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pdf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张应强（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内容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之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结合清水江流域的经验观察，梳理了明清王朝国家食货体制框架下逐步兴起的以木材种植、采运为核心的区域共同经济的出现，以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发展，探析了这一区域基础性结构对多元资源价值开发利用的全新生态理念生成的重要作用，以及其间包含的流动性、开放性与固定性相互交织，并在历史主体的能动实践中协同推进区域民族共同体的型铸。文章指出，这既是清水江流域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亦是清水江流域乃至西南山地民族社会未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民族共同体；清水江流域；生态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DOI：10.13885/j.issn.1000-2804.2023.04.008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23）04-0096-13收稿日期：2023-05-2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 国家整合研究”（LSYZD21010）作者简介：张应强（1965-），男（苗族），贵州剑河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第51卷 第4 期2023年7月（社会科学版）Vol.51 No.4July 202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全面系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涉人与自然这一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历史发展与未来路向的深刻认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全中国各族人民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和根本指引。中国有着悠久而未中断的历史，中华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创造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知识，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这一历史过程，富含不同民族历史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特定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及其当代价值，值得相关学科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予以发覆与阐释，从而加深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重大意义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在论及唯物史观认识历史和探索历史运行规律的方法论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85可以说，这些既定的条件首先便是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生计方式和人际关系，也就构成了特定社会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笔者曾专文讨论过清水江流域历史发展的制度条件，以及由这些王朝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施政实践所塑造的社会环境，对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及区域社会整合所带来的重要影响2。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制度设计以及由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也是清水江流域不同人群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不能选择的外在条件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本文聚焦人与自然关系在清水江流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础作用，探讨在特定自然资源禀赋的条件下，能动的人的历史实践创造了怎样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相应的生计方式，在与其他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形成区域整体一致的共同经济生活；而由此生成的一整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良好的生态理念，以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整体发展模式，作为重要基础性力量又如何促进了知识共享文化共生的区域民族共同体的型铸。