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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王红霞(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摘 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运动”,是在新史学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引发的一场由对中国上古史的怀疑而推广到疑古辨伪的探讨。在十五年的历程中,“古史辨运动”发生了转向,主要表现在由“不胫走天下”到“竟无反声”、由“清算古书古史”到“万物齐观”、由“疑古”到“释古”。运动中,人们初步尝试以怀疑精神看待历史进程,客观上扩大了现代史学的研究领域。但在尝试中,并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史学方法与史学观点,此后,讨论“古史辨运动”中的得失之处便成为史学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经阶段。关键词:古史辨运动 重心转向 古史辨 顾颉刚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瞩目,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蔚然成风,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史辨派”。这一运动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辨伪思想,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名家继出,群星闪耀,成果丰硕。然而时至 20 世纪 40 年代初,这一运动随着古史辨 的停刊而逐渐淡出了现代史学的舞台。对这一场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运动,学术界大多围绕它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主要活动、社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影响等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古史辨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对于这一运动过程中的重心转向,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也较少阐释转向背后的原因。本文以“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影响、运动目标、研究态度三个方面,着重分析转向的表现及原因,意在探讨现代史学家推动史学转型的曲折过程和苦心孤诣。一 社会影响:由“不胫走天下”到“竟无反声”1926 年,顾颉刚主编的 古史辨 第一册由北京朴社出版,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试图推翻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标志着“古史辨派”的形成和“古史辨运动”的开始。之后,顾颉刚又主编 古史辨 第二、三、五册,罗根泽主编第四、六册,童书业与吕思勉合编第七册。至 1941 年,古史辨共出版 7 册(见表 1),计 350 篇文章,325 万余字。“古史辨运动”以古史辨 为平台,树起疑古辨伪的大旗,就意味着要与信古划清界限,为重新编写中国古史披荆斩棘,这一标新立异的态度迅速在学术界形成蝴蝶效应,可谓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231较早研究“古史辨运动”的,大多集中于研究顾颉刚个人与“古史辨派”,如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载氏著 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刘俐娜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近代史研究 1988 年第 4 期)、赵光贤 顾颉刚与 古史辨(史学史研究 1992 年第 1 期)、陈其泰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 1999 年第 1 期)、路新生 顾颉刚疑古学浅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 1 期)、黄海烈 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古代文明 2010 年第 4期)等。以后学界对这一运动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从学术理路、报刊媒介、学术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古史辨运动”与时代思潮的关系,如谢桃坊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文史哲 2009 年第 6 期)、马建强 “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南京社会科学 2021 年第11 期)、李长银 宋代文献辨伪学与“古史辨运动”(兰州学刊 2022 年第 12 期)等,很有借鉴价值。学术界对这一运动的开始时间,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是 1926 年,如张京华 古史辨 辨名(云梦学刊 2006 年第1 期)、顾洪 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 1 页)。也有学者认为是 1923 年,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开展古史讨论,可看作“古史辨运动”的萌芽期,如王学典、孙延杰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第 6 页)。还有学者认为“古史辨运动”的萌芽期可追溯到 1919 年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的出版,如裘锡圭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中西书局,2018,第 1 页)。“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表 1 古史辨 出版情况(19261941)主编封面题名出版时间作者数量备注古史辨 一顾颉刚沈尹默1926 年12古史辨 二顾颉刚钱玄同1930 年28古史辨 三顾颉刚容庚1931 年28古史辨 四罗根泽黎锦熙1933 年34诸子丛考古史辨 五顾颉刚顾廷龙1935 年19古史辨 六罗根泽沈兼士1938 年28诸子续考古史辨 七童书业、吕思勉蒋维乔1941 年16上、中、下三本相比其他报刊,古史辨 彰显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给人们带来了思想慰藉,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更愿意优先选择思想较新、火药味更浓的古史辨。