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体芳的学术思想与南菁学风的形成.pdf

194哲学与思想黄体芳的学术思想与南菁学风的形成口任慧峰【摘要】作为晚清著名的清流与学政，黄体芳始终关心的都是为国抢才。他年轻时拜孙衣言为师，深受永嘉学的浸染，而对于程朱理学也持认同态度，并对两者进行阐释与调和。同治时清廷大倡实学，黄体芳积极响应，并以李兆洛的通儒之学为效仿对象，选取书院山长，希望能在南菁重振李氏之遗风。在担任山东、江苏学政期间，黄体芳在科举弊端日趋显露之时，努力从中挖掘积极因素，以时文引导学子，以策论提倡朴学。他学术思想的种种特质，都或深或浅地融入南菁书院的血脉之中【关键词】黄黄体芳；永嘉学；通儒之学；南菁书院；时文光绪二十五年（1 8 9 9），6 7 岁的黄体芳卒于瑞安里第，时任南菁书院山长的丁立钧致送挽联：“老成典型，当为中朝言事之臣，独标劲节；残生涕泪，敢帅南菁从学诸子，一哭斯文。”上联指的是黄氏在中朝作为言官，直陈时弊，不避权贵，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为“翰林四谏”；下联表彰他在江苏学政任上建立南菁书院，作育人材甚众，所谓“南方豪杰之士，于兹为群”。诸黄氏一生行事，丁氏此联总结得可谓精当，绝非夸语南菁书院能在同光以降的学界后来居上并形成自已的鲜明特色，其中原因除了经学大师黄以周职掌讲席长达十五年之外，黄体芳作为创立者，其思想也深刻地塑造了南菁的体制与学术倾向。赵统先生将黄氏筹建书院的原因归纳为五点：一是欲挽江苏衰替学风，重现昔日暨阳书院辉煌，二是浙东学派“重事功”的影响，三是认为书院乃造就人才之所，*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菁书院与晚清经学的变”(18BZX072)阶段性成果。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7 4 7 页。清史稿云：“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倦倦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清史稿卷444黄体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 年，第1 2 4 6 0 页。3此语乃黄体芳为南菁书院藏书楼所提楹联的下联，上联为“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见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 5 年，第2 6 页。195黄体芳的学菁学风的形成四是有感于前任的忠于职守，五是回报圣恩。其说自有根据，但仍有未尽之意，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对黄体芳本人学术思想的特质与发展探讨不足，进而在前三点上还留有不少有待深人阐释之处基于此，本文将以黄体芳学术思想特征与培育人才的关系为中心，先探究他对永嘉经世之学与朱子学的接受与调和，次论其通儒之学与实学理念在书院建设上的体现，最后辩析他对于制艺之学的阐发及在培育人才过程中的应用。、在永嘉与紫阳之间：黄体芳学术倾向探微黄体芳在学术上并无专门著作，学者从相关材料及前人评价中推测其受永嘉学派及晚清汉宋合流的影响最大，并认为“其人生历程所呈现出来的传统性远多于近代性”，诸黄氏论文行事，不为无据。不过，黄氏对永嘉之学的传统是如何继承的，在继承中是否有他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中有无近代意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答。除了正史及时人的评价，现有史料中最能体现黄体芳学术倾向的，是他在光绪十九年（1 8 9 3）为其师孙衣言（1 8 1 5 1 8 9 4）所作的孙逊学先生七十有九寿序一文（以下简称寿序）。此文包含了他对自已学思历程的回顾、永嘉学术的思考及同光学风的认识，内容十分丰富，以下分别加以申论。首先，黄体芳对永嘉之学有很强的认同。在他六十寿辰时，李慈铭赠联：“大历人才多蕴藉；永嘉学派最风流。”前一句称赞黄氏的文学造谐，后一句则指其学术特色，诸黄体芳的生平与自述，此联可谓精当。在寿序中，他回忆年轻时求学情形云：“体芳自弱冠从吾师游，每侍坐，辑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焉。”孙衣言是晚清时期着意续永嘉之学的代表人物，对叶适最为推崇。他在文集中借叶氏温州新修学记之语，概括永嘉学的特征为“克省以御物欲”和“弥纶以通世变”。在他看来，前者的代表为周行己和郑伯熊，后者为薛季宣和陈傅良。孙氏对乡邦之学的宗仰影响着黄体芳。光绪六年（1 8 8 0），黄体芳督江苏学政，一到江阴，就向光绪帝奏言：“臣惟有筋廉隅以端士习，严鉴别以核人文。学贯古今，愧莫绍永嘉之派；教兼本末，愿远遵言氏之。”永嘉之学讲经世致用，言氏（子游）之重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 5 年，第1 0 1 4 页。尤育号：从黄体芳论同光清流，历史教学问题2 0 0 7 年第4 期，第7 0 7 1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7 3 7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3 2 2 页。