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以中国经验为例.pdf

论翻译批评的历史性 以林纾“冤案事件”为中心翻译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19ZDA339)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吴赟，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翻译学和国际传播研究。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吴赟(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2)摘要:对外翻译传播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在国家对外交往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着文化外交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即开展对外翻译传播实践，其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经验，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本文主要从对外翻译传播的文化外交属性入手，论述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并从跨学科理论体系、多元叙事主体等六个维度指出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提升路径。关键词:对外翻译传播;内涵属性;实践路径;文化外交;中国经验esearch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PracticalPaths of 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The Chinese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WU Yun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oft power，outward translation andcommunication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 foreign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particularly in cultural diploma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epublic of China，the practice of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resulting in a distinctive Chineseexperience that can be used to inspire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diplomacyattribute of 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discuss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53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nd identifies the futureimprovement path of Chinese 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om six dimensionsKey words:outwar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connotative attributes;practical path;culturaldiplomacy;Chinese experience0 引言对外翻译传播是指一国把本国的文化、思想、观念、技术等，经由话语主体的翻译阐释，传播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展开跨语际、跨地域乃至跨文化的交流，旨在确立文化身份、建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地位。鉴于对外翻译传播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将其作为文化外交的关键手段之一，并借此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即开展对外翻译传播实践，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经验，实现了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讲(故事)传(声音)”，由“单向宣介”转向“复调传播”(史安斌、张耀钟，2019:27)的发展与革新。本文从对外翻译传播的文化外交属性入手，剖析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现实经验与战略布局，论述提升对外翻译传播的具体实践路径。1 对外翻译传播的文化外交属性国际交往中的话语交流是借语言的跨地域、跨国家和跨文化表述，来实现权力、政治、经济等多重维度关系的比较、竞争与调整。换言之，国家和地区通过“话语”这种文化软实力来构建话语秩序，引领有利于自身的议程设置和国际舆论，最终服务国家自身利益。一个国家如果能够运用好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话语秩序，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过程，可使他国对自己产生积极的、良性的认知，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文化外交指的是国家运用文化软实力去影响并推动与他国之间的关系。现今国际交往中，通过如文化、语言等软性工具来建构身份和塑造形象，最终实现国际身份认同是常见方法，文化外交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认同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外交模式。这种外交活动的开展基于对他国文化的尊重和理解，通过艺术、语言、教育等形式与他国展开深入、广泛的交流(von Flotow，2018:193-203)。其目的是对外输出本国的思想与观念，提升目标国公众对本国的兴趣、理解与信任，影响公众态度，从而在目标国营造有利于本国对外战略意图的公众舆论氛围(吴赟、姜智威，2021)。对外翻译传播是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能使一国的文化、思想、观念、技术等在翻译中被诠释，在传播中被普及，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有效的跨语际对话。对外翻译传播的政策、机制与实践反映输出国的文化身份、价值取向与战略规划。如何输63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出国家理念和政策，改变固有偏见，促进人文交流，让他国产生共鸣，获得他国理解并积极影响输入国，最终塑造国际形象，已成为各个国家对外翻译活动的主要职责与使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使用对外翻译传播进行文化外交，通过出口文化吸引力来获得输入国的认同、支持与接纳，最终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影响世界格局。自冷战始，美国便在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的输出上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自罗斯福总统起，如战时新闻局等机构与组织发挥图书的文化输出功能，将对外政治宣传的内容与意图纳入图书翻译传播活动之中，成为为美国外交服务的武器。1948 年，美国国会通过 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规定“通过报纸、出版物、电台、电影及其他传播媒介，对关于美国、美国人民及美国政策的信息进行加工，并将其向世界传播”(Tuch，1990:17)。1954 年，美国信息咨询委员会在文件中写道:“对外宣传项目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翻译美国代表性的图书。”