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嬗变经纬.pdf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嬉变经纬元晋秋摘要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何种劳动生产财富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之争。古典经济学家从财富的物质规定出发来理解作为资本财富的剩余价值，致使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陷入庸俗化的窘境。马克思立足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规定，在揭露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澄清了资本财富的生产形式和资本财富观的实质，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而且通过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财富”和“真正的生产劳动”的前瞻性规定，实现了对资本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和资本财富观的祛魅与超越，继而彻底开显了何为财富，财富为何的价值真谛。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的一般逻辑理路为学界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提供了学理依据。关键词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财富观作者简介 元晋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广西西南宁530004中图分类号 F091.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 0 4-4434(2 0 2 3)0 3-0 0 9 8-14王亚南先生曾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一开始就要求回答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循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财富的不同理解，引申出了何种劳动生产财富与何种劳动不生产财富的讨论，继而在漫长的经济思想史上进一步引发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之争。申言之，古典经济学各派别对资本财富的不同理解，致使其在划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的参照坐标大相径庭。马克思只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作出回应，而未曾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劳动理论问题的讨论是从2 0 世纪6 0 年代开始的2 3，2 0 世纪8 0 年代对此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在长期的讨论中，大致形成了“宽派”“窄派”“中派”三种观点。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第四卷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2 1BKS15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序言iv.草英，攸全.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J.中国经济问题，19 6 2（9）：2 0-2 9.胡培.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J.浙江学刊，19 6 3（1）：40-46,52.何炼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J.经济研究，19 6 3（2)：38-42.关于“宽派”“窄派”和“中派 的划分缘起可见李成瑞，孙冶方，王积业，等.首都经济理论界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J.经济学动态，19 8 1（8）：6-11；杨坚白，于光远，钟兆修，等.首都经济理论界继续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 J.经济学动态,19 8 1(9):13-18.99界定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嬉变轨迹均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非一言能蔽之，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生产劳动界定问题的是非曲直进行探索隐，以期在完整复现这一理论画像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指认研究出路。一、理论溯源：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讨论（一）重农学派：视纯产品为“真实财富”来考察生产劳动18世纪中叶的法国，由于长期施行限制贸易自由并将金银货币奉为真正的财富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导致工商业受到封建专制统治的盘剥，而且对农业发展的轻视以及对农民的压榨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为扭转重商主义政策给法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衰颓局面，以魁奈为核心的重农学派把研究视域转向农业生产，重新对资本财富的内涵作出阐释，并以此为参照坐标率先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作出区分。在重农学派看来，保持国家长期繁荣的前提必须要有“真实的财富”，魁奈曾就此前提作出说明，“真实的财富就是不断地更新的财富”，是“能够以一定代价取得”的用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方便的财富。以此为据，重农学派宣称，只有从耕种者生产的农产品中扣除其必要生活资料和再生产所需的耗费后，剩余的纯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魁奈亦就此表示，“从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后，所余的产品就是构成国家收人的每年创造的财富”，“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的盈利或收人是国家真正的财富”，因为“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得到的、经常在更新的财富”，因而能够符合上述前提。魁奈认为，个人无法仅凭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满足所有欲望的财物”，相反，“贸易能向我们提供财富，这种财富是我们消费所必需的”。为保证纯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换得足够的消费品，他进一步提出必须将具备使用价值和出卖价值的财富同没有出卖价值而仅有使用价值的财物区别开来，“东西虽多而无价值，决不是财富。价钱虽然高，但是如果东西缺乏，那就是贫困。只有高价，同时又丰富，才是富裕”。据此来看，重农学派并不认同充裕的纯产品可以直接构成国家的真实财富，而只有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且具备较高的出卖价值的纯产品才是财富（两个条件相互拱卫，缺一不可）。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纯产品具有较高的出卖价值呢？魁奈提出：“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的情况之下，才作为财富而具有高的价值。”在此可以看出，重农学派认为基于大量人口而造就的稳定的消费需求对纯产品价值量的高低有决定性影响。因此，重农学派明确反对限制农产品自由输出而使其降低乃至失去出卖价值的重商主义政策，并极力主张通过对外贸易拓宽对纯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之成为拥有稳定出卖价值的财富。魁奈特别强调：“如果不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个国家的农产品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售价就会对自己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对国家的富强造成巨大的损失。”沿此理路，魁奈言明了纯产品得以成为“真实财富”的完整规定：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9 0.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17 6-17 7.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9 7.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141.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9 8.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9 6-9 7.