孙氏弟子宋恕曾说：“宋室南流，瓯学始盛。陈、叶诸子，心期王佐，纯乎永康，实于新安。国朝右文，鸿儒稍出。瓯僻人荒，吾师孙太仆、学士兄弟，始表章乡哲遗书，勉英绍绪，瓯学复振。”见宋恕：书陈蛰庐治平通议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 9 9 3 年，第238239页。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6 敬轩先生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 6 2 册，上海：上海古6籍出版社，2 0 1 0 年，第4 4 0、4 4 1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3 2 页。7读是书者论之矣。若务以事功为不足重，则国家安赖此臣子？且所谓民胞物与者果何为者乎？体芳愿与为言水心朱子日：止斋数人者偏于斯耳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独疑水心必或语及经济文章吾师孙太仆先叶公体芳昔在左右196哲学与思想本末兼顾，由此两语，可见黄氏在教育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本末兼顾的特色。光绪十一年（1 8 8 5），他在离任江苏学政前，特别将叶适的习学记言校订刊刻，推荐给江苏学子：可见，他特别重视南宋永嘉诸子的事功之学，希望学子能够对此经世传统加以体会继承，所以才在离别前淳谋教海。其次，黄体芳有意调和永嘉学与朱子学间的矛盾。针对朱子关于永嘉学者偏重事功之的讥评，黄氏在寿序中给予了辩护：体芳窃谓朱子特究其流弊言之耳。后世学术之不能必出于一，势也。自非圣人，熟能无弊？要在知本而已。间尝读三先生遗集，其所规切南宋用人、治兵、理财诸弊政，与朱子之论未始径庭。吾甚叹宋之多贤而不能用，卒无救于危亡，为可痛惜也。然文定尝谓获见于君举四十余年，术殊而论鲜同，又谓建安之裁量与永嘉弗同，独无疑于薛氏。然三先生者，亦不能无异也。此数先生者，岂诡异而苟同哉？事势有万殊，而性术有独至，内之因材以致用，外之因时而制宜，虽一人之持论，前与后若凿柄之相庆者比比也，若其大本，则一而已矣。朱子与永嘉学人间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关于事功问题的争论上。黄体芳尊朱子，为了弥合矛盾，他将两者间的分歧从“知本”即道体的层面进行统合。对于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的学术观点，黄氏也敏锐地觉察到“三先生者，亦不能无异也”，但他仍然从“大本”的角度出发，认为此三人在因材致用和因时制宜上有一致之处。饶有意味的是他的举证，文中的“三先生”从上文来看是指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所谓“卓然自为永嘉之学者，实自薛文宪公始。文节陈公、文定叶公递相续，益廓而昌之”。叶适受教于陈傅良而所论不合，“建安之裁量”指朱子的论学宗旨，“独无疑于薛氏”之“薛氏”，叶适其实指的是薛季宣之从侄薛叔似，并非薛季宣，因后者“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故论语子张中，子游曾批评子夏教士有末无本：“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2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8 7、2 8 8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3 2 2 3 2 3 页。4叶适说：“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于公而无疑，亦莫知其所从。”见叶适：水心文集卷2 8 祭薛端明文，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 9 6 1 年，第586页。宋史卷3 9 7，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 年，第1 2 0 9 3 页。197黄体芳的学术学风的形成朱子认为其在永嘉学者中“差强人意”。此处可能是黄体芳误解了叶适之语，但却能从另一角度，证明在他看来，虽然永嘉学者学术各有偏重，而都可以在“知本”上归于一致。从对朱子与永嘉学者分歧的调和，可以看出黄体芳与孙衣言在对待永嘉学术态度上的不同。孙氏笃守永嘉学，所以在考镜乡邦学术源流时说：“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璇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炽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他对宋元明时期永嘉地区的叶味道、陈填、史伯璇、黄淮、张文选传朱子学，项乔、王叔果传陆学都有不满，认为这导致了“永嘉先生之风微矣”。但黄体芳本人则对程朱极为尊重，希望将永嘉学与朱子学结合起来，所以才一再想方设法地调和二者。