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以社区档案馆为例.pdf

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以社区档案馆为例刘 晗 聂远征*摘 要：公共空间的媒介化从本质上体现了空间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空间转向思维不仅突破了对传统传播活动的认知，也使得空间被重新认识为一种媒介形式。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文化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档案馆等公共空间在文化赋权的基础上，通过物理空间形态和精神空间形态的改造升级，生成具有人文特质、记忆特质和交流特质的媒介化实践特征，为基层公共空间的拓展提供新思维、新路径。基于文化治理的档案馆空间建设，需要文化治理主体融入传播思维，通过主体建设、资源建设和技术建设，构建人文媒介空间、记忆媒介空间、交流媒介空间，开创基层文化治理的新格局。关键词：文化治理 公共空间 媒介化 社区档案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之下，我国基层文化治理逐渐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需要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以及“提高*刘晗（1982），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记忆、文化产业等方面研究，电子邮箱：liuhan ；聂远征（1978），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传播、媒介发展史等方面研究，电子邮箱：20050029 。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统筹推进文化建设及其布局。在基层文化治理的过程中，社区档案馆等公共空间作为连接社区公众以及社区内外的空间场域，不仅为社区公众提供记忆共建共享的场所，也成为社区公共文化沟通、生发热点话题的交流场域，具备了传递信息、沟通情感、记忆存储、教育宣传等媒介之责，成为具有媒介性质或曰“媒介化”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媒介化从本质上体现了空间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对具有哲理意义的概念关联最早由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在 传播的偏倚 一书中所论及，他指出传播媒介不仅具有“时间偏倚”的属性，同时也具有“空间偏倚”的属性，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表征赋予其媒介的性质。受其影响，麦克卢汉在著名的“地球村”概念中也描述了电子媒介所引起的“时空收缩”状态，论述了媒介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拟剧理论”进一步对这一关系范畴所带来的人的行为改变以及新的空间情境构造进行了研究，此后，由这一新的关系视角引发的对于空间实践的媒介化探讨和传播活动中的空间审视相关议题越来越成为传播学界一种新的研究旨趣。这种具有“空间转向”意义的思维变革突破了对传统传播活动的认知，传播媒介不再局限于负载文字、图像等信息的功能性媒介，而从“信息的中介体”转向“万物互联的中介体”。国内学者也逐渐将实体空间看作一种传播媒介，不断深化对于“空间媒介化”的探讨，并主要呈现出两种思考维度，其一探讨空间本体本身及其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媒介属性，其二探讨空间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新媒体发展推动下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特征。随着媒介融合化程度的不断增强，“空间”所具有的媒介化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和挖掘，涵盖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空间概念构成了传播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正是16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聂远征：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媒体融合发展与社区治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高兴：公共文化空间的空间媒介化传播实践探析 以武汉昙华林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20，第 8 11 页。在这一背景下，公共空间的媒介化在基层社区已开始体现，包括传统意义上更具有行政属性的档案馆等公共空间也逐渐更具有交流性、文化性和服务性，社区档案馆从建立起就突破了以往单向度的信息保存容器的功能，而转变为一种具有互动性、可沟通、可生发的传播媒介，对社区关系和社区主体行为构建、社区文化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一 基于文化治理的档案馆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空间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战后世界的各种城市危机引发人们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对空间的认知从“中立的容纳社会行动的容器”，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福柯的“另类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等，都体现了人们对现世生活日常和生存环境的反思。将空间理论引入公共空间实践，赋予档案馆“社会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空间”“信息共享空间”“休闲娱乐空间”等更为多元的空间内涵与活力阐释，为档案馆作为文化主体参与文化治理提供了更具合法性与更具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1.