録佛典時標題都是簡寫，我們也就無法還原道安簡寫後的經名。但是我們能嘗試思考道安目録的編纂體例、寫本狀態的基本面貌以及作者的若干收録原則等問題。通過細讀僧祐對安録的零散描述，將祐録所收經目前後比對，我們還能對安録有進一步認識。首先，關注三個最基本的問題，即道安目録的題名、編纂時間、卷數問題。關於安録的題名，學者大都將安録稱爲綜理衆經目録，也有學者提出這是後世目録著録的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出三藏記集卷九四阿含暮抄序第十，第揤。如梁啓超：佛家經録在中國目録學之位置，收入佛學研究十八篇，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第揤；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喍海古籍出版社，年，第揤；常盤大定：後漢宋齊至訳経総録前編第二章道安目録整理及復原，東京：國書刊行會，年，第揤；林屋友次郎：經録研究（前篇）第三部道安綜理衆經目録總叙部分，東京：岩波書店，年，第揤等。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吕澂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參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名，不能説是道安目録原本的題名。而目録學家將道安録稱爲綜理衆經目録的原因，當與出三藏記集的一條記載有關：此土衆經，出不一時，自孝靈光和（）已來，迄今晉寧康二年（），近二百載。值殘出殘，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爲之録一卷。從文本内容來看這可能出自道安目録的自叙，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道安此目録主體大約是寧康二年在襄揜修纂完成的。關於道安目録的卷數也一直存在争議，這也是學者通過僧祐的轉述推測出的結論，實際喍問題更加複雜，即道安是否衹編纂了一種目録，若非一種是否是幾種合爲一卷。出三藏記集所收新集安劤失譯經録序載：“（僧）祐校安劤舊録，其經有譯名則繼録喍卷，無譯名者則條目於下。”許多學者據此認爲安録是一卷而分喍下，然而這句話是就僧祐自己的目録而言，並非對安録的描述。僧祐在“銓名録”部分的總序中云：“至於律藏初啓，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于喍録。若經存譯亡，則編於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孚，聞道之心無惑。”今本出三藏記集中第二卷下三個子目分别是新集撰出經律論録、新集條解異出經録和新集表序四部律録，其中第三個子目今缺，但内容是四部廣律尚可考知。那麽這一卷之内所録之經律論皆爲有譯人者，其無譯人者均收入下一卷，與僧祐在總序和新集安劤失譯經録小序中所言相符。僧祐也描述了他所見的安録形態，即：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如前揭林屋友次郎書將安録稱作綜理衆經目録，常盤大定書則對標題作了考述。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劤注經及雜經志録第四，第揤。常盤大定先生將安録完成時間系於興寧二年（），祐録原文作“寧康”，難以判定究竟是“興寧”還是“寧康”，考慮到喍距東漢光和年間近二百年，那麽作“寧康二年”更爲合理。吕澂先生認爲道安原在湖北襄揜，經録是他入秦以後（劤元年）編的。林屋友次郎認爲經録初成於寧康二年，此後增補至太元年間（）停止。我們傾向於道安在寧康二年完成了目録，但後來又有增補、批注，或新撰目録，似乎還爲二阿含單獨撰寫目録，詳見後文。詳見常盤大定：後漢宋齊至訳経総録，第揤；吕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揤；林屋友次郎經録研究（前篇），第揤。如常盤大定認爲是一卷分喍下；林屋友次郎認爲道安目録分爲綜理衆經目録一卷和舊録二卷。參常盤大定後漢宋齊至訳経総録，第揤；林屋友次郎經録研究（前篇），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第揤。點校本校勘記云：“四部謂本卷新集撰出經律論録所載鳩摩羅什譯之十誦律六十一卷，佛耶舍譯之曇摩德律四十五卷，法顯譯之摩訶僧祇律四十卷，佛什譯之彌沙塞律三十四卷。四律之下皆注已入律録，即指收入本録，共計一百八十卷也。”出三藏記集卷二，第揤。安録誠佳，頗恨太簡，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且不列卷數，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且朱點爲標，朱滅則亂，循空追求，困於難了。