在寿序中，他称赞孙衣言与曾国藩、倭仁的学说相近：成丰中叶，吾师入直上书房，于蒙古倭文端公为同僚，退与一时贤士大夫上下其议论，而尤为湘乡曾文正公所器重。倭公为学，笃守程朱主敬穷理之说，曾公友倭公，而旁涉训话词章，尤覃心古经世之法，欲推而壹合之于礼，大旨盖于永嘉为近。倭仁与曾国藩皆从朱子学，但黄体芳从“经世”的角度说明曾氏与永嘉学相近，这与前文指出的黄氏从“知本”的角度调和朱子与永嘉学人的做法异曲而同工。此外，光绪元年（1 8 7 5），黄体芳任山东学政时，也曾向陈锦推荐浙东学术的相关著作，后者在与黄漱兰先生论学书中说：“赐读二刘先生、薛常州、逊学主人各集，仰见浙东理学千载源流，琴西先生然嗣响，自兹以后，属在明公矣。”“二刘先生”指朱熹的两位老师白水刘致中和屏山刘彦冲，逊学主人即孙衣言，黄氏将孙氏著作与朱子的老师和薛季宣并列，其意可见一斑。再次，黄体芳主张以永嘉经世之学为基础，尽量吸纳异域学说。晚清时局动荡，当时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西学要有所借鉴，黄体芳也不例外。他在寿序中从乡邦之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议：吾乡学者，苟能致力于性情之原、伦纪之地，先立乎其大者，因而推求夫弥纶通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 6 答陈同甫癸丑九月二十四日，朱子全书（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 0 1 0 年，第1 5 9 7 页。）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6 敬轩先生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 6 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0 年，第4 4 1 页。3黄体芳在经训乃苗畲赋中说：“原夫经之有训也，根抵当深，耘粗必奋。起八代之精微，传千秋之雅韵。贾董则字字膏，程朱则言言醴。”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4 9 7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3 2 3 页。5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6 5 6 页。按：陈锦（1 8 2 1 一1 8 8 7？），字昼卿，号补勤，浙江山阴人。道光二十九年（1 8 4 9）举人。历官江苏知县、山东候补道。决时弊之法。在离开江苏印他还谅主的立场，他在晚清维新变革的大潮中仍然坚持以儒家为本位，希望从经典传统中找到解为当然，黄体芳对西学的接纳是有限度的，甚至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坚持“中体”西列邦智学政艺，惟善之从”不主故常，东可以“排脱蹊轮所谓亘古不变的道就是儒家伦理，在维持这个前提下穷究中外之变，以靳全正之道”益固民志，尊君权，伸国威智学政艺，惟善之从，诸君其知之矣。遵而上不主故常，东西列邦道也。若排脱轮亘古不变者，序中说：圣人之道，治万世夫过数可知者，时也；“中体西用”的翻版。光绪十三年（1 8 9 7），黄体芳为维新派成立的译书公会所作的和“异域之术”这种处理并不新奇考虑到他和此说可以视作一大开拓，以容纳“百家之书”将永嘉学的精神作可见，童黄体芳在“弥纶通变”的概念下我198哲学与思想变之方，则凡百家之书、异域之术，虽前哲所未详者，皆当博综而详择。何也？永嘉先生之为学，固如是也。今之事变，前代所未有。盖时务方兴，而儒者左。要其所以不振，岂为攻乎夷狄者少哉？独少吾所谓儒人者耳。诸生生长是邦，熟赌乎乱败之由，而务为反经以求其实。要知从古圣人拔乱世反正之道，不能独穷于今兹；而本朝圣人经营之天下，事事足以万年，不能不归答于儒术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晚清政治变革中儒者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颇有不满，希望学子们能“反经以求其实”，懂得古圣贤的拔乱之道和清朝的统治经验，重新光大儒术。综观黄体芳的一生，永嘉学的经世精神已经深深地浸人其血脉中。虽然他尊程朱，并且在晚清时局危难之时能有限度地接受西学，但都是以永嘉的事功实学为基础与媒介的，这对他在江苏学政任上筹建南菁书院、以“有用之学”训示学子有着直接的影响。“黜华崇实”与通人之学：黄体芳的实学理念与实践“实学”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宋元明清的理学家总愿意将自己所擅称为“实学”，以批评相对的“虚学”，其“实”或谓宇宙实体，或指心性实体，都是偏于理学的概念范畴。晚清时期特别是同光以降，随着国势日，清廷也在有意地提倡“实学”以拯救时弊，其所谓“实学”，虽然不废性理学，但已开始逐渐强调经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7 6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7 5 页。3唐文治在光绪十一年（1 8 8 5）赴江阴南菁书院应试后，“取超等，住院肆业。谒见黄漱兰师，淳然训以有用之学”。