基于文化治理的档案馆空间研究基础对基于文化治理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中国知网上关于档案空间的研究最早是 2002 年郭红解发表的 档案馆的“公共空间”，后郭红解、黄项飞、张芳霖与王辉、周林兴、丁云芝等先后从不同视角对档案馆空间问题进行了研究，侧重从文化性、休闲性等方面对公共空间的文化建设、空间拓展、空间发展阻碍与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探讨，不断拓展了档案馆空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26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王凯元：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9 期。苏君华、李莎：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档案馆空间认知研究，档案管理 2016 年第 4 期。郭红解：档案馆的“公共空间”，中国档案 2002 年第 5 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馆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一步变革，档案馆空间延展到数字领域，形成一种范围更为广泛、形式更为多元、交流更为深刻的新型空间形态，有力地推动着国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因此，对档案馆数字空间、虚拟空间的探索也成为档案馆空间研究的重要视角。苏君华、李莎针对如何构建档案馆第三空间提出了网络品牌策略，倪晓春倡导构建开放自由的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王培三认为要通过档案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来提供网络公共文化服务，王维蛟在硕士论文中专章论述了档案馆数字空间的再造，李晶伟、夏海超探讨了社群信息学空间理论与档案工作空间拓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档案馆空间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年时间，追溯这一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档案馆空间研究初始就与档案馆的公共属性和文化功能紧密相连。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越来越强调社会文化治理的功能，档案馆空间研究的内涵与深度也亟待提高。现有研究多从内部要素或外部环境的分析视角探讨档案馆空间建设的途径，但对档案馆空间的媒介属性、精神文化拓展层面的研究还未涉及，不仅需要继续深化对于档案馆这一公共空间的理论认知，还需要从媒介化实践的视角探求这一特殊空间形成再造的路径。2.文化治理中的档案馆空间媒介化实践国外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实践相对较早，发展至今档案馆建筑内不仅有保管档案的库房，提供业务办理和利用服务的办公区、服务区，还有对外开放交流的展厅、礼堂、多功能厅，以及接待厅、休闲娱乐区等，充分体现了对公众需求与利益的重视，拓展了档案馆与公众之36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苏君华、李莎：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档案馆空间认知研究，档案管理 2016 年第 4 期。倪晓春：关于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思考，档案学通讯 2015 年第 2 期。王培三：档案馆构建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效方式，北京档案 2013 年第 1 期。王维蛟：档案馆空间再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8，第 50 页。李晶伟、夏海超：基于社群信息学空间视角的档案工作空间拓展，档案建设 2017 年第 8 期。间的交流互动。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根据馆藏特点和实际需求，将公众较为关注的美国第一部宪法、独立宣言 和 人权法案 档案仿真副本陈列于该馆圆形大厅；开设了永久展厅“公共保险库”，展出包括文件、图纸、照片、影音剪辑等在内的 1000 多件档案；麦高恩剧院开辟了专门的对外交流席位，向公众定期开设专题讲座、学习研讨会、影片交流会等；波音学习中心常年为各类家庭、师生群体提供手工作坊活动、行动学习实验室。英国公共档案馆内不仅设有展览大厅和休闲文化区，还在展厅的显著位置设置了大型电子屏幕，通过大屏滚动播报形式展示馆内珍品；此外，档案馆还与新闻媒体时刻保持联系，对场馆依托各种特色馆藏资源定期举办的公共活动进行报道与传播。捷克档案馆借鉴图书馆、博物馆等空间设计理念，在馆内不仅开设有研讨室、自习室等学习交流区域，还设计了管弦乐队表演等演示区域。国内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相对较为缓慢，不仅晚于国外档案馆的场馆空间建设，相较于国内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来说，也显得过于迟缓，这与我国档案馆传统的辅政形象和机关工作的性质不无关系。不过随着文化治理的逐步推进，档案界对档案馆公共文化属性的认同和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的提升，我国各级档案馆也逐渐开始了档案馆公共空间的构建，近两年的展厅展览活动逐步开展起来，部分地区档案馆的空间建设走在了前列。如上海浦东新区档案馆与上海市科技馆、源深体育中心，形成文体综合社会公共服务带，展示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景观和原始记录；辽宁省档案馆新馆与辽宁省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组成辽宁文化建筑群，举行特色文化资源展览，传递人类记忆及进行社会传承；深圳市档案馆与方志馆合建，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建筑、资源和服务上有所创新；广州市档案馆新馆利用新科技互动体验项目，使公众仿佛置身于历史记忆的长廊之中；青岛市档案馆提出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智慧档案馆建设目标。