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pdf

?“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 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罗嗣亮江秋飞摘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复杂缘由。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这为实现二者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关 键 词：毛泽东；“第二个结合”；中国神话典故；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触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程中逐渐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最大法宝。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神话是古代中国人民解释、征服自然（或社会）的历史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先民作者简介：罗嗣亮，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秋飞，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运用和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本文所说的“中国神话”，指的是广义神话，即包括原始神话、传说、仙话、志怪故事等在内的用想象和幻想的神话思维方式创造的神奇怪异的故事。事实上，毛泽东在 矛盾论 中论述神话时，把孙悟空七十二变和 聊斋志异 里的狐鬼变人等并非属于原始神话的故事列入神话范畴，说明他本人也是从广义来理解神话的。参见 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构成了中华儿女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文化记忆。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不仅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和融通，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和话语魅力。分析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的相关案例，有助于认识“第二个结合”的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为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启迪。一、“第二个结合”的出场逻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列，合称为“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但这一理论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实际上，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要命题时，就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说，“第二个结合”在延安时期的出场，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缘由。（一）从历史层面看，二者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中国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时，除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即今天所说的“第一个结合”），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实际上也提出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今天所说的“第二个结合”）的较早的正式表述。尽管这一表述在文字上与今天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无疑“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框架已经初步成型。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重新审视，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人是在内忧外患中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主要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兴趣，而是将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实践良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与此相反，教条主义者则无视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作为抽象公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 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全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成为党内共识。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党内共识转化为民众的共识，则是要进一步面对的新问题。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规律来看，一种外来思想要获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在内的本国人广泛接受，就不仅要面对现实实际即当下经济社会国情的问题，还要面对历史实际即文化国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不久就被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在知识界迅速传播，但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要被土生土长的中国民众接受并不容易。对于“共产主义”，不少人更是将其理解为不仅要“共产”还要“共妻”。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缘于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也与没有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极大关系。“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一种外来文化在另一个文化系统差异很大国家中获得广泛传播、认同并取得主流地位，就必须与该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构成了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支撑中华儿女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底。例如中国神话在时间长河中经历无数次大浪淘沙，却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为代表的中国神话中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由此不难体会为何毛泽东在 年 月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附上的书单里，曾列举 子不语正续 聊斋志异 何典 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著作，以及同年 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时，毛泽东指示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范文澜负责编选一本国文选，还拟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其中就包含 聊斋志异 和 西游记。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仅要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还要进一步与中国历史实际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相对于遵义会议来说的一个重大推进。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艾思奇在 年形象地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立足于自身立场，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才能强根固本、根深叶茂，才能真正实现本土化。（二）从理论层面看，二者具有契合性和互补性，可以互相成就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被中国人所接受，这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层面凌厚锋等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艾思奇全书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是否适配的问题。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必定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民族形式，但无疑也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得以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契合性，二者的结合是可能的。正如张岱年所指出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这从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著作 实践论 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也可看出。中国神话典故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西方和印度神话充满对自然界诸神伟力的敬畏之情相比，中国上古神话更倾向于对人类主观奋斗精神的褒扬”。这种主观奋斗精神尤其是内含于其中的斗争精神在中国神话典故中十分常见，但在推崇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儒家治国思想中难觅踪影。这应该是毛泽东频繁引用中国神话典故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互补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二者的思想立场、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都不尽相同，这为二者的互补、融合和互相成就，留下了空间。例如，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客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体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以理性取代信仰，以科学揭穿神话，以创新否定教条，以发展革除旧弊，以智慧启迪蒙昧。”尽管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为人类求解放作为终极价值目标，但在其看来，实现这种价值目标不能只靠道德温情，而必须诉诸遵循客观规律的社会变革。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被归为伦理型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前者的理性精神与后者的人文精神之间的互补和融合。（三）从现实层面看，掌握文化话语权、扩大文化动员是推进二者相结合的现实需要“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在延安时期被提及，更主要的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如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 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何晓明、曹流：中国文化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据陈士榘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历代尊儒，但其实儒家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主张，毫无革命精神。道家则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参见刘恩荣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冯刚主编：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版，第 页。问题，而开展文化统战、实行文化动员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年 月，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 指出：面对日寇发动的文化进攻，“必须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继承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推动“第二个结合”，不仅有助于掌握文化话语权，更有助于扩大文化动员。