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946年“绿原倾向”与“马凡陀倾向”论争前后.pdf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6 4 “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9 4 6年“绿原倾向”与“马凡陀倾向”论争前后赵艺阳 内容摘要:1 9 4 6年末,国统区文艺界开展了一场“绿原倾向”与“马凡陀倾向”的新诗论争。该问题经铁马提出后,以香港 华商报 为代表的进步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制造了贬“绿诗”扬“马诗”的局面,并树立起马凡陀山歌的新诗方向。从国统区的绿原、马凡陀到解放区的 王贵与李香香,在走向解放区、走向更先进的人民大众的口号声中,“新的诗歌方向”对接本土与民间,利用民谣与民歌等形式载体,呈示出更加鲜明的大众化倾向,召唤出在思想上、创作实践上,更有意识形态上认可的“诗”与“人”。而“绿原倾向”的消退印证了一个时代的选择,其所牵动的历史症结,昭示出知识分子、现实主义与政治、历史在“中国新诗”这一文艺范畴内的文化张力。关键词:马凡陀山歌 绿原 新诗 文艺大众化 国统区抗战结束后,文艺界又被内战的阴影所笼罩。上海出版界盛行畸形颓靡之风,“刊物如连珠炮弹之射:画报,周刊,软性,趣味,秘闻,艳史,而且是不惜用任何手段拉拢读者。文艺竟变成了彼等之工具”。北平文化界虽恪守其一贯的京派作风,却总是游荡在“优雅平和”、“保守沉闷”之间,被一种“惰性所笼罩着”。面对“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1 9 4 6年末香港文艺界发起了一场淑洛:文坛谈片,文艺时代1 9 4 6年第1卷第3期。王莅:论 及其相关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1年第5期。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华商报1 9 4 7年1月1 7日。“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6 5 “马凡陀倾向”与“绿原倾向”的新诗论争。马凡陀自1 9 4 4年起在重庆、上海等地报刊发表山歌体新诗,到1 9 4 6年马凡陀的新诗探索已颇具规模。绿原于抗战后期在 希望、中国作家、呼吸、蚂蚁 等刊物上,陆续发表 破坏、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伽利略在真理面前 等政治抒情诗。二人的诗作均在国统区诗坛引起不小的反响,起初的评论风向基本以诗性、文学性为关键词,总体来说相对自由。随着时势发展,论争规模逐渐扩大,一场创作优劣的探讨逐渐升级为关于文艺体式的政治评判。新诗文统传承、批评范式重建成为新一轮论争的风暴眼,马凡陀、绿原二人各有“盟友”,笔战不断,直至1 9 4 8年末论争才逐渐消退。事实上,香港进步文艺界有意将“论争”作为调整创作及批评语境的“通风口”。如果说“倾向”的划出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那么论争过程中的话题制造和舆论引导,则是有计划、有规模地建构出一个“倾向”之上的“方向”。在此,绿原的自由诗与马凡陀的山歌体已不再作为两种审美风格的载体,而关乎着在当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创作方式,引导、辅助、推进该类创作的发展的批评风向,乃至国统区诗歌发展的“前路”问题。一、“马凡陀”的登场1 9 4 6年1 1月,文萃 第二卷第九期发表了铁马的评论文章 诗的步武 从文汇报和大公报的诗特辑想起的。铁马阅读了两报共四期的诗特刊,感到一股“诗的春意”“又在冬季的天空中“两报四期诗特刊”指的是 大公报(上海)1 9 4 6年1 1月1 4日、1 1月1 5日;文汇报1 9 4 6年1 1月7日、1 1月8日所开设的“诗特辑(刊)”栏目。包括诗歌 几块碎片(冀汸)、唱向自己(方敬)、生活的歌(姚奔)、沙原上的花(宋耕)、光阴(卜远帆)、诗三首(李木子)、给自己(葭水)、舞厅里的男女群像(李白凤)等;诗论 诗的真实 评 (陈敬容)、评 (唐然)、模仿片论(阿垅)等。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6 6 荡漾了”,“心下不免也相当的高兴”,细细思虑后,又为“沉静”之后的复苏感到来之不易。面对诗坛向时代、向人民而歌的总体风气,他指出其中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在艺术上衔续了“西洋诗的方法和作风”,采用“那时候(1 9 4 0年以后的象征笔法)的语言和写法,写乡村,和城市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能顶合式的表现出作品与中国现实紧密的联结”,从而日益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另有一种新的创作探索,通过“诗与中国现实结合,与政治斗争结合”,或者以方言诗为表现形式走进农村,如沙鸥的 化雪夜、农村的歌 等,或者如力扬、袁水拍、冀汸、邹荻帆、绿原等,“向着整个中国的政治进发”,感受着震荡的现实生活和政治信条,描绘出了人民生活的色泽与形象。如此“春秋笔法”似乎是以整理总结的名义,为时下诗歌创作指出两个向标。