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龙 岩 学 院 学 报 经济管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陈培彬，黄美娇（龙岩学院 福建龙岩；福建商学院 福建福州）摘要：社会信任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根基所在，是保障乡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 的大样本数据，综合运用 以及 等计量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这一结论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时长与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并非保持简单的线性关系，在 周的临界值内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会提高，临界值之外，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会下降；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重构的微观作用机理会通过提高主观生活满意度以及改善人际关系感知两种途径而实现。关键词：互联网使用；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机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截至 年全国行政村的宽带覆盖率已超过，农村居民入网用户基数突破 亿户，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十分显著。作为一种现代技术赋能的社交媒介，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社交方式并重新定义了社交空间概念，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在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探析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重构的内在逻辑逐渐上升为乡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自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陌生人理论论证了信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之后，社会信任就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并经久不衰。在经济学视域下，信任是保障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根基所在。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成为除法律法规及道德之外的约束网络经济体行为的一项重要替代工具。但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和 提出电话等公共设施建设在加快信息流动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情感联结，有助于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一方面不断解构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信息传播媒介的公共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在持续推动公开透明的社会舆论公共空间构建，逐渐消弭了长期横亘于公众人物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鸿沟，此外，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子政务平台强化了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提高了群众的政治信任程度。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陈培彬，男，福建泉州人，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信作者：黄美娇，江西九江人，福建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与人力资源管理。基金项目：龙岩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互联网嵌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影响研究”（）；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闽西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路径创新研究（）。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基于网络环境所塑造的社会关系更具易碎性，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所建立的社会信任同样缺乏可靠的现实保障。并且，互联网信息的混杂失真往往容易导致官方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受损。因此，依赖于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青年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往往显著低于那些通过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获取信息的青年。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是一种类似于倒 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当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与商家实现了成功的市场交易合作后，双方的社会信任水平均会得到明显提升，当网络主体遭受欺诈等不愉快的电商经历时，利益受损的一方将会改变社会信任选择倾向。则认为，作为一个服务于信息传递的媒介工具，互联网使用只是为社交网络的维护提供便捷渠道，与个体社会信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联系。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还存在几点不足，第一，缺乏对农村中老年人群体的深度分析。关于农村中老年人的讨论仅仅是作为异质性检验的内容之一，分析深度有待挖掘。第二，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微观作用机理仍然相对模糊。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农村中老年人群体，基于 数据筛选农村中老年人单独样本并综合运用、等计量策略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第二，尝试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际关系感知与主观生活满意度两个视角解释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机理。二、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加速了留守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流失，日渐收缩的社交网络不断加剧农村中老年人的孤独感，进而抑制了他们的社会融入意愿，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在日复一日的自我封闭中，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逐渐消弭，社交意愿也日益减弱。进入信息时代后，在数字经济的裹挟下，农村中老年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互联网浪潮，越来越多的农村中老年人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就业参与、重塑了人际关系网络，加速了再社会化进程，进而重构了社会信任。此外，移动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激化了互联网企业的竞争，短视频、网络购物平台以及移动游戏软件等携带浓厚社交属性的软件逐渐下沉至农村中老年人群体，毋庸置疑，移动 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线上互动模式也推动农村中老年人与陌生人的社交关系重构，社交网络的外延意味着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途径与空间更加广泛化与多元化，有助于强化社会信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重构有以下微观传导机理。第一，互联网使用正向改善了农村中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感知。一方面，社交平台为亲情友情等情感的维系与加深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农村中老年人的人际交往范围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的固定空间，而随着线上交流互动频率的增加，社会信任随之被逐步重构。第二，互联网使用改善了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生活满意度，提高了社会信任程度。