46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黄霄羽、杨青青：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探析及启示，档案学研究 2018年第 6 期。不仅公共文化空间在档案馆布局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基层文化治理中社区档案馆的空间实践也逐渐开展起来。随着社区档案馆的逐步建立，一方面通过“公民档案员”等公众参与机制拓宽了社区公众参与记忆建构的渠道，赋予社区公众讲述个人故事和保留历史记忆的权利；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体制内外主体之间的畅联沟通平台。基于国外实践成果，社区的公众参与式管理可分为“社群独立保管”“主流档案馆主导”“社群成员主导”三种社群档案管理模式。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档案项目就是通过与原住民社区合作，赋予社区成员在线管理的权限，实现知识管理、文化保护和社区归档的目标。我国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勐马档案”项目也利用了社区共建的机制，帮助云南孟连县勐马寨傣族村民自发保护、传承本民族文化遗产。傣族村民在文化机构和专家的引导下，回忆、讲述、记录自己村落的文化传统，包括记录本民族语言文字、民间文学、历法知识等，传承各种节庆习俗、饮食生产活动，推广佛事活动，出版系列书籍，形成了以傣族村民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建言机制，借助对这些回忆的整理和傣族居民的“集体智慧”，形成了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对档案收集和保管的需求也迅速提升，不少城市社区档案馆悄然兴起，武汉市第一家社区档案馆建立在洪山区茶港社区，馆内目前已收藏并开放了 2020 年抗疫时期的相关原始记录，包括社区干部、下沉干部拍摄的 23 段短视频、6973张照片，居民购物小票 265 张、疫情实物 75 件，真实记录了当时抗疫的实景。此外，网络虚拟社区也已成为不少社区公众传播与交流文化的重要场域。网络社区可谓最能体现新媒体补偿机制的一种载体，其可以弥补现实社区功能的不足，帮助现代社会中分散各地的居民实现重新聚合。56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陈海玉、赵冉、彭金花：公众参与少数民族档案文献资源建设的行动分析模型，档案学研究 2020 年第 5 期。黄霄羽、陈可彦：论社群档案工作参与模式，档案学通讯 2017 年第 5 期。一方面，网络社区有助于重建居民口头传播文化，通过对一些口头传播文化，如歌曲演唱、乐器演奏、舞蹈表演、传统习俗、民间技艺的“记录与保存、扩散与传播、学习与传承”，拓展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网络社区互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文化政策实施形成合力，帮助政府与社区意见领袖、文化传承人、社区组织、民间艺术家之间形成良好沟通机制和积极的行动力，从而营建出全社会关注民间文化、保护传承民间记忆的基层文化治理生态。二 基层文化治理中媒介化的社区档案馆空间实体研究社区档案馆是基层文化治理中利用公共文化空间服务于社区公众，调动社区主体进行公共文化建设的空间实体。在基层文化治理中，它以满足社区公众档案文化需求为目标，公众可以自由地参与空间中的档案文化产品展示和文化交流活动，这赋予了社区档案馆成为向公众提供均等档案文化服务的一种媒介形态。在数字化时代，社区公众获取档案信息及服务的方式发生着改变，档案馆的实体空间进一步延伸至虚拟形态的数字空间，与实体档案馆空间并存，构成档案馆空间的两种基本形态，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文化服务。1.两种基本的媒介空间形态档案馆空间依据空间的内涵与属性，可以划分为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两种基本的媒介空间形态。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档案馆实体空间的改造，即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改造，包括建筑格局和空间内外环境氛围的营造，即在改造档案馆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加之以绿化、阅读、休闲、互动等场所环境的辅饰，从而使档案馆的实体空间更具有休闲性、审美性和交流性。数字空间，即“以档案信息为主体的虚拟数字形态空间”，数字空间的形成是数字变革所带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更新，使得66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王维蛟：档案馆空间再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8，第 5 页。档案信息与档案载体相分离的结果。目前，我国档案馆整体上正在开展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集聚数字档案资源，形成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的转型。档案馆普遍采用计算机归档、检索及查询，提供在线阅读、远程咨询利用、用户自助式咨询传递等服务，此外，还借助网络媒介进行档案文化活动的宣传，提供网络在线教育、在线展示等多元化服务，不断拓展着档案文化传播的范围。无论是实体空间还是数字空间，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所包含的范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空间形态”，而且包含了档案馆空间实体在内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学、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场域”。