绿原、马凡陀二人被重点标记出来,成为诗与政治结合之路上,颇有典型意义的“个案”:马凡陀和绿原,依我的私见,是在诗与政治结合这同一出发点上,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绿原相当能结合穷苦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以一种深厚的、质朴的愤怒,写出了反抗和正面搏击的诗;马凡陀相当能结合市民层不满现实的思想,写出了刻骨的讽刺和旁敲侧击的批判性的诗。作为国统区诗歌创作的两类风格代表,二人的诗作分别与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对号入座。绿诗处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诗之序列,呈现出具有“宏大的气魄和庄严的斗志”的雄浑气质;马凡陀的山歌则顺应了文艺大众化的趋势,运用戏拟、独白、阻断语流等技术表现形式,利用“合适合宜”的语言编排,将诗歌创造为现实政治的“投枪”,表现出染有海派讽刺幽默的美学风格。尽管如此,铁马:诗的步武 从文汇报和大公报的诗特辑想起的,文萃1 9 4 6年第2卷第9期。“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6 7 铁马指出,“由于中国农民处在没有文化的境地,绿原的诗还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还没能直接表现出他在农民中的反响;这些农民应该是他的诗的真正的读者。”而马凡陀恰恰转问题为优势,“借现代化的报纸和杂志,使他的诗得到了群众,因为他的诗的真正读者,就正是每天看报和杂志的市民层”。由此对二人的创作进行了对照式评骘:绿原是在思想内容上首先表现诗与人民结合,而语言形式上还有很大的知识份子气,马凡陀是在形式作风上首先表现诗与人民结合,而思想内容上还有疏漏的地方。为了中国人民的智识文化的提高而支付的努力与斗争,是极其要紧的事;假使站在这一点上来批评,绿原的诗当然还不够通俗和大众化,所以绿原的诗的前路必然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完成分离不开。而对于马凡陀,我们只感觉到从市民的趣味里,怎样保持更深刻的东西,并且避免形式主义的缺点,光填充一些形式,倒是一个相当要紧的事体。铁马从内容、形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两位诗人的特点与局限,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绿原的写作对象是人民(具体来说是农民),其语言表达没能很好地被读者理解,主要在于后者的接受能力与诗人的思想认知产生了错位。它勾连着政治体制的成熟完善、文化启蒙的落实推进,这似乎说明需要改造的不仅是“绿原们”,更是社会内里的“根本性结构”。马凡陀的山歌虽以通俗晓畅见长,却停滞在油滑、趣味的表层里而陷入形式填充的窠臼,缺乏可以持续挖掘的思想深度与厚重感。铁马明里对二人均有肯定,也均有指摘,但相较于绿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对马诗“尚可铁马:诗的步武 从文汇报和大公报的诗特辑想起的,文萃1 9 4 6年第2卷第9期。同上。同上。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6 8 自我修缮”的评判,似乎显得力度更重一些。无独有偶,1 9 4 6年1 2月,文萃 第二卷第十期发表了洁泯(许觉民)的 谈谈马凡陀的山歌。文章采取了先扬后抑的调式,在对马凡陀山歌的倾向性做出了基本肯定后,指出了其问题与局限。一是因改编的格式化而“看不见马凡陀”的主体性“失踪”;二是出现了旧形式的“开倒 车”现象,“以不 谙水性而纵 深大池”。“大池”即指文字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不谙水性”暗示马凡陀“概念性地了解了通俗化的本质,凭借政治觉悟,昂然的走上了山歌的道路”,没有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寻觅、认识通俗本身的复杂性。既然洁泯认为马凡陀没能正确地将山歌物尽其用,凝结出“更向上的,生龙活虎的艺术形态”,发挥其应有的功用,那么可以看出,他指摘马凡陀的一个内在原因,是质疑冠以“马凡陀”之名的山歌是否蕴蓄了深厚的民族性,以及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形式的艺术形式。这显然是站在了知识分子/文人的角度,对马诗非文学的面向发起的批判。按照洁泯的观点,他理想中的马凡陀山歌首先应该挑选一个质量上乘、有创新空间的形式底板,经由诗人“精神含蓄的析理”、充满张力的内心斗争与精神突击,即主客体、内容与形式均须达成辩证统一,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与传承精神的大众化诗歌。金大钧随后也指出,虽然并不认同洁泯对马凡陀的全部批评,但认为后者生活实践的深度、广度以及密度着实不足,“只是凭着本身的政治意识的清醒,只是凭着由于几份报纸所引起的多愁善感的诗人的气质,诗人仍与人民洁泯:谈谈马凡陀的山歌,文萃1 9 4 6年第2卷第1 0期。参看洪遒 向马凡陀学习,文艺丛刊1 9 4 6年第1辑。阿恸:关于利用旧形式问题,新华日报(武汉)1 9 3 8年5月2 9日。洁泯:谈谈马凡陀的山歌,文萃1 9 4 6年第2卷第1 0期。同上。“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6 9 拉着不短的距离”,这也暴露出从“写山歌的诗”到“唱出生活的山歌”之间仍存有必须去克服的问题。至此,“马凡陀倾向”落回了民族形式的惯性争论中。自1 9 4 4年马凡陀开始创作山歌,至1 9 4 6年间,关于马凡陀山歌的评论已初具规模。