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太 原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语言和哲学话语体系的关系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孔子、柏拉图与中西文化话语体系关系的发生学比较研究”（）作者简介 李志岭（），男，山东禹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哲学】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 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李志岭（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聊城 ）摘要 从哲学解释学看，俄耳甫斯之被撕碎，实质上是缪斯和俄耳甫斯主导的音乐文化之统一的裂变，以及音乐与诗、悲剧、喜剧、哲学等之分道而行。中国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也不仅是原有的基于礼乐的文化统一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新的音乐出现和繁荣，“礼崩乐坏”之同时也发生了“礼崩乐盛”，其标志就是以 乐记 为代表的音乐哲学的成就，以及后来哲学上的百家争鸣。故二者既是分裂，也是分道而行。其如此盖因“俄耳甫斯被撕碎”和“礼崩乐坏”之后，柏拉图与孔子在哲学中庇护、挽救了音乐，并把音乐对文化的主导和统一提升到新高度，即：最高的哲学即音乐，最伟大的音乐即哲学。现代以来，世界似乎经历了又一次“撕裂”和“礼崩乐坏”，如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沿着柏拉图与孔子的道路，弘扬音乐文化与音乐哲学，像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所做的那样，也许有助于拯救和重建世界和谐。关 键 词 音乐文化；俄耳甫斯；礼崩乐坏；哲学解释学；世界和谐 文章编号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关于从音乐这一古老的文化之源，发展到音乐、诗和哲学以及三者之分道扬镳这一过程，古希腊关于缪斯、俄耳甫斯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神话传说实际上反映与蕴含了更生动也更深刻的认知。同样，中国丰富的传说也证实，音乐对于中国文化也具有源头和起点的意义。而在文化发生学的研究路径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可以用作打开中西方与音乐相关的神话传说的钥匙。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主张，理解的本质就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景的一种调解或翻译。这种解释“表现为遗产和传统的持续”，是一种“显现”和“调解”的过程。它使过去在解释者当前的场域中起作用并构成当前的场域。采用这种哲学解释学的方法，本文对音乐与诗、哲学及文化整体的关系进行一次文化史梳理。本文主要从词源学和神话学角度，探究音乐作为文化之最初的源头和统一体的事实；通过对柏拉图和孔子哲学的分析，揭示哲学对曾经统一于音乐的文化形态的眷顾，对音乐之统领作用的深刻认知，及其为调和音乐与诗和哲学的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对于现代生活世界而言，音乐和音乐文化将有助于克服现代以来文化的碎片化，走出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日益深重的分裂危局，并将对国际社会和谐与秩序重构具有积极意义。一、作为文明之源的音乐海德格尔在 诗人哲学家 中曾写道：“唱与思是诗之邻枝 林中树兮不相识。”唱与思，指向的就是音乐与哲学。就文明或艺术的发生学而言，音乐才是更具本源意义的音乐是人类最古老的表达形式，比语言或艺术还要古老，它同人声与生俱来，与我们和他人沟通的急切需要同时发生。（一）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的证明神话逻辑含混不清，甚至矛盾。但是，按照列维 斯特劳斯基于雅各布森的洞见提出的神话解释的技巧，可以把整个神话分解成一系列单个的故事，然后假设每一个故事为其他故事的部分隐喻转换。故事的整体可以被看作是一块写字石板之类的东西，石板上的字迹是擦去原有的字迹加上去的（但不是擦去所有的字迹再加上新的字迹），“每一细节都必须看作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语言的系统性以及语言符号的意义时说：“没有一个系统，符号串是死的。”这就是说，整个系统本身才是某种更为基本的所指的能指。因此，神话的基本意涵是透过一堆事件来传达的，即便这些事件出现于不同的时刻。一方面，神话把思想囚禁于为了发现其意义而不断整理和重新整理的事件和经验之中；另一方面，神话也是解放者，凭的是它向无意义发出抗议。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即：神话是人类向无意义发出的最初的抗议。