(Advisory Commissionon Information，1954)其后的各届政府均十分重视图书不可忽视的公共外交作用，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图书外译传播项目，推进美国思想文化的对外政治宣传。1952 年开始的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 26 年的运行期内，协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创作和翻译，传播科学、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和艺术书籍，儿童图书及其他教育材料，影响遍及伊朗、埃及、巴西、印度、新加坡等国，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有效的柔性武器，推动了亚非拉地区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了解与接受。1961 年国会通过了福布莱特海斯法案，即“相互教育及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推广“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复制和翻译学术书籍、文学作品、期刊和政府出版物”(Kumar Bedi，1995)。同样，冷战时期，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出台了一系列日本文学翻译与传播政策，精心挑选了包括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众多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反思或反战的作品，逐步洗刷掉日本二战时遗存的凶蛮暴戾的印象。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广泛的世界影响力，这些作家作品很快在西方广为流传，之后不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日本的国家形象也被悄然重塑成“淡然闲适、热爱自然、哀婉凄楚、热爱和平的，并且是一方远离尘世纷扰的净土形象”(韦努蒂，2001:366)。除美国和日本外，1945 年，法国成立了对外文化管理局，通过对外文化政策事宜，重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法语语言和文化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的支持，还在世界各地扩建法语中学和法语培训中心等。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法国在埃及开罗启动对外翻译项目，20 世纪 90 年代，该项目升级为“出版支持计划”，由法国外交部推广至全世界七十余国。由上可见，通过对外翻译传播来提升文化影响力是诸多国家均十分重视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同样如此。长时间以来，中国置身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是“西强我73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弱”，“中国在国际上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 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 落差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 而非 自塑”(杨振武，2016:5)。为改变国际话语权不足和软实力不强的困境，中国自 1949 年起，就赋予对外翻译传播重要的文化外交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2014:162)，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命题。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杜占元，2021)。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充分经验，而新的发展愿景也为对外翻译传播能力及效果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2 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实践经验在话语的跨语际、跨文化构建过程中，中国对外话语蕴含的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和思想文化等借由翻译得以诠释，经过传播推广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策略与方法之一，其核心在于由国家机构规划主导的翻译与传播方案和行动之间的决策、协调与落实。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积淀了独特的内涵和属性。一方面，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翻译主体、传播载体、方式与路径以及制约和影响话语体系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国内国外不断演变的时代语境、中外关系、国家实力与政策、接受环境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特征。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推动中国对外翻译和传播不断发展与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翻译与传播实践针对不同的内容领域和对象国特征，呈现不同的叙事框架和话语风格，在不同的翻译与传播理论、策略与方法指导下，话语主体、语境、动机、内容、方式、受众、效果等七个要素构成国家对外翻译实践的逻辑链条和运行机制。这两方面的结合构成翻译与传播演变、接受效果与经验得失研究的基本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以国家为驱动的对外翻译与传播活动并不以个人语言习惯、诗学取向、审美偏好为主，也不应局限于仅仅观照目标群体的期待视野，而是应建立在国家意识之上，以服务国家利益为原则，以传播中国声音为导向，采用融通中外的翻译传播策略、路径与方法，突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大国担当。下面主要围绕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和战略布局等方面展开论述。21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历时衍变将国家对外翻译传播置于历史发展脉络和国际舆论语境下，探讨不同内容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对外话语翻译传播机制以及话语表达特征中的差异，并对未来提高对外翻译传播做出战略发展规划与建议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国家对外翻译传播不断配合国家对自身身份形83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象的定位与国际形势的判断，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升级转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党的十八大这些影响中国与世界外交关系，乃至整个国际交往格局的重大事件为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翻译发展传播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 年至 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为尽快实现“立国外交”的目标，我国对外翻译传播活动由政府机构统一规划，秉持“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旨在阐明党与政府执政的基本观点与立场，塑造合法的国家身份，寻求国际社会的政治认同。鲜明的政治导向致使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翻译传播内容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重点，着重忠实表达源语文本的意向与意图，以领导人著作及马列政论文献的外译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 1978 年至 2000 年“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随改革开放的开展，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积极的外交关系。