换言之，档案馆可以空间为媒，形成与公众之间深层互动和联系的精神纽带。这种精神世界一方面代表了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传播机构自身蕴含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代表了用户利用档案和参与档案文化活动时所获得的精神的愉悦、满足。这就需要档案馆充分挖掘空间内涵，拓展空间服务，利用特色馆藏资源、特色服务形式、特色布景环境、特色场所形式等塑造独特的媒介空间和文化品牌。2.多元并存的媒介空间特质基于文化治理的档案馆空间，具有基本的公共属性和文化属性。它应该作为开放、平等、自由对话的公共“环境”、“场所”和“交流平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以达到满足公众对档案文化的需求，实现档案文化传播的作用，由此构成的档案馆媒介空间具有人文性、记忆性、交流性等多元并存的空间特质。档案馆媒介空间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质。滕春娥认为，档案馆馆藏资源的天然属性和特征，使其具有文化性、公益性、均等性、开放性等文化特质；周林兴等提出重新审视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底蕴，充76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丁云芝：我国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8，第7 页。张兴：“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图书馆空间研究述评，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7 年第2 期。滕春娥：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档案馆文化空间建设研究，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第 12 期。分发挥其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王培三指出档案馆构建公共文化空间，是体现档案馆社会性、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开放性、现代性的途径和形式之一；丁宁则指出保障公众文化权利、增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凝聚力，是档案馆必须关注的两个方面。基于上述认识，社区档案馆作为传递社区文化的一种媒介形态，其人文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档案馆有责任保障社区公民的文化需求，有义务依托馆藏资源提供各种形式的学习交流展示活动，提高社区公民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其次，档案馆应向全体社区公民免费开放，倡导公民共建资源共享资源，在开放允许范围内根据公众意见满足其多样的个性化需求；最后，档案馆应以专业又有趣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社区公众的广泛参与，使档案馆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精神栖居之所，成为推动社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及传承中华文化、传递国家精神的重要场所。档案馆媒介空间具有独特的记忆特质。从记忆观的视角来说，档案就是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中心和传承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档案馆就开始了保存人类记忆的项目。进入 21 世纪以后，记忆工程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拓展，世界各国公共文化机构联合开展了数字资源整合运动，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记忆机构在内的各种资源整合项目都是针对社会公众共享人类文化和知识的重要记忆实践。档案馆成为记忆建构的空间场域，是社会记忆最为集中和安全的汇聚之地、创造之地、传承之地。在后保管模式之下，随着档案工作者的角色转型，档案馆也逐渐从“档案保管场所”演变为“记忆实践的空间”。这一空间印证着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无论是“蕴含记86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周林兴、何卓立、苏龙高娃：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的 SWOT 分析及优化策略，档案学通讯 2014 年第 5 期。王培三：档案馆构建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效方式，北京档案 2013 年第 1 期。丁宁：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述评，档案 2015 年第 10 期。欧文斯、李音：档案馆：记忆的中心和传承者，中国档案 2011 年第 4 期。唐义：文化部和国家档案局合作：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力度的迫切需求，图书情报知识 2016 年第 4 期。忆的场所”，还是“具有纪念性的地点”或“功能性的物件”，都是集体记忆中最广泛、最真实、最安全的记忆之源。同时，根据阿莱德阿斯曼关于记忆的两种分类，记忆有着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分，“功能记忆是具有价值塑造与表达身份认同的记忆”；与之相对应，存储记忆是“无人栖居”之所和“记忆的记忆”，它包含着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各种“残片”，提供对功能记忆进行补充校正的多角度资料。档案馆正好拥有这两种记忆支持功能，既是功能记忆建构的主要场所，又负责记忆资源的安全存储，“抵御着日常记忆中的遗忘或是有意识的隐藏”。