同时,它求新、求变的学术追求也更容易使其被打上“疑古先锋”的标签,在社交上拥有独特的对外形象。事实上,古史辨 也的确有着巨大的“市场”。钱穆曾指出,在 古史辨 第一册出版后,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因“疑古”而闻名于社会,“古史辨 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中指出,对于从 1917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史学界而言,“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 古史辨 及其周围”,足见 古史辨 的强大影响力。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古史辨 第一册 1926 年 9 月出版后,于 1931 年 8 月加印,到 1937 年,古史辨 第一册已印行 19 版,并被翻译成英、日等文。古史辨 第二册尚在征稿期间,就有许多学人予以声援。在大多数人眼中,古史辨 与“疑古”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后续出版的 古史辨 在学术旨趣上会保持一致,并对此抱有较高期待。从现代史学发展历程看,“古史辨运动”的“疑古”标签已经深入人心。亲历“古史辨运动”的董作宾,回忆那一时期学术界对 古史辨 的第一印象时说道:“十大本 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 疑,一个331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亚东图书馆,1936,第 2 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 26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徐旭生多次称疑古派为“极端的疑古派”。胡厚宣在 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 一书中,总结说:“现代疑古学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康有为的 托古改制的古史观,一个是顾颉刚的 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如果说“去疑古化”是客观认识 古史辨 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古史辨运动”而言,它可能也将同时面临失去标签、吸引力和辨识度不够的问题。“古史辨运动”坚持摧毁旧古史的学术取向,客观上影响着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甚至会动摇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认同,因此,遭到了诸多质疑、批评、指责。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古史辨 的社会影响力开始下降。1930 年底,古史辨 第二册出版后,销售量比第一册下降不少,这让顾颉刚有点意外,他感慨道:“古史辨 第三册,于上星期发稿,今日始校。第二册于九月八日出版,至今两月,出版一千五百册已售罄,诚出意外,盖现在的时代非前数年可比,讨论学术之风已消歇也。”虽然学术界都承认 古史辨 第一册出版的标志性意义和这一学派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但当“疑古”的标签过于显眼,舆论风波一定会随之出现,也必然会导致论争,甚至会发展到意气之争。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民族救亡、国家认同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人们对疑古辨伪的热度已经消退。但是,顾颉刚依然坚守辨伪态度,并且有出版 辨伪丛刊 系列的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翻予所考辨古籍文字,自谓不错,而 丛刊 一集出版后竟无反声,何也?或不给我以抨击,即为默契乎?”他困惑的是,自己对于 辨伪丛刊 的内容较为满意,但是为什么出版后却反响平平?很显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民族危机面前,具有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纵然在学术上不支持史学救国的取向,也不忍心对能够凝心聚力的史学进行猛烈攻击了,“古史辨运动”被冷落也就顺理成章。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顾颉刚及 古史辨 的阶级性质认定成为备受争431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 613 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27、28、30 页。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 8 页。顾颉刚:顾颉刚日记 第 2 卷,1930 年 11 月 13 日,中华书局,2011,第 459 页。顾颉刚:顾颉刚日记 第 9 卷,1961 年 5 月 26 日,第 264 页。“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议的话题。李锦全批评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和杨宽的“神话分化说”都是唯心史观,认为二者“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那就决定他们不可能认识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最后就是把古史变成不可知”。1952 年,顾颉刚申明 古史辨 的成败要归因于时代,“古史辨是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汇总发展的结果,其成也不是我的功,其败也不是我的罪。古史辨 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1955 年,尹达随同郭沫若访日,归国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之一面。汝之 古史辨,出于半殖民地之社会,理亦尔也。”顾颉刚闻此颇为不服,总结自己疑古辨伪的思想来源虽然有多处,但是跟“帝国主义”完全不相关。他说道:“首先植根于姚际恒、康有为、夏曾佑之书;其后又受崔述、崔适、朱熹、阎若璩诸人之启发。康、夏、崔适之时代固较后,而朱、阎、姚、崔述则生于纯封建之时代,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疑古既有科学性,是即为人民服务矣。”