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邓国光辑释：唐文治文集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9 年，第3 6 2 7 页。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导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4 年，第1 4 页。4199黄体芳的学术菁学风的形成世实用。当时的士人群体也在积极提倡各种“实学”，并付诸实践。就黄体芳来说，强调事功本就是浙东学术的一大特征，所以对于朝廷的提倡，黄体芳表现得很积极。在他看来，“实学”与朴学、通人之学相近，其反面是“华”、狭隘的门户之争与不解时事。他的“实学”思想，受当时学界风气影响极大，是其建立南菁书院的直接动机。黄体芳在京任职期间，正是清廷提倡实学之时。就在他应礼部试中癸亥科会元的前一年（1 8 6 2），清廷鉴于之前多年的内忧外患，对人才的需求极为紧迫，于是颁布上谕，明确指出要以“实”作为取士标准：近来国子监专以文艺课士，该祭酒等既以是为去取，而士子亦复以是为工拙，于造就人才之道何神！着嗣后于应课诗文外，兼课论策，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实学。并着该祭酒等督筋各堂助教、学正、学录，分日讲说，奖励精勤，惩戒游惰，华崇实，以端趋向。从该上谕来看，所谓“实学”主主要指以经史、性理为题的策论，这主要针对的是国子监+大业左注之从该上谕来看，所谓“实学”主要指以经史、性理为题的策论，这主要针对的是国中以八股文、诗赋为主的“文艺”。就在当年，清廷又颁谕重申前旨：翰林院为储才之地，膺斯选者必须经术淹通，于古圣贤性理精义讲明而切究之，确有心得至诗赋一事亦系古雅颂之流。庶吉士从事于此，原以备鼓吹休明之用，非谓此外遂无实学也。乃近来积习相沿，专以此为瑞摩进身之阶，弊精劳神，无禅实用，将经史、性理等书束之高阁，殊非我国家芸馆培英、造就人才之意。自应将庶常馆课程及散馆旧章量为变通，以求实济。着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此谕中反复出现“实学”“实用”“实济”字样，可见当时最高统治者之忧虑，甚至直接指出庶吉士的诗赋技艺“弊精劳神，无禅实用”，进而要在制度上强化对新进士的“实学”引导。与之前的上谕类似，此谕中“实学”的内容包含了经史、治事和宋代的理学著作，而且经史在性理之前，可见当时风气所趋。值得注意的是，谕中说对庶吉士课以实学是从癸亥（1 8 6 3）科开始，而黄体芳正是此科的会元，“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累迁侍读学士，频上书言时政得失”，因此，他之所以重视“实学”，既有永嘉学风的浸染，又是清廷有意培育的结果。黄体芳对于当时清廷有意引导的“黜华崇实”的学术风向，也有深刻的体会并竭力实行。光绪六年（1 8 8 0），他一到江苏学政任上，就遵从光绪帝（实际上是两宫太后）“江苏文风虽盛，士习未纯，尔其尽心训迪毋忽”的指示，颁布了黜华崇实以敦品学谕：穆宗毅皇帝实录，清实录第4 5 册，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 年，第1 4 2 2 1 4 2 3 页。清史稿卷4 4 4 黄体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 年，第1 2 4 4 9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3 3 页。200哲学与思想本院赋性迁拙，生爱读书论人，偶及浮伪邪刻卑劣之徒，深恶痛绝不能姑容；一遇孝友廉正之士，则私心钦慕惟恐不及。总之，大江南北，高才必多，不患无华，但患不实，此乃自来文人通弊。近今世风浇薄，时事艰难，虽欲救正维持，不免乏才为虑。推原本始，职此之由：国朝善制行者宗宋学，善读书者宗汉学，宋学要领日躬行实践，汉学要领日实事求是。理本相通，道本一贯，不务实而能成才，必无之事也。事也。在此谕中，黄体芳用语严厉，直陈自已对“浮伪邪刻卑劣之徒，深恶痛绝”，认为“不患无华，但患不实”。他把清朝盛行的汉、宋学都视作实学，汉学重在“实事求是”，而宋学要领为“行实践”。因此，在“务实”的旗帜下，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在黄氏这里得到了统一。同治元年上谕所说的“实学”既然包括经学、史学、理学及各种治事的具体学问，自然要求士大夫不能再局限于之前的诗文辞赋，而必须要有学问求“通”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不是同治时期才有的，早在乾嘉汉学鼎盛之时，学者就不断地呼吁“通”及“通儒之学”。钱大昕在卢氏群书拾补序中说：“读是书，窃愿与同志绎，互相砺，俾知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毋执村书数筐自奥博也。”他所说的“通儒之学”主要指考据学，针对当时的科举用书即“村书数筐”而言。乾隆四十六年（1 7 8 1），章学诚在给沈在廷的书信中，论及人清以来学术变迁，其中说到乾隆时期的学术情形云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关。