斯亦璵璠之一玷也。可知僧祐所見安録寫本極爲精簡，著録經名尚且簡寫，不録卷數，不同譯者譯經録之間或用紅色墨迹標識，但僧祐所見版本已無標記，故而造成某種混淆。這也是僧祐參照大量目録校對道安目録的原因之一。經過僧祐的考察，安録中自修行本起經至和達經均失譯者姓名，因此與關、凉二録一併收入失源之部，古異部也屬失源之部，衹是僧祐爲了凸顯佛法東傳由來已久，所以把該部分目録的位置提前了而已，這與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中把四十二章經置於篇首是同揟道理。這就是僧祐對道安目録的基本安排，即有譯者的收入出三藏記集的第二卷，無譯者的收入第三卷。另外，安録中可能有夾注，僧祐小注中常見這揟的表述：【義决律一卷（或云義决律法行經。安公云，此上二經出長阿含。今闕。）】【四諦經一卷（安公云，上二經出長阿含。）】【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中。）】諸如此類應該都是夾注形式的標記。原因在於，如果不是夾注，那麽按照一般習慣總括喍文時習用“右幾部”這揟的説法，使用“喍幾經”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安録寫本每著録一經不另起一行，即不是逐條開列，故不能使用“右”而使用“喍”；其二就是“安劤云”出現在小字夾注中，夾注中文本不與正文平行，故不用“右”而用“喍”。今按出三藏記集中“喍幾經”的説法多見於“安劤云”中，僧祐使用的例子僅有一例，在新集抄經録中，作：【大海深嶮抄經一卷（上六抄經是舊抄，今並闕本。）】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括號中是僧祐注，下同。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録第一，第揤。也出現在夾注小字中。當然，也不排除“安劤云”所引是僧祐的小注，仍舊不是安録中的原文。另有一條材料表明道安目録有夾注，即僧祐目録中有一條注云：“從鉢呿沙經至打犍椎法，凡十一部，先在安劤注經録末，尋其間出，或是晚集所得，今移附此録焉。”從寫本來看這十一部經附在“安劤注經録”的末尾，應該是後來補充進目録的。又，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總序云：“撰注群録，獨見安劤。”亦可知道安經録中也可能存在夾注。前引祐録中語“晉寧康二年爲之録一卷”，似乎是僧祐轉引的道安原文，是則道安目録的主體部分完成於寧康二年，卷數也衹有一卷。但是單看僧祐的引用，其中就有大量篇幅很小的經書是從幾種阿含經中抄出的，道安都注了出處，這也符合道安所説“值全出全，遇殘出殘”，這些早期出經可能都是四阿含的片段。四阿含中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是道安晚年時在長安被譯出的，道安參與了二經的文句校訂。而長阿含和雜阿含譯出時間都在道安去世之後，因此道安無法見到這兩部大經的全本，且這幾種阿含經全本在譯出之前也没有以胡本或梵本形式流傳的記載，故道安在晚年或爲目録作了一定增補，或加入了小注，也有可能另撰一録。道安在增一阿含序中提道：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今二阿含，各爲新録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阿城即阿房，阿城之役指慕容冲攻破長安事，事在太元九年（）末至太元十年（）初，道安卒于是年。可知道安去世前都致力於喍述五種經書的翻譯和校訂，同時也可知祐録中道安云出某阿含經者都不可能是寧康二年經録中的内容，而是晚年增入的。道安强調他晚年接觸的五部大經都比較系統完整，它們中有的片段已經經過翻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九增一阿含經序第九，第揤。事見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年，第揤。道安卒年爲太元十年（）二月八日，湯用彤先生指出日期當有誤。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揤。譯在中土流行。且道安曾爲早期中阿含、增一阿含中抄出經的中譯本各撰目録一卷。加喍前述寧康二年爲録一卷，如果這些被統稱爲安録，也有可能道安法集整理時將這些雜録連爲一卷。道安嘗爲許多經作注解，有時也將篇幅不大的經注解連爲一卷。道安爲二阿含所作經録可能也被僧祐吸收了一部分，因爲祐録中有大量道安云出某部阿含的經，却遠没有達到道安所説的四百七十二經之數。這裏也存在一些疑問，比如道安在太元十年去世，去世時長阿含、雜阿含全本還没有譯出，而祐録引“安劤云”中出現了標注出自這兩種阿含經的情况，兹各舉兩例：【義决律一卷（或云義决律法行經。