对外翻译传播事业在恢复中调整、总结、提高。一方面，国家主导的运作体系延续之前政治修辞的传统方式、策略与技巧;另一方面，对外翻译注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表达，为国家发展创造良性国际环境。该时期的对外翻译传播实践，减少了政治视角对翻译选本的约束，所选文本体现了社会发展中观照个体命运的文本和地域化民族叙事文本，改革开放的社会新气象也得到了充分关注和大力推介，翻译传播活动仍以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组织和规范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是 2001 年至 2012 年的和谐发展时期。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并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配合“和谐发展”的主旋律，中国致力于文化平等交流与对话，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此阶段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更加注重受众的接受习惯和阅读需求，已有的国家文化翻译传播项目实施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的对外翻译传播规划项目不断涌现，开始注重以对外合作、借帆出海的方式开展翻译和传播。从立项选材、文本翻译到出版发行的各个实践环节，都有民间话语及海外人员和机构的参与，中国的万象姿态借图书、纪录片、电子网站等多重媒介载体呈现给世界。第四阶段是从 2013 年至今的开创引领时期。党的十八大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逐渐摆脱以传统的西方权力概念来塑造国际体系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创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对外翻译传播在积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同时，还服务于“一带一路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国际议程。对外翻译传播的内容、议题、媒介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得丰富与多元。新时期的对外翻译传播工作以实践民心相通为基础，继续以中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合作为主，以忠实性和可接受性并重为翻译原则，以推广蕴含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内容，谋求更广范围的国际社会理解、接受与认同。93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22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战略布局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心理层面对受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启迪。国家作为行动主体，规划了对外翻译传播的战略布局，顶层设计了一系列重大对外翻译传播举措，并辅以资金支持，借此跨越文化障碍，提升文化场域内的国家话语权，成为参与构筑“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助推器。总体而言，当下的中国对外翻译传播战略布局主要体现出五大特征。(1)确立国家引领和主导下的对外翻译传播政策与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之后其又升格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全面负责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外文局所创办的中国文学和推出的“熊猫丛书”外译项目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起成为推动中国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引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多个部委协同运作，保证了对外翻译传播的制度完善和机制畅通。(2)形成自我与他者视野融合的翻译模式。当下的对外翻译实践在文本选材上从传统走向开放，注重构建多元的当代中国形象，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广博素材，展现中华优秀文化。除主流严肃文学之外，科幻、悬疑、玄幻等多种类型文学也受到关注。除纸质文本外，网络文学等多媒体叙事也成为对外翻译实践的重要构成。在翻译过程中，国家机构的作用由操控转为赞助，译者以中外合作为主，多注意兼顾源语国的译介需求和目的语受众的审美习惯，努力融合自我视野与他者视野，在忠实性和可接受性上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3)打造“一体两翼”的对外传播运作模式。以国内出版机构为运作主体，以国外专家和知名出版机构为合作与资助对象，构成两翼支撑。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在内的 38 家国内知名出版机构均在对外翻译传播的战略体系之中。国际著名出版集团的主席或首席执行官、资深出版人、汉学家等受邀成为咨询顾问，多个海外知名出版机构获得中国图书出版资助或直接申请出版项目，如获得中国图书出版资助的英国查思出版公司(ACA Publishing Ltd)、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集团等。中外出版机构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中外互动合作模式为特征，积极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的实施。(4)与多国合作，主导并拓展多样化文化交流形式。除图书出版之外，中国相关国家部门联手出版机构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促进对象国对于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如中国作家协会多次举办国际汉学家研讨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等八个部委共同主办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德文化部门共同举办“中德诗歌翻译大赛”，中法互办文化年;参加多个04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办的国际书展，如阿尔及尔国际书展、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等，不一而足。除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外，各出版机构积极拓展，开拓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在埃及、土耳其、德国、卡塔尔等 15 个国家设立“中国书架”。对外交流的多元化形式对于中国文化真正能走入异国民心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有效地调动海外受众对中国国家与文化的兴趣是一重要议题。(5)借助他国主流媒体平台，加强对中国作品的阅读与推广。传播对象国主流媒体的推介为中国文化的海外输出铺设了良好的运营载体，当前已有国外主要媒体如英国的 卫报(The Guardian)、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德国的南德意志报(Sueddeutsche Zeitung)、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芝加哥评论(Chicago eview)等报刊经常发表中国作品及评论。除纸媒外，中国媒体也与包括英国 BBC、柬埔寨国家电视台、马来西亚首要媒体集团、泰国 NewTV、老挝国家电视台、越南国家电视台、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等多家国外电视媒体合作。这些都为增进海外受众与中国人民的互信和友谊开拓了发展空间。