根据活动理论，个体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往往会因为社会角色中断而陷入抑郁的精神状态，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于农村中老年人而言，子女外出务工的留守状态不仅容易引发情绪低落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也因为农村就业机会缺失而难以合理定位自身的社会角色，削弱了社交意愿，降低了社会信任程度。近年来，农村电商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再次就业的概率。此外，日益健全的监管机制以及透明公开的电子政务体系建设也强化了农村中老年人对于基层政府与正式制度的信心，建立在工作基础上的自我价值实现不断充实农村中老年人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进一步催化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意愿，促进了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互联网使用会通过提高主观幸福感与改善人际关系感知的微观作用机理而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重构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综上所述，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图，如图 所示。图 互联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机理分析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中老年人，考虑到户籍制度之于农村居民代表了土地、政策及制度等层面的重要意义，因此首先将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居民界定为农村居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年龄限制为 岁及以上，经过条件筛选与数据清洗，最终获得样本量为 个。（二）变量设置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水平具体的替代指标选取 问卷中的问题“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将“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赋值为，将“要越小心越好”赋值为。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体现在 问卷中的具体问题分别为“是否移动上网”以及“是否电脑上网”，无论是否移动或电脑上网，只要二者占其一，均视为互联网使用，赋值为，否则，赋值为。中介变量本文根据机制分析设置了人际关系感知与主观生活满意度两个中介变量，其中，人际关系感知选取问卷问题“人缘关系有多好？”替代，选项为 分的主观打分，分表示最低，分表示最高。主观生活满意度选取问卷问题“您有多幸福”替代，选项为 的主观打分，分表示最低，分表示最高。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避免因遗漏变量所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本研究从个体内在特征、家庭资源禀赋以及社区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加入控制变量，个体内在特征层面，选取变量为年龄、性别、最高学历、婚姻状态、税后月收入、宗教信仰、自评健康、家中是否有人个体经营，整理后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表 所示。表 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含义及赋值样本量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水平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要越小心越好”）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否；是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周业余上网时长使用时长的平方每周业余上网时长的平方（对数）中介变量人际关系感知人缘关系有多好（分代表最低，分代表最高）主观生活满意度您有多幸福（分代表最低，分代表最高）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续表）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含义及赋值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控制变量年龄受访者年龄性别女，男最高学历文盲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大专；大学及以上婚姻状态无配偶；有配偶税后月收入每月税后收入非农就业工作是农业工作还是非农工作（农业工作 ；非农工作）宗教信仰是否是宗教信仰团体成员（否；是）自评健康“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个体经营过去 个月。家中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否；是）由表 可知，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的均值为；互联网使用的均值为，表明受访样本中约有的农村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中介变量层面，人际关系感知均值为 分，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控制变量层面，受访样本的年龄均值为 岁；性别均值，男性略多于女性；最高学历均值为；宗教信仰的均值为；婚姻状态均值为；税后月收入均值为 元；自评健康均值为；家庭成员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为。（三）模型构建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为“是”与“否”的二项选择变量，因此，本研究构建二分类 模型，如公式（）所示 ()（）（）式（）中，指代第 个指标变量，指代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类别中的二分类变量，分别赋值为 和，此外，为了衡量在研究中无法直接观测的影响农村中社会信任水平的变量，构建潜在变量 的方程式，如公式（）。（）式（）中，指代自变量，指代待估参数向量，为截距项，在计算 和 的参数估计基础上，可以得到测量结果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取值概率，如公式（）所示。()（）（）（）四、实证分析（一）平均边际效应计算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 模型，并且，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同时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地区之间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四列结果分别对应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及平均边际效应计算、加入年龄二次项以观测社会信任水平与年龄的函数关系是否存在转折点、互联网使用时长及使用时长二次项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与平均边际效应计算。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变量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时长（）（）使用时长平方（）（）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最高学历（）（）（）（）婚姻状态（）（）（）（）税后月收入（）（）（）（）非农就业（）（）（）（）宗教信仰（）（）（）（）自评健康（）（）（）（）个体经营（）（）（）（）截距项（）（）省份固定效应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由表 结果可知，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无论是互联网使用及互联网使用时长，均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产生正向影响且在 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具体而言，相对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村中老年人而言，使用互联网会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概率提升，同时，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周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同样会提高，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图 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与互联网使用时长二次项的拟合函数图是，引入使用时长二次项后，影响方向转变为负，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时长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产生负向效应的极值点，考虑到可能存在单调且凸的伪“”型函数关系会影响对非线性关系的判断，因此进一步利用 命令进行验证，通过求导得到拐点值为 小时，表明当互联网使用时长超过 小时 周时，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周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会下降，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与互联网使用时长二次项的拟合函数如图 图 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与年龄二次项的拟合函数图所示。