来自学界的争论风波与舆论压力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现代史学科学发展的情绪洞察,接连不断的舆论风波其实都在昭示史学界对疑古、信古之争的观点日益多元化。二 运动目标:由“清算古书古史”到“万物齐观”“古史辨运动”是一场大规模地对上古史资料的批判审查,顾颉刚明确提出“清算古书古史”的目标。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这一千九百余年来的搅乱古书和古史的总账。”所谓“清算”,是指彻底核查、计算,彻底揭露罪恶或错误并做出处理。“清算”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古书,二是古史。198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 古史辨 影印再版,细述了再版 古史辨 的原因与意义,也明确指出 古史辨 的中心目标是“清算古书古史”:“当时有关古史真伪的考辨,集大成于 古史531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中山大学学报 1956 年第 4 期。顾颉刚:疑古思想之由来,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4 卷,中华书局,2011,第 498 页。顾颉刚:疑古思想由于封建势力之下降而产生,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9 卷,第 207 页。顾颉刚:疑古思想由于封建势力之下降而产生,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9 卷,第 207 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2 卷,中华书局,2011,第548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辨 中,它反映了订正我国古史(包括古事和古书)所取得成就的全貌。”可以说,从研究目标上看,“古史辨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古书古史的现代性改造。其实,在 1921 年,顾颉刚对于辨伪的目标是古书还是古史尚没有清晰的认识,在处理辨“伪书”和辨“伪事”之间的关系时犹豫不决。他写信询问钱玄同:“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 伪书 上呢,还是并及于 伪事 呢?”一周后,钱玄同复信 论近人辨伪见解书,明确表示两项工作可以齐头并进:“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 伪事比辨 伪书 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 伪书 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 伪事 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 伪书 之材料比伪书 还要荒唐难信的。”钱玄同论述古书与古史之间的复杂联系,指出辨伪古书与古史并不矛盾,鼓励顾颉刚两项工作可以齐头并进、兼而有之。作为古史辨运动勠力完成的“名山事业”,“清算古书古史”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大工程。且不说古书浩瀚如海,单就古史来说,纵向上中国古史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横向上古史内容的清算,从提出疑点、搜集史料、纂辑成文,到反复推敲、比较,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劳动,单靠一部书一个学派不克其成,需要后人接继承担。这一非理性目标在“古史辨运动”初期确实起到了扩大队伍、鼓舞士气的效果,但同时也因难以完成而饱受诟病。一方面,顾颉刚也意识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开手作全盘的清理之时,其困难烦乱之状岂是想象得出的”;另一方面,他也坚信,“清算古书古史”是现代史学家应当完成的时代责任,是史学家求真、求实的事业,一定会有后人自觉继承先辈的事业,不避辛劳,不畏人言,将其最终完成。为了阐明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顾颉刚在 古史辨 第一册以长序述志,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 自序,明确提出自己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国学就想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认识宇宙和人生就想凭了一时的勇气去寻得最高的原631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史辨重印说明,古史辨 第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 页。顾颉刚:论 辨伪丛刊 分编分集书,古史辨 第 1 册,第 23 页。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古史辨 第 1 册,第 24 页。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 1 卷,第 106 页。“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理。现在想来,我真成了 夸大狂 了!”在“清算古书古史”的目标指导下,古史辨 考订的范围涉及我国古代史料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这些大量的切实的奠基工作,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廓清了迷雾,并提供了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虽然顾颉刚在对反对者的答辩以及此后自己的进一步研究中,承认自己的远期目标太大了,学问太广了,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并且对自己论证的某些局部枝节问题有所修正,但同时,他推翻上古伪史系统的信念终生不渝。对于顾颉刚来说,“清算古书古史”这种显然无法实现的目标,与其说是给自己和后人提出的任务,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象征:象征着“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的求真精神,这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种体现。王伯祥评价顾颉刚没有家派的偏执,是“万物齐观的史学家”。古史辨 涵盖了各派的观点,顾颉刚“不仅收入了同意自己观点的文章,也将所有反对自己甚至措辞激烈的文章囊括其中”。顾颉刚也认为学派分歧与学派宗旨并不矛盾,“至于学派的分歧,或因于地域,或因于事实,固不必尽关于宗旨”。古史辨 第一册中反对疑古辨伪的作者主要是刘掞藜、胡堇人二人。随着讨论范围的扩大,支持者队伍中又加入了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队伍中加入了柳诒徵、张荫麟等人。