保罗利科在 解释的冲突 中说，破除神话或解构神话，就是要“获得由神话藏匿在客观化面具背后的启示性力量”。所谓“启示性力量”，即神话指向的真理。既需要分析，又需要综合。“分析的途径，即分解成更小的单元意指的要素而在综合的途径上，意指的功能就彰显出来了，这个功能就是言说，并最终是显明。”而所谓综合，就是彰显“神话藏匿”的“启示性力量”。同理，要把握关于音乐的不同神话的文化意义，也应持一种系统观，将每个神话视为其他神话的隐喻和一个复杂整体的一部分。如此，古希腊缪斯神话、俄耳甫斯神话与狄俄尼索斯神话以及中国关于音乐的神话与传说就各自构成一个宏大而丰富的系统，传达了整体性的信息。缪斯神话生动地揭示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按赫西俄德的说法，共有九大缪斯，各有不同的分工。（美丽的语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为她受到众王的保护。其他几位缪斯分别主管历史、欢乐或阿夫洛斯管的演奏（即 ）、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吟唱或哑剧、天文学等。其中最重要的缪斯，是具有美丽语音（）的女神，即歌唱或音乐女神。与音乐有关的，除了缪斯神话，还有俄耳甫斯神话。俄耳甫斯是传说中的第一个诗人和歌者。这说明诗最初与音乐合一。俄耳甫斯是色雷斯国王奥格鲁斯（）和缪斯卡利俄铂（如前所述，为代表优美语音的女神，即音乐之神）之子。俄耳甫斯是音乐之神的儿子，这个故事构成希腊关于音乐的神话体系的一个重要细节。它作为一个隐喻指向了缪斯神话系列与俄耳甫斯神话系列的语义关系：俄耳甫斯神话可视为缪斯神话的续写或发展，是对音乐主宰一切艺术的意义的更为大胆也更为直接的表述：音乐不但是其他各种艺术的源头，音乐也谐和万有，调动天地万物。荷马在 伊利亚特 的第一行直接向缪斯呼告，请她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仿佛不是诗人自己，而是缪斯在歌唱。其实，荷马和赫西俄德，以及与之同时代的古希腊人都相信他们的神话，将缪斯之吻视为神圣灵感之泉，都认为是缪斯女神将创作和歌唱史诗的才能赋予了他们。换言之，最初诗是附属于乐的。诗不离乐，有乐才有诗。礼记 有言：“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 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清人俞正燮有言：“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中国这一类关于音乐的传说，也构成音乐统领道德和哲学的远古文明的图景。（二）哲学的态度在柏拉图的词汇中，所有美的艺术都处在“音乐”（）的领域内。尼采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音乐是最高的艺术。所有艺术品种中，音乐立于最高的地位。阿尔伯特贝甘曾谈到一种意象，称它“来自存在的最深处，组成一首没有词语的歌”。这个意象就是没有词语的纯音乐。这等于说，存在的最深的形式或标记就是音乐。易言之，最先凿破浑沌、打开蛮荒的是音乐。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甲骨文中并没找到“礼”字，却有“乐”字。这可能表明，乐比礼出现得还早。马一浮指出，乐之为教，确早于礼。古之大学本以 乐 教为名。礼记乐记 有言：“乐由天作。”“乐由天作”说明，音乐不但是最早的艺术，而且是最早的人类精神产品的总和。类似于柏拉图之音乐概念，在中国上古社会，也是诗、乐、舞一体的。“乐”指音乐，更是诗乐舞诸艺术的总称。而且音乐还具有无孔不入、无限弥漫的特性，因而具有充塞天地、感人通神效应，并可以引发关于宇宙的意太 原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象，乃至指向哲学的形而上之境。中国早期的音乐，同时具有艺术、宗教和哲学三重功能和意义。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指向这样的认识：音乐不但早于诗歌、哲学等，而且具有超越哲学的属性。俄耳甫斯的音乐，神奇地将存在与虚空相接处的一切对立和冲动统一起来 ，统摄关于存在和虚无的哲学，具有建构统一的独特的力量。与其说“俄耳甫斯教的实质，就是寻找失去的统一”，不如直接说，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哲学，就源自音乐对世界的统一与和谐的古老而永远的关注与启发。苏格拉底曾说：“逻各斯借助于声音才能出场，它听自己说话，内心的独白。”培根的态度最为坦率，他说：“俄耳甫斯的故事似乎用来表现普遍哲学俄耳甫斯可以看作是人格化的哲学。”俄耳甫斯就是哲学。二、音乐的涅?俄耳甫斯之被撕碎与“礼崩乐坏”的隐喻意义应该说，首先认识到诗歌等各种艺术源于音乐，并统一于音乐，然后才能深刻理解俄耳甫斯之被撕碎和礼崩乐坏对于文化发生与演进的隐喻意义。柏拉图发现，所有美的艺术都处在“音乐”（）的领域内，又都从属于诗。在希腊文化中，这个事实的最初的神话式表达，是主宰音乐的缪斯之神统领着代表其他艺术的各缪斯，从而在各种艺术之间保持着天然的统一。诗歌与音乐之间的统一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从缪斯神话体系到俄耳甫斯神话的过渡，则是古希腊关于音乐的神话自身发展、整合、深化和提升的过程与产物。