它具备名副其实的“记忆机构”之名，与其他同类型的文化机构或社会组织一样，以自身充足的资源服务于社会记忆的功能校正和群体认同。在我国，部分档案馆通过馆藏特色资源的展示，凸显了档案馆的记忆特质。如我国辽宁档案馆举办的“清代皇室档案展”“中国档案珍品巡回展”等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历史千年兴衰罔替、风云变幻的恢宏历程，使公众沉浸在这一具有深度历史感受的记忆空间。未来社区档案馆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突出的记忆特质参与到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建设中来。国内关于档案馆空间交流性的专门研究较少，相比来说国外对档案馆的建设与研究更突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从国内外档案馆的实践可以看出，档案馆空间的设计越来越重视公众的体验、参与和互动，档案馆功能空间构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三段式”保存空间、加工空间、利用空间 的设计，而且更注重档案馆空间的交互式体验，总体功能上也呈现出多元多义性。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给空间设计带来的巨大变革，空间环境作为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现，集合了多种感知媒介，将交互性渗透于空间的本质之中，营造出新型的智慧媒介空间。这种交流性在档案馆的数字空间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在线档案信息平96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丁华东：记忆场理论与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思考，浙江档案 2019 年第 7 期。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年第 3 期。台，公众可以自由地阅览、休闲，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尤其是近年来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为社区公众与档案馆之间提供了更多交流的途径。美国国家档案馆已经在 13 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了一百多个项目，另外，还开设了两个专门体现其社交媒体战略核心理念的社会媒体应用平台、板块，即 Our Archives Wiki 和 Citizen Archivist Dashboard；加拿大档案馆也开始大量运用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Flickr 和 Blogs 等热门媒介；英国的 Online Social Media Archive 项目，也是社交媒体运用的一个典范。社交媒体应用的经验适用于基层文化治理，尤其对于社区档案馆空间而言，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互动更有利于保护社区公众隐私，更有利于档案馆公共空间成为真正交流互动的社区媒介。三 基层文化治理中档案馆空间媒介化拓展研究如果将空间仅仅作为一种承载物体的容器，大于物体体积的空间拓展就显得毫无意义。然而空间一旦与人发生关联，成为空间之于人的媒介载体，两者就会相互创造与影响，用户不仅能获得空间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空间表达的文化意义，还能将自身的审美思想和文化观念通过对空间的感受动态地传递出去。档案馆空间即是如此，从物质层面而言，公众与档案馆空间的交互会不断促进档案馆空间结构、布局和功能的改进，从精神层面而言则会大大拓展档案馆空间的文化疆域。以人为介质营造民主和谐的人文媒介空间，以资源为介质构建真实立体的记忆媒介空间，以技术为介质拓展深层互动的交流媒介空间，从不同维度共建拓展空间的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使公共文化媒介空间名副其实。07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张芳霖、王辉：公共档案馆文化空间的构筑 基于休闲学和公共空间论的思考，档案学通讯 2009 年第 1 期。苏君华、李莎：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档案馆空间认知研究，档案管理 2016 年第 4 期。1.主体维度 营造民主和谐的人文媒介空间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也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2016年 9 月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就是以“和谐与友谊”为指导，其精神契合了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思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社群信息学研究实验室的 eblackCU 项目，通过“添加您的声音到 eblackCU 欢迎所有的记忆和文件！”这个栏目，吸引广大公众参与信息共建，用户不仅可以查阅和访问当地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信息，还可以修改和上传自己所掌握的真实信息，协助当地档案馆实现知识共享。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工作和管理流程注重民主，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参与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和价值观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虚拟社群，其中档案服务者和档案用户的界限被打破，档案服务的模式得以创新，并通过社群共同体和谐运作所塑造的人文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优质的档案资源。