一、区域基础性结构：以杉木种植为中心的共同经济生活在过往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中，笔者一直强调以杉木种植采运贸易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理解整个流域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而这一历史过程，是在明清王朝国家致力于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大背景下逐渐显现出来，并且成为最近一些年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在以杉木种植采运贸易为主线的经济活动逐步兴起和繁荣的过程中，清水江流域特定的自然资源，在能动的人的创造性实践作用下，演变为具有标识性的地方性物产（如文献中所谓的“苗木”），乃至个人及家庭、家族财富的象征。与此同时，这一重要的地方性物产的生产与输出，也构成了王朝国家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样的区域经济发展亦是在王朝国家食货体系的作用或影响下产生的，其本身也构成了王朝国家食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区域社会与人群进入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若是将清水江流域放到整个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尤其是明清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和治理的背景下，我们更加能够得到在王朝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特定区域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在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理解与分析方面，刘志伟独辟蹊径，主张建立起一个中国经济的“食货”体制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解释。他指出，“食货”是不同于源自西方的“经济”的认识范畴，其基础是一种自然财富观，即财富是天地生出的自然物，“食货”要解决的便是如何获得、占有和分配这些自然物的问题，而“经济”则注重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在食货体制之下，经济活动成效的评判在于控制了多少土地和人，而君主想要达到控制更多人的目的，就必须借助“德”来获取政治权力。因此，食货或贡赋体制实质上是一个统治手法或管治方式的问题，“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的达成，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的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制逐步建立的逻辑”，同时，中央王朝也需要利用市场的交换流通来达成对不同地域资源的获取、调配和使用，这便是食货体制的运转机制。318在食货体制的框架之下，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与这一区域的资源禀赋便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对此，杨庭硕也指出，13世纪以前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基本停留在名义上即间接控制的层面，仅要求各族头人定期朝贡，其主要原因是生息于西南的众多民族分别适应于范围不大的区域生态环境，这些人群的生计方式与中原差异较大，其物质产品不容易为中原所利用，因而中央王朝对他们既难以建立直接统治，也无力影响其原有生计方式。4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山地环境的阻隔，早期的西南地区在内部并未形成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和流通体系，其地方性资源也没能进入王朝国家的食货体系，直到元明清时期云贵川等地区矿产品及其他重要资源价值才被逐步发现和认识。元代开辟通滇驿道是中央王朝将国家直接统治伸向西南的重要举措，贵州的战略地位也因之变得愈发重要。对于清水江流域而言，明初贵州建省及其后展开的地方治理，包括为维护“黔中通滇孔张应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972023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道”而进行的诸多政治军事部署，已经渐次影响到了这一“苗疆”腹地。入清以后，清水江流域“界内生苗”及丰饶物产在经略地方的官员的治理方案中时常被相提并论，实则也是前述食货体制基本理念的一个侧面反映：生苗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官民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内地奸民反法，捕之急则窜入苗地，无敢过而问者。苗又时出界外，肆剽掠内地，商旅尤以为苦。界以内弱肉强食，良懦苗民咨嗟太息，恨控诉无所。此黔省之大害也。诚能开辟，则害可除。清水江潆洄宽阔，上通平越府黄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则通黄丝驿，下通湖南黔阳县之红江，其旁支则通广西。清江南北两岸及九股一带，虽多复岭崇冈，而泉甘土沃，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桅木等物，若上下舟楫无阻，财货流通，不特汉民食德，即苗民亦并受其福。