以上举措与努力为中国对外翻译传播规划了战略布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与世界共享中国之美的理念渐渐在异国土壤扎根。从政策制定到运行模式的具体举措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推动与执行并没有拘泥于单一的行政化安排，政策的制度化安排鼓励并推进相关机构与人员的切实行动，这种模式能够给予对外翻译传播相当的执行力，使其能够在异域顺畅推进。3 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的提升路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进对外翻译传播实践，但世界各国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国情各异，如何在不同国家形成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的文化影响力是对外翻译传播的关键问题。多个国家处于不同文明的交汇点，即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断层线”地带，各个宗教、种族、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长期存在且极易激化，各自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以及对于异域文明和文化的包容性和接受度也各不相同，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博弈，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凡此种种均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读不断，对外翻译传播事业亦遭遇不小的阻碍。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中国不确定论”等论调，如何恰当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对外翻译传播的效度和力度，向世界体现中国智慧，表达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以及建设世界的方案，从而对他国受众形成文化吸引力与感召力，有助于实现有效文化外交的目标，是中国对外翻译传播事业发展的战略愿景。基于中国在对外翻译传播上的实践经验与战略布局，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以不同国家受众对华关系和需求特征为指引，以对外翻译传播理论研究、14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叙事范式、渠道与内容优化为抓手，系统谋划，应对诸多问题与挑战，积极寻求对策，通过具体规则制定和措施落实来化解风险，协同推进中国对外翻译传播事业。具体而言:(1)联通翻译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形成翻译学、传播学互相融通的跨学科研究格局。翻译是一种跨时、跨境、跨文化的传播实践，而传播媒介是翻译赖以生存的手段。万物皆媒时代，翻译与传播不再能够平行并置于不同学科，媒介的泛化与文化的溢出，使翻译与传播成为文化政治交流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展现的交互关系。诸多翻译研究中的现象和困惑，通过传播学研究视角来加以关照，都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传播中发生的问题，也期待译学界的阐发与解释。翻译与传播的结合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延展，也是数字时代翻译学科的新探索。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在文化外交的视域下，对外翻译传播研究涉及翻译与传播内容、主体、路径与受众等方方面面，不仅需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夯实基础，还需要系统、多元的传播学理论知识作为补充与支撑。围绕环境、动机、主体、内容、方式、受众和效果这传播的七大要素，阐述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维度和方法具有科学性及必要性，探索两大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理论体系的共融，可明晰对外翻译传播的相关重要议题、研究内容和方法策略，为增强我国对外翻译传播能力提供借鉴与参考。(2)着眼多元叙事主体，建立政府、智库和民间的“多声部大合唱”，实践“去政治化”的对外翻译传播，鼓励民间交流实践，实现“借台唱戏”“借土栽花”。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的讲话精神。文化传播一旦与政治相交，不可避免会增加相应的意识形态色彩。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民众往往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政府行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公共外交易使西方民众产生“文化入侵”的疑虑，甚而产生抗拒心理，因而推动中国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需要为其提供“去政治化”的传播环境，发挥政府的主声部作用和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国际友人和普通民众的和声作用。当前，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互动性，使得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日益浸润至民间交流和人际交往。民间文化交流是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交流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直接、最容易让人接受。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需借助民间力量，多鼓励民间文化交流实践。政府可尝试转变职能，从全盘管理转为幕后引导、支持与推动，负责方向指引、制度规范、资金供给、政策把关，尽可能减少政府的直接参与。(3)聚焦扶贫致富、治理腐败、新冠疫情防控等引起共情的议题，供给深度阅读精品，翻译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中最容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往往更能够打动人，而这个提炼的过程本身也可以丰富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以文化多样性为切口有助于促进文化认同与交流对话，引起国外民众情感共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扶贫致富、治理腐败、新冠疫情防控等诸多议题均是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议题，24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均可通过具体化、情景化、生活化，引起海外民众的共情感受，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 从普通中国人视角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案例。诸如此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走向富裕安康的文化小故事，都是对外翻译传播的优秀素材。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不缺少优秀的传播元素，我国传统的汉字、典籍、武术、园林、美食、中医中药，获得诺贝尔和雨果奖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网络文学等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可进一步通过翻译传播文本本身的魅力与影响，吸引、争夺读者、作者及投资者，拓展传播渠道市场规模，获取版权、周边网络游戏开发、产品等知识产权费用。(4)加强对翻译环境、动机、方式、策略等维度的研究，提高对外翻译传播的有效性。这些维度涉及对外翻译的过程与运行机制，涵盖翻译开展的社会语境、目标诱因以及路径策略等，加强这些维度的研究有助于相关主体在翻译规划的要求下不断权衡翻译决策。为深入揭示环境、动机以及方式等维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历史与社会因素影响对外翻译过程?