基于已有的实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营造社区档案馆民主和谐的人文空间。首先，吸引最广泛的社区公众参与到档案馆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来。一方面是通过民主、开放的激励措施扩大普通用户的参与，另一方面社区档案馆工作人员也不应只局限于档案从业人员，可以借鉴以上虚拟社区的案例或采用公民志愿者机制鼓励公众到档案馆担任讲解员和助理等职务，积极吸纳社区专家、学者以及乐于参与公益服务的社会人士担任志愿者。其次，维护公众合法的档案文化权利，提供最广泛的政府公开信息，尊重档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利用特色档案资源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最后，通过家庭特色档案收集等活动形成社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好风气，社区公众通过交流和分享个人档案中的精神文化和知识传承，不仅获得精神的放松和愉悦，更形成开放包容、积极向上、民主平等的人文空间，营造民主和谐的社区氛围。17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丁云芝：我国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8，第7 页。2.资源维度 构建真实立体的记忆媒介空间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或“记忆宫殿”。档案的出现延伸了人类的真实记忆，使得“火在蜡上烧成的景象”得以保存。在现代社会，档案馆作为真实记忆的存储空间，不仅要在档案资源上不断地增容扩量，而且要通过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新档案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构建真实立体的记忆空间。借用高源在图书馆第三空间的构建分析中提到的信息资源划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档案文化产品和档案文化服务活动也可分属于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在基层文化治理中，每一个社区公众都可以参与到社区记忆资源的建构之中，公众在这一群体智慧模式中能够很好地担当起“创造者”的角色：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经历、历史经验、知识储备来补充、修改和完善现有的记忆资源，或是创建并描述一个新的记忆信息，为记忆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供更为丰富的原材料。这一充分而广泛的“创造”行为客观上为社区记忆的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如添加一段文献记录或是增加一项手工技艺展示，抑或上传某段非遗活动实况，补充某段资料的不足。无论是静态资源，还是动态资源都能很好地集中集体的智慧，通过不同来源、不同利益诉求的参与者的力量为社区记忆资源的价值鉴定提供较好的参考。这种深度参与的体验活动，使社区公众能主动融入档案馆的记忆空间，利用近年来兴起的“档案馆志愿者”“公众档案著录员”等创意项目鼓励社区公众参与基层文化治理，将一定的文化自主权交给社区公众，极大地提高公众参与度。具体包括，招募社区公民志愿者进行培训，教授他们如何进行采访和记录，培养良好的写作技能，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他们的资源或记27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档案管理 2009 年第 1 期。覃兆刿：档案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健脑工程”记忆档案文化研究的关系视角，浙江档案 2011 年第 1 期。高源：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构建，图书馆学刊 2012 年第 10 期。龙家庆、聂云霞：数字记忆建构视域下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模式探析，档案学通讯2020 年第 5 期。录；培养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掌握摄影、摄像、口述历史访谈和录音等技术；培育熟谙各种方言的翻译者及誊写员，使得居民原生态的语言能更好地识别与记录。3.技术维度 拓展深层互动的交流媒介空间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下，空间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互式信息流动，从种种交互空间的方案来看，高效信息循环常常表现出种种形式的技术特征。就现实空间而言，新概念智能住宅的多媒体数字设备本身能够对使用者做出反应，如能将这种交互空间的方案设计运用到档案馆空间中，将大大提升用户的体验，增强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如在馆藏空间设置智能引导机器人，利用 3D全息影像还原历史场景和人物，通过空间“自动化系统”调节背景、灯光、音乐等。就档案馆数字空间而言，社交媒体技术大大拓展了用户与档案馆、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基于社区公众参与的这一角色定位，每一个参与构建社区记忆的个体在平台建设中也会担负一定的职责。首先，基于公众参与的网络自组织社区，虽然是各用户主体之间的自组织动态演化的结果，但社区公众主体凭借一定的自觉和自治，可以形成更为精细化的主题社区，并通过 Blog、Wiki、Tag 等社会性软件与技术的运用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社区虚拟社群。其次，Web 2.0 平台之上的资源建设与传统的网络建设、资源管理不同，用户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自媒体，拥有相当程度的个体资源建设与维护的自主权，但自媒体的价值并不是通过保有私有资源而实现，实际上其更需要通过分享贡献自己的资源，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普惠性的资源网络。