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是一种“向前看”的文化态度，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激活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也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从而赢得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拥护，成功地掌握了文化话语权。更重要的则是推进文化动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在中国民间几乎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而革命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多为文盲，难以直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年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即“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通过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推动广泛的革命动员。毛泽东曾引用“张果老倒骑驴”的神话典故来教育红军指战员，他说：“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朝向蓬莱，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借助这一中国老百姓熟知的神话典故，毛泽东生动形象地说明了革命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讲述了 庄子 中的大鹏鸟神话，他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这一神话典故蕴含的道理，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和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道理是内在一致的，但因具有显著的民族风格而容易产生更强的动员效果。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理路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和诗词中，运用了愚公移山、送瘟神、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大量中国神话典故，这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巧妙结合的典型案例。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的诸多案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一）话语形式：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推进“第二个结合”，从话语形式看，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异国话语、抽象话语与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话语、具象话语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如此才能做 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共产党人 第 期，年 月 日，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萧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到“掌握群众”。中国神话典故妇孺皆知，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认知方式。毛泽东对中国神话典故的妙用，使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话语转化，达到了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的实际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年 月他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时讲道：“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三个月后的 共产党人 发刊词 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借用 封神演义 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样法宝来比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条重要经验，不仅使人耳目一新，也使“三大法宝”这一典型的中国话语成为表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通用概念。“三大法宝”的话语借用，既凸显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条根本经验的极端重要性，也彰显了毛泽东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度自信。此外，“送瘟神”也是毛泽东对中国神话典故在话语形式上的妙用。在 世纪 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毛泽东读到 人民日报 对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作 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在该诗后记中写道：“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在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全党全民的防疫实践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除了亲自谋划和部署，还以诗歌这一特殊形式为与疫病作斗争的人们鼓与呼，诗中以“瘟神”指代疫病，虽只是一种对神话典故在话语形式上的运用，但却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奇妙的“人神沟通”，体现了团结起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和自信自强精神。（二）思想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融通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在话语形式上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也需要促成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融会贯通。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智慧相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备可能性，但这种结合只能是前者的思想精髓与后者的文化精华之间的结合，而不是随意的、不加选择的结合。因此，在二者的结合中，首先是“取其精华”。中国神话蕴含丰富的民族智慧，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神话典故中蕴含的丰富哲理，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智慧贯通起来。世纪 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年谱（）第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为了从中国鬼怪故事中汲取智慧，发扬“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毛泽东亲自决定并参与编著了一本 不怕鬼的故事，收入故事 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篇是 宋定伯捉鬼，讲到鬼背宋定伯过河，发现他身体重，宋定伯就欺骗鬼说自己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重。后来宋定伯又了解到鬼怕人的唾液，于是用这个办法制服了鬼。毛泽东谈到这个故事时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这就将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实践智慧，结合中国神话故事作了进一步的具象化说明，既形象又深刻。其次是“弃其糟粕”。毛泽东在 矛盾论 中指出：“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 山海经 中所说的 夸父追日，淮南子 中所说的 羿射九日，西游记 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 聊斋志异 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段论述清楚地指出，中国神话典故固然富含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因此在汲取神话典故的智慧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鉴别和辨识。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情怀相贯通。毛泽东在运用中国神话典故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固然是对神明的叙事，但并非倡导以神为本位或以物为本位的思想，而是主张以人为中心，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是相契合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时常运用中国神话典故来强调人民力量的重要性。他在 愚公移山 中将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比作上帝，在谈到 封神榜 中的“法宝”时，认为“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 法宝”。此外，他还把人民比作大闹天宫、反对官僚主义（玉皇大帝）的孙悟空，“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这些论述都说明中国革命、建设的顺利推进，归根到底有赖于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力，体现了毛泽东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对人民的敬仰之情。其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斗争精神相贯通。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是与“改变世界”相对接的精神，体现为不断斗争、不断扬 毛泽东年谱（）第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 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弃的变革性活动。在中国神话典故中，同样存在着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生活并对现实生活采取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在其著作、讲话和诗词中，常常运用中国神话典故来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永葆革命本色。他在词作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妙用“共工怒头触不周山”的神话典故，欢呼“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将共工引申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红军和工农大众，突显了革命斗争精神。在 世纪 年代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谈道：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 年 月 日苏共以公开信的形式对中国发动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这些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神话典故，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和诗词中如同“旧瓶装新酒”，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巧妙联结起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三）文明形态：促进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有机融合从文明形态上看，毛泽东妙用神话典故，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融合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创造新型文明形态的努力。在 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以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厚底蕴的积极努力。