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境下的黄帝形象及其历史意蕴.pdf

法家语境下的黄帝形象及其历史意蕴王典，姜国峰（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年度重点课题（）作者简介：王典（），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哲学史；姜国峰（），男，黑龙江勃利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化软实力问题。摘要：中华民族的黄帝观主要在先秦时代建立并发展，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涉及黄帝的言论，对理解黄帝文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在诸子百家涉及黄帝的言论中，儒家对黄帝的认可度并不高，道家和法家则相对重视黄帝这一历史形象。在法家思想家的笔下，黄帝拥有的立法者和统一者的形象，标志着法家和黄帝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处于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恰由于黄帝处于中华文明史上的关键节点，其作为中华文明的血缘始祖和人文始祖，方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关键词：法家；黄帝；法治；政治文明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黄帝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之正源。在黄帝文化中，黄帝这一人物是历史角色，也是神话角色，而在先秦诸子对黄帝的描述中，黄帝基本不再被视为神话式的人物，主要作为一位承载了一定理想、理念的世俗君王。先秦时代对黄帝的描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典籍主要采用历史记载的方式对黄帝事迹进行描述；二是某些思想家试图在黄帝的言行、功业中找到与自身思想产生共鸣的点，借助黄帝来增加自身思想的权威性。国内学界对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和各种典籍中描述的黄帝形象历来颇为重视，亦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将先秦时代的“百家言黄帝”当作一个现成的事实，较少分析这一事实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二是在研究先秦诸子所描写的黄帝时以列举为主，较少分析诸子言黄帝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在诸子百家中，法家在先秦思想界的影响力不及作为显学的儒、墨两家，对后世的影响力又远不及儒、道两家。不过，与其他诸子思想相比，法家思想对春秋战国的历史 年 月第 卷第 期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走向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崛起，并最终完成统一。在涉及黄帝的言论中，法家思想家对黄帝的尊崇与全盘肯定昭示了法家思想与黄帝形象两者之间的某种共鸣。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或可为黄帝文化的形成原因觅得新的解释途径。一、儒、墨、道三家黄帝观简述及分析黄帝文化的直接来源固然是黄帝，但在思想文化中见诸古籍经典中的黄帝形象主要是在先秦时代确立起来的。在诸子的笔下，黄帝的形象不尽相同，但黄帝作为征服者、统一者的形象是被普遍承认的。国内学者马平安指出，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人心思治，国家需要统一，具有强大统一意志与军事征服能力的黄帝形象适合了时代与人们想象中的重建大一统 权威 的需要，关于黄帝言行的传说才普遍流行起来”。基于对黄帝作为征服者、统一者的认知，诸子百家根据自身的理论特点和理论需要，对黄帝的重视程度和描述角度有着很大差异。在儒、墨两大显学中，对黄帝的描述较少，这是由儒、墨两家的理论特征决定的。儒家崇尚仁义道德，主张礼治、王道，这样的思想主张与黄帝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形象相悖。因此，在孔子删定的 尚书 中以 尧典 为始，将尧舜而非黄帝定为中华文明之正源。另外，尽管先秦之后的儒家思想将“忠”和“孝”作为核心价值，并为践行“忠”这一价值观的要求实现并维系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但在先秦儒家中基本不存在统一国家这一政治诉求。孔子主要的政治诉求在于克服“礼崩乐坏”，恢复周公时代的礼法秩序，而周公时代的礼法秩序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是非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即分封制），天子只是礼法意义上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提出“民贵君轻”主张的孟子对国家统一更无兴趣。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虽然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有所觉察，但也只是承认国家统一对维系礼治是有益的，并没有强烈的、迫切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 。墨家思想虽在诸多问题上与儒家相左，但其“非攻”思想更加明确地反对武力征服，与儒家反对“霸道”的思想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决定了墨家也不会认可作为武力征服者的黄帝形象，而且墨家提出的“兼爱”思想虽然反对儒家主张的亲疏有别的观念，但在反对政治统一、中央集权这一点上，相比儒家的模糊不清，墨家则更加鲜明彻底。综上，儒、墨两家虽然在人性观、政治观等多方面存在分歧，但都出于各自的思想逻辑没有对黄帝这一形象给予多少关注，也没有通过借助“黄帝言”的方式阐述本家的理论。与儒、墨两家不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述中多次言及黄帝，使得黄帝从此与道家“结缘”。庄子之后黄老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与儒、释两家并列的尊殊地位，使得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黄帝都有着道家君王、得道者这样的形象。庄子对黄帝的描述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从历史退化论的视角论及黄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道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通过以上两段论述可见，庄子秉承了道家“智慧出，有大伪”的文化、政治理念，将现实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类历史从“无为”向“有为”的“堕落”，归结于文明、政治的产生。二是在 庄子天运 和 庄子知北游 中借助“黄帝言”阐述其“道”论思想。在这两篇文章中，黄帝用大段篇幅论述“道”，俨然成为达于道、近于道的理论家，其君王的角色基本“隐退”了。