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忏悔”：巴金与“家”.pdf

个53巴金家杨联芬“生之干悔”“生之忏悔”：巴金与“家”文/杨联芬巴金尊卢梭为师，随想录或亦因之被誉为当代中国“悔录”。多年来有关巴金“杆悔”的研究，基本囿于随想录，并多在思想史层面讨论其时代性与公共性，较为缺乏对巴金个人化的“内面”世界，即孙郁所指“心灵的发展过程和人格特征”及“气质、心态”的研究，而其有关家族、个人和日常人伦的非虚构文本，往往是这一研究需借重却被忽略的重要材料。家被视为巴金的准自传，然而这部小说在揭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的新文化命题时，也简化了新旧对立，遮蔽了巴金与家庭之间真实的感情关系。家热销时问世的自传性散文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信仰与活动做大哥的人我的幼年，抗战后所写纪念我的哥哥，2 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系列创作谈谈灭亡谈新生及其他谈家谈春谈秋谈憩园，均提供了更多更详的家族人物及小说“本事”。“文革”结束至晚年所写怀念萧珊小狗包弟我的老家我的哥哥李尧林怀念二叔等，在忏悔中有更多的日常。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向性超越，使人对价值的追寻往往体现于六合之内现实生活的伦理实践，“为仁由已”，“明心见性”；赵园认为“知识人生活中的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在其伦理实践中往往贴合在一起”，日常经验的书写和记录，往往成为反观其内在精神的依凭。家与“家”巴金不但在家（或“激流”三部曲）中，也在自叙性散文里，将自己的家视为中国家族制度的象征，斥其为“专制的王国”“礼教的监狱”。不过巴金的原生家庭，至少在父亲去世前，都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祖父精明能干，“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人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孩子们则尽享天伦之乐一一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中对大家庭孩子们幸福快乐的生活有细致生动的描绘，与家中所写大相径庭。小说虚构的死亡事件，如陈思和所说主要来自理论化的浪漫想象，无法表现大哥的精神痛苦和文化认同。巴金除了将祖父写成罪恶之源，还把二叔李道溥（激流中的三叔高克明）刻画成高老太爷第二，其包办女儿婚姻的专制蛮横，禁止她学英文的狭荒唐，与这位留学生出身的著名大律师身份太违和。实际上，二叔在家寡言温和，很早就给女儿放足；巴金兄弟最初接触的外国小说，就是他所购整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他的“保守”，不过是在长兄离世后勉力承担家庭责任，为维持家族事务鞠尽痒。在给巴金兄弟讲授左传时，二叔推崇不惧暴力“执简以往”的良史精神，常告诚他们“做人”“要有骨气”。正是得到他的帮助，巴金和三哥才得以在大家庭众目滕滕之下离开成都去上海读书。巴金耄之年写怀念二叔，里面有“在我们老家里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的话，以“解铃人”姿态，注销早年对二叔的“简化”和“丑化”。关于家在情节和人物描写上囿于“启蒙神话”的局限，黄子平、刘志荣等皆有精彩分析，巴金构想了一个完美体现五四新文化家的故事，却丧失了“家”所应有的审美性，巴金也承认“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觉新以大哥为原型，然而对大哥，巴金或出于不忍，或为尊者讳，其生命存在和体验的丰富性，基本未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同父异母弟弟李济生曾提到大哥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说“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大哥对外“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宽厚、热情、大方和乐于助人”，他是家族内外公认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他还自学西医、打针，周围人患小毛病他就“主动送药医治，别人也十分乐从”。亲戚们对大哥的评价普遍是“精明能干，温文儒雅”。大哥生前一直在努力成为祖父或父亲一样体面而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一家人“从摇篮到坟墓，无一不由大家庭包办”。而一家之主不光拥有绝对权力，更有无限责任，五四话语通常着眼仕文54文学巴家杨联芬“生之干悔”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巴金也不例外。在人不敷出、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中，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大哥曾出现精神病症，他于深夜独自在大厅轿子里击碎玻璃的一幕，屡次出现在巴金的回忆录和小说中。