此外,还有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参与有关专题讨论,态度较为中立,如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人。“万物奇观”的兼收并蓄,说明“古史辨运动”只要求学者有怀疑的精神,而对具体研究的方法和观点不做统一规定,即使是顾颉刚的学生,在论点与辨伪方法上也不完全一样。之所以辑入反驳和批评的文字,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顾颉刚是非兼收的宽宏胸襟,他表示“我最欢喜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二是顾颉刚希望形成尚辨的学术风气。古史辨 容纳其他学者对于古史或与古史有关的见解,特别是包括反对7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 1 卷,第 29 页。王伯祥:读 经今古文学 与 古史辨,古史辨 第 2 册,第 363 页。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第 160161 页。顾颉刚:答郭绍虞先生论孔门学风只有务外主内两派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 4卷,第 2 页。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 第 1 卷,中华书局,2011,第 400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疑古”的主张,这样做的目的,是“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 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古史辨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学术评论引发的许多互相往还且极富专业性的长篇论辩。从内容上看,古史辨 的讨论范围除主要的关于中国古史传说、古帝王的系统问题外,还涉及考辨经书子书、阴阳五行说等方面,“在 古史辨 中,体现出顾颉刚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 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这些内容能够反映出 古史辨 在疑古辨伪领域的广泛性。史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一般体现为有着大致相近的治学理念,或埙篪相应,或和而不同,但是,随着合作的展开与深化,彼此之间的性格差异开始凸显,各自的研究方向也逐渐明确并细化,学术分歧也就出现了,渐次展开并逐渐放大。随着争论的升级,学术分歧最后总是会由小变大,由私密变为公开。尽管“古史辨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争执,但放在漫长的史学发展中,我们能够明确的是,无论其他史学家与顾颉刚的交往姿态如何,是互通有无还是激烈辩论,是同舟共济还是冷嘲热讽,他们对顾颉刚学术才华的欣赏和尊重却是始终如一的。相形之下,虽然顾颉刚在内心深处也希望获得众多学界同仁的理解和尊重,但他较强的自信心和不屈服的姿态并没有改变。“古史辨运动”没有统一的管理,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没有严格的章程制度,这一非严密性也为学派内部的分裂与转向埋下了伏笔。三 研究态度:由“疑古”到“释古”由于注重个别史实的细节考证,“古史辨运动”的倾向性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初期,考辨古史的重点在疑古,后期则偏重释古,正如童书业8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 1 卷,第 99 页。刘起釪:古史续辨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 6 页。“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所言:“这派史学家以后表现着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柳存仁也分析说:“我们最初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将古书古史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重新审查,疑古辨伪的实际过程并不是只要“疑古”就够了,还需要“释古”。“疑古”与“释古”两种学术路向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在一些具体观点、历史构成的系统论述上有一致之处。冯友兰在 古史辨 第六册序言中,肯定了 古史辨 在“审查史料”方面的重要贡献。他评价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做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做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古史辨 是中国近来疑古文献的大成。现值第六册出版之际,因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者,故略述所见,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继续努力,做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1936 年,冯友兰在为马乘风的 中国经济史 撰写的序言里,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史学的最新趋势,不是信古、疑古,而是释古:“我曾说过: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释古、疑古三种趋势。就中释古一种,应系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从这些评判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史学界,疑古已经不再是“最新的趋势”,“古史辨运动”彰显的破坏性使其难以为提升民族凝聚力助力,转向“释古”也在情理之中。“释古”离不开考据。顾颉刚称 古史辨 采用的方法是考据,他解释说:“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如无考据,则史料之真伪是非便不能定,更何从确定其价值。”他指出,因为考据是将一件东西分成无数小部分,逐步对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再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931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史哲 1952 年第 2 期。