此黔省之大利也，诚能开辟则利可兴。52 作为清初开辟贵州“苗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方显的上述认识在统治集团内部颇有共识。相信这样的观念，对于区域开发的过程中出现府厅州县、卫所塘汛与土司土官等相辅相成，甚至相得益彰的情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在基本的人口、土地（包括山场山林）的控制基本稳定的前提底下，逐渐衍生出一种以木材种植采用贸易为中心的、带有商业性开发的区域经济发展基调。换一个角度看，清水江流域的地方性物产尤其是木材资源进入到王朝国家食货体系，实际上与区域的开发、人群的交流互动、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乃至区域文化共生等历史进程始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6。而这一发展过程，在很多重要时间节点也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历史印记。比如，笔者曾对乾隆初年清水江的疏浚进行过较为详尽的分析讨论。在地方官府的主导之下，清水江沿江相关村寨人群被动员起来，对河道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疏浚，虽然这一工作主要涉及清水江干支流沿江沿河的村寨，但其综合性的后果却是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全面性影响。河道畅通使得区域内的杉木种植及木材贸易迅速兴起，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黔南识略载黎平府事有云：“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79。如此大规模的杉木种植，是清水江流域不同人群生计方式的重要转变，也是该区域社会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重大转型。与此历史转折相伴随的，是一套富有地方特色的杉木种植技术渐次发展成熟，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记载：山多戴土，树宜杉，土人云：“种杉之地，必豫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择木以慎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然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秧初出，谓之杉秧，既出而复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稍壮，见有拳曲者，去之，补以他栽，欲其亭亭而上达也。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78 这则材料或可视为根据当地人的经验对杉木的种植和管护过程较为细致的描述，其中提及种杉之前需在山场土地上预种一二年的“麦及包谷”，以达到松土的目的。依据田野经验，这是对当地后来被称为传统“粮林间种”技术的不完全描述。山场在种植杉木的前一年须要开荒清理，通常的做法是先将草木砍伐烧灰，一方面可以消灭隐藏其间的害虫和虫卵，另一方面，草木灰亦可作肥；然后在焚烧过的土地上种植小米，待秋收后翻地过冬，来年春天再整土培育杉苗；杉苗萌出后，择其壮者，以六尺为间距栽种；在杉苗郁闭成林之前，通常三至五年，苗行间通常会种上小米、红稗、玉米、麦类等粮食作物。这一整套杉木种植技术的实践探索、经验积累及知识共享，与入清之后清水江流域杉木种植采运贸易活动逐步兴起并渐至繁荣相生相伴，是我们以唯物史观考察由不同人群所构成区域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及其关联的生产方式及社会交往互动形式的重要基础，也是认识和理解整个区域历史的基础性98张应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结构。比如，我们在围绕清水江流域杉木种植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考释中发现，大片山场的开发及杉木的种植养护，实际上催生了相当数量的带有“流动”性质的以“栽杉种粟”为生的人群。在清水江文书中这类人群被称作“栽手”，他们有的与“山主”同属一个村寨，也有的来自本地周边村寨，还有的来自下游湖南会同、靖州等邻近地区。在佃种山场的过程中，“栽手”与“山主”订立契约，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此类佃种山场契约存量巨大，兹举一例加以分析：立佃字人中仰寨陆光儒今佃到加池寨姜佐兴之山乙块，地名乌慢，界限上凭岩洞、下凭溪左、左凭小冲、右凭溪，四至分清。此山栽杉种粟，限三年之内长大成林，二股凭分，若不成者，栽手并无股分。其山杉木日后发卖，先问地主，无人承买，方出外人。恐口难凭，爰立佃字存照。陆光举字 道光元年十月十六日立8208 这是一份今锦屏县河口乡加池村姜绍明家族所藏的契约文书，来自加池寨附近的中仰寨的栽手陆光儒佃种加池寨姜佐兴之山场，双方约定所栽杉木二股平分，但须以陆光儒种植养护杉木且三年成林为条件（多数类似佃字为“五年成林”的约定）。文书中并未提及的是，按照惯例，这三年或五年养护杉木成林过程中间种的杂粮作物，全部归栽手所有；换句话说，“栽杉种粟”客观上能够保证“栽手”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在杉木种植与养护过程中，山主的投入是山场土地（和杉苗），栽手则以劳力投入分占股份；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使得一些外来的栽手得以参与到杉木种植的利益分享之中，并获得用以维生的粮食和在相关村寨所属山场虽则临时但时间较长的居住权，当地人将这种生计方式称作“打山吃”。通常情况下，“打山吃”的多数人没有固定居所，他们以杉木成林的时间为周期，在不同的村寨佃种的山场搭棚居住。