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人生》为例.pdf

收稿日期:2 0 2 3-0 5-2 1作者简介:汪泽(1 9 9 0-),女,山东济南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与教育研究。引文格式:汪泽.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 人生 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3 8(4):5 7-6 4.第3 8卷第4期徐 州 工 程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 0 2 3年7月V o l.3 8 N o.4J o u r n a l o f X u z h o u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e c h n o l o g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E d i t i o n)J u l.2 0 2 3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 人生 为例汪 泽(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 2 1 0 0 4)摘 要:1 9 8 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 人生 一经出版即引发轰动。这部作品展现了青年一代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下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以及矛盾挣扎的心路历程,因契合时代主题与主流审美而颇受社会大众的追捧。随着小说阅读热度的不断攀升,同名广播剧随之出现,原著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与沉重深刻的悲剧底色也被电影制作者看中。路遥以原著为基础,遵循剧本表达的特性,执笔剧本的改编工作,由此实现了 人生 由文学文本向电影剧本的跨越。研究拟从跨媒介传播路径与接受效果,剧中环境氛围、人物戏份与性格设定的改编,剧本差异化改编的深层社会动因三方面入手,深度探求 人生“二次创作”的全貌,以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向度。关键词:路遥;人生;文学改编;电影剧本中图分类号:I 2 0 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 6 7 4-3 5 7 1(2 0 2 3)0 4-0 0 5 7-0 82 0世纪8 0年代,路遥的中篇小说 人生 以质朴真挚的笔触书写了浮沉于时代大潮下的青年一代之心路历程,其对普通小人物的刻画力透纸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与讨论,也促成了 人生 由小说文本向电影剧本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路遥基于对文学文本的全面审视及对电影表现手法的充分运用,完成了 人生 的“二次创作”,并赋予其更为深广的社会意涵。一、由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传播路径与接受效果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路遥,曾坦言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在大众看来,他则是2 0世纪8 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不得不说,双重的身份属性赋予路遥审视周遭、省思时代的全新视阈。他一面关注中国城乡人民的生存环境、新时期农村青年的未来出路、时代发展下的精神虚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着力呈现复杂隐秘的城乡关系中,农民在时代感召下自主意识的萌芽和面临命运抉择时不可避免的剧烈阵痛;一面关注政策新变之于农村生活的重要意义,考察新一代农村青年在迎接和适应“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心理上的矛盾状态。1 9 8 1年8月,路遥在陕北县城招待所,仅用2 1天就完成了中篇小说 人生 的初稿,后几经修改,于1 9 8 2年发表于 收获 杂志第三期。同年1 2月,人生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小说因其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和直指社会的真实性,激起国内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讨论热潮,并获“1 9 8 11 9 8 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 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式出版,第一版印了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印了七千二百册,总印数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册。”11 2 6 人生 先后被 中75篇小说选刊 和 新华文摘 转载,文摘报 文艺报 及上海多家报刊均争相刊发相关评论;此外,它还被编入大专院校教材之中,作为教育教学的素材。故而,路遥很快上升为大众心目中关于如何生活与写作、怎样面对困境的人生导师,寻求其答疑解惑的信件如潮水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来。尤值一提的是,1 9 8 4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孙道临主持的 人生 广播剧的播出以及上海话剧团的话剧公演,均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彼时这部剧在浙江、新疆、内蒙古等十几个省的电台反复播出,听众多是由读者发展而来的。不得不说,在“广播”这一无形的且具有固定特质的声音媒介助力下,原著的文学价值既得到了充分肯定,又构建起一个“遍布各行各业、各年龄层次”的路遥读者群体,使作者、读者、作品三者被融合进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5 0。广泛的传播效应迅速吸引了导演吴天明的目光。1 9 8 3年8月中旬至1 0月,路遥随同吴天明导演率领的西安电影制片厂 人生 剧组,赴延川、米脂县进行拍摄。