控制变量层面，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与年龄同样存在倒“”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具体而言，在 岁的临界值之内，年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 村 中 老 年 人 社 会 信 任 概 率 会 降 低，临界值之外，年龄每增加一个标 准差，农 村 中 老 年 人 社 会 信 任 概 率 会 提 高。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与年龄二次项的拟合函数如图 所示。此外，与女性农村中老年人相比，男性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提高，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社会信任概率下降，与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有宗教信仰的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概率降低，自评健康每提高一个等级，社会信任概率提高。（二）内生性问题克服（）为克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引入 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法以求取更加准确的互联网嵌入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及就业参与影响的净效应。表 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确实能够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提升以及提高就业参与概率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至此，假设 得到验证。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 处理效应匹配方法样本平均处理效应（）标准误 值近邻匹配匹配前 匹配后半径匹配匹配前 匹配后卡尺内的 近邻匹配匹配前 匹配后核匹配匹配前 匹配后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匹配前 匹配后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三）影响机制讨论选取“对自己生活满意度”“人缘关系有多好？”分别作为主观生活满意度和人际关系感知的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 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确实会通过主观生活满意度及人际关系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至此，假设 得到验证。表 主观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分析变量社会信任主观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感知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互联网使用（）（）（）（）（）主观生活满意度（）（）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五、讨论与分析由于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农村居民的入网可得性往往滞后于城镇居民，互联网之于农村中老年人仍然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入网基数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学术界对于数字鸿沟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内在逻辑的关注起步较晚。从现实影响路径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倾向的作用路径并不是十分明晰。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无形中造成了个体之间的线下联系日益缩减，加剧了社会孤立，并且，互联网使用会导致人们对技术更加充满期待的同时弱化对他人期待的矛盾局面，最终后果可能是人们虽然彼此联系却无法获得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互联网嵌入也激活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意愿，增加了社会参与经历，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因此，关于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值得深入探讨。本研究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同时也要注意使用时间的把握，研究结论揭示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培养的现实意义，协同推进农村中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与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是深化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探索方向之一。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总结隐含其中的政策含义。其一，使用时长适度干预，“少食多餐”推而广之。事实上，由于农村中老年人均是具备独立思考的成年人，故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中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时长过度问题常常被忽略，其负面作用也鲜有讨论。而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必要兼顾农村中老年人入网数量与互联网使用质量的协同推进，依托家庭单位适度干预农村中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可考虑引入中医养生的思想精髓，积极推广“少食多餐”制的互联网使用模式，适当增加使用频率的同时合理把握单次使用时长，引导个体在使用过程中因人而异地寻求时长与频率协调把控的最优解，促进社会信任效应的帕累托改进。其二，借力打力释放内嵌于年龄增长的“否极泰来”效应，关注互联网在中年人群体中的应用。本研究结论意味着高龄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普遍偏好，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心态更胜一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哲学思想相互呼应，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有必要讨论不同年龄段的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赋能策略，一方面在进行互联网技能提升时可考虑向低龄层农村中老年适度倾斜关注度，另一方面加大激活高龄老年人的入网意愿。其三，构建农村社区线上社交空间，改善农村中老年人人际关系感知，提高主观生活满意度。数字时代背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经济管理景下，技术赋能使得农村中老年人依靠网络就可以实现社交网络的维护与延伸，而通过线上互动频率的增加，农村中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感知及生活满意度均能够得到持续的正向反馈，进而驱动社会信任重构。因此，在为农村中老年人互联网可及性铺路搭桥的同时还需要同时关注线上社交空间的营造，可考虑以老年人关爱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创建为基础，牵头举办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有机结合线下活动策划的契机，构建线上“熟人社会”，强化网络声誉机制，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参考文献：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年），（）：李涛，黄纯纯，何兴强，等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蔡丹旦，于凤霞分享经济重构社会关系电子政务，（）：，？，（）：金兼斌网络时代的社会信任建构：一个分析框架理论月刊，（）：王伟同，周佳音互联网与社会信任：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财贸经济，（）：王华华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管金平社会基本信任形态在网络环境中的范式更迭与制度回应学习与实践，（）：祝阳，雷莹网络的社会风险放大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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