俄耳甫斯就是音乐统领下的文化的内在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文化史而论，缪斯神话和俄耳甫斯神话所代表的，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乐教文化。如果说诗与乐最初不分，那么荷马与赫西俄德所形成的教化既是诗教，也是乐教。二者之别在于，俄耳甫斯教比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教更为幽古，也更以乐教为主。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教是政治性的宗教，而俄耳甫斯秘教似乎更像如今所谓的民间宗教，集诗歌、音乐与宗教生活和实践为一体。有学者把俄耳甫斯神话理解为寻找失去的统一。应当承认，与九大缪斯相比，将注意力集中于俄耳甫斯一人，确实说明认识的概括和抽象的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有四点值得指出：第一，最初的缪斯为主导的文化是统一形态的文化。俄耳甫斯神话主导下的文化晚于缪斯文化，出现于缪斯主导的文化统一进入瓦解时期，代表着对音乐的统一之力的更自觉、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怀旧式的坚持和追求。而俄耳甫斯及其被撕碎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亡及其留下的群体记忆。第二，俄耳甫斯文化具有过渡性。它处于缪斯文化代表的乐教文化向荷马、赫西俄德诗教文化转变的过渡时期。俄耳甫斯文化既是乐教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也是冲突剧烈、文化转型，各种新文化从柏拉图所说的“音乐（）”的总体性领域内独立出来，包括诗从原来的诗乐合一中独立出来的时期。后 来，哲 学 又 从 神 话 与 诗 中 脱 离、独 立 出来。第三，俄耳甫斯被撕裂，隐喻了乐教为主导的文化统一的分裂。如此，神话或许首先就是基于音乐的最初的文化统一所经历的博厄斯所说的“被粉碎”之痛苦的自我意识。博厄斯说，神话的本质决定了“神话学世界注定刚被建造好就被粉碎了，以便新世界从其碎片中诞生”。阿波罗代表理性与艺术，他教会俄耳甫斯既弹奏竖琴又同时唱歌。狄俄尼索斯入侵色雷斯的时候，俄耳甫斯没有在意向他致敬，而是向色雷斯人教授其他的神圣的秘密，色雷斯人充满敬意地聆听其教诲。俄耳甫斯每天早晨登上高山迎接黎明，并且布道，赞颂他称之为阿波罗的海利厄斯（）是最伟大的神，最终引起狄俄尼索斯的嫉恨，并设计让他的疯狂的女祭司们撕碎了俄耳甫斯。俄耳甫斯之被撕碎的背后是酒神（）与阿波罗之争。结果是最初的音乐使万物共舞的和谐的崩溃和消失，也即理性和条理的破碎，包括哲学从神话和诗中的分离。所以，马利坦说：柏拉图主义的罪过就是分离。哲学研究和理性剥夺了热情洋溢的语言，说话不再依据热情而是基于理性，这也就是卢梭说的“只要希腊人成为诡辩家或哲学家。他们就不再有任何著名的音乐家或诗人，在培育说理的技艺时，激扬热情的艺术便失去了，柏拉图本人是嫉妒荷马（诗人）的，他只能讲理而不能模仿热情”。第四，俄耳甫斯被撕碎，乐教主导下的文化统一发生分裂。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这个过程的另一半，也就是另外的结果，是原来在音乐视域之内的艺术或学术独立出来，不再从属于音乐，而是开始与音乐分庭抗礼，分道而行。譬如，“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这 正 是 尼 采 悲 剧 的 诞 生一 书 的 原名）。尼采此话，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小部分。因第期李志岭：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 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为音乐也是诗歌、宗教、哲学、科学等的源头。尤其重要的是，哲学或形而上学也是与悲剧几乎同时脱胎于音乐的。诗歌源于音乐。赫西俄德写道：“（缪斯）把一种神圣的声音吹进我的心扉，让我歌唱将来和过往的事。”哲学又源于诗歌。赫西俄德的诗人是柏拉图的哲人王的前身；而卡利俄佩，即缪斯，则是完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承诺。所以，对于西方文化史，俄耳甫斯之被撕碎的第四重意义在于：俄耳甫斯所代表的原来的统一破裂，而诸多艺术和学术纷纷从音乐大一统之下脱胎而生，包括史诗、悲剧、喜剧、哲学等。被撕碎的俄耳甫斯并没有被消灭，缪斯仍然眷顾着他，他的头颅也还在歌唱。所以，这个神话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幕悲喜大剧。就其实质而言，我国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也是我国文化史所经历的同样性质的过程。即：总体上，这是一个礼乐合一的政治文化形态分崩瓦解，由统一而离散的痛苦而混乱的过程。我国以音乐为主导的文化史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的深处。