中华传统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形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形象，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实践智慧和价值观念，是推动中华民族由传统走向现代所必需的精神滋养。具体来说，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的民本性价值内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文化，其中也蕴含着人民性的遗产。在 年批阅修改陆定一的文章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其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的丰富的思想智慧和实践智慧。近代以后，由于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无论国内外都有许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年版，第 页。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党史文汇 年第 期。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多人在抬高西方文明的同时刻意贬低中华传统文明，毛泽东对此始终是不以为然的。在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中国的医药学、饮食、绘画、音乐、舞蹈、历法等，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如以科学的方法揭示和研究这些规律，将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国神话典故蕴含着深厚的民本性价值内蕴、丰富的思想智慧和实践智慧，这使它们可以与现代思想文化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神话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如在 七律二首送瘟神 中，毛泽东借用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写下“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的诗句。诗作通过人神之间的对话，将中国神话的民本情怀与马克思主义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再如在 愚公移山 中，愚公代代相传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团结奋斗精神相互映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与愚公移山的事业一样，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懈奋斗，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现代社会的愚公。三、“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原则毛泽东对中国神话典故的妙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二者相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毛泽东的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应当坚持以下三大实践原则。（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方向，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考量。在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可以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是必须的，但只有进一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深度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方向，需要把握好“中国化”与“时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化”与“时代化”二者固然存在空间和时间的不同侧重，但二者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实现“第二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外国优秀文化，更不意味着回到过去，厚古薄今，而是要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和鉴别，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当今时代相契合的内容，进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曾 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说：“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毛泽东运用中国神话典故的过程，就是从神话典故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借神话典故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而绝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书斋化、经院化。总之，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方向，才能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坚持植根本国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者相结合的要求和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落后文化加以剔除，对于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守正创新。首先，坚持百花齐放、批判继承的原则，在丰富多元、良莠并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优秀成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需要坚持百花齐放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艺界在对待京剧发展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年 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艺术指明了方向。实际上，不仅对待传统艺术需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待整个传统文化也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儒家思想，也有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既有京剧，也有地方戏；既有汉族传统文化，也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充分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二者之间找到最大的交集，生成更多的文化成果。同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需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属于传统文明形态，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的糟粕性的东西。对此，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对于中国神话典故，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欣赏并屡次加以引用阐释，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国神话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封建统治相结合所形成的“神权”，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压迫。另外，如上文所述，神话毕竟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幻想性。这些都是需要鉴别和扬弃的。其次，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寻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时空条件下诞生的，从总体上来说是适应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马克思注意到，古希腊的神话是同古希腊的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但“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表现出“永久的魅力”。当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大家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而奋斗时，当毛泽东在 世纪 年代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下提出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丢掉天条”毛泽东年谱（）第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时，中国古代神话的“永久的魅力”亦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源于传统，传统思想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积极寻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仅可以打开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更是关系到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根脉的重大问题。（三）建设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目的在于通过结合进行思想文化创造，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就要求我们：其一，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对中国神话典故的引用和阐发，充分体现了思想文化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神话典故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上。无论通过对古代成语“实事求是”的新解而创造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经典表述，还是通过对中国戏曲发展和诸子百家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而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鲜明地体现出毛泽东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精神。但这种创造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创造，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造。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版图中的位置，这需要把握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二，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精神生产有着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的规律，“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恰恰是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突破单一的发展系统而增强其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强劲生命力。毛泽东对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典故信手拈来，但他历来反对文化上的保守心态，极力主张中外交流、洋为中用。他主张，中外文化“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当前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充分继承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特性，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责任编辑：张颖）杨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光明日报 年 月 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 年 月 日。毛泽东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