由此可知，在1 8 世纪中叶之前，“老生宿儒”受科举考试的影响，主要精力都放在四书文上，以工四书文为“通”，其他的经学、诗赋则被讥讽为“杂”，反映了当时科举考试中重头场特别是四书文，而轻视二、三场的不良风气。这种情况正与钱大昕所讥相对应，所以才引起考据学者及专力史学者的不满。但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极盛后，也引起严重的弊端，学者思变，“通学”的内涵又开始转向修身经世。身处嘉道时期的沈垚（1 7 9 8 一1 8 4 0）精于汉学，敏锐地观察到了其中的问题：“乾隆中叶以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6 9 7 0 页。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 5，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 0 1 6 年，第3 8 9 页。3章学诚：答沈枫论学，仓修良新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 8 3 页。沈圭：落帆楼集卷8 与孙愈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 9 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 1 4 页。201黄体芳的学术菁学风的形成因此，他主张不论汉学还是宋学，都必须要起到身修民安的实效才行：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室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喜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也。沈垚对承乾嘉考据以博雅为傲的风气极为不满，认为会导致“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的局面，甚至说“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因而，他心中理想的汉宋学应该是“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这与同治帝所颁上谕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不论是学术风气的转化还是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都对士人的素养提出了“通”的要求，而使其不能仅仅局限在四书文、诗赋与繁琐考据之中。处于此种氛围中心的黄体芳，早年即对“通儒”有所了解。咸丰元年（1 8 5 1），黄体芳中举人，受知于当时浙江学政吴钟骏（字崧甫，1 7 9 8 一1 8 5 3）。吴氏在任时，就常常以“通儒”的理想勉励浙江学子：“（吴钟骏）以为学之方六条刊示诸生，日：经学，史学，小学，文学，诗学，字学。淳淳勉为通儒，力求根抵考据其所甄拔之士，悉登科第，一时文风称极盛爲。”从后来黄氏的为官办学来看，培育“通儒”可以说是一直萦绕在其心中的理想落实到现实层面，黄体芳找到了最有代表性的通儒典范李兆洛（1 7 6 9 一1 8 4 1）。与李氏同时的包世臣（1 7 7 5 一1 8 5 5），就曾将李兆洛和沈钦韩并称为通儒。清儒学案评价李兆洛云：“异于守一家之言、立帜以为名高者，表章先哲，裁成后进，当世推为通儒。”作为嘉道时期的名儒，李兆洛以兼综百家、为学尚通闻名于世，加之是江苏人，沈垚：落帆楼集卷9 与许海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 9 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 2 9 页。2黄体芳在补勤诗存）序中说：“予与补勤（即陈锦）同受知于吴崧甫、赵蓉舫两先生，肆业西湖话经精舍，久以文字相期许。”见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 8 1 页。（民国）杭州府志卷1 2 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 1 年，第6 4、6 5 页。3包世臣在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中说：“读书破万卷，通儒沈与李。益我以见闻，安我之4罔殆。”（自注：吴沈钦韩字文起，阳湖李兆洛字申耆。）包世臣：艺舟双，包世臣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 9 9 4 年，第3 0 2 页。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卷1 2 7，北京：中华书局，2 0 0 8 年，第5 0 1 5 页。