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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成龙摘要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劳动资本国家”这个三维结构，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英美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掠夺劳动、绑架国家，虽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却是一个“人对物的依赖”的时代；苏联式现代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束缚劳动、排斥资本，虽然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却是官僚权力垄断、死板僵化、缺少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劳动为主体的现代化，它创新国家、规范资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 世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中图分类号 D619；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5-0028-10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P22）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笔者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入世界现代化的大视野，在不同模式的相互比较中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围绕劳动、资本、国家何者为主体的问题，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英美式现代化、苏联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一、资本主体、掠夺劳动、绑架国家的英美式现代化英美式现代化是通过暴力掠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充满着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资产阶级是依靠暴力，通过剥夺农民公有地进行原始积累而走向现代化的。马克思借哈里逊 英国概述 中的话说：“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2（P825）耕地不断减少，牧场却日渐增加。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耕地和牧场之比大约为2：1或者3：1，甚至4：1。到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已经发生颠倒性变化，牧场和耕地之比从3：2发展到后来的2：1，直到最后达到3：1。到19世纪，人们观念中已不存在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了。“1801年到1830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2（P836）。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曾经的噩梦，他们不得不进入资产者的工厂，作为工人接受新的压榨。马克思引用菲尔登的话描述工人的劳动状况：“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2（P869）工人被像士兵一样组织起来，像零件一样镶嵌在机器上不停地运转。“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3（P38）男工不仅受女DOI：10.14086/ki.wujss.2023.05.003成龙：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工和童工的排挤，而且受到越来越先进的机器的排挤。当工厂主的剥削暂告一段落，工人领到用现金支付的工资，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就立刻向他们迎面扑来，被迫接受下一层级的剥削。劳动为富人创造了“奇迹般的东西”，但给工人只生产了贫穷，“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3（P43）。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对工人来说却变成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工人成为片面的、畸形的、单向度的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4（P159）在资产阶级面前，人与人之间除了金钱，就不再有别的什么关系。不仅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视为利用和取乐的工具。马克思痛斥资产阶级道德沦丧、鲜廉寡耻的行为，“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3（P50）。工人遭受压迫的情况，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德国或美国，到处都是一样的。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工人不但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榨，而且受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的剥削。国家完全成为替资本服务的工具。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血腥的法律，禁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以此保障资产者得到充足的劳动力。英国在亨利八世时期（1509-1547），身强力壮的流浪者第一次被捕要遭到鞭打和监禁，第二次被捕除要再次遭受鞭打，还要被割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被捕则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被处死。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一旦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鞭打奴隶，给他戴上镣铐，强迫其从事令人厌恶的劳动。初次逃亡达14天的奴隶可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和脸颊打上S烙印，第三次逃亡则要以叛国罪而被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像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2（P844）为防奴隶逃跑和便于识别的需要，主人可以随便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这样，因暴力掠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村居民，按照这些稀奇古怪而恐怖的法律的规定，在鞭打、烙印、酷刑的逼迫下进入工厂。劳工法对违约的雇主和工人作了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许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可提出刑事诉讼。”2（P850）为防止工人的反抗，资产阶级还制定了各种残酷的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这些法令使工人阶级处于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资产阶级还制定了允许屠杀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法律。那些贯以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2（P863）。资产者的脚和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变成一片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爪哇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只占原有居民的10%。欧洲各国还竞相争夺贩卖黑人奴隶的权力。英国获得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4800个黑人的权力，“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2（P870），资产阶级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马克思愤怒地斥责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P871）20世纪上半期，从欧洲开始暴发了震惊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将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共计约846.5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毋庸置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反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新因素。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推行，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收高额累进税，推行社会福利制度，资本社会化趋势加强，等等。同时，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劳资矛盾相对缓和，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被支配的地位。美国经济学家大卫 哈维指出：“我们随意拿一些描述当代劳动者处境的文字（例如孟加拉国成衣厂，或是洛杉矶血汗工厂的情况），比较 资本论 中描述 工作日 的经典章节，很可能会发现两者并无不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拿里斯本、圣保罗和雅加达劳动者阶级、29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边缘族群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与恩格斯1844年的经典著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相比，会发现两者没有什么实质差别。”5（P324-325）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考察说明，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法国，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6（P261-262）而且底层弱势人群的人权一再遭受侵犯。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美国警方已经射杀了6300多人。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不思治理之策，反而鼓噪“病毒溯源”，一再“甩锅”推责，大搞政治操弄，因新冠肺炎致死的病例超过100万例。美国著名营销学专家菲利普 科特勒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仍存在14个缺陷，其中包括：“没有或者很少提出解决持续贫困的方法”“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日益加剧”“数十亿工人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随着生产的自动化，可能无法为工人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未能使企业为其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支付足够的费用”“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缺乏管制”，等等7（P11）。总统选举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40%以上的竞选资金是由仅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提供的。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取决于是否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的美国人表示可以相信美国政府“几乎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只有22%的美国人表示可以相信美国政府“大部分时间”做正确的事情8。据“政客”网站刊文，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美国制药企业针对两党进行了大量政治捐款，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投桃报李”，仅莫德纳公司就获益近10亿美元。联邦政府以大量采购新冠疫苗的方式直接向制药企业输送利益，造成美国疫苗大量囤积浪费9。二、国家主体、束缚劳动、排斥资本的苏联式现代化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建立和巩固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列宁一再强调：“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10（P15）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10（P49）。在这样的国家里，从事管理职责的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人。“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 辛迪加 的职员和工人。”10（P202）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晚年列宁在不断探索试验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盘改革构想。