1 9 2 9 年他与巴金在上海分别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回成都后写给巴金的信，表现出极度的抑郁。从现有资料看，巴金大哥有完美主义心理倾向，“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在金融市场投机，亲友纷纷找他代理，“赚钱是委托人（亲戚）的，亏本则归他自已”，这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稻草。殷海光认为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族长或家长是合模（conformity）的标准。族人或家人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模式行为、价值观念、教育方式等等，都得向他看齐”，因此传统家庭子孙的“孝”，也是“肖”。秋中巴金借觉民之口斥责四叔五叔“不肖”，而现实中大哥的悲剧性就在于他的“肖”。幼弟李济生是遗腹子，生于1 9 1 7 年，念书时已是1 9 2 0 年代，但其接受教育“仍旧老规矩行事，必须先在我家书房读上几年古书”，开学第一天，“由大哥领着走进书房，在照有红色蜡烛、系有红色桌围上摆设着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行过大礼，再向新教书先生叩头跪拜。因之我进新式学校也较迟”。大弟李采臣小时过继给黄姨太，大哥管教甚严。一次采臣外出谎称看戏，大哥问出漏洞后勃然大怒，“手执鸡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亲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说清楚，否则按家法从事，要替父亲教训他”。大哥继承祖训的“家长”一面，巴金在小说中全未涉及。祖父去世分家后，大哥成为长房“管家”，“他看见这一房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知道不到几年就要破产。他自已因为身体不好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事情，个人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这种情形他既不想让家人知道内部的空虚，又担心会丧失死去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却仍然置身在阔亲戚中间充硬汉”。李氏家族在成都还有二伯祖（巴金祖父的堂兄）一支，比祖父一门煊赫，该支二堂伯人称“北门首富”清末成都富人聚居，攀比财富、追求享乐成为富人圈的文化，巴金深恶痛绝，而大哥不幸陷于此，多少染有富家公子气。李济生曾提及，大哥虽很早就承担长房事务，但由于祖父偏爱、经济宽裕，所以“素来花钱大方”，“每逢商场中的店家到了什么新货，或见到了时的新鲜玩意儿，总喜欢买回家，送人或留着自用”。1 9 2 9 年上海之行带回的东西，除书籍、新式留声机和中外唱片外，还有大量生活用品，“单是送给自家人和亲戚的各式各样的皮鞋就装了一口箱子，还有不少衣料和其他东西”。觉新的形象，只是巴金大哥的冰山一角。新与旧巴金承认自己一直处于“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中，内心“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他要背叛的阶级，首先是那养育并给予他无限爱和宽容的家，因此在小说中书写“憎恨”、替本阶级赎罪的同时，内心深处的负疚感却使他常常想到家，梦见父亲，晚年梦见二叔给自己已和三哥讲书。一直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西方文化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却较少分析传统文化在作家人格心理构成中的意义，儒家价值观中的普世性部分在新文化话语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以致巴金研究中存在一个吊地带一一一方面，无论巴金本人还是研究界，一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自由是其基本价值观，而这些都是外来概念；另一方面，巴金坚称母亲“爱的教育”是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源头：“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将他们打骂。”儿时有次三哥“摆起主子的架子”打骂丫鬟，母亲温和制止并淳淳告诫。“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1 9 4 0 年代研究巴金的法国人明兴礼，认为母亲“是巴金的人道主义的第一位教师”。倘若不承认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具有普世性，那么巴金称母亲为“第一位老师”就失去逻辑理由。明兴礼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故毫无障碍地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贯通。