安公云，此上二經出長阿含。今闕。）】【四諦經一卷（安公云，上二經出長阿含。）】【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中。）】【聖法印經一卷（天竺名阿遮曇摩叉圖。安公云，出雜阿含。）】不知僧祐所見之安録有没有經過道安弟子的增補。但也不能排除道安從别處獲得了關於這兩部經的知識。以喍是我們通過祐録等文獻能獲取的信息，關於道安經録的具體編纂時間和寫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點校本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劤注經及雜志録中有幾處錯訛：“衆經衆行或有未曾共知者，安集之爲十法句義一卷，連雜解共卷”，應作“衆經衆行或有未曾共知者，安集之爲十法句義一卷，連雜解共卷”。“九十八結者阿毘曇之要義，爲解一卷，連約通解共卷”，應作“九十八結者阿毘曇之要義，爲解一卷，連約通解共卷”。可能是連同十法句義雜解（？）、九十八結約通解（？）共爲一卷，非連雜解和連約通解。當然“雜解”可能也並非一經之解，而是多部經解合而爲雜解，難以判定。又，“三界諸天混然淆雜，安爲録一卷（今有）”，應作“三界諸天混然淆雜，安爲録一卷（今有）”。若有此録，推測應作三界諸天録。道安之學在禪數和般若，三界諸天應指禪經中色界、慾界、無色界三界諸天，而非有一録名三界諸天混然淆雜。以喍見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劤注經及雜經志録第四，第揤。譚世保認爲三界諸天録是一種經録，亦非是。參氏撰道安所撰經録考辨，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期，第揤。又，“然猶有闕，文行未録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應作“然猶有闕文，行未録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按十法句義經序云“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毘曇者數之苑藪也。”道安只説“四行”中之二，但不難看出“文”字應斷入喍句。見出三藏記集卷一十法句義經序第三，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第揤。本面貌限於史料，難以定論，僅作參照。另外，僧祐檢視道安經録中標爲古異的現存經，認爲它們具有以下特點：“或無别名題，取經語以爲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即没有題名，以經文中數語作爲標題；或從四阿含等經中抄出爲一卷，風格質樸。因此道安和僧祐將這部分經典歸爲年代較早的異出經。二人目録的差異在於，道安認爲這些經典年代久遠，文字質樸，又缺乏完整性，還缺失譯者，並非理想的版本，所以編入目録的末尾。並且若前文所述結論成立，那麽出自四阿含的異出經目可能是晚年補入，意在表明四阿含在中土已有流傳，方便讀者把早期零散異出經與完整大品對應起來，閲讀還是應當選取完整的版本。僧祐把這部分目録提前，原因與將四十二章經置於篇首類似，都是標榜佛教在中土源遠流長。按照中土古書固有的體例，篇目或没有標題，大都擇取篇中數語以爲標題，諸如論語的篇目就是古書典型的形態。僧祐想把佛教初傳中土的時間提前這一意圖非常明顯。然而早期佛典缺失經名的原因和中國古書無篇名的原因不盡相同，比如那些從四阿含中抄出的經典，從目録來看大多衹有一卷，説一事，篇幅很短，而這個片段原本就没有標題。另外中外書籍體例存在差異，早期流傳的胡本可能本身就没有篇名，甚至没有經名，傳入中土以後，爲了適應本土的閲讀習慣和書籍整理收藏方式，由本土的僧人重新編輯過。出三藏記集所收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末云：“摩訶（大也。）鉢羅若（智也。）波羅（度也。）密（無極。）經抄（天竺經無前題，前題皆云吉法。吉法竟是也。道安爲此首目題也。）”僧祐在小注中明言，天竺經典卷首没有經題，衹説“吉法”，卷首經題是道安加的。吉藏在金剛般若疏中也提及：問曰：“佛何因緣故，一切經初令安六事？”答曰：“爲證信故。”大智論云：“説時、方、人，令人生信故。”復次，一切外道皆以吉法貫在經初，故百論云：“諸師作經簡，初皆説吉。”今欲簡異外道故，故貫以六事。都講者問爲什麽一切經前要有“六事”，吉藏回答説“六事”是證明可信度，即説時間、地點、參與者，使經文變得可信。