三年五年杉木郁闭成林后，山场不能再间种粮食，栽手可能转去佃种其他山场，个别外来栽手还会卖掉股份，远行他乡。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契约中“其山杉木日后发卖”指示不明，更多其他同类文书约定的是三到五年成林之后，若栽手有意出卖其栽手股份（部分或全部），则山主对栽手股份拥有优先购买权；是以此份契约有所谓“先问地主，无人承买，方出外人”，这一约定虽非绝对，但也确是当地惯例，这与栽手多为流动的外来人群不无关系；或亦可以说，在山主与栽手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中，股份与权力并不是等比匹配的，这也是我们去理解和解释这一特定生产关系时须予格外重视的。由于杉木种植和养护的独特技术及特殊周期，“打山吃”的栽手往往保持着一种有节律的流动状态。当然，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也有一些栽手在相应的村寨中定居下来，甚至还在特定区域内建立了自己的村寨。例如，清初从湖南靖州西南部锹里地区陆续迁徙而来的“三锹人”，便是通过向当地苗侗人群佃种和购买山场田土，逐渐在清水江下游支流乌下江、八洋河一带崇山峻岭间定居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二十余个“三锹人”村寨9。这些外来人群成为清水江下游南岸与苗侗人群一起共同推动人工杉木林种植和木材采运贸易的重要力量。杉木种植推动了一部分人群的跨村寨甚至跨区域流动，基于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经济生活因而得以形成，而区域社会也具有了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二、生态理念：财富累积与资源价值的多重开发不难发现，在王朝国家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及相关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包括带有全局性的疏浚江河干支流的社会动员以及随之出现的区域性木材种植采运贸易活动的持续发展等，都直接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转型。一方面，从国家治理层面表现出来的对区域内人口与田土山场山林的控制，992023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是区域内新的地权观念出现并渐至明晰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原本自给自足带有某种固定性的资源，就清水江流域而言主要是山场山林，在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下，被赋予了新的资源价值，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个人、家庭或家族的财富。当然，无论是基于王朝国家食货体制的资源控制与调配，还是特定区域社会人群获取资源追求财富，都需要依靠市场的交换和流通，这一点在清水江流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就一般意义而言，财富的积累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而从自然资源到财富的转变，乃至财富的集中，都需要通过人的能动实践来达成，其间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这一生态适应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基于特定民族生境的生态理念之生成。就清水江流域的经验材料来看（如图1所示），苗侗等人群的能动实践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直接促成了自然的“人化（或文化）”，最直观的后果就是人工杉木的普遍种植，这成为区域内最重要财富形式的主要资源；在王朝国家制度、市场等因素的作用下，资源转化为财富，其间包含了各种流动性，包括人的流动、物（木材）的流动、作为价值尺度的白银的流动，乃至山场土地产权以及相关社会文化观念的流动。而财富的转化、积累与集中，又影响到人与自然及社会生产关系，并使之呈现出某种固定化的性状，也即是我们所描述清水江流域清代以来以木材种植采运活动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兼具自然与文化特色的民族生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由流域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分享和传承的地方性知识且极富人-自然-社会制衡关系的生态理念，构成了我们去观察和认识区域社会整体发展尤其是财富累积与资源价值的多重开发的重要视域。随着杉木的大规模种植和木材采运贸易的兴盛，清水江流域的地域社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并存的样貌，原有的民族生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林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自然资源，经由人的介入而成为最重要的财富之源，围绕杉木种植而形成的林业经济也具有了流动性与固定性相交织的特质：在物的层面，山场山林是固定的，木材则是流动的；在人的层面，山主是固定的，栽手、木夫和木商等则是流动的。当然，这两种特性尤其是固定性也并非绝对的，比如山主、栽手、木夫可能只是一种相对的身份称谓山主可能同时也是栽手，甚至在木材采运环节担当木夫角色；而从山场与栽手股份的角度来说，随着股份的析分及买卖，相对固定的山主实际上也带有了更多流动的特性。