以“舜作五弦之琴以歌 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类传说为例，音乐最初不但构成诗（歌）舞乐合一的状态，而且也是实现社群共同体统一与和谐的手段。当音乐被用作社会之引导，就形成了乐教及其传统。之后由乐教过渡到礼乐结合的文化形态，即由音乐主导之文化统一体过渡到了基于音乐与等级分明的制度的社会统一体。春秋时期的“乐坏”，则是这种与礼结合而成的音乐价值体系的瓦解，尤其是社会对乐的使用的尊卑秩序的混乱。具体而言，就是如 通典乐序 所言之“周衰政失，郑卫是兴。秦汉以还，古乐沦缺，代之所存，韶武而已”。“周衰政失”就是“礼崩”，而“乐坏”就是“坏乐”，就是与 乐记 所说的“古乐”相对立的“新乐”中的“乱世知音”“亡国之音”。其典型代表就是儒家所强烈反对的“郑卫之音”与“桑间濮上之音”。儒家认为，其音淫靡，有害于雅乐正声。但是客观地看，所谓郑卫之音的兴起，一方面代表着礼乐主导的政治与文化统一的瓦解，及其对正统的雅乐正声的冲击和破坏；另一方面，也给音乐文化，乃至文化整体的多样性发展开辟了空间。正如“俄耳甫斯之被撕碎”，意味着不同艺术和学术从音乐主导之下独立出来一样，所谓的“礼崩乐坏”也有其积极的一方面。“礼崩乐坏”背后，是音乐对更加多样的存在与发展的要求，而不再满足于仅仅附庸于礼教或政治的目的。直言之，就是“礼崩乐坏”之后，也发生了李宏锋等所说的“礼崩乐盛”。所以，“俄耳甫斯之被撕碎”与“礼崩乐坏”，既是瓦解与崩溃，也是分道而行。而且，分道而行的同时，柏拉图和孔子所开创的哲学，分别保存、延续了各自的音乐文化，并将音乐提升为伦理、人格美学、教育、政治、哲学等的方法论与最高境界，从而在更高层面上重新达成了音乐文化最初所开启的大文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切，都得益于柏拉图和孔子对音乐的庇护与捍卫。三、柏拉图和孔子对音乐的庇护与捍卫哲学曾从属于音乐主导的统一的文化形态。但那是俄耳甫斯被撕碎之前的希腊与礼崩乐坏之前的中国文化史的情况。此后，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中国，哲学都反过来收留、庇护了音乐，给了音乐崇高的地位，并开启了音乐哲学的历史。（一）理想国 中的乐教经过毕达哥拉斯，俄耳甫斯教的成分进入了柏拉图的哲学，又从柏拉图进入了后来的大多数不同的宗教哲学。在 斐多篇 中，苏格拉底甚至承认，他终生都把梦中经常出现的“练习音乐，创作音乐”这一神秘的警告理解为一种邀请，邀请他实践“最伟大的音乐”，即哲学。而当他从事“流行的音乐”，即与诗和神话相关，而不是与哲学和思辨相关的音乐时，他总感到不安。如此，斐多篇 开宗明义就区分了音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一般意义的音乐，另一种是非同一般的、等同于哲学的音乐。阿尔吉斯乌兹达文斯（）认为，俄耳甫斯是柏拉图主义之根。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式的哲学实践，等同于本着理性创作出的具有神秘和道德色彩的诗歌，并以此模仿众缪斯的首领阿波罗柏拉图的对话本身可视为按照辩证推理与逻辑建构而成的“音乐性疯狂”的产物。柏拉图哲学在方法、路径和目标三个层面肯定了音乐的重要意义。第一，乌托邦或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方面；第二，国家治理方面，或音乐文化对于政治之关系方面；第三，音乐对于哲学的认识论意义。首先，在 理想国 中，柏拉图主张教育应包括音乐与体育。柏拉图提出，从年龄很小的时候开始，对于青年所接触到的文学和允许他们听到的音乐，就要有严格的审查。譬如，使人愁苦颓丧的音乐以及靡靡之音是要禁止的。所允许的音乐应该是勇敢的和有节奏感的，以便培养节制和身心的和谐。其次，好的国家与太 原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好的教育相得益彰。国家的监督者应该坚持一个原则：不允许轻易改动音乐文化的状态。因为“没有音乐风格之变乱不会影响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的”，这 几 乎 就 是 把 礼 乐 作 为“为 治 之 大本”了。第三，关于音乐对于哲学的重要性。阿尔吉斯乌兹达文斯（）曾写道：哲学“与舞蹈这种表演艺术和爱情诗有关”。哲学的辩证法和对神话的深妙的解释都产生逻各斯，即更高的神秘而本源的现实的意象。换言之，音乐本身就包含着潜在的哲学，并最终使哲学成为独立的学问。所以，柏拉图曾写道：缪斯、音乐和诗歌之所以得名，正因为它们热衷于研究和从事哲学。柏拉图还借苏格拉底之口，在 篇中指责当时的人们更加注意声音的悦耳，而对真理却注意不够。阿波罗这位音乐之神具有净化灵魂、使万物运动并走向和谐之力。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为哲学之源，也将关注指向了真理和音乐（之神）启示真理、致万物之和谐的力量。总体上看，柏拉图哲学通过区分一般意义的音乐和非同一般的、“最伟大的”音乐（即哲学），实现了音乐文化的提升，把音乐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层面。