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云：“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话音声，爪剖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槟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生于其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 9 7 6 年，第358359页）另参考蔡长林：论清中叶常州学者对考据学的不同态度及其意义：以臧庸与李兆洛为讨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总第2 3 期，2 0 0 3 年，第2 8 6 页。202哲学与思想又曾为江阴暨阳书院山长十八年之久（1 8 2 3 一1 8 4 0），在本地影响深远，自然成了黄体芳表彰通儒之学最好的模仿对象。光绪八年（1 8 8 2），黄体芳编刊了李兆洛养一斋诗集四卷，并作序云：“余尝论李申耆先生可谓通儒矣。其兼资博采，不名一家，负兼人之才，有具体之实，治为循吏，教为名师，殆非先生莫与属也。盖其为学博而知要，源流变迁之故辨之最悉，而本末条贯之理又体之最真，非夫专己自炫之徒，争门户、鹭声誉者所得喻也。”他称赞李兆洛为通儒，其特征为博而知要，熟悉制度源流，而非争门户的专已自炫之徒。因此黄氏在担任学政时的一些著名举措，如征求江苏遗书与建立南菁书院，都有思慕李兆洛之学的因素：“比方录先生及江苏诸先哲遗文佚事，上之史馆，复于江阴别建经古书院，思得如先生其人者，指授术艺，陶冶士林，徐进之本原之学，以备他日国家之用。语日：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此尤余叙先生诗而低迥不能置者也。”在给孙鸣的信中，黄体芳更直接说在江阴建书院是要“藉振李申先生之遗风”。光绪十一年，他在离任前撰写南菁书院记，自述“南菁”一词是取自朱子子游祠堂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语，而其建院宗旨为：“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礼致训话词章兼通之儒以为之师。”论者皆谓南菁并祀郑玄、朱熹乃兼采汉宋之意，自是事实，但从引导士子的角度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不限以一先生之言”与“礼致训话词章兼通之儒以为之师”，因为这两点都是黄体芳崇尚“通儒”之学的体现。缘此之故，他才会选择当时已是7 5 岁高龄的张文虎（1 8 0 8 一1 8 7 5）为书院山长，除了后者是孙衣言的好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鉴于其学“于名物、训话、六书、音韵、乐律、中西算术靡不洞澈源流”，与李兆洛的通儒气象最为接近。综上，在担任江苏学政的五年期间（1 8 8 0 一1 8 8 5），黄体芳在“黜华崇实”与提倡通儒之学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也确实收获了效果，史称其“在江左五年，崇经术，擢幽隐，博搜先哲书至数百种，躁送史官人儒林、文苑二传。士趋实学，风尚一变，可谓确评。参见徐雁平：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汉学研究第2 4 卷第2 期，2006年，第2 8 9 3 1 8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8 3 页。本页注引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云：“先生即膺李氏训话、辞章、天算、舆地之学，而时方创立经古学院，因特表章之以为多士劝爲。”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8 4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3 1 页。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7 4 页。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6，王先谦等编：南菁书院丛书，扬州：广陵书社，2 0 1 8 年，第6417页。7叶尔恺：浙江通志黄体芳传，转引自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6 3 5 页。203黄体芳的学术思想与南菁学风的形成三、时文与造士：黄体芳的科举理念清朝在雍正年间公开支持建设书院并纳入官学体系，但仍然延续了顺治时禁止讲学的做法，书院教学以课艺为主。虽有一些书院由于山长个人的学术倾向，于教授时文外倡导以经史词章为内容的“古学”，如沈起元在钟山、娄东，全祖望在山、端溪，钱大昕在紫阳，但范围不广，未成风气。随着乾嘉时考据学的崛起，重视经史之学的书院逐渐增多，特别是作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嘉庆五年（1 8 0 0）和道光四年（1 8 2 4）建立话经精舍和学海堂，专课经古学，形成了新的书院教学范式，对之后各省尤其是京师和江浙地区的士人影响极大。学界的风气转变通过官僚士大夫的接引，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同治六年（1 8 6 7），游百川上崇尚经术以端趋向折，建议科举考试要重视考察经解，得到了清廷的支持，要求各省学政遵照办理。于是各学政都奉旨在科举考试中加强了经古场的比重。