综上可知，庄子对黄帝的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理由有三：首先，庄子批评黄帝的言论并不是针对性的，只是由于黄帝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身份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次，黄帝依然能“使民心一”，其人民依然能保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这样在庄子看来是正确的价值观；最后，黄帝是在 庄子 中唯一能够以第一人称口吻系统性阐释道家核心理论的世俗君王。在 庄子 一书中共有十余处言及黄帝，可见庄子对黄帝的高度关注与总体上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只是从黄帝作为征服者和统一者这样的一般形象中无法推演出庄子言黄帝的原因。首先，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与善于征战杀伐的黄帝形象完全不同。其次，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念也无法与作为统一者的黄帝形象相容。儒、墨两家少言黄帝的逻辑原因，对道家而言依然是有效的。庄子言黄帝，不会是因为要“蹭热度”，也不会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而与“道”同为初始的、本原的存在。在此需着重指出的是，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甚至血脉上的始祖（即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根据），在春秋战国时代尚不是绝对的公论，因为儒家的孔子以尧、舜为始祖，而看重黄帝形象的道家、法家的思想家并不言 年 月第 卷第 期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及黄帝的始祖形象。从对 庄子缮性 的引用可以发现，在先秦思想家看来，黄帝之前有燧人、伏羲，黄帝之后有尧、舜，这些上古时期的华夏民族领袖均有被奉为始祖的理由。因此，黄帝的始祖形象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在构成黄帝始祖形象的必要的、有说服力的条件业已建立后应运而生的，并被司马迁在 史记五帝本纪 中最终确定下来。二、法家语境下黄帝的立法者形象由上节论述可知，在庄子看来，虽然黄帝作为世俗君王有违于“道”，但既然能够为“道”“代言”，那么注定在某些方面又是合乎“道”的。黄帝所合乎的“道”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持历史退化论的庄子那里注定是模糊的，只能在持历史进化论的法家那里被清晰地表述出来。法家产生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是典型的“大争之世”，战争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冠绝古代中国其他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法家人物在思想上追求变法强国，并有强烈的将变法思想付诸政治实践的愿望，通过推动变法运动使国家机器更具效率，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不同于儒家的复古情怀和道家的历史退化论，法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历史进化论，并通过历史进化论论证在当下时代展开变法革新的必要性。在反映商鞅变法思想的 商君书 的第一篇 更法 中，反对变法的杜挚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观点，公孙鞅（即商鞅）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段文字中的“诛”大概指法律、刑罚的意思，“诛而不怒”即适度运用法律、刑罚。若以黄帝为着眼点分析这段文字，可得出两个方面的信息：古代诸君王的统治经历了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一变迁以黄帝为界；自黄帝起，君王主要使用法治而非教化的方式进行统治。在 画策 篇中，商君书 的作者更具体地指出，在黄帝之前的“神农之世”，是“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淳朴的原始社会，而在“神农既没”之后，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事情，“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以今天的话来讲，黄帝在神农之后建立的礼法、刑罚、军队等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机器是文明社会建立的标志。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黄帝被奉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乃至血缘始祖的根本原因在于，黄帝的事迹能最集中地体现国家机器的建立。基于此逻辑事实，黄帝作为“中华文明之正源”意义下的始祖就有了历史必然性。虽然 商君书 提及黄帝处只有以上寥寥数言，但作者对黄帝的认知十分深刻，也符合当今学界对黄帝的一般定位，即黄帝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君王。法家能对黄帝有如此精准的认知，原因在于法家与黄帝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黄帝与法家都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前者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后者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法家思想家对处于大变革时期的自身历史命运的认知，或使法家思想家对黄帝产生“共情”。二是黄帝建立法律刑罚的事迹使得法家思想家为其崇尚法治的思想找到了历史根据。管子有言：“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韩非子在 五蠹 中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认为儒、侠会使法治败坏，导致“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可见，法家思想家充分认可黄帝作为法治君王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将黄帝视为上古时期的理想君王。综上可知，法家所认知的黄帝是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相关的，黄帝在法家的言论中是立法者、法治君王的形象。按今天的历史观来看，法律的建立是文明建立最清晰、最有说服力的体现。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黄帝作为立法者的形象，也是与其人文始祖、文明建立者的形象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儒家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德治而非法治，使得黄帝的立法者形象不够清晰，而先秦时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要求以具体的、逻辑清楚的成文法取代在过去的贵族社会中模糊的、逻辑混乱的习惯法，法家的变法运动实际上也是重新立法的运动。因此，黄帝的立法者形象在法家这里是清晰的。