无论是前文已述杉木种植过程中山主与栽手，还是木材采运贸易过程所关涉的各种身份的人群，作为木材种植及采运贸易的主体，他们的能动实践都从不同侧面共同增进了区域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以及相关资源价值的开发与传播，并在交流互动中共同促进区域生态理念和区域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即使在物的流通层面，这种财富形成积累和资源价值认知也可以在诸多实践环节得到呈现。比如，杉木成材之后从山场流向市场完成交易，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采运过程。杉树首先由旱夫砍伐并削枝去皮，然后通过一种大约1米多宽的“洪道”从山上滑运至山下的溪河边，称为“放洪”；若遇上地势陡峭、青石较多的山地，抑或需要跨越低洼谷地的地方，则以木桩架成高于地面的平直“架厢”，将杉木放置其上拖至邻近的河边，称为“拖厢”。洪道在清水江文书中也称作“洪路”，通常是由地主栽手协同在选择坡度较缓的坡面或山岭山脊地带开辟。使用洪道滑运木材，一方面较为高效省 杨庭硕认为，在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其往往能够创造出兼具自然和文化特色的特殊生态系统，这就是各民族的民族生境。详见杨庭硕、杨成当代生物污染肆虐的文化成因探析 （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89页。图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生态理念的生成100张应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力，另一方面洪道内土壤松软、坡度较缓，既不易损伤其他长在一旁的杉木，也不会因木材下滑时冲力较大而损伤木材本身。这些今天看起来是适应自然地理条件、依据木材采运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实际上是相关不同人群在共同面对现实需要逐步摸索、积累并共享的知识，也是我们所言区域生态理念的基础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种理念渐至成型的过程，实则包含了人们对资源与财富价值认识的提升；正如有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的，洪道和架厢皆依据山场地形设置，属于清水江流域山场的“基础设施”，杉木成林发卖之时，有无现成洪道可资利用，或需不需要架厢拖运，都直接影响到杉木的售价10119。如果说由旱夫砍伐杉树并将木材拖运至溪边河边，包涵了清水江流域特有的由相关人群发明并规范化的技术手段及规则，那么，木材由溪流江河水道进行运输则同样发展起值得关注的技术和规范。通常，木材由山场运至溪河边后，即由水夫在条木前端锉出“水眼”，用撬棍、篾缆或藤条相并紧扎每三至五根为一“小挂”，两个“挂子”连为一“长排”从溪河放出；一些溪流水小无法扎排，则须等待水涨之时一根一根地放散木。木材运至河面较宽的集中点（比如一些支流汇入清水江的河口）后，再编成大排入大河（清水江及下游的沅水）下运121391357-60。特别关键的是，清水江下游支流河道有“按步分江”的制度，这是由清初乾隆年间疏浚河道所带来的沿江沿河村寨分段放排获取利益的重要机制，更是清水江木材能够顺流而下的制度保障，笔者曾就此专门描述分析过，兹不赘述。而木排经由大河放运至清水江下游“三江”地区，由“当江”的行户同溯江而上的木商议定价格并达成交易，则是资源转变为财富的关键环节。清代卦治、王寨、茅坪三个临江村寨的主家既通苗话又识汉语，于是充当起沟通上河苗人山客与下游汉人水客的中介，三寨轮流值年形成“当江”制度；到了光绪年间，天柱县境内的坌处、清浪、三门塘形成外“三江”，与“内三江”共同“当江”1479-80660-123。在此由地方官府主导的市场贸易制度之下，参与其间的“当江”主家、买卖双方即上河“山客”和下河“水客”，以及大批来自不同村寨的旱夫和水夫等人群，在不断的互动中共同构建起木材流动的跨区域系统，在使清水江木材进入王朝国家市场体系的同时，作为支付手段同时也是财富价值尺度的白银，亦源源不断流入清水江两岸村村寨寨，以不同身份参与木材种植采运活动的人群各自成为分享、占有和支配这一财富的主体。木材砍伐、拖运、扎排、放排等一系列的技术操作，都是相关人群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创造，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亦贯穿整个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木材采运免不了对某些传统的固定性资源利用形成竞争，相关关系的协调平衡也带有了利益分享的性质。例如，清水江下游平略镇地芽村保存的一块碑铭，即讲述客商放木毁坏农田水坝而引发纠纷：水坝约示为利农便商永远存示事。因余地溪流险狭，水坝联络不易，每当春夏潦水澎湃，所有坝梗易至冲坏，况加之以木植，遂振落也。每年客商全不体恤，遇水涨自放或自拖运过坝。屡被过后，亦不当时整砌，而有田之家候水退抬石整砌，非一朝一夕。而成带田丘尽成干涸，国课无归，老幼嗟叹，莫可如何？今我众人公同人，所过木植不许自放，亦不许请别村人拖运，毋论放水拖运，先说定必要众人运送，扶木过坝。坝坏亦在放木人当即照旧整理，不肯整砌，罚银三两，以为整砌急需之费。庶几，则田无望岁归，洵属商农两便矣。故志之。后载举凡所过木植，众人议定由黄莲洞放至响水坝止。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六众等 地芽村靠近山场但远离大河，经过此处溪涧的木材多为散木，须借助水力放至大河方能扎排，而山林附近常辟有农田，溪涧之水须做灌溉之用，这便形成木材运输与农田灌溉之间对于水利资源的争竞。从碑文可知，附近山场木材发卖之后，通常由客商自放或雇人拖运，农田水坝因此屡被毁坏，而客商又不加整砌，导致有田之家利益受损。于是，村人决议亲自参与拖运木植，以保证水坝不被损坏。木材运输主要借助溪水的流动力，农田灌溉则仰仗水资源的滋养力，二者一动一静，难以同时周1012023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全兼顾；村民于是以村寨公共力量介入木材运输，制定规则对之进行协调。