这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柏拉图以哲学的方式庇护了被撕碎的俄耳甫斯，修复了西方文化因俄耳甫斯被撕碎而陷入的分裂状态，延续了先是在缪斯、俄耳甫斯为代表的音乐文化主导之下，尔后在荷马、赫西俄德所代表的诗乐文化主导之下的文化统一，从而将文化史推进到以哲学为主导的文化统一的阶段：哲学更深的身份是音乐；最伟大的音乐即哲学。经过柏拉图，俄耳甫斯所代表的西方音乐文化及其对整个文化的统一实现了被撕碎之后的涅?。（二）论语 对乐的推举有学者（如黎青主）认为，中国古代虽礼乐并重，但将乐置于礼的附庸的地位 。此说非也。因为，首先，音乐之用远早于礼。琴操 有言：“伏羲做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 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其次，即使就礼乐治天下的政治传统而言，音乐也并非礼之附庸，相反，二者更多的是并举的关系。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乐”不但不是“礼”之附庸，恰恰相反，正 如 荀 子 所 言“故 乐 者，治 人 之 盛 者也”。乐教不但不是礼的附庸，而是政治的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乐”并非“礼”的附庸，亦非“诗”的伴当，而是“乐”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礼崩乐坏之后，孔子所确定的中国文化原典的体系中，乐 与 诗 书 等并列为六经。孔子又标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一部 论语 的诗眼就在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 诗、书 而终于 礼、乐，杂说不与焉。”（孔丛子杂训篇）梁启超曾言：孔子对于 诗经 的贡献，不在于删诗而在于“正乐”。孔子自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经过孔子对“乐”的关怀，“成于乐”被确立为儒家学问或教育之最高境界。这就把“乐”既看作教化手段，又视为教育成功的标志，以及教化的最高层面了 只有当诗、礼之学，达到以之为乐、乐而安之的境界，才能实现人性最根本的提升。如顾炎武所说：“夫子之论观人也，曰 察其所安”。马一浮说：“学至于此，可谓安且成矣，故名为君子。”这样，通过孔子，音乐本体论哲学的历史已开其大端。这有力抵制了音乐文化之崩坏带来的文化分裂与伦理及社会之混乱，并在更高层面重新指向了“圣 人 做 乐，以 应 天 地 之 和，以 合 阴 阳 之序”的形而上的价值取向。弗朗西斯科佩洛西（）在 ，（柏拉图论音乐、灵魂与身体）中指出，不仅要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古希腊音乐，也要借助关于音乐的思考研究哲学。对音乐现象的思考可以启发钻研柏拉图思想的新的角度。此语同样适用于音乐与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之关系。因为二者都一方面源于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又庇护、延续和提升了音乐文化。四、音乐对于当下生活世界的意义帕森尼特杜阿拉（）在 （全球现代性之危机）一书中写道，全球现代性危机的特征之一，是权威意义的“超越性”（）之源的缺失。他所说的这种“超越性”之源，指曾经建立于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以及伦理观，譬如马克思主义或者宗教。这些“超越性”之源具有“跨连”（）作用，即超越和连接作用，因而有助于克服分裂和断裂。世界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想象、灵感、承诺和决心等超越性之源有联系。他的观点意味着，要走出全球的现代性危机，就需要寻找或恢复一种超越不同民族和文化局限的权威意义的“超越性”之源。第期李志岭：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 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也许音乐就可以作将不同文化“跨连”（）起来的“超越性”之源。因为：第一，音乐有独特的超越性，音乐跨越不同文化的流通可以不依赖翻译。第二，音乐在当代意识形态的配置中，仍然充当着关键性的媒介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音乐狂热”的时代，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术语。第三，拉库 巴拉特认为，当今世界，在我们精神的纪律组织中，音乐实际上比图像更为根本。而“当今世界”要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重大问题时，最为缺乏的恰恰是“精神”的“纪律组织”。而且，已经有伟大的学者在这方面树立了高尚的典范。当代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和著名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这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坚定不移的伟大合作。