支持的声音或者呼应洪遒阐释的“诗人改造之路”,即追寻一种来自以解放区人民文艺运动的、遥远的“自我感化”,通过自觉的、痛苦的磨练而凝结成“马凡陀式”诗歌(何其芳语);或者对马诗流露出的仰视人民的尊敬视角赞许有加;又或将马诗视作政治教化的独特之举,因在叙事中积蓄了抒情成分,“讽刺显得亲切,有异于教条的谴责”。质疑的声音大多集中在形式的借鉴及改造方式上。如果说这一阶段的评论属于马凡陀山歌之“发现”,那么洁泯认为其备受关注的背后,是“见仁见智,毁誉参半,还没有人肯定说马凡陀诗的方向是中国诗歌的方向,或与之相反”。1 9 4 0年代中的国统区诗坛,“马凡陀山歌”以其别开生面的诗风,曾让众人耳目一新,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围绕马诗所展开的关于诗与现实、政治之间尖锐而又根本的讨论,马凡陀山歌仍处在争论的漩涡,还未成翻涌之势。二、香港文艺座谈会的“风向”1 9 4 0年代的香港同样是文艺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地区。1 9 4 1年4月8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曾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于香港创办 华商报,夏衍、茅盾、邹韬奋、乔冠华、金金大钧:诗工作的道路:洁泯 读后,文萃1 9 4 7年第2卷第1 2/1 3期。洪遒:向马凡陀学习,文艺丛刊1 9 4 6年第1辑。唐然:评马凡陀的山歌,大公报文艺(天津)1 9 4 6年1 1月2 2日第4 4期。洁泯:谈谈马凡陀的山歌,文萃1 9 4 6年第2卷第1 0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7 0 仲华等均为报社编辑部编委成员。同年1 2月,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华商报 被迫停刊。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于1 9 4 6年1月4日复刊 华商报,并增设社论委员会,将抵抗外敌、传递解放区声音、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作为办刊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予之新的政治文化任务。作为“喉舌”,华商报 功能清晰、立场鲜明。要闻版组合社论、杂文、大大小小的言论,综合性文艺性副刊由夏衍主持。1 9 4 6年末,华商报 召开了一次名为“总结过去一年文艺工作情况”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杂志编辑、理论工作者、剧作者、小说家、政论家、散文作家、旅行记者、副刊编辑等在内的文艺界人士。据吕剑回忆,座谈会的设计者为夏衍。1 9 4 6年1 2月,吕剑认为应当对 华商报 复刊一年以来的编撰情况做个总结,夏衍当即表示同意:“举行一个座谈会吧!”不出几天,他凭着对于全国各地的文艺情况的了解,送来了一份由若干人(化名)出席、名为 文艺歉收的一年间 的“座谈会纪要”,内容“概括了因内战及作家行止无定等等原因,导致了1 9 4 6年成为文艺歉收的一年,并于 纪要 中透示出了他对当时某些文艺创作的见解”。既然座谈会的受邀人均为夏衍拟定,且他已在召开前的“纪要”中彰明了基本观点,那么会议便取消了自发性、松弛性、随意性,而从一开始就内设了一种方向的引导。“导”的入口是“此时此地”的现实情况,“引”的去处是批评风向的整顿与创作方向的确立。会议综述文章 内战窒息了新文艺的发展 回顾歉收的一年间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 发表于 华商报1 9 4 7年1月1日第三版,其中前文所分析的洁泯、铁马两人的文章被多次提及,尤其针对他们对绿原、马凡陀的评价,与会者产生了相当不满的情绪。如C(剧作者)谈到,“譬如对参看陈雷刚 廖承志与香港 的创办,党史纵览2 0 1 4年第7期。吕剑:香港 副刊琐忆,新文学史料2 0 0 0年第2期。“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7 1 于马凡陀的作品,最近 文萃 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种无原则性的批评,好的倾向不指出,而有小毛病的地方则特别强调”。E(理论家)认同了C的观点,“文萃十期上批评马凡陀的文章我也以为是不公平的。他们忽视了大的好处,而强调了小的坏处,这不是好批评”。“文萃 九期上也有一篇文章,拿绿原和马凡陀相比,这两个人的诗却完全不属于一个类型。他们有一套理论说:诗是语言的创造,诗是语言,不错,但 创造 出的必须是语言才行呀,像某首诗中的 患麻疯病的疙瘩们,这也是语言吗?”理论家E所批评的诗歌是绿原1 9 4 6年创作的新诗 复仇的哲学,发表于 希望 第二集第四期。原文选段如下:当年在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 罪与罚 里/给我们介绍/一个变态的大学生:/贫穷扭曲了他的神经,/他勇敢地/杀了人!今天,我们也来霍霍地磨刀吧,/到花团锦簇的乐园里/去做一名/捣乱分 子!/我 们 羞 愧 什 么?/麻 疯 患 者 的 疙 瘩 们/又 羞 愧什么?通过上下段落的参照,“麻疯患者的疙瘩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变态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构成了一组类比关系,指代一类病态的、异类的反抗者,他们敢于正视、暴露自己的创伤面,在浮躁虚伪的“乐园”里激发仇视、杀戮的激情狂想。