最终，村民充当起水夫，一方面可分得木材运输的部分利益，另一方面，客商与村民之间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由冲突走向协作，达成“商农两便”的结果。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素有维护自然资源多样化，以及对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各种资源多重价值综合利用的传统。例如，农田里通常是稻鱼鸭共生；山林中则是林粮兼营；即便是后期不能间种粮食的人工经济林，也会在杉木中间保证一定比例的其他树种生长，其中不乏杨梅、油桐、麻粟等经济价值甚高的树种。在农田、池塘等人工泽生系统的周边，通常还会保留一定的浅草生长带，这种不加人为干涉的中间型生态系统，既能够满足农田病虫害防治所需要的鸟类和山羊、牛等家畜的觅食需求，也可以适应农田、池塘与森林或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的自然过渡15。在这样的资源利用理念之下，当农田耕种与木材运输发生水资源竞争，人们并没有如许多纯农业区的人群那样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械斗，而是以积极介入其他经济类型的方式，对水资源多样化的价值进行充分的利用，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与共赢。与木商参与开发资源新价值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被称作“来人”的外来人群在清水江流域的创市活动16。江西木商是带有官方背景主导清水江木材贸易的“三帮”之一，也可谓清代以来在本区域影响力最大的“来人”群体。清代嘉庆年间，来自江西的“来人”群体在清水江支流小江下游的后来被称为“江西街”的地方草创集市，原择地点为靠近河边的场坝，这是一块不被当地人利用的废弃之地，但在“来人”眼中，这里地势平坦开阔，非常适合泊排。之后，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市场于道光年间迁往小江河边一块长满荒草的沙洲，当地人称之为“荒草坪”。类似外来移民进入清水江地区，最先往往选择地势较低的沿河“夹滩”或沙洲居住，因为这些土地容易被洪水冲刷，不适合耕种，而在此开辟市场不会对当地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侵占，反而将土地资源开发出了新的价值。集市形成之后，迅速得到了当地人的接纳，不仅成为区域人群和物资集散的中心，苗侗民族更是将粮食、食品及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日常用品等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甚至与在此形成村落的“来人”通婚，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需要说明的是，在江西“来人”创市的案例中，被选中的土地虽不被当地人利用，但这些外来人群依然需要通过“立讨字”的形式向土地所有者讨得土地；其后荒草坪的所有者南岳庙甚至不转让土地所有权，而是以收取一定数量的香钱的形式出借土地使用权。此外，当这一基层集市兴起之后，当地侗人大姓“坐家”龙姓亦积极介入市场的管理。由上可知，清水江流域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使得当地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对于自然资源多重价值的基本认识，在这种认识之下，人们对生活空间内的资源即有着各种价值综合利用的传统。木材贸易兴起之后，自然资源的一些新型利用方式被开发了出来，在产生新的财富的同时，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也受到冲击以至形成竞争。不过，当地人并没有将这种竞争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动用地方社会公共权力积极介入新型的财富创造方式，不仅分享到新的财富，也保全了传统生计方式。这些对地方资源进行多维开发的新型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区域经济结构中的流动性占比，也使得地方社会和人群的财富创造能力大为加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注意到，清水江流域流传着许多与南岳庙相关的故事传说，民间文书中亦有相关记载，例如文斗寨保存的一份清道光十一年订立的“清白字”中即有载，由涉事“二家出银六两充公上下南岳庙”而达成和解的事例。显然，其中提及的“上下南岳会”是一个由文斗上下寨不同的人众组成的组织；在一份保存于文斗下寨的佃字中，事主所佃之山为“南岳会山”，“外批”还注明“南岳会占一股”所涉及的八个人名；另一份涉及“南岳庙众等会上之地”的佃山合同中批有“朝琦前后之股卖与举周十二人东灵土地会”字样。可见，“南岳会”“东灵土地会”既是关乎信仰崇拜的人群组织，也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某种具有“法人”性质的社会单位。相关资料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锦屏文书第一辑第一册，“1-1-1-339萧庭彩、范三保立清白字（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三四一页；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二卷史料编，文件编号C-三八、C-三九，东京外国语大学国力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年3月29日。