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131.100“农产物只有依靠良好的耕种，大量的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只有依靠经常而稳定的丰富和高价，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与之相反，由于货币无法像农产品那样可以直接用于生活消费以及持续的更新和再生产，魁奈因此认定“货币并不是国民的真正的财富”。言外之意，货币不应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追求目标，货币数量的多寡更不应该成为国家富强的象征和衡量财富的标尺，因为国家仅需要凭借农业纯产品的对外贸易就可以获得货币。故此，重农学派在强调农业纯产品的生产是一国真实财富唯一来源的同时，也就否定了重商主义发展工商业的主张，通过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的财富观。魁奈亦就此表示，“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贸易只是一种价值交换成另一种同等价值”。据此可见，魁奈认为商业劳动只是纯粹的等价交换活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只能源于农业生产，而本身处于商品流通环节的贸易并不增加财富。除此，他还强调由于工业劳动者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归根结底源自农业生产领域的纯产品，故该部门“产品的销售价值并不是别的，只是原材料加上工人在工作时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销售价值。工人复制的这种销售价值的出售，实际上只是转卖贸易”。依此来看，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创造地租，即增加农业纯产品产量的劳动才是创造资本财富的生产劳动，而工商业部门的劳动只是寄生性地参与纯产品财富分配的非生产劳动。重农学派的这一观点不仅严重背离事实，而且无法令随着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大工业资产阶级所接受，从而被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所病（二）亚当斯密：视纯收入为“真实财富”来剖析生产劳动与重农学派相同，斯密同样认可富国裕民的根基在于拥有大量的真实财富。不同的是，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就此来看，斯密是把真实财富与年产物的价值画等号。针对价值的含义，斯密指出：“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显然，此处的“有时”一词颇为吊诡，因此必须追问价值究竟是在何时被其指认为使用价值抑或交换价值的。对此，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分工的诞生为时间节点来分析财富衡量指标的转换，并以此为准绳来确定价值的具体指谓。具体而言，斯密认为在社会分工之前的原始社会“人人都力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因而在此类社会组织中个人的贫富程度取决于其能够享受到多少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换言之，在社会分工之前，斯密侧重于将作为财富的价值视为使用价值，并以使用价值的丰裕性作为财富的衡量指标。在社会分工确立之后，仅凭个人的劳动生产物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因此须用自已的剩余产品互通有无，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个人消费所需的大部分物品必须仰赖他人的劳动。在此情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9 9.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354.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6 5.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37 8.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37 8.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2 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8.8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6 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3.101况下，个人的贫富程度，“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也就是说，斯密侧重于把作为财富的价值看作交换价值，财富的衡量指标也因此被置换为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不言而喻，斯密是直面彼时英国业已成形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来展开对国民财富的考察的，因此，沿循斯密上述逻辑可以推断：随着财富衡量指标的转换，在商业社会中增加创造价值的劳动数量便意味着增加交换价值的劳动数量，从而意味着推动国家财富积累。斯密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合理规划社会总收入的用途，鉴于此，他把构成一国每年总收人的全部年产物视作每年的总资财。社会总资财可部分用于生活消费，而其中“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斯密就此解释为“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则分为劳动者的工资和雇主的利润。至此，斯密对“真实财富”作出完整的规定，“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所谓纯收入，乃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即从总收入中减去用作资本的那部分资财。可以看出，斯密认为正是这些利润的总和构成了国家的纯收入。由此来看，作为利润的那部分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构成一国之真实财富，因而也只有将更多资财用作资本方能增加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数量，从而增加真实财富。斯密更是就此明确肯定，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和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而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以及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高低。以此财富观为参照坐标，斯密提出：“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随后，他以制造业工人和家仆的劳动为例，指出前者因为能够把加在原材料的价值分为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和雇主利润的价值而被列为生产劳动，后者（即家仆劳动）则无法像制造业工人那样增加价值而被划为非生产劳动。据此可以看出，斯密将剩余价值视作构成国家真实财富的纯收人，进而把能否创造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斯密从财富积累的角度反驳了重农学派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列为非生产劳动的原因归结于无法像农业劳动那样额外创造地租而只创造原材料和工资的价值的谬论。斯密认为，制造业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可以贮存在固定耐久的商品上，因此此类劳动具有不会随生随灭的属性，从而在将来还可用以雇用和原为生产这物品而投下的相等的劳动量；与之相反，家仆的劳动则因为随生随灭的属性而很难将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以便在将来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固定耐久的实物商品就意味着价值保存，从而也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若劳动随生随灭则意味着无法实现价值和财富的积累。而制造业工人尽管无法生产地租，但是其劳动产品因具有固定耐久属性而能够贮存原材料和工资的价值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从而至少做到自食其力而不侵蚀原有资本。据此可见，斯密是用不能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比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性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6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4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7 4.