这是运用了抽象的形象化手法,将意象抒情与直接抒情进行综合运用,利用主体化的客观具象表达一种抽象的精神状态。对此,有批评者总结到,“绿原有些诗是热情的,作者内心也是强烈的,但写法有毛病,内战窒息了新文艺的发展 回顾歉收的一年间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华商报1 9 4 7年1月1日。绿原:复仇的哲学,希望1 9 4 6年第2集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7 2 那完全是给知识份子看的,老百姓是看不懂的”。言下之意是绿原虽满怀热情,心向人民,但使用了错误的(欧化)语言表达,其写作技艺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另有评论将批评升级至“思想领导”的层面,认为只提出农民逃荒的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创作表现。事实上,“逃荒”可视为诗歌的中心隐喻,它指向一种长时期遭受到生存挤压、精神抑制的历史境遇与现实状况,以期为广大民众注入一针敢于向旧势力怒吼、复仇的强心剂,属于典型的五四一脉的“反抗出走”逻辑论调,具有鲜明的觉醒意味与启蒙色彩。批评者从读者(农民)的阅读结构出发,以实用功效为丈量准则,推论出绿诗不仅仅存在形式上的问题,“而感情意识也全是知识份子的而不是农民的”,从而完成了对绿原所代表的新诗创作取向的全面否定。当与会代表完成了夏衍所组织、计划的评价任务时,批评风向已经逸出了文学探讨的范畴,而滑向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用性考量。由集体意志开启的话语结构中,绿原代表了一种尚未褪去知识分子气息的、“孤芳自赏”的“歪风”,以及一个需要警醒、反思、改进的提示音。纵然他试图从沉湎于梦幻的“童话诗人”转型为无产阶级革命战斗诗人,却因保留了知识分子的写法,而被指认为思想愿望不充分、转向不彻底。相较之下,马凡陀却被重视起来,与绿原形成了一褒一贬的局面。从抒情诗人袁水拍到讽刺诗人马凡陀,他因创造出“既容易为市民所接受而也表现了市民的感情意识”的作品,被指认为宁愿自我“降格”,抛弃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也要用“娇声柔气”的嗓子喊出“旷野的山歌”(金大钧语),从而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的气力充沛、心意坚决与效果显著:内战窒息了新文艺的发展 回顾歉收的一年间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华商报1 9 4 7年1月1日。同上。同上。“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7 3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诗人,要在心中培养这样的情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马凡陀都用了市民的情感把这些编成山歌,他并不以这种感情为庸俗,为缺乏诗意,而不屑沾染。”这样的觉悟,直接受力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矫正,他作为进步的“传唱人”,也得到了中共新闻战略的保护,“当时大量发表 山歌 的几份上海报纸,如 世界晨报 联合日报晚刊 等,都是 刚 刚 创 立 或 复 出,或 隐 或 显 地 由 中 共 地 下 党 员 支配”。除却马凡陀的主动“配合”外,他在“歉收”大环境下完成的传播效益也是有目共睹的。借报纸“阵地”的信息集纳与及时流通,他将物价飞涨、审查制度、国民党腐败、内战、美援、美军、鼠疫、饥荒、贫困、选举、新生活运动等涉及当时国统区重庆和战后上海等地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反常的、堕落的方方面面描于诗中,如 春天之歌 将镇江境内敌伪巨量物资腐烂发霉而不予老百姓的现实情况串联于诗句中,克宁奶粉罐铭 揭示了选举中有人用“毛巾”贿选的丑闻,朱警察查户口 讽刺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对居民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等等。诸如此类的诗歌一度成为“观察时局的风信旗”,市民也在这种别样的“互动”中触动了“感应的神经”。一些青年学生更受鼓舞,“在集会上朗诵它,在游行时配上明快的曲调歌唱它,校园里的壁报模仿它”,甚至对当时轰轰烈烈的默涵: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新华日报1 9 4 7年1月2 5日。据好友徐迟回忆,“他就是一九四四年读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后,决心改变诗风,写民歌形式的作品的”。参看徐迟 重庆回忆(三),韩丽梅编 袁水拍研究资料,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1 7 7页。姜涛:“是你们教会了我鲁迅的杂文”由穆旦说到袁水拍,文艺争鸣2 0 1 8年第1 1期。参看刘继业 新诗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诗人袁水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 0 2 1年第2期。