特别是同治八年（1 8 6 9）张之洞任在湖北建经心书院，又于光绪元年（1 8 7 5）春，建尊经书院于四川，尤其具有示范效应。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载：“是年春，尊经书院成。选高材生百人肆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手订条教，略如话经精舍、学海堂例。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贤经师。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皮之。”经心与尊古都是以话经精舍和学海堂为榜样而建立的，不课时文，专课经解及古文辞赋，以实学为抢才的。当然，作为一省的学政，张之洞也不废时文，不过他所理解的时文要求“清真雅正”，已经与清代中前期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开始强调“包罗古今”“取材经史”了。身处此上下思变的环境中，又与张之洞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黄体芳在选士与建立书院的标准上也有着类似的观念。不过，由于个人成长环境与交游的缘故，他对科举考试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黄氏早中科名，又历任福建、山东、江苏三省学政，对制艺的利弊有着深切的体会。在山东督学时，面对有人认为以八股取士“亦轻量山左之士”的疑问，他的回答是：“夫一代功令鼓舞一代士子，罄其数十年之精神，以专力于是，为陈曙雯：经古学与1 9 世纪书院驻文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7 年第3期，第弯2 7 2 8 页。2姚吉成、左登华：游百川奏折整理与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 0 1 8 年，第1 5、1 6 页。?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 7 4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 0 9 2 1 0 页。安东强：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4 年第7 期，第89页。黄体芳与张之洞同为同治二年（1 8 6 3）癸亥进士，并称为“翰林四谏”；同治十一年（1 8 7 2）5黄体芳命其子黄绍箕拜张之洞为师；黄绍箕妻子病故后，又于光绪十年（1 8 8 4）续娶张之洞之兄张之渊的女儿为妻，两家关系非比寻常。他曾批评八股文的流弊云：“制举之文，原出经论，其义法不逾乎古文，其神理骨格皆资于古文也。自房行杂出，巧窦日开，承学之徒，逃难务易，舍其正业，瑞逐时趋，以涂附涂，寝成迷塞。今则变而益甚。”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8 5 页。按：房行指房稿和行卷，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的选本，前者乃进士之作、后者为举人所作。204哲学与思想之不已，必有触类旁通、源流华贯、不负国家立法之意者。唐宋重诗赋，而人才兴不绝，我朝所尚，原本经术，发明义理尤为独见其大，其收效有不倍什伯者乎！”在他看来，科举只是一种取士形式，不论是考诗赋还是经义，只要士子专力其中，就必有触类旁通之效。所以他的希望是：“惟愿应试诸生，进其所长，去其所短，枕经籍以养其才，勃宰理窟以扩其识。毋凿险而幽，毋别驱而横鹭，以蕲合乎先民绳尺，而蔚为国家有用之材，是予重有望于山左之士也，而顾谓予轻量之哉！”在黄氏看来，诸生只要能在应试过程中，着重经术理学根抵的培养，就算是写时文，也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黄体芳这种重视时文，以为制艺可以育才的想法在晚清变革时期并不多见，从思想源流来看，可能仍与其师孙衣言有关。孙氏曾对当时永嘉地区士子不擅时文的情形十分痛心：“近日吾乡之士因陋就简，既不能精于场屋之文，以取世之所谓科第。仕宦习于闻见之隘，以成其志趣之卑，语以南宋诸儒，几不知为何人。进以止斋、水心之文章，则以为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鸣呼，岂非自弃也哉！”因此，他提出学子必须要加强时文的训练，“士既托身场屋，即不能不求工场屋之文，以蕲有合理固当尔。而下州僻县数十年不出一人者，必其时文先无足观。然则时文乌可忽耶”，进而说明时文可以造就人才的理由：昔吕成公教人，常欲因时文以导之于学，而南宋永嘉学者，吾乡之大师也。予于乡党后进尝欲因文节、文定之文以进之于文节、文定之所以为学，又欲因文节、文定之时文以进之于文节、文定之所以为文，使吾乡之士知有永嘉文体。虽在风流歇绝之时，未尝无笃志复古之士，而苟能有古人之志，即未尝不可为古人之学，则乾、淳坠绪固可以复振也。他认同吕祖谦以时文导学的做法，希望永嘉地区的士子可以通过学习陈傅良和叶适的范文，培养古人之志，为古人之学，重振南宋乾、淳时期的永嘉之风。在筹建南菁书院前，黄体芳曾召集江阴士绅商议效仿对象。他的建议是以专课经古学的经精舍为榜样：“士为四民首，教民以士始，教士以读书始，夫有士而不能教，官其地者之责也。