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2 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1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1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16-31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17.102而断言后者是完全不生产财富的论据来为制造业工人劳动的生产性正名。显然，斯密在此认为，只要能将原材料和工资的价值以固定耐久的实物商品形式生产出来就是生产劳动。反之，以活动形式存在的劳动因其随生随灭的属性而无法实现价值的保存和财富的积累，因此是非生产劳动。在此意义上，斯密认定君主及其官吏等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劳动同家仆的劳动别无二致，因为他们的劳动同样无法形成固定耐久的商品。也就是说，此类劳动中“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而无法保证价值的贮存，从而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故均为寄生性的非生产劳动。经此，斯密又得出了其生产劳动的第二个界定标准。可以看出，斯密在反驳重农学派的过程中不再以纯收人（即交换价值的增殖)这一表征资本财富观的参照坐标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并且通过比较会发现，其界定生产劳动的两个标准是彼此矛盾的：因为按照第一个标准，被剧院老板雇佣的演员只要能生产剩余价值、为老板带来盈利就是生产劳动，但是按照第二个标准，演员的劳动无法形成固定耐久的实物商品，因而是非生产劳动。这样一来，斯密的第二个标准便为后来庸俗经济学家们的非难落下直接的口实。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们明确反对斯密将财富限定在具有固定耐久属性的实物形式的商品的框架内，并扬言只要劳动产生了某种效用或使用价值均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譬如，萨伊声称，“由于把财富一语狭隘地限定在有形物质所具有或所体现的价值，斯密博士缩小了这门科学的范围”，“生产”并非如斯密所指的创造固定耐久的有形物质，而是特指“创造效用”。基于此，针对价值的来源，萨伊指出，“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换言之，若没能创造或增加效用则意味着没有生产财富。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律师、法官等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所满足的需要是这样的重要，以至这些职业如果不存在，社会便不能存在”，故不可将其划为非生产劳动。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开始陷人庸俗化的窘境。二、前提批判：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界定标准问题的研究症结综观上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迥异见解会发现，对财富的不同理解是导致他们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不论就重农学派还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来说，生产性劳动问题都得取决于财富的定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最初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表现为共通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进人考察的范围。”通过这段发人深省的表述，马克思向我们亮明了不能从物质规定而应从反映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规定出发来考察财富生产这一根本前提。所谓物质规定，就是撇开体现财富生产关系的特殊社会形式，单纯地由作为生产过程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1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 3：3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 3：6 0.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 3：5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 3：136.斯拉法.大卫李嘉图全集（第2 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3：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8：2 6 6.103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具体劳动形态，以及作为生产结果的某种效用或使用价值所构成的物质要素。马克思将这些要素规定为“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并强调“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换言之，构成生产一般的抽象物质要素只是财富生产的表层现象，故无法用这些“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要素来切中各个经济时代的本质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历史可视为各个不同的财富生产时代的依次交替，但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相应地，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财富观正是对占主导地位的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反映，只是历史的产物，并非永恒性的存在。可见，一旦从物质规定出发，那么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财富观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就会被这些物质要素的自然永恒性所遮蔽，各个经济时代的根本区别就被彻底平。据此而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总是对特定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根植其上的财富观的反映，故依据纯粹的物质要素无法廓清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及其财富观，亦无法仅凭物质要素来区分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质言之，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即表征劳动物质内容的具体劳动过程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毫无关系，不反映特定社会关系的财富生产形式和财富观的“生产劳动一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探讨的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依循马克思所指明的考察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根本前提来甄别古典经济学各派别的研究误区，可以发现，它们最大的研究症结就是从财富的物质规定（即从构成资本财富生产的物质要素）出发来诠释作为资本财富的剩余价值，由此导致各学派对资本财富的理解陷人含混不清的状态，进而无法就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达成共识重农学派聚焦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的物质内容，极力宣扬“农业是君主的财宝，它的生产物都是眼睛看得见的”。故而他们将作为地租的纯产品，即农业生产中消耗的使用价值（如农作物的种子）与产出的使用价值（如农作物的产量）之间量的差额来解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们“把那种由于植物自然生长和动物自然繁殖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有别于制造业的物质增加，同交换价值的增加混起来了”。非但如此，为了说明工商业部门的劳动不生产财富，魁奈将价值的来源归结为农业生产，而为了阐明价值量的高低对纯产品成为一国“真实财富”的影响，他旋即又将价值量的高低归因于供求关系。他没有认识到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亦未将价值实体归结为一般劳动，“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这样，重农学派不但将使用价值的增加混同为交换价值的增殖，遮蔽了资本财富生产的实质，而且错把生产纯产品的农业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劳动。斯密的第二个标准之所以错误，同样是因为他从物质规定出发，“过于草率地把劳动的对象化理解为劳动固定在某种可以捉摸的物中”，固执地认为只有固定耐久的实物商品才能成为价值的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6：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142.