赞助人在整个对外翻译过程中发挥什么影响或作用?翻译主体在整个时代变迁中展现出怎样的不同?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翻译的原则、规范与标准是否存在差异?不同时期的翻译需求是否相同?主动“自译”和被动“他译”的差异及缘由?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我们明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全球权力分配不平衡。在大国博弈与国际舆论面前，中国综合国力虽有提升，但国际话语权仍相对薄弱，这为对外翻译创设了基本的国际语境与必要的条件;二是翻译主体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日益多元复杂，话语翻译的内容亦丰富多样，两者共同影响了对外翻译的结果。明确对外翻译的语境与内在复杂性是解决上述研究问题的前提。同时，我们也要聚焦翻译产品的话语概念、术语、核心思想，研究对外翻译内容的传承、创新和阐释以及多维度、多模态、多向度的翻译体系，从而建构新时代对外翻译模式，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知识概念体系的对外翻译，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5)加强对外传播主体、渠道、路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样化、多渠道、多模态的传播体系。具体研究包括对外国际传播原则、策略、机制、途径等有何特征?国家对外传播的策略、机制、途径分别是什么?不同传播机制的利弊对当下对外传播体系构建有何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传播手段的不断衍变，如何从扁平化的文本传播走向立体化的多模态、多介质传播模式，从注重概念解释的宣传走向涵盖介绍对外产生语境、产生过程的传播内涵，如何从单一化、离散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模式全面升级到多主体、多维度的大外宣格局?这些传播途径受哪些因素制约与影响?对当前中国话语对外传播有何启示和现实意义?上述问题的分析取决于一个基本前提:不同的关系定位承载的是不同的话语传播战略，这充分体现了对外翻译传播的分众性实践原则。鉴于此，应当将统一性和分众性原则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的渠道、平34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台、方式的演变以及各种媒体报道在议题设置、框架结构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变化，同时关注国际媒体(纸媒、广播、电视与网络频道)对中国重大动向的报道与评论，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报道的内容分析与文本语言分析还原中国对外活动的议程设置和对外话语的框架形塑。(6)立足受众需求与反馈，开展传播效果研究与考察。对传播效果的关注和研究成为解决对外译介的重要依归，并由此反拨对外翻译传播的全系统，反思其中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以及相互作用是否科学、合理、有效。开展传播效果研究需以受众需求特征作为重要指标，分析对外翻译与传播在目标群体中所取得的接受效果。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对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的检验与研究主要以实证手段为主，其中，调查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基于计算传播学的大数据分析法等较为常用。调查访谈法通过面谈访问、电邮调查、电话调查、发放问卷、互联网调查等调研方式，帮助研究者聚焦研究个案中的关键主体，对所涉创办主体、编选主体、翻译主体、发行传播主体等进行资料采集，亦可适时还原和完整描述翻译传播背后的动因和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案例分析法通常以对外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富有典型性的个案作为案例，运用切题理论并与宏观描述相结合，剖析其具体做法、特色、成效，总结其中的经验反思以及在实践中暴露出的局限与不足，得出充分翔实的质性或量性研究结论。基于计算传播学的大数据分析法，依托全球主要英语媒体在域外报道中涉及中国或影响中国的媒体事件，构成主流媒体舆情数据，以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Quora 等构成网络社交媒体数据，通过不同媒体事件分类来开展涉华国际舆情案例分析，最后形成涉华国际舆情案例云端大数据库。信息技术平台与研究人员的人机互动亦可持续提升数据库的标准化运作和信息的精确度，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信息与技术保障。需要强调的是，对外传播效果亦是研判各国对华舆情的最重要来源。从互联网数据采集、相似文章自动聚类，到自动监测、按国别主题精准归类、实时索引，再到目标语文本情感的倾向性分析，可以还原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此外，通过对国外多媒体动态舆情的分析，相关主体可深入研究不同受众的偏爱度，探索对外翻译传播的发展方向。4 结语对外翻译传播是世界各国开展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整体影响力提升的关键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要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杜占元，2021:1)，这为我国的对外翻译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与机遇。44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经验为例在此时代背景下，对于对外翻译传播的内涵属性、历史现实以及实践路径展开深入思索与剖析，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理解对外翻译传播研究对于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发展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内在关联与实在意义。对外翻译传播在跨语际、跨地域的跨文化交流与实践中逐渐彰显其文化外交属性，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深入探索与阐述对外翻译传播的文化外交属性，剖析与归纳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能够为中国对外翻译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带来有益启示。中国的对外翻译传播经历了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谐发展时期以及开创引领时期，确立了对外翻译传播政策与机制、输出传播运作模式以及国际合作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不过，我国目前的对外翻译传播依旧面临诸多风险点、关键点以及创新力等问题与挑战，如何联通翻译学与传播学理论体系，着眼多元叙事主体，聚焦国内外共情议题，立足受众需求与反馈，构建多样化、多渠道、多模态的传播体系，提高对外翻译传播的有效性，从而破解风险，把握关键，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创新力和实践执行力是未来对外翻译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参考文献1Kumar，M S Bedi To Establish the Senator Paul Simon Study Abroad Foundation Under theAuthorities of the 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 J High Temperatures-High Pressures，1995(27/28):595-5982eport of the Van Fleet Mission to the Far East，Chapter 17:Educational Activities 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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