上海亦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放浙江话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肆业经史、古学，天文、算学惟所习，益亦谋之？此议当是受到张之洞建精心与尊经两书院的启示。但他在将此想法咨询孙衣言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2 8 0 页。安东强指出：“道光、咸丰以降，士大夫多不欲以制义得名，以致善作制义的大家与名家难2以再现，引领科举文体风气的要角主要是科场考官。影响深远者如翁同、潘祖荫，是晚清科场盛行金石之学、公羊学的主要推动者。追随翁、潘二人之后，同样在晚清科场上享有盛名，却旨趣取向迥异的乡试考官与学政，其代表者则非张之洞莫属。”安东强：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4 年第7 期，第8 3 页。3）孙衣言：逊学斋文集卷8 永嘉先生时文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 6 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0 年，第4 8 5 页。张文虎：南菁书院记，转引自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 5 年，第33页。湖，所JJXHIH儿：J205黄体芳的学术思想与南菁学风的形成暨阳创立经学书院，具见盛意，惟时文却不可轻。宋时大儒往往以时文引人于道，今日风气若如龙门书院之专门讲学，恐后生望而生畏，不如用吕成公法，不废时文，渐渐引之于古。近来言经学者专于文字训话用心，恐非经之本意，且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异同攻击，徒长轻薄，百年以来，功名气节不及前代，未必不由于此。大贤有志当世，似当观风气所趋，挽其既，不可更扬其波。部意以谓仍当以胡安定经义、治事两大端，而兼治史学、时务，使学者通今知古，了然于得失成败、邪正好贤之辨，则人才必当稍异于前矣。孙衣言着眼于汉宋之争的端，认为书院专课经古学“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建议保留时文，效仿北宋胡瑷的分经义、治事两端，兼治史学与时务。对此，黄体芳的态度是部分采用：就南菁书院的制度来说，仍然以话经精舍为模板；但是孙衣言所举胡安定的例子也给了他启示。光绪八年十月，也就是南菁书院建成后一个月，黄体芳撰写司铎言，对江苏各地的教官提出了要求：“教官之术业，将惟是辨难解惑，诱士类已乎？其必返而为自课之修。抑惟是矩步绳趋，墨守古训已乎？其必扩而为经世之用。”他希望教官们能通过白己的深造有得取得与胡瑷杨时米似的成就若夫穷年笃学，神明不衰，最书于朝，弗就征辟，则与学校之事相始终，陶月及，景从响应，士之有声于时者，皆日某学师之教也，虽以视胡安定之教授苏、杨文靖之讲学东林，何多让爲！胡瑷主持苏、湖两州州学，杨时建东林书院，讲学造士，均沾被甚广。而黄体芳后来聘请黄以周为南菁山长，所造之士济济，已超安定、文靖二公。其后竟如其所言，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讲经皆宗是书（指礼书通故），称日黄教谕说，而不名”。司铎言撰于光绪八年，黄以周于光绪十年至南菁，造就了“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的盛况。可以说，正是由于先有了黄体芳的选材及教育理念，黄以周才能被选为南菁山长，此先河后海之义，不可忽焉。作为江苏学政，黄氏所掌管的乃是一省的文衡，所以对于时文，他还是尽量发掘其中的合理性，而他所效法的其实是阮元。他赞同阮氏将明代和清初时文中的优秀者编为魁墨，“又以策篇条对优劣异同，等差高下，循其命脉，厥膏育，振发蒙，实为要药”，并且总结出了撰写时文之道：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7 7 1 页。按：孙衣言此信1写于光绪八年（1 8 8 2），从信中所说“时文却不可轻”与“今日风气若如龙门书院之专门讲学”来看，黄体芳肯定将他想模仿话经精舍的想法全盘告诉了其师。2俞天舒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7 9 8 0 页。陈汉章：礼书通故识语序，陈汉章全集第2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4 年，第4 1页。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2 黄先生传，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4年，第2 2 1 页。206哲学与思想夫文之为道，表里相需，语以旨归，目凡有四，词居其一，义处其三。理究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万物之情，三者备，斯言可立。然则不究心经史子集之学，何以为文？不精研汉宋之说，贯百家之言，又何以为学哉？余承乏山左，即师文达之例，用策论解说为程，冀收朴学。他认为八股文有四个构成要素，分别是词、理、典、事，其中词为形式，为表，理、典、事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