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古史辨 第 7 册,第 3 页。冯友兰:冯序,古史辨 第 6 册,第 1 页。冯友兰:冯序,马乘风 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9,第 1 页。顾颉刚: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4 卷,第 500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所以人们总认为考据是支离破碎的。他用现代语言中的“围剿”一词来形容考据方法:“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 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而一般不读书的人对此不了解,以为是支离破碎。其实,不破碎,哪有整个?”他认为,破碎和整体是辩证统一的,破碎是整体的基础,考据类似于显微镜,是全面看问题的必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能一概否定。“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古史秉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很容易产生以疑古意识为主导、意识操控研究方法的问题。张荫麟在 古史辨 第二册有三篇文章 评顾颉刚 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详细 评顾颉刚 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分析了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及与刘掞黎、胡堇人等人论辩的方法,批判“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以至于疑古过勇。“默证”方法源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 史学原论 一书,该书从严格的哲学界定的角度,对史学考证中运用“默证”的必要前提进行了规范。1933 年,胡适于 古史辨 第二册上发表了 评论近人考据 老子 年代的方法 一文,对顾颉刚的考证方法进行了补充,认为除了考证方法外,还要有严格的自觉批评意识,撇除主观的成见。1946 年,胡适又撰写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一文,1961 年添加按语后重新发表,主要是严厉批评民国时期学者在考据史料和史实时存有主观臆断的成见。这场关于“古史辨运动”中“默证”适用限度的讨论,对当时史学界某些盲目疑古、轻率就下结论的做法,是一种必要的提醒。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人们运用文物重新发现和考订历史的兴趣,关于史料的择取、运用的系统观念和理论也随之产生,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等。顾颉刚也清楚地意识到,信史的建立必须融合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全面证明。古史辨 第一册收录了 1925 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发表的“新信史派”纲领性小册子 古史新证 的第一、二章。顾颉刚作“附跋”置首,表明了自己对二重证据法的欣赏,同时征引王国维的考证来证明春秋时尚无黄帝、尧舜。1952 年,顾颉刚申明:“古史辨 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041顾颉刚: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4 卷,第 500 页。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 第 2 册,第 273 页。“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的确,只有将理论层面的史学研究与考古层面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推动现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不断远行。因为偏重“释古”,“古史辨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缺少在宏观上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面对重微观考据而忽略史观的批评与质疑,顾颉刚也坦诚解释,细说心路历程,以消除误会。1933 年3 月,他在 古史辨 第四册序言中表达了对唯物史观的看法,申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1940 年,顾颉刚为 史学季刊 写发刊词,为战前分歧争议甚大的史料与史观作辩证分析。1952 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记载了他的学生方诗铭的评价,认可 古史辨 在史料学上的价值,“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史辨 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 仍然有它的需要。又云:顾先生的思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胡适、傅斯年的思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所以以前的分道扬镳,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两段话似颇公平”。方诗铭的这两段话,第一段是对 古史辨 性质的评价,肯定了古史辨 在史料学建设方面的贡献,第二段话是对顾颉刚阶级属性的评判,方诗铭护卫老师、想为之作正名的用心不难体会。四 史学与时代:“古史辨运动”的追求与失落时代与思潮的复杂交融,是“古史辨运动”呈现的最突出的主题。综合来看,人们对“古史辨运动”的印象大致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是作为汇集疑古辨伪讨论的“古史辨运动”,学者的参与度与社会影响力不容否定;第二种是作为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随着新史学的兴盛而达到巅峰,却又随着唯物史观成为史学指导思想而被人淡忘;第三种是作为怀疑、批判精神代表的“古史辨运动”,它并没有随着141顾颉刚: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4 卷,第 499 页。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 1 卷,第 124 页。