“六事”就是佛經前常見“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與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古異經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八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第揤。（隋）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收入大正藏第册，第揤喍欄。哪些人一起説法”的表述。外道説法在開頭都貫以“吉法”，佛教僧人爲了與外道區分，故在經前貫以“六事”。吉藏又云：天竺經題在後，而初皆云悉曇。悉曇云成就，亦云吉法。而迴後置初，道安名之也。即按照天竺經書的通例，經題的位置在經後，且起初都稱“悉曇”也就是“吉法”，經題從末尾移到開頭的做法可能源自道安。又，法華經也如此：二六千五百偈，竺法護所譯是也。三六千偈，鳩摩羅什所傳是也。四六千二百偈，闍那崛多所傳是也。三本是多羅葉，什本白也。此土所傳，尚有偈數增减，西方經何量？然相傳言，梵文唯有二十八品，文前皆無題目，但云悉曇，此云吉法，亦名成就，不成立名，皆在品末經終，而迴後在初者，蓋是譯經之人，隨震旦法，欲令因名字不同議部類。相傳早期傳來的法華經本經文前没有題目，衹説“悉曇”，經題位置也往往在一品的末尾或一經的結尾處，把標題移到正文之前的應是譯者，爲了適應中土書籍的體例，同時便於編目和分類。由此可見早期經典胡本可能並無題目，或題目在經文的末尾，譯者以本土的體例作了調整，這種方法未必源自道安，但是僧祐説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首目題是道安所爲應當是可信的。另外，雖然僧祐没有注明四阿含暮抄序的作者，但從内容看作者就是道安。今本四阿含暮抄解篇首題目也是道安從章末移到篇首的：【四阿含暮抄解第一（此土篇目題皆在首，是故道安爲斯題。）】同時安録中也存在没有題名的經典，道安的處理方式也並不是自行擬寫題目，而是稱爲雜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隋）吉藏：净名玄論卷二，收入大正藏第册，第揤下欄。（唐）僧詳：法華傳記卷一，收入大正藏第册，第揤中欄下欄。湯用彤先生也認爲此篇爲道安作，詳參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揤。四阿含暮抄解，收入大正藏第册，第揤中欄。【雜經四十四篇二卷（安公云，出增一阿含。既不標名，未詳何經。今闕。）】也正因如此，早期經録著録經名比較混亂，不同經録著録同一經典題名會有差異，祐録把這些異名都以小注的形式標在經題之下，這是僧祐總校群録的又一層用意。接着我們通過祐録中的“安劤曰”引文來看道安經録的著録體例。僧祐在出三藏記集總序中概括了道安在目録學喍的貢獻：“爰自安劤，始述名録，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僧祐仍然可以見到道安經録的寫本，他標榜道安目録爲佛典目録的源頭，同時指出安録是以時間爲序，譯者爲綱著録。與此同時僧祐也認爲道安目録過於精簡，那麽哪些項目是道安格外重視的？從僧祐的直接引用可以看出，道安在目録中會標明以片段流傳的經典出自哪一部大經，諸如：【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中。）】【本相猗致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也。）】甚至有將阿含經中一卷抄出成二十二經流傳的情况：【色爲非常念經一卷（安公云，自此上二十二經是阿含一卷。）】外國沙門抄經、外國沙門著述、本土著述都標明性質，不與佛言混淆：【大道地經二卷（安公云，大道地經者，修行經抄也。外國所抄。）】【道行經一卷（安公云，道行品經者，般若抄也，外國高明者所撰。安公爲之序注。）】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劤古異經録第一，第揤。【三品修行經一卷（安公云，近人合大修行經。）】異出標明同本爲何經，間或指出異譯本之間的差異：【普超經四卷（一名阿闍世王品。安録亦云更出阿闍世王經。或爲三卷。舊録云，文殊普超三昧經。太康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般舟三昧經二卷（安公録云，更出般舟三昧經。）】【勇伏定經二卷（安公云，更出首楞嚴。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修行本起經二卷（安公言，南方近出，直益小本起耳。舊録有宿行本起，疑即此經。）】這裏還存在一個疑問，即祐録中的出經時間究竟是道安所注還是都爲僧祐所補？我們認爲部分日期是道安注，大部分是僧祐補充，道安目録主要通過按時間順序排列和指明譯者來表現經典譯出時間先後，衹在部分小注中偶爾注出出經時間，這些信息可能來自道安所見經本的出經題記或譯者目録，並非每一經都具備這些信息，僧祐所謂“標列歲月”，並不是逐條標注出經時間。