徐迟:重庆回忆(三),韩丽梅编 袁水拍研究资料,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1 7 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7 4 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纷纷“怀揣他的山歌,走上解放战争的前线”。诸如此类的“事迹”将马凡陀及其“山歌”推为了诗歌阵营的“急先锋”。当座谈会按照总结情况分析原因提出问题找寻办法树立典型的逻辑设置话题,最终构思了“大略的回顾”、“歉收!为什么歉收!”、“理论指导工作做得不够”、“关于争取市民”、“面对空前的恶劣局面进行战斗”、“加强批评!确定目标!”、“从马凡陀的方向看”、“还有点补充”的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文艺图景,“两种倾向”变更为“一种方向”。如果说“倾向”意味着一种代表性的诗歌风格,那么“方向”不仅应该丰富一种文学样式、调节某种文化氛围,并且需要发挥某种代表性作用、具有某种前瞻意识、符合当下时态对未来的总体规划和想象。林默涵在 新华日报1 9 4 7年1月2 5日4版发文 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正式定义了“马凡陀山歌的方向”:“马凡陀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的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显然的,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它既是文艺创作之方向,也是知识分子转型之方向,以此号召广大诗人向诗歌工作者进发,展开新一轮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创作实践。但方向的成立并非一劳永逸,尤其“对于接近群众接近市民,还嫌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与生活有关,因之也就多有侧面的讽刺,而证明的愤怒还不足,但如与人民的思想能够叶瑶: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百年湖2 0 0 0年第7期。林默涵该文写于1 9 4 6年除夕,文章的结构、论调,与 华商报 会议文章有诸多相似之处。而林默涵本人亦是 华商报 社论委员,1 9 4 6年末活动于香港。笔者推断林默涵本人参加了 华商报 组织的会议,因而这篇文章或也是会议观点统合下的产物,系“集体意志”的另外阐释。默涵: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新华日报1 9 4 7年1月2 5日。“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7 5 抓得紧还是有前途的”。囿于马凡陀自身与“人民”之间尚存距离,他仍需持续接受考验和检验,及时调整问题,完善一种“沉浸式”的感受结构,修缮作为“方向”的内在要求。三、“七月”的回击与执守“座谈会纪要”发表后,文艺界声音不断,此起彼伏。作为重要批评对象的洁泯发文回应,一面对他们所收束、规整的批评风向表示不满:“批评的存在,是事物突进的精神激扬的回荡,我们不可能把主观的意念去抹煞严肃的批评精神。”一面驳斥绿原遭受的批判,“有人把绿原的诗看作是 虚无主义,在做法上走错了路,言外之意,惟有走民歌才是正路,才是现实主义”。他提出“天赋说”以期调整批评视角,认为“做法 应该理解为他的艺术上的先天的禀赋,不是丢掉这个去换那个这样的容易”。当马凡陀山歌作为一个即将“上位”的文艺“方向”被重点标识出来时,文艺界大致呈现出两类基本的观点分垒。呼应者不在少数,如李广田、劳辛、江流、徐迟、杨文耕等人首先肯定马凡陀所走的道路,将山歌写作视为新诗发展至今的时代性标识,甚至有将其评价为“国风”之高度的言论。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免为马凡陀山歌的不足而担忧几分:一是认为马凡陀应将眼光放长远,心系更 内战窒息了新文艺的发展 回顾歉收的一年间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华商报1 9 4 7年1月1日。绿原的问题实际上透射出广大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考量“马凡陀式转向”范式的建立,也不乏承载着矫正广大知识分子深入生活、思想改造,召唤更多“马凡陀们”共赴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的意图。洁泯:周末散记:为人民的方向,如芒刺背的“民主短简”,“小市民趣味”,文萃1 9 4 7年第2卷第2 2期。原句为“其为诗,也正如三百篇中国风之为诗,这正是今天的国风”。李广田:马凡陀的山歌,见韩丽梅编 袁水拍研究资料,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2 3 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7 6 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对旧形式是否使用恰当抱有疑虑,认为马凡陀应更谨慎地择选、更积极地创造,面向提高艺术水准的文艺任务而努力。这些分布在“道路”上的小波折、小分歧,虽以批评的形式出现,但是基于将马凡陀山歌视为新诗必须前进的方向所提出“修正”意见,不仅无碍于“马凡陀方向”的推进,更起到了维护、巩固马凡陀山歌体式的作用。