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9:35-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3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7 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8：2 58.104体。但是，“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以运输业为例，马克思强调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都属于物质生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这就是说，被物流企业雇佣的货运司机的劳动虽然不以固定耐久而是以随生随灭的样态呈现出来，但是此类劳动使商品的使用价值产生了空间的位移这样一种物质变化，并通过商品交换价值的提高将这一“物质变化”表现出来，因而同样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此外，受困于对物化的错误理解，斯密一方面认为由于纯粹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的对象同样“固定在并实现在可卖商品上”，因而也是生产劳动。然而，雇佣劳动只有在资本的生产环节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人资本家雇用的单纯执行流通职能的商业工人只是使同一价值量发生形式变化以推动剩余价值的实现，他们的利润源自对产业资本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马克思指出，若流通和交换这类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职能由产业资本家自已执行，那么不可能因为改由流通环节的职能资本来执行，就摇身一变“成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斯密看到牲畜也参与了固定耐久的农产品的耕种，因此武断地得出“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这种荒诞至极的结论。对此,马克思指出,斯密对物化的理解“所以产生迷误，是因为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形式”，这直接导致斯密在无形中摒弃了从资本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规定来考察资本财富观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如此一来，便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走向庸俗化埋下伏笔。庸俗经济学家完全罔顾资本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根据构成生产一般的物质要素在资本财富生产活动的“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由此，他们必然会对斯密究竟在何时将价值的内涵指认为交换价值的限定条件视而不见。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无法由表及里地洞悉价值实体的本质，而且极易将使用价值与价值混为一谈，进而不可避免地滑人效用价值论的泥潭，并错误地以此为参照坐标，认为凡是产生某种效用就都是创造资本财富的生产劳动。于是，庸俗经济学家就将资本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当作一种超历史的自然永恒性的存在，继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视为不反映任何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的“生产劳动一般”。正是囿于这种浅薄的认知，他们才会对斯密依循资本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得出的第一个正确界定标准绒口不言，并断章取义地认为只要生产是“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反观斯密的第一个区分标准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窥探到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没有流于表面的物质要素来理解资本财富的生产形式。譬如，斯密提出的“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已然表露出他认识到商品作为资本财富的基本元素，其价值实体乃是抽象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2 2 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6 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7 2：4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6 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7 2：444.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4：2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31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3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158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52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9 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7 2：2 9.105人类一般劳动，对此，马克思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斯密才能够穿透形形色色的具体劳动的迷雾，对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象化形式予以舍象，并在此过程中扬弃重农学派的纯产品财富观，避免了基于物质规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作的错误表述，进而正确厘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标准。总之，从考察前提来检视此标准，可以看出，斯密在此从社会形式规定出发触及了资本财富生产的本质，即价值的增殖，因而掌握了问题的要领。三、回应与厘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科学分析“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与当时的人们对财富的观念的变化相关联。”古典经济学家们仅仅“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而未能从纯粹的形式上来把握作为资本财富的剩余价值，进而不能真正理解资本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根植其上的资本财富观的实质，这导致他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参照坐标陷人模糊不清的窘境。毋庸言，能规避这一窘境并正确回应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界定标准的，正是建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展开来讲，早在1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虽然重农学派没有从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劳动，以致狭隘地将农业劳动视作唯一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但这也表露出他们“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一一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财富的活动是对主体生命之存在方式的生动昭示。那么，主体生命是以何种方式在财富生产的活动中显现出自身的独特存在呢？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表明，任何种类的生命均以其特有的活动方式来展现自身的存在，而作为主体的人类则是一方面凭借活劳动这一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存在，另一方面又以物化劳动（劳动产品）的形式在财富生产的结果这一环节表现自身的对象性存在。质言之，人的主体性本质与对象性本质内在地统一于财富的生产实践中。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然成为反映人类生命“本质的镜子”。总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的生命，而且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体力和脑力）的积极发挥，更是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存在方式。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进一步揭示了财富生产与主体存在的辩证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是说，不同的个人及其劳动总是置于一定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中，进而参与到改造自然的财富生产活动中。