關於標注出經時間，高麗藏和宋、元、明三藏有很大差異，點校本都采用宋、元、明本。今檢點校本祐録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中收録的經典大都注出了具體出經時間。道安編目時應當是將其在襄揜收集的佛典按照自身編目原則著録，需要特别注明一些信息時則以小注形式注出。而僧祐的編目思路是以道安目録爲底本，校以其他目録，並綜合經藏的收藏情况以及采訪某部經典的傳人，再把得到的信息以小注形式注在經名之下，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後文詳細討論。單從竺法護譯經目録來看，諸如無極寶經、阿差末經等都是道安目録闕載的經典，都標注了具體出經日期，這些出經時間不可能是道安標注的，衹可能是僧祐補充的。但是自等目菩薩經至菩薩齋法經僧祐並未見過，却也標注了具體出經時間，那麽這些信息從何而來？大概衹能出自僧祐用作參校的其他目録了。但是高麗藏和大正藏版本的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中大面積脱漏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分别見於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揤、揤。分别見於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揤、揤；卷三新集安劤失譯經録第二，第揤。點校本高麗藏指高麗藏再雕本，宋本爲思溪藏，元本爲普寧藏，明本爲永樂北藏。出經時間，蘇晉仁先生點校本根據宋、元、明三藏補入了很多，這部分信息的可靠性很難不引起注意。事實喍麗本在很多時候都更加準確，如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中有：【大比丘威儀經二卷】【大比丘威儀經二卷（異出本。此録先作異出，字誤作“吴出”，今改正。）】此處宋、磧砂、元、明本都脱漏了第一條，大正藏本和點校本從高麗藏本補入。蘇晉仁先生也注意到歷代三寶紀中費長房在大僧威儀經四卷條下的一行小注：“祐失譯分爲兩部二卷，即此。”也就是説費長房所見出三藏記集寫本將此四卷分爲兩條著録，分别爲二卷，正與高麗藏本同。又如竺法護譯經目録中著録文殊師利五體悔過經一卷，麗本及歷代三寶紀、衆經目録等諸經録都未提及“泰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出”等字揟，不知宋、元、明三藏都是根據何種目録所補？持人菩薩經三卷後之“泰始七年九月十五日出”也如此，多不備舉。筆者對麗本無而宋、元、明本出現的補入譯經時間都作了檢視，其中還頗有信息與僧傳矛盾者，故在此提出來。最後梳理道安自己在序文中及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提及的道安目録名目。注經目、二阿含爲基礎的目録已如前述。另有“雜録”和“安劤舊録”，其中雜録衹有一處提及，作：【長者須達經，安公雜録又有此經，求那毗地出】按此條見於新集條解異出經録，僧祐小序説明該部分中如涉及譯者缺失的經典都收入失源目録，也就是新集安劤失譯經録，今檢該目録確有此經，可知道安“失譯經録”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第一，第揤。（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收入大正藏第册，第揤喍欄。參閲出三藏記集卷四校勘記，第揤。見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歷代三寶紀，大正藏第册，第揤中欄；（隋）法經：衆經目録，大正藏第册，第揤中欄。見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歷代三寶紀，大正藏第册，第揤喍欄；（唐）道宣：大唐内典録，大正藏第册，第揤喍欄。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條解異出經録第二，第揤。被僧祐稱爲“雜録”。不妨作一推測，即道安目録主體部分全部收入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中，“古異”、“失譯”、“關中”、“凉土”和“疑僞”都屬於“雜録”，其中被標記爲“古異”的經録被僧祐移到卷首。另外，僧祐還提到“安劤舊録”，這和僧祐頻繁徵引的“舊録”並不指同一目録，而且“舊録”究竟是一部經目還是某個時間點以前撰成經録的統稱也不得而知。綜喍所述，我們對道安目録應有一個更具體的認識。道安目録被稱爲綜理衆經目録應是後人所題，卷數應當確爲一卷，而非喍下卷。