102张应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三、共同体意识：人地关系实践中的区域整体与文化共生如果说上述围绕杉木种植与采运贸易所形成的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呈现的主要是清水江流域多元人群的共同体生成的物质基础结构过程，那么在此基础上尤其在区域整体性人地关系实践中，唯物史观所关注的从社会活动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1792，就是我们在此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就清水江流域的经验观察而言，笔者曾就王朝国家推行教化、主流文化价值影响、地方化“礼”为“俗”的能动实践等方面，对区域内民族交融与文化共生现象进行过初步梳理2。在此，我们聚焦祖先迁徙与村寨起源的历史记忆的案例，探析区域整体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大致而言，关于祖先与所居环境如何建立联系的种种讲述，可视为人们对于这个共同体在观念和认知上的一种有意识强化。在清水江流域，不同人群聚集成寨的历史也常常被置入表达主体所处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以讲述，展示出生动而复杂的人地关系互动过程。2022年7月，由中山大学、凯里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三校联合举办的“山地社会的结构过程”田野工作坊，曾考察过黎平县尚重镇宰蒙村；在寨迫自然寨的寨门前，我们见到一块立于2015年的石碑，碑文讲述的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群迁徙聚落成寨的故事：远古时候，“滚基哈”与“岑州”相连，这里植被丰茂，岭西北向阳处古杉参天。古杉下住着从锦屏隆里所来此拓荒的杨氏先民数辈之后至杨老广时，杨家已人丁兴旺，发为旺族。因居于山下，故称“得编”家族。后因自然变迁，山洪从中将“滚基哈”与“岑州”分开，“滚基哈”转“刃”成“猪”，受左“虎”威胁。经堪舆，认为此处不宜居住，故杨氏家族分家，一支迁往大稼，一支往塘旧，一脉留守祖地，移居滚基哈的岭尾，故称“迫岭”房族。没过多久，锦屏地茶杨家相继迁居至此。初来时居于“滚基哈”岭上，人口发展后就分别移居于岭下两侧，号为“高纪”爷崽。当时，两族住地四周山高林密，虎患横行，每到夜晚老虎常窜寨扛猪，而两族又无力抵御老虎的侵害。经商议，派人去湖南邵阳请田家打虎将。同年，田氏义兄义弟刘氏一同前来经商并共同防御虎患，保住了村寨人畜安全。到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剑河熊氏、冯氏、罗氏、姜氏、杨氏以及从各地聚来的龙家、徐家、周家、阳家、吴家等陆续来此安家落户。至此，便形成了一个各民族融合的大寨子寨迫。寨迫天宝地灵，前怀明河玉带，远眺笔架冲天，后有青山界巨龙大脉撑腰，左有虎旗围护，岭岭圆峰，砂砂庇佑，右有寨海、寨州兄弟相佐，天时、地利、人和俱占，可谓钟灵毓秀，人气兴旺，代代有贤能。如：田家祖上再兴武艺高强，曾以气功吓走坐坳“关羊”的贼众；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杨国瑞被黎平知府任命为“高西大款总理”，组建团练“东保黎平，西救朗洞，南抚九潮，北援柳霁”。后受封“皇亲待赠武骑都尉”。寨迫山地宽广，千百年来为了繁衍生息，先辈们野果充饥，渴饮山泉，啃食葛根，饱食艰辛，开疆拓土，将“高头”、“高勒”、“勤牯”、“高炸”等四周山山岭岭，冲头岔脑开辟成层层梯田，块块菜地。凭借天时地利，寨迫人勤劳勇敢，生生不息，代代耕耘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寨迫现有96户，432人，其中侗族占85%，苗族占11%，汉族占3%，水族占1%。在这里不分民族，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落户先后，人们平等相待，融合亲密。这样的村寨起源和发展故事，在清水江流域颇为常见。此通碑文大致讲述了寨迫寨形成的历史及原因、村寨对区域历史的参与、寨迫寨的人群构成及内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综观故事文本可以发现，其在叙述手法上时间线索模糊复杂，这是民间口头传说的典型特征：既有从古至今的社会时间脉络，也有记录不同姓氏人群先来后到的村寨时间节点，还有自然环境变迁的地理时间线索；对于村寨历史的关键时刻，既有“远古时候”“田家祖上”这样的虚指，也有“清末至中华民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等时间坐标的具体实指。多重交织、虚实相间的时间线索之下，诸多意象共同勾勒出村寨 该碑立于寨迫寨门前，讲述的时间线从远古时代到当下，引文仅节选前部约3/4的内容。1032023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脉络。这些意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自然意象、人群意象和历史意象。为便于解析，笔者将碑文内容绘制成一个文本结构图（图2）。图 2 寨迫寨村寨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互动机制 在“自然意象”“人群意象”“历史意象”三大门类之下，分别从碑文中提取出六个意象组成三个纵向序列，每三个平行意象又构成一组横向的互动关系；以人群意象为中心，实线表示其他意象作用于人群意象（反向），虚线表示人群意象作用于其他意象（正向）。具体解读如下：平行意象组：“古杉”代表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资源，“隆里所”作为杨氏先民的原居地（也有可能是当地人的想象或附会），指示其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彰示着国家的在场。龙里守御千户所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清代属于黎平府开泰县，雍正五年（1727）置锦屏县后划归锦屏，更名为隆里所。