在理论之维，对于他们而言，音乐、文化以及政治构成一个独特的整体。至于那个整体是什么，萨义德认为，他们却很难说清，但是他们想要弄明白（那个整体是什么）。在实践方面，因为音乐作为纽带的作用，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首先跨越了他们之间的种族和文化隔阂，也跨越了种族冲突。当萨义德、巴伦博伊姆、马友友以及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还有德国的音乐家们超越了政治分歧和身份差异，成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合奏，欧洲文化首都魏玛音乐厅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他们就 以 音 乐 的 形 式，实 现 了 歌 德 的 西 东 合集。他们所代表的音乐文化追求，应该说是遥遥呼应了不惜舍命而执著于天地之间的统一的俄耳甫斯精神。五、结束语上古时期，在希腊和中国，都曾以音乐为源头和主导建立起具有内在统一的文化体系，都经过诗乐文化之后发生了文化系统的分裂和分道而行，这就是俄耳甫斯之被撕裂和礼崩乐坏背后的文化演进的历史。但是，音乐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之力，是裂而不灭的。经过柏拉图和孔子，哲学庇护和捍卫了音乐文化，并且将音乐确立为人生教育、国家治理和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从而也明确了在哲学文化时代中“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这一理念。可以说，西方和中国文化都经历了音乐文化、诗乐文化、礼乐文化，然后进入了哲学文化。柏拉图和孔子都将音乐推崇为最高境界，从而拯救了各自文化的统一。换言之，通过哲学，音乐仍然维护着中西文化内在的完整性。阿尔贝特施韦泽曾经写道：现在所有人都清楚文化正在自我毁灭。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关键在于哲学的失职。由于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重新认识古希腊俄耳甫斯神话和中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背后的深意，继承柏拉图和孔子所开启的哲学意义的音乐文化之思，发展面向世界、致力于和谐与合作的伟大的音乐文化，应当是走出现代、后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种碎片化和历史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国际社会的严重分裂困境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认为，贝多芬同时既是德国的，也是世界的。贝多芬比任何其他许多国家的音乐家更关注过去的各种文化，例如希腊的神话、文学以及哲学。贝多芬的全部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希腊的净化的原则一个人应该无惧走入黑暗，然后重新进入光明。这应当是当今世界重建和谐所需要的俄耳甫斯式的悲壮的精神。当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还说：看到今天的学校里不再有实际意义的音乐教育，难免痛心。参考文献：戴维 林格 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 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海德格尔 诗语言 思 彭富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耶胡迪梅纽因，柯蒂斯 戴维斯 人类的音乐 冷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埃德蒙利奇 文化与交流 郭凡，邹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维特根斯坦 哲学语法 韩林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 钱佼汝，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列维 施特劳斯 神话与意义 杨德睿，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保罗利科 解释的冲突 莫伟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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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李志岭：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 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