由此，生产财富的劳动并非只是与他人无关的单个人的生命活动，而是基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生命活动。进而，生产财富的劳动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活动，而且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即“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45.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7：1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18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16 2.马克思.1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0：1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8：42 3.106在社会分工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产财富的劳动已经从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显示出其二重性。首先，从作为过程的活劳动来看，一方面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体现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劳动。换句话说，不同个人的具体劳动只是同一的社会共同体生命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抽象劳动则是对具体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的舍象，体现了个人劳动作为社会共同体劳动组成部分的同质性，因而是社会共同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体力和脑力)的无差别消耗。其次，从作为结果的物化劳动来看，产品作为活劳动的物化“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其中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劳动物化为产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劳动则物化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在本质上作为生产关系的价值存在于各个经济时代的劳动产品中，并贯穿于人类社会财富生产活动的始终，只有价值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性。可以说，正是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上，主体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二重性得以彰显，并内在地统一于财富生产的过程与结果之中。需要指明的是，由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主要不是为了交换，因而产品的价值处于隐而不彰和蔽而不显的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产品的价值由于获取了商品这一特殊的社会形式才在交换过程中得以显现。因此，倘若断言只有商品才有价值，那便不仅从过程与结果两个环节割裂了财富生产活动的二重性，而且割裂了主体存在的二重性，进而得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是孤立地而非在一定社会形式中进行财富生产这一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结论。在商品经济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存在，作为私人劳动的个体劳动并不直接表现为社会共同体的劳动，而是与之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每个人只有将产品作为商品，通过与他人的商品相交换的形式，个人劳动及其产品才得以被确证为共同体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利。而各类商品异质性的使用价值能够互为彼此的等价物进行交换的深层机理，就在于它们凝结了等量的同质性的抽象劳动，即包含相等的价值量。针对价值量的衡量尺度，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进言之，由于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展开，故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性特征，其消耗量理应以时间来衡量，但这种时间并非个人具体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表明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价值量相等的抽象劳动的交换，正是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价值通过反映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交换价值表现出来。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那些在流通中能够作为“最普遍的供求的对象”的商品，凭借其可以同绝大部分商品交换的可靠性而成为当时社会中公认的“财富代表”。之后，贵金属凭借“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等性质而从商品世界中剥离出来，成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换句话说，一般财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于货币本身，货币由此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这样一来，货币具备了与任何商品通约的权力。由此，“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谁占有的货币越多则意味着越富裕，于是货币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15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7 9：5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1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1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1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 9 5：17 3.107的运为衡量贫富程度的唯一指标。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致富欲望的对象和源泉均以货币为中心而延展至财富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在货币至上的财富观的渗透下，一方面，古代社会中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财富观得以消解，同时倒逼与之相适应的封建财富生产形式日渐式微，并促使古代共同体的经济基础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财富生产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以商品的交换价值为纽带而结成货币共同体。马克思曾言，“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由于在货币共同体中，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再依赖基于血缘、地域而形成的古代共同体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是仰仗自身产品和活动的交换价值，那些伴随古代共同体的瓦解而失去劳动资料的“自由人”要想融人货币共同体的生活中，就不得不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出卖以谋求生存所需的货币。在此情况下，若货币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权进行商品生产以谋求更多的货币来实现交换价值的增殖，那么货币便转化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则转化为资本家，劳动亦随之成为雇佣劳动。如此这般，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则必然擢升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财富生产形式。就此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开宗明义地将“庞大的商品堆积”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原因就在于资本家所热衷的是商品背后隐匿的交换价值大于其支付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体现为其“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