黄帝的立法事迹关系到华夏文明的从无到有，意义之重大无须赘言，这也是黄帝在中华文明中享有尊殊地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三、法家语境下黄帝的统一者形象如上文所述，黄帝所处的时代是初步摆脱了原始社会的文明社会时代，这个早期的文明社会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和国家机器的出现则与战争和军队相关。在古代中国，黄帝武力征服者、统一者的形象是其有别于上古时期其他君王的鲜明特征。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黄帝的“武功”主要有二：一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 野。三 战，然 后 得 其志”，通过与炎帝的三次战争使其降服。二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彻底完成黄河王典，姜国峰法家语境下的黄帝形象及其历史意蕴流域华夏部族的统一。除了以上两点，先秦诸子的典籍中还言及黄帝征服四帝的战功，兵家鼻祖孙武有言：“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墨子 有言：“帝以甲乙杀青龙于西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东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里提到的四龙实际上是四帝。可见，虽然古代文献对黄帝参与的战争缺少直接描写，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首位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统一的君王的形象依然是被普遍认可并深入人心的。另外，在 史记 中有在黄帝时代“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记载，说明黄帝时代官僚制度已初步建立。通过官僚制度实现国家内部的、政治层面的统一是法家着重关注并力求付诸行动的。分封制是商周时代基本的政治制度，但在战国时则暴露出种种问题。一是分封制容易使君主的下属封臣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军队、物质财富，封臣可借由自身的强大实力推翻君主。开启战国时代的三家分晋，以及后来的田氏代齐，都是分封制下“犯上作乱”的典型事件。二是分封制难以充分调动国家的全部资源，因为国家事务不是封臣的“自家事”，所以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往往全赖封臣的自觉。在战国时代，动辄数十万军民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必须调动举国之力，这使分封制的缺陷进一步暴露。在战国之后秦朝建立，分封制废除，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即官僚制度为主，并持续两千多年。在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仍是非常模糊的观念，而法家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普遍意识到，国家统一不仅仅体现为领土统一，更体现为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国家经济等国家内部层面上的统一，这样的观念在法家论及黄帝的一些言论中有所体现。韩非子有言：“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韩非子借用黄帝言，说明君臣之间的紧张复杂关系，阐释其强调君权集中的思想。管子 有言：“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这段话也反映出君主掌握权力的必要性。管子 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有一段比较详尽的论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国家统一的直接办法是通过控制矿石经济从而控制兵器制造，进而剪除地方武装势力。这样的办法一旦不能顺利施行，就会出现“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的情况，最终导致“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遍野”。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法家有比较清晰的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观念，而且法家看重的并非只是武力的统一，而是通过君主权力、政治制度、经济办法等实现国家内部的深度统一。在实践层面，这种深度统一集中体现在商鞅变法时期建立的郡县制度中，通过“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使国家的权力中枢能通过其任命的官吏直接管控地方治理。由以上论述可知，法家思想与黄帝事迹在政治统一这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由此可增进以下两个方面的认知：一是法家思想一般被认为是注重法治的“刑名之学”，看重一个“法”字，但实际上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实现政治上的深彻统一，是法家思想重要的部分。从逻辑上讲，法治为政治统一服务，而不是相反。从史实上讲，商鞅完成变法后身死族灭，首要原因在于郡县制的建立触怒了分封制下的传统贵族。可见，法家的核心主张及其在实践领域中对抗的政治势力都是围绕政治统一这一问题。二是黄帝时代官僚制度和法律的初步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就拥有了比较发达的政治文明，也彰显了古代中国历来注重发展政治文明的优良传统。在战国时代由法家建立并在历史中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即官僚制度，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在世界的政治制度史上也是十分超前的。通过对法家语境下黄帝形象的分析可知，黄帝被奉为中华文明人文始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黄帝是社会历史变迁之际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建立者，黄帝形象使得当下中国所倡导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历史和历史哲学这样更广阔的领域得以延伸。参 考 文 献 马平安 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 北京：团结出版社，张松 荀子、法家与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形成：荀子思想中的法家因素及其政治学实质 孔子研究，（）：，庄周 庄子 北京：中华书局，道德经 张景，张松辉，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商君书 北京：中华书局，管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韩非 韩非子 北京：中华书局，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孙武 孙子兵法 藏宪注，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墨子 蒋重母，邓海霞，译 长沙：岳麓书社，年 月第 卷第 期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