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内部的“最大毛病”“最大危险”和“最可恶的敌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11（P783）。列宁要求改组工农检查院，吸收工农中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检查院的工作，同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毫无条件地接受监督。“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1（P782-783）列宁最后的设想是，由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工农检查院成员，使它成为与中央委员会几乎平行的机构，完全独立地行使工农群众的直接监督权，以便提高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提高法律和法制的真正权威。列宁也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大工业，苏维埃政权就根本无法立足。“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12（P286）那么，俄国怎样才能实现重大转折，“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11（P797）。列宁写下“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人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3（P520）的公式。要求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通过办国家资本主义间接迂回地走向社会主义，客观上肯定了资本、30成龙：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市场、货币在俄国不可或缺的作用。列宁认为，无论是建立以工农监督为主体的民主政权，还是实现俄国工业化，都需要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先进分子来承担。俄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式的落后国家，俄国的文化现状成为制约其走向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 无产阶级文化 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11（P762-763）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可能像完成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列宁要求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应该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11（P773）然而，在列宁去世不久，苏联于1928年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撤销工农检查院，形成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初衷。一是不顾俄国落后的小农国家实际，急于消灭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急于过渡到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盲目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固守战时体制，一切都按指令性计划进行，把整个社会当成国家统一调配、平均分配的大工厂。1928年公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只有44%，到1937年则达到99.1%。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终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提出“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14（P19）的总方针，对国内资本开放的租赁企业从1923年的5000家下降到1936年的11家，对外开放基本停止。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15（P280）。把开放商品市场、自由贸易仅仅与私营经济相联系，企图用国家垄断制取代以市场原则。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加以绝对化，把人民生活改善、群众得到实惠完全弃置一旁，制定了一系列根本无法实现的高指标，最终计划落空，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比如，“一五计划”（1928-1932年）规定：生铁产量从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拖拉机从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汽车从10万辆提高到20万辆。但实际上，1932年生铁产量只达到616万吨，直到1950年才达到1700万吨；拖拉机年产量仅达到4.89万台，直到1950年才达到17万台；汽车年产量只达到2.39万辆。采取简单化“一刀切”的方法，把集体农庄作为强制推行的“唯一正确道路”16（P320），取消了列宁的合作制计划。二是根本否认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发展方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再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于这些指示的实行”17（P38）。人民群众完全成了俯首听命、无法自主的被动客体，严重扭曲了反官僚主义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只反对国家机关中的、中下层的、妨碍执行上级指示的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不反对党的机关、国家最高层、压制人民民主的深层官僚主义。把苏维埃这个表达人民公意的最高立法机构变成一个没有实际职能的橡皮图章。宪法明文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行使苏维埃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又主张党的指示、政策是“具有实际决定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15（P48）。取消人民监督权，认为监督活动的主体应当是领导者自身，而不是处于下层地位的群众，由于经济发展与以往相比已变得复杂，工农群众已无法胜任监督检察工作。“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18（P329）监督活动主要不是指向中央机关、领袖集团、领袖人物、政府官员，而是指向党内持有不同意见者以及持有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以矛头向下的国家检察替代矛头向上的人民监督，而且以范围狭小的国家监察替代范围广泛的人民监督。由于监督机构被相当程度地降低级别、缩小权限，因而根本无法实现对党的领袖、中央机构和政府官员的监督，成为无人监督、无权制约的权力垄断者，严重扭曲社会主义民主，背离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是追求思想文化领域的个人崇拜和国家垄断。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 本是一部集体著作，斯大林传略 硬说该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还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认定它是“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可以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19（P331）。斯大林为该书写的第四章第二节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带有一系列简单化、庸俗化、机械化的重大缺陷，却被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不可突破31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的理论框架，而一批在历史、哲学、文学领域富有建树的理论家却遭到无理批判。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因在布尔什维克党史问题上、尤其是工农联盟口号的历史演变问题上坚持己见，被斥为“一个妄自尊大、把个人 利益 看得高于真理利益的无赖”20（P285）。哲学家德波林院士因其研究没有服从苏联模式的政治需要，被扣上“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同时开展了清除德波林学派的大批判运动。诗人别德内依因写了一些揭露现实生活阴暗面的作品，被斥为“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对苏联无产阶级的侮辱，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侮辱”18（P25）。从1936年到1939年间，被捕的作家多达600多人，占作家协会全体成员的1/3。这种作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背离了人民管理国家的社会主义原则。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经面临严峻的形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1930年到1953年一直未变，而同期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20倍，集体农庄要把收获量的一多半交给国家。1950年，苏联全国一半以上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所得粮食报酬不足1公斤，40%的家庭没有牛奶，15%的农家则完全不养家畜21（P220）。“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22（P584）1990年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研究为过去的受迫害者恢复名誉时透露，从1930至1953年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3378234人，其中被处决的有786098人。“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23（P15）。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改革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但由于缺乏严密的理论和策略，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把国家的根本问题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最终“揭了盖子，捅了漏子”，不但没有解决根本的体制问题，自己也被赶下台，改革以失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以党代政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升级膨胀，高级干部带头腐化堕落，各种特权制度如雨后春笋般横空出世，逐渐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贵族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苏联解体后有学者估计，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他们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实行官员岗位终身制，卖官鬻爵成为普遍现象。据材料反映，当时一个区检察长的职务价值3万卢布，警察分局局长5万卢布，集体农庄主席5万卢布，国营农场主席8万卢布，阿塞拜疆共产党区委第一书记20万卢布，第二书记10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部长12万卢布，城市公共事业部长15万卢布，商业部长25万卢布，大学校长20万卢布24。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借助所谓“新思维”，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声称“要一切从头做起”，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效果，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1989年下降了7%，41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占总人口的14%。这一数字在1990年进一步增加到34%，失业人口达到2000万人。从1985年到1991年，苏联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1%，但在商店里购买不到实际的商品，由此导致工资越高，商品赤字越大25。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趁机出笼，大肆活动，大造舆论，终于使苏联在剧烈的动荡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葬送了社会主义。三、劳动主体、创新国家、规范资本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 群众 的思想和活动”4（P286）。人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者，而且是资本的占有者，更是国家权力的监督者。毛泽东领导人民闹革命，目的是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创建现代新型国家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根本宗旨、基本原则，进而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他为农民运动进行辩护，“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6（P13）。毛泽东认为，群众是32成龙：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真正的铜墙铁壁”，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就是依靠人民，动员群众参加战争。