这样的观点未能在诗坛畅通无阻,并遭到了异见者的反唇相讥。首先有耿庸为绿原打抱不平,针对“患麻疯病的疙瘩们”的群体攻击,他反指“奇怪的倒是批评家们竟也反对别人找着马凡陀的 小的坏处 指摘”。言下之意是,批评家在批评绿原时,仍是揪着 复仇的哲学 一首诗不放,如此行径与他们所质疑的洁泯并无二异。最为猛烈的非阿垅的批评莫属,他于1 9 4 7年2月撰文 马凡陀片论,不仅反对马凡陀取材旧形式的行径,且将马凡陀的描绘、勾勒视为组织技巧的浮光掠影,未能有突入生活深邃与幽秘之处的凝视与刻画。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质疑了讽刺诗 这一体裁使用的合理性。如果说1 9 4 4年盛行起的讽刺诗与高压统治环境的逼仄息息相关,是“从现实的存在的最脆弱的侧翼进军”的策略之举,那么在阿垅看来,讽刺形式兼容了“敌性”与“笑料”两种元素,且前者相对比重较小,导致战斗精神不足而诙谐成分有余。参照臧克家的“刺”之说,阿垅认为这里的“刺”是某种“失真”的隔靴搔痒,只“给了生活一点轻微的痛”。吉父(冀汸)马凡陀的山歌、绿原 致马凡陀先生 等文章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们以“深入”还是“浅入”、“要质”还是“要量”、“何为诗真”等问题为切入点,耿庸:“患麻疯病的疙瘩们”,联合晚报1 9 4 7年1月2 8日。臧克家在诗集 宝贝 序言中谈到,“这一年,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 事实 太多,把诗人 刺 起来了”。见臧克家 刺向黑暗的“黑心”(代序),载 宝贝儿,上海万叶书店1 9 4 6年版,第1页。阿垅:马凡陀片论,见 诗与现实 第三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 9 5 1年版,第4 3页。“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7 7 认为马凡陀山歌属于“浅入”之列,虽尝试以“轻”写“重”,却往往避“重”就“轻”,以至于诗歌堆“量”而“质”显不足;自己一行则坚持“深入”而后“浅出”,在经过主观战斗精神的淬炼后抵达以“重”表“轻”,实现“质”大于“量”的诗学实践。可以看出,后来被称为“七月派”的同人围绕“深与浅”、“轻与重”、“质与量”等美学风格关系对马凡陀山歌发起质疑,表面上涉及如何使用、分配“力量”的问题,实际纵横着一场以“讽刺文学”与“严肃文学”相对垒的体系评判,背后则是探讨如何以诗入时、以诗入史,将诗歌(文学)更好地纳入文化建设、社会斗争、政治运动的结构中。对此,文艺界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竭力争取人民的力量,匡正、复原、发展新文艺的建设生态。但在如何“为人民”的方向上,又生发出不同的观点支脉。七月派同人认为,争取人民的力量来充实社会斗争的一翼,需要正确面对待人民愿望,有暴露阴暗、击溃病态,而后创造出崭新力量的勇气,而不能一味地顺应人民的表面喜好,遵循一种享乐主义下按“需”分配的感受结构,如“他们喜欢轻松,就送给他们轻松,他们喜欢机智,就送给他们机智,他们喜欢趣味,就送给他们趣味,甚至他们喜欢色情,就送给他们一些色情”。尤其对于“不健康,向上爬,飘忽的积愤,享受的酖述,理性的困惑,情感的冲淡”等的劣性格调,则须严肃地批判、持久地抵抗。作家要通过顽强的“自我斗争”,才能与表现对象构成紧密的结合体,“使市侩的 现实主义 或客观主义只好在读者面前现出枯萎的原形”。七月派拒绝一切便捷的、迎合的、耽于形式的观察与创作方胡风:先从冲破气氛和惰性开始,见 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4年版,第1 8 6页。耿庸:“患麻疯病的疙瘩们”,联合晚报1 9 4 7年1月2 8日。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见 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4年版,第2 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7 8 式,讲求突入人民的“底层”生活而非“表层”生活,并时刻保持积极的主动性 “战斗的文艺要有争取主动的努力”。由此面向马凡陀山歌的现象罗列、侧面讽刺与客观抒情,审美品格、体裁择选的背后是文艺观念的出入,这可视为七月派批判马凡陀山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囿于内战时期国统区的复杂情况,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受到了一定冲击。“旧社会底力量侵进了它(指新文艺 笔者注),旧文化底影响屈服了它,使它在各种程度、各种面貌里面发生了病态。”而“旧物”恰是关键载体之一,对应到诗歌领域内,包括山歌在内的民间文艺形式,往往具有“俳谐气”、“夸张不切实际”、“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等问题,这在七月派看来不仅易于倾向公式主义,甚至还会因使用不当而产生反哺“旧”力量的危机。而新文艺倘若想得到复位与长足的发展,需要不断割除滋生在旧文化中的腐烂因子,于是持续走欧化“本土化”的道路,是胡风提出的创新民族形式、重整当下的文艺秩序的途径 “我们所要求的 欧化 正是新生的 民族的 语言成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创造民族形式底活的语言底性格之一”。