最后，用户还通过参与编辑、主题分类、信息过滤和知识问答等方式实现社区记忆资源的社会性创造、组织、发现和转移，实现群体智慧的充分发挥与利用。具体而言，参与者通过媒介平台上传、共享各类社区记忆，如上传家庭或个人所收藏的抗疫物品、文献记录，展现良好家教家风的影像素材，展示文艺活动、37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刘芝兰：人与空间环境的交互性关系，艺术科技 2012 年第 3 期。手工技艺的文件资料等。通过线上聚合功能的设置和使用，各种记忆项目可以快速、高效地收集相关信息，通过一种协调多人进行记忆资源建设的方式，最终形成资源的聚合。这一聚合不仅包括面向不同记忆主题的社区公众的聚合，也包括同一主题或内容下所形成的公众信息的聚合。基于上述认识，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交互技术如何构建技术服务空间，以形成稳定的社区虚拟社群，并不断优化虚拟社群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虚拟社群的运行状态，成为拓展深层互动的媒介交流空间的基本挑战之一。结 语公共空间是基层文化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档案馆作为新型的基层公共空间形式，有助于社区文化的建设，有利于邻里关系更融洽，促进社区和谐发展。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档案馆空间本身不仅拓展成为一种媒介的形态，而且与社区内更多具有传播性质的介质“互嵌”融合，形成基层文化治理场域中内在运作的逻辑条件与传播机制。档案馆等公共空间在政府进一步文化赋权的基础上，通过物理空间形态和精神空间形态的改造升级，生成具有人文特质、记忆特质和交流特质的媒介化特征，能够为基层公共空间的拓展提供新思维、新路径。基于文化治理的档案馆空间建设，需要文化治理主体打破现有观念的牢笼，通过人的建设、资源的建设和技术的建设，构建人文媒介空间、记忆媒介空间、交流媒介空间，找到与社区公众紧密相关的议题，有效动员公众参与，开创基层文化治理的新格局。47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Research on the Medialization ofPublic Space in the Grass-roots Cultural GovernanceTaking Community Archives as an ExampleLiu Han Nie YuanzhengAbstract：The mediation of public space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communication.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thinking not only breaks through the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but also re-recognizes space as a form of media.Public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cultural governance.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empowerment，community archives and other public spaces generatemedia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with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memory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hysical space form and spiritual space form，so as to provide newthinking and new path for the expansion of grass-roots public space.The space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based on cultural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subject ofcultural governance to integrate communication thinking，build humanisticmedia space，memory media space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space throughsubject construction，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construction，andcreate a new pattern of grass-roots cultural governance.Keywords：Cultural Governance；Public Space；Medialization；Com-munity ArchivesAbout the Authors：Liu Han（1982-），Ph.D.，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bei University.Researchinterests and specialties：media memory and cultural industry.E-mail：liuhan .Nie Yuanzheng（1978-），Ph.D.，professor，School of57基层文化治理中的公共空间媒介化研究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bei University，researcher of Hu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Research inter-ests and specialties：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edia devel-opment.E-mail：20050029 .67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