只有“争取千百万群众”，我们才能迅速地完成革命的任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P1031）只要把全国四亿五千万同胞发动起来，就能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就能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困难。“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6（P138-139）毛泽东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7（P1004），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人民谋利益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据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动员的支前民工高达543万人，共筹集粮食9.6亿斤，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万副，运送伤员的担架20万副，共计转运伤员9.8万人。陈毅元帅曾经自豪地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1949年9月，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的规定，中国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创建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从中国历史看，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建构，既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建构，也不同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建构。从国际视野看，新中国的国家建构，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党管干部的原则，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山头林立”的不统一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的力量，顺利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28（P1）据统计，到1955年，全国1.1亿农户中有近7000万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7.6%。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对如何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多方面的探索。1956年三四月间，6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8（P31）；我们要学习具有普遍真理的东西，但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28（P42）。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鼓励音乐工作者大胆创新，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28（P77，82）。党的八大明确肯定自由市场是对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商品和市场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怀疑苏联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他说：“自由市场”和“国家市场”可以“成双成对”；“地下”可以转为“地上”；不合法的使它“合法化”；还可以雇工；“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8（P170）。这些谈话客观上肯定了市场和资本存在的必要性。在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28（P182）在1957年1月发表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7年2月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毛泽东深入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在经济上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政治上主张“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3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方针；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刘少奇提出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60年代初，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逐渐调整各项政策，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并且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所有这些思想，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可惜的是，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其结果不但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反而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反修防修”的口号声中加以固化，一度举步维艰，生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几十年得不到改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主题，把彻底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中国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创新国家制度，释放和调动资本活力，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首先，在经济上给群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租赁制、股份制，创办经济特区，吸引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各方面的管理经验。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29（P146）在分配制度上，要打破以往的“大锅饭”，让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增加收入尽快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三大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指出“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30（P202），要大力发展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1（P370）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本质上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应该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看准了的就大胆试大胆闯。其次，在政治上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9（P146）。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29（P146），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长期存在的弊端，“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9（P327）。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9（P397）。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逐渐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职工退休制度、反腐倡廉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等。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再次，在文化上破除各种禁区禁令，重申“三不主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培养敢闯敢干敢担当的主体人格。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9（P144-145）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仅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1（P28）。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国家制度创新，调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方面的创造活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34成龙：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明确肯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3月，新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明确肯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侵占、哄抢、破坏。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并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2（P64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世界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问题，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强调制度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调动劳动者创造性，实现国家制度体系化建构，规范资本有序运作等方面迈出新步伐，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首先，回顾党的初心使命，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指出：新时代能不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33（P61）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来临，人民的需要层次明显提升，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变，把满足人民新的需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P19）。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等。这实际上是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基础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构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战略构想。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创造活力，我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万亿元，接近世界总量的18.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38.6%，城镇化率提高到64.7%，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再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轮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作出专门的决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的整体规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治理体系作了系统设计。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P37）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既有思想观念和固化利益的藩篱，成功建构了各领域基础性的制度框架，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已经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第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双百”方针和“双创”原则，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实35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现“两个结合”的重要任务，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正确处理“马中西”三者的关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第五，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运用税收等多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创新社会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