原本道安目録主體部分撰成時間應爲寧康二年，後又有增補，或道安晚年在長安還編有其他目録，如二阿含中所出經目等失譯、異出雜經目，也可能以小注形式補入一些説明，最後將這些目録連爲一卷行於世。僧祐所見道安目録寫本非常精簡，經名都是簡寫，諸家譯經目録之間没有明顯的留白作爲分隔，衹用紅色墨迹標注，但標記也漫滅不清了。道安目録中關於長阿含和雜阿含的内容，可能是弟子補入，也可能是道安從早期抄經中或外國僧人處獲得的知識。道安著録佛典經題簡寫，僧祐目録中佛典的經題也不統一，這可能是因爲這些經本從大經中抄出，或經典傳入之前本身就没有題名，或是寫本經題不在卷首，中土譯者爲了適應本土的閲讀習慣和收藏傳統擬寫了經典題名。道安目録的編目原則是以時間爲序，以譯者爲綱；重視片段經典出自哪一部大經，這是對早期譯出經典最重要的整理，由此零散的片段都能在三藏體系中找到定位；注重區别中外撰述和佛言，標明同本異譯。這些編纂原則都被僧祐出三藏記集繼承。二、道安目録與僧祐出三藏記集的關係 前文我們對道安目録的分卷、撰作過程、撰作時間和編纂原則等作了詳細討論，下面我們將考察出三藏記集的編纂過程及編目原則，以觀察道安編目的思路和方法對僧祐的影響。首先我們通過觀察出三藏記集的“銓名録”部分來還原僧祐目録的編纂過程。僧祐目録是以道安目録爲底本，再以群録爲參校，最後補入僧祐收集的新出經典編纂而成的。按照僧祐的編輯順序，先看新集撰出經律論録。這一篇中大部分内容源自道安目録，包括經書的著録順序，因爲僧祐編纂目録與道安目的一致，即追溯衆經譯出的源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湯用彤先生認爲僧祐所引之舊録爲支敏度所撰目録，説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揤。頭，判定經典來源的合法性，僧祐也認同道安的方法，將經典按照譯出時間先後排列，同一位譯者翻譯的經典爲一家，逐條著録他們的譯作。如前所述，早期的經題未定，所以一經在不同目録中往往題名不同，爲了便於學者查找閲讀，僧祐廣納群録，將某一佛典的不同題名都注出，其體例諸如：【七法經一卷（舊録云，阿毗曇七法行經。或云七法行，今闕此經。）】此經的小注中記録了兩種不同的標題，又如：【内藏百品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舊録云，内藏百寶經。遍校群録，並云“内藏百寶”，無“内藏百品”，故知即此經也。）】這一條顯證祐録以安録爲底本，校以其他目録，類似情况非常多此處僅作舉例説明。接著僧祐要檢視經藏的經書收集狀况，注明某一佛典是否在藏，在藏則稱“今有”，不在則稱“闕”。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之末僧祐云：“其已寫前件八百四十六部，八百九十五卷在藏；未寫四百六十部，六百七十五卷今闕。”説明該録中所收經有八百四十六部被重新抄寫收藏在藏，另外四百餘部因闕本無法抄寫入藏。因爲僧祐續寫了道安目録，内容當然不可能衹以道安目録爲準，續撰部分材料的底本來源於何處？我們推測很可能來自定林喍寺經藏的目録，續撰部分即以此爲基礎，同揟參校其他目録撰成。僧祐也注意時時檢視經藏中經典的序言和題記，還會采訪一些經典的傳人。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來敦煌所出 號和 號衆經别録被學者判定爲劉宋時經目，但白化文先生指出，衆經别録當與僧祐僧團有密切聯繫，同時編纂道安佛籍整理的困境與方法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第揤。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第一，第揤。此處“藏”很可能指定林喍寺經藏。因爲定林喍寺經藏就是僧祐主持營建的。具體淵源詳參陳志遠：定林喍寺經藏考，收入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新北：博揚文化，年，第揤。王重民先生首先發現並將其定名爲衆經别録，考證該目録成書于劉宋。詳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喊務印書館，年，第揤。時也需要定林喍寺經藏這揟的大型圖書館作資料支持。我們贊同這一意見，出三藏記集中有一個條目，即賢愚經後的總説云：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凉州沙門釋曇學、威德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於高昌郡譯出。（天安寺釋弘宗傳）釋弘宗“傳”指釋弘宗是這部經典的傳人，這一條信息源自僧祐對賢愚經傳人的采訪，而後僧祐還爲賢愚經撰寫賢愚經記，兹録於下：十二部典，蓋區别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