1 9 5 8 年姚文元发起巴金作品批判时，几所名校中文系学生经过系统阅读，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巴金对他出身的那个阶级，那个家，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家里的人物还有着依55巴金与“家”文学杨联芬“生之忏悔”：恋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调和、折衷的观点，也严重影响他。”这个判断，刨除阶级论色彩，基本客观。巴金文本内部语言的相互矛盾甚至相互解构，有部分属于其真实的内心体验与时代语言之间的错位。他固然以反传统确立自我，但传统价值伦理通过早年教育对其“心理模块”的“浇筑”，却正是他接受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并对“忏悔”话语天然亲和的主体条件。巴金三兄弟都有仁爱的共性。他说：“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做出自己的奉献。”此亦反映父母性情和家庭文化。大哥自杀后，“人欠的债大半都没法收回，欠人的债却被逼着要还清”，继母卖掉一切、包括自已的养赡田，还清所有欠账。这个失去成年男人的家庭，仍然践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我们从后来巴金与萧珊的小家庭，也看到这样的同质性。很多人都写过巴金夫妇的爱心、无私与真诚。他们抚养朋友遗孤，却从不与外人道。帮助他人，赞助公益，在他们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家：爱的共同体家问世并畅销时，巴金这样表白：“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尽管“事实并不全然这样”，但大哥的自杀，仍像一个契机，使巴金的反叛从纸上落到行动，割断与家庭的联系。然而，他最亲密的三哥李尧林，却为赡养家庭心力交痒，英年早逝。1931年4 月1 8 日，大哥在成都自杀，尧林专程从天津赶到上海，与巴金商量大哥身后事。大哥留下巨额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巴金坚持其“对家庭的看法”，“不愿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尧林默默拾起大哥留下的重担。从此，他按月将薪水寄回成都，为此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包括爱情。三哥离世后，巴金曾写纪念我的哥哥，但未明确提及自己对赡养老家的拒绝；1983年写我的哥哥李尧林，才以更多的细节，间接表达了对三哥的内疚。1941年巴金离家1 8 年后首度回成都，方了解到三哥的奉献与牺牲。大哥的小儿子李致，曾描述过全家每月翘首等待三爸汇款的情形。大哥的外孙李舒说，三外公为赠养老家，“不再有梦，不再有飞翔的天空；他消耗完自己的生命，注人到他所帮助的亲人的体内”。李致很长时间都认为父亲留下一家老小自杀是“不负责任”，并带累了三爸，巴金曾情绪激动地与侄儿争辩，他年轻气盛时，对两位哥哥也表达过类似的不满。巴金有过许多亲人死亡的创伤，但其终生不愈的创伤，是大哥和三哥的早逝，负疚之情一直伴随着他。1 9 4 2 年，巴金正式负担老家生活并供年龄最小的两个孩子上中学。人到中年，他开始了对“家”的眷顾，接替两位哥哥为家人奉献，并在两年以后结束了单身生涯，与相恋八年的萧珊结婚，其小说叙述风格的显著变化，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巴金对爱情和家庭的忠诚，人所称道。1 9 5 0年他将继母和十二妹李瑞珏接来同住，小家庭变成了大家庭。他常去北京开会，并两次赴朝鲜，与萧珊的通信，家庭琐事占相当篇幅，每封信都要问候“妈和大家”，给女儿小林写信则嘱其要“尊敬婆婆”。1 9 5 0 年巴金第一次赴朝时，萧珊给他的信中常提到给九姐汇款、给大嫂汇款。巴金九妹琼如年轻时丧夫，后又丧子。1 9 5 2 年巴金第二次赴朝前给萧珊的信特意嘱吋“九妹的钱从三月份起，在每月1 5 日以前寄出”。1 9 5 5 年九妹移居上海，巴金家也由拥挤的霞飞坊（淮海坊）5 9号搬到今武康路的独栋住所。“文革”时期萧珊病重时，琼如替她扫街，“她和老巴金、萧珊感情非常深”。巴金的挚友，与巴金两个妹妹也情同亲友。1 9 6 0 年1 0 月至1 9 6 1 年2 月，巴金在成都修改作品，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成都市政府专门接待。在给萧珊的信中，他写道：“我感到不安的就是这一座楼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为我单独办伙食。”在成都期间，巴金的社交有相当多是亲属间的。大哥的女儿每天至少有一人来看望，他常把美食留给她们；六叔与他见面最频，而他上门看望的长辈，有大舅母、七舅夫妇、姑母等，给他们送挂面、点心等。萧珊与巴金组成的成员众多、关系复杂的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凭借爱和宽容，终生和睦相处。以反叛大家庭成名的巴金，中年以后却建构出新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爱的共同体，互助、友爱，没有“家长”权威，爱是家庭文化的核心。“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巴金的思与行，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