方诗铭(19192000),齐鲁大学上古史专业学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迁至成都,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方诗铭毕业后由顾颉刚推荐至北碚修志馆工作,1948 年到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1957 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古史辨 与史料学,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 4 卷,第 499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古史辨 的停刊而消失,相反它永存于学术社群的讨论之中。20 世纪初期,梁启超号召新史学,由此带来了现代史学的全面转型。史学在叙述形式、内容观念、理论建设等方面展现了革故鼎新的气象,为“古史辨运动”营造了一个相对宽容的学术环境。各种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不断涌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发展。“古史辨运动”之所以能引领一时风气,除了疑古辨伪学说本身与现代史学思潮发展的时势相契合之外,更因为在史学领域里,学者推尊新史学、排斥旧史学而形成了“反传统”的学风。作为现代史学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事件,“古史辨运动”持续时间长,前后跨度十五年;涉及领域广,除了史学以外,还涉及经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史料学、考古学等;参与学者多,共有约 130 名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会集了众多史学家、其他社团中的精英分子和青年学者。任何运动都不可能避免时代的影响,“古史辨运动”亦不能外。“古史辨运动”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以怀疑精神看待历史进程,观念和结论不断更新,尤其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还原与更正上;二是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开阔,由之前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为多领域繁荣的局面,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史学学科体系。学术成果上,不仅有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而且之前基础较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边疆史等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认知越来越深刻。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科学指导地位,学习与传播唯物史观的氛围浓厚。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古史中待考证的碎片化内容被淡化,“古史辨运动”中的学者,大多走到了学术的分岔路口。充满破坏色彩与建设旨趣的“古史辨运动”,是顾颉刚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超越传统而建立信史的观念根深蒂固,已然超过了真实存在的“古史辨运动”本身。古史辨 第一册的扉页上,分别用法文和中文印了罗丹 美术 序文中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近代西方美术史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艺术家,罗丹表现出了敢于打破僵化传统、勇于开拓革新的精神,与“古史辨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顾颉刚将罗丹的这段话放在241“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自序 之前,有借文明志的意味,表达了发起“古史辨运动”的四层意思:一是求真的信仰,二是敢于付诸行动的勇气,三是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四是必胜的决心。晚年的顾颉刚这样评价 古史辨 第一册:“古史辨 第一册,是我与胡适、钱玄同、刘掞藜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以 禹 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在这一册中,许多问题的论证,现在看来是不够坚强的,但主要的见解我还是坚持下去。”这篇文章刊于 1980年 3 月,顾颉刚就是在这一年底病逝的。他承认了虽然“许多问题的论证”是“不够坚强的”,但“主要的见解”还是要坚持下去的。“问题的论证”侧重的是论证的过程,包括史料的支撑、论证的方法等;“主要的见解”侧重的是论证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这里强调了是“主要的见解”,而不是“所有的见解”,这也就意味着晚年的顾颉刚也承认了自己的某些见解是有不妥甚至是错误的。虽然“古史辨运动”并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史学方法与史学观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表面上的史学观念的统一,而是在于学术论争中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不同学者的研究内容、原则、方法可能不一样,但为史学发展而笔耕不辍的精神是共同的。正是这种学术追求,让持不同史学理念的学者走到了一起;但也正是这种多元的价值追求,让持不同学术理念的学者从合作走向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学术论争永远不可能结束,不同学者对于历史的研究是多视角多方位的,正是在不断的切磋与争论中,不同的研究范式相互补充与共存,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历史的多重面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反思“古史辨运动”中的得失之处成为史学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话题。通过这些批评与辨析,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追求,逐渐朝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发展,中国现代史学也在这辩证的否定中,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341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 的,古史辨 第 1 册,第 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