可见，这组时间被模糊定位为“远古时期”的意象，实际上指向了清初雍正年间开辟贵州“苗疆”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刻。由锦屏隆里所迁来“拓荒”并逐步壮大为“旺族”的杨姓人群发展脉络背后，隐现着在“苗疆”开辟之后，外来移民从朝廷设置的卫所等“桥头堡”出发，向一些未开发的区域进发，将自然资源不断转变为财富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区域开发历史图景。平行意象组：呈现村寨人群的整合与变动，其中颇为有趣的是出现了一个具有互文性的“虎猪”叙述结构。一方面，“山洪”这一自然灾变导致原本连在一起的“滚基哈”与“岑州”相分离，形成不适合居住的“虎猪”风水格局；另一方面，村寨周边密林有虎窜寨扛猪，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威胁。二者分别从人们的居住环境认知和生活事实面向入手，展示村寨人群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或危机，形成表述上的互文互补。为了应对这些困境或危机，人们有意识地整合人群结构：一方面世居人群发生主动的内部分裂，部分外迁，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从外部引入有打虎技能的移民，以增强共同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虽然碑文叙述的重点似乎集中在人们如何强化村寨共同体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人群外迁及迁入的地点都被准确记录了下来；而“邵阳打虎将”，更指向清代大批生计型移民由湖南进入清水江流域的历史事实。可见“虎猪”叙事结构实际上囊括了村寨共同体内外部的整合与联系。田野访谈中，村民还生动地讲述了寨迫自然寨与寨蒙村其他三个自然寨之间或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寨海、寨州和寨迫是三兄弟，其聚落地形皆为“猪形”这也是碑文中“右有寨海、寨州兄弟相佐”一说的由来，地形看起来呈“虎形”的寨虎则与之相克。因此，只要寨虎发展好了，其他三个寨子就会发展得很差，反之亦然。为了相互制衡，寨迫的寨门前挂了一把剑射向寨虎，寨虎则在寨门口立一块刻有“寨虎”104张应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二字的大石头来克制其他三个寨子。平行意象组：以一个具体的人物“杨国瑞”为中心，讲述“咸同兵燹”期间，本地贤能组建团练安靖地方、救助周边各地的功绩。咸同兵燹期间，整个贵州“苗疆”地区传统的“合款”“议榔”等村寨联盟组织在组建团练、抵御动乱、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间既有官府的推动，同时也是各村寨自保的需求，动乱平息之后，这些参与组建团练的村寨获得一些资源分配方面的政治资本，区域社会的权力格局也随之改变18。杨国瑞率领以“高西大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地方团练组织“东保黎平，西救朗洞，南抚九潮，北援柳霁”，彼时黎平为府城，朗洞、柳霁分别驻有开泰县丞和天柱县丞，九潮则是一个从黎平到古州大路上的重要聚落，皆为区域动乱治理的关键节点，是以人们在记忆和叙述中以此强调本寨所在的“高西大款”对于区域动乱治理的重要贡献。同时，人们还相信，寨迫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杰出的领袖人物，是因为村寨的“天宝地灵”，人与自然完美和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占，可谓钟灵毓秀，人气兴旺，代代有贤能”。平行意象组：较为笼统地概括了不同人群迁入寨迫，以共同的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环境，最终构建出村寨生活空间的基本脉络，是为其他平行意象组互动关系的底色。以上案例分析，是希望能够从村寨共同体的层面出发，来探索共同体型铸特别是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及机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水江流域整体性发展的意义。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神话以及范围更广的口头文学总是重复同样的系列，这便使得其结构得以显现，这种结构的各种成分可以以共时性会因外在世界的不同而改变，也就是说，从古至今的人类都一样在进行睿智的思考，因此，只要神话产生的智力冲动没有消耗殆尽，这种思维就会在应对新的世界对象的过程中推动神话呈螺旋形持续发展1968-69。这便使得口头文学文本结构的解读有望成为探求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可能路径。我们透过图2六个平行意象组的解读，可以看到在寨迫村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王朝国家对贵州苗疆的区域开发所留下的大历史印记，也有村民在村寨生活中自我调适的鲜活日常，还有人们作为区域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表达。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国家社会都有着正向和反向的作用：当遭遇来自国家或区域社会的反向作用，人群便会通过迁徙或劳动实践改变所处自然环境，即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正向作用来加以适应；当遇到自然环境施加的反向作用，人群则通过改变自身的内部构成予以因应，而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