当七月派站在了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检视点上,对马凡陀山歌发起了第二重攻击,问题又催化了“民族形式”的新一轮探讨,核心问题为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化诉求与文统传承关系。胡风阐发的旧形式改造如何推进,表面上涉及能否将欧化语言植入民族形式的有机体中,背后则关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遗产,被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建设的结构性探索的合法性。由此暴露的论争分歧,既源于左翼内部文艺理论的差异及分野,也不乏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任务变更而动态地做出调整。如果说1 9 4 0年的“民族胡风:在上海 为 副刊 元旦特刊而写,见 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4年版,第1 7 4页。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见 胡风全集 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 9 9 9年版,第7 8 0页。“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7 9 形式”问题论争,“主要的要求是文艺活动与抗战建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要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大众自己为独立、自由、幸福而斗争的战斗生活,并为大众享受”,其中既有政治动员的需求,也不乏继承民族遗产、以民族经验对抗世界经验的潜在博弈,那么当“战时”转向“战后”、“对外”转向“对内”,时代的更换拉动了一场两个党派之间的政治文化竞争:一方纵容释放文化迷雾,打压中共文艺形态传播的进步书刊,借此失掉群众的战斗性;一方则须奋力抵抗,企图唤醒民众以号召应战队伍的集结。于此,民族形式再一次被寄寓了新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要求。山歌作为其中的类别之一,相较于欧化语言的拗口与生涩,耳熟能详的老调能够快速地在群众内部起到记忆、流通、传散的作用,加之趣味性的意象串联、贴合生活日常元素的剪辑,作者与读者在“一唱一和”的结构中能够自然地形成“压迫反抗”式经济文化共同体,实现了一种安德森所言的,“同时代的,完全凭借着语言 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 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在将矛头对准当局政府的同时,实际上亦完成了一定规模内政治力量吸纳的效果,即市民阶层的力量动员。四、国统区诗歌的“末路”与“归途”倘若马凡陀、绿原二人的创作倾向论争既属文学的批评,也有政治的权衡,那么“马凡陀方向”的路径规划便是在 讲话 业已发表、民族形式问题已经得到了政策上支撑的现实情况下,国统区于内战时期设计、开启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方案。它不仅承担着“此时此地”的文学文化向导,亦构建出当下文艺大众路径的筛选条潘梓年: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重庆日报1 9 4 0年7月4日。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3 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8 0 件:既包括辅助推进政治文化水准的恢复、发展,也不乏用通俗化的写法配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艺路线与文艺政策,更大程度上争取民众(马凡陀集中在市民)的思想力量乃至武装战斗力量,甚至有通过报纸、出版等买卖方式合理加速市场流通,带来一定经济收益的考量。如此多面向、多方位的“方向”构思,属于社会形势运转的中间一环,它以文艺为切入点,同时也贯穿整个社会结构的诸多组成部分,以此打破内战以来国民党对国统区、沦陷区文艺发展的控制,开拓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为人民文艺”的创作道路。在这个方案中,不仅绿原无法占有位置,被闻一多指认为“明天的诗人”的田间也如此。当 华商报 组织的会议中D先生谈到,“最近看到田间的一本诗集,其中有些句子很好,通俗而深刻,也是通俗化的一条路子,不知诸位看到没有?”时下的无人问津已透递出一种方向的排他性,更加细化的方案可从 文艺生活 社编辑部列出的 马凡陀山歌 研究大纲进行了解。内容如下:(一)马凡陀式的诗,有什么特征?(它的内容表现了些什么?它的形式运用有什么特点?)(二)马凡陀山歌 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战时的社会生活特征?战后的社会生活特征?他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生活?)(三)马凡陀的诗与其他诗作者的诗的比较?(与艾青的诗;与田间的诗;与臧克家的诗;与绿原的诗)(四)马凡陀山歌 与 王贵与李香香(这两部诗集代表了什么样两个不同的阶层生活?它们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差别?为什么闻一多在1 9 4 5年5月5日晚上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行的文艺晚会上,重点介绍了艾青和田间两位诗人。“他说,我们欣赏艾青,因为他是今天的诗人,而田间则是明天的诗人,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见李少云、袁干正主编 闻一多研究辑刊(第9辑),武汉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1 6页。内战窒息了新文艺的发展 回顾歉收的一年间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华商报1 9 4 7年1月1日。“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8 1 会有这差别?哪一种倾向是未来诗歌最好的倾向?)(五)结论参考书目:(一)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著)(二)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著)(三)吴满有(艾青著)(四)给战斗者(田间著)(五)泥土之歌(臧克家著)(六)童话(绿原著)(七)关于马凡陀山歌的争论(文艺信箱)文艺生活 社是彼时东南地区影响较大的文艺编辑部,“研究 马凡陀山歌”是其于六七月份开展的中心活动。研究题目为社内顾问会所列,活动要求参会人在完成讨论后,将记录交付顾问会。顾问会下设理论、小说、戏剧、诗歌、批评、散文及报告文学六个指导方向,指导人包括邵荃麟、洪遒、冯乃超、黄药眠、夏衍、吕剑、司马文森等人。他们多数参与了 华商报 组织的会议,属于马凡陀之于国统区诗歌地位的奠定者,进而持续对马凡陀山歌进行话题制造与学习引领,不仅在两个区隔的社会形态以及正在转换的时代结构中考察马凡陀山歌的生产,并且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参照体系中开掘马凡陀山歌的独特性,意在引导读者在罗列的对象中筛选出符合当下“时”与“势”发展的最优解。考察大纲内容,前三个问题的设置集中引导社员深入学习马凡陀山歌,在严肃文学与讽刺文学、自由诗与山歌体的对照框架中考察马诗的优越性。直至转入第四个问题,即将诗歌发展的方向规划建立在 马凡陀山歌、王贵与李香香 的择选中,“马凡陀方向”的地位开始松动。前者是国统区为市民写作的代表,后者是解放区为农民写作的“经典”;前者喜好使用五更调、哭七七的旧形式,后者采纳“顺天游”式的原生态;前者尚且保留知识分子的“意识片影”,后者表现出来的感情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感情思绪。由此,马凡陀的势头被逐渐“压”了下来,面对“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奇花”、文艺生活 编辑部:研究大纲,文艺生活1 9 4 7年第1 5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 8 2 “人民诗篇里的第一座里程碑”的赞誉,马凡陀山歌的阶级朝向似乎展现出了相对弱势。假使以“与人民结合的程度”来评骘,市民阶层仅仅是“人民”结构中的一部分,尤其与解放区的人民(农民)相比,前者的“先进”程度仍有待提高。在民族形式的探索程度上,解放区文艺也以更富经验、更加成熟的面貌受到中共的普遍赞许,成为各种文艺实践的方向阵地。周扬在1 9 4 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直接指出:“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现在没有人会说 李有才板话 王贵与李香香 是旧形式,秧歌是旧形式,相反地,它们正是我们所追求探索的新形式。”国统区文艺界也基本对此保持自省的态度,茅盾在 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 中表示,马凡陀等国统区作家“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但在未来的创作中,他们还须继续接受解放区作品的影响,向解放区文艺继续进阶,更强烈地反映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的诗”。此后,马凡陀论争逐渐迎来了“尾声”。在解放区文艺的对照下,马凡陀山歌仅被视为面向市民阶层的一个阶段性“试点”,“一个过程,一个转变,一座桥的起点”,获取了暂时的、内部的成功而有待爬升。马凡陀山歌由此面对着无法逆转的困境,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逻辑怪圈:马凡陀山歌被推举为“方向”的条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4 9年版,第9 9页。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 9 4 9年第1期。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 9 5 0年版,第5 1页。周哲:王贵与李香香,读书与出版1 9 4 7年7月复刊第2卷第7期。“马凡陀山歌”现象与国统区诗歌的“前路”1 8 3 件与缘由,恰恰制约了其后续的发展前景,从而昭示出国统区诗歌发展的“末路”。走向末路的成因,近可归于“刺激反应”模式下国统区创作主题的有限性,即将矛盾集中于对抗反动政权的迫害,而缺乏更加先进与崇高的政治取向与格局;远可纳于某种“先天不足”。尽管国统区诗人仍想调节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