来年影片正式上映,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作品,先后摘得一系列殊荣,如1 9 8 5年获“第八届大众电影最佳故事片奖”、1 9 8 7年3月在新时期十年电影评奖中获“最佳故事片奖”。此外,导演吴天明获“导演荣誉奖”、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2、作曲人许友夫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等等。由是观之,正因小说 人生 主题的真实性与思想的超前性,使其读者队伍日益庞大,从而最终搭建起“文本读者群广播听众群电影观众群三维一体的传播”3链条,为 人生 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提高创造了绝佳条件。随之而来的还有大众的热议。1 9 8 2年8月至1 9 8 3年上半年,大众主要围绕小说 人生 展开讨论,1 9 8 4年下半年则转向对电影 人生 进行评价,批评和阐释的视角可谓百花齐放。综合来看,对小说 人生 的批评声音大抵围绕三个问题。其一,批评路遥在 人生 这一农村题材小说中塑造了与时代主旋律存在矛盾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高加林为例,其“新”体现在人物有着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憧憬美好与平等的自信灵魂以及求新求变的精神气质。小说曾多次提及高加林拥有“完美的体魄”、不加掩饰的“爱美之心”,而这些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却遭到乡亲们的鄙视,被视作是一种“脱离中国乡村社会实情的古怪行为”。其二,批评路遥因过度同情高加林而试图为其开罪。评论家李星语气尖锐地指出:“高加林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狂热地追求个人的幸福,丢掉的是像巧珍一样的金子。”4随之,相似舆论迭起,如此炮轰令路遥倍感压力,不得不为高加林的人物设定做出“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5的一番软弱无力的解释,透露出路遥试图辩驳的无奈情绪。回看历史可知,2 0世纪8 0年代,“农转非”的方法无非升学、招工和参军三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使社会竞争压力骤增。而小说 人生 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主流文化,昭示着城市的喧嚣、名利的刺激以及社会的政策等之于农村青年一代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可以说,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既杂糅了路遥个人的成长记忆,又是中国转型阶段象征青年集体化特征的文学符号。故“宠溺”高加林大抵是出于对自己及如他一般摇摆于城乡地带农村青年的同情使然。其三,批评小说结尾返回农村的高加林在思维和情感转变上的突兀,即人物流露出陈旧且浓重的“恋土情结”以及对传统爱情观的“屈从心理”,颇有刻意之嫌。持相反观点者则认为,高加林重返黄土地的写法,“正是出于作者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6,暗含了路遥对现实的理性思考、掌握全局的宏观意识和“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7。反观电影 人生,1 9 8 5年,人生 在四川大学举办了千人公映会,突降的暴雨难掩学生们的热情,电影播毕,众人纷纷激动高呼“电影万岁”“人生 万岁”“吴天明万岁”8,足可一窥影片受欢迎程度之高。在路遥看来,比之小说,电影含有更为深广的意味。因此,他对电影的改编持认可的态度,称已达到了其所要求的“题旨清晰完整、生活真实可信、内涵晓畅易懂、气势博大雄浑、土味与洋味并存”的改85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4期编宗旨。为满足广大青年读者的审美需求,路遥力图保留曾深得大众赞赏的内容,即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大主要人物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复杂性特质,而仅仅增强了高加林“思索的力量”,赋予刘巧珍学习文化知识的情节,并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黄亚萍。在普通大众看来,区别于传统叙事电影中热衷高扬“故事性”的表现方式,电影 人生 更注重对人物性格、环境风俗等方面的呈现。如李兴叶指出,影片彰显出浓郁的西北人文风情,继承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传情达意的情感刻画手法,又以自然环境作为艺术要素进入影片结构,将黄土高原雄浑贫瘠的气势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完美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意境丰盈,声音、画面与音乐水乳交融的艺术氛围。至关重要的是,影片将女主人公刘巧珍塑造为“黄土高原上具有浓郁乡土气而又善良挚情”的“美的化身”。但有部分观众直言,刘巧珍的角色光环化问题严重,“缺少对她善良中的愚昧、纯真中的盲目的批评”91 2 8,从整体上影响了观众对人物客观公正的思考立场。另有不少议论指向高加林,认为比之小说,影片主题的深刻程度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略显不足,特别是抹去了对高加林进城后日渐膨胀的物质欲望以及精神世界矛盾状态的刻画,使得后续抛弃巧珍、与亚萍分手的情节显得乏善可陈,未能凸显高加林悲剧性命运的内在因缘,降低了小说主题原有的震撼性。尽管褒贬不一,但大众普遍认为影片乃上乘之作,是基于原作、高于原作的创作,是未偏离改编初衷且具一定现实意味的。以上对 人生 从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传播路径与接受效果的状况做了梳理,多角度呈现出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改编所带来的不同体验,为下文针对剧本进行具体而微的考察提供一定的背景依据。二、人物戏份、性格设定以及环境氛围的改编实际上,路遥对剧本人物角色的改编掺入了个人化的情感因素,并从社会各界对小说人物的评价中采纳了于剧本改编有益的建议,如有意弱化主人公光环、致力于对群像的塑造等等,使观众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角色上。下文选取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通过细致比照,挖掘文学文本与电影剧本在人物戏份、性格设定和环境氛围上的具体变化。其一,剧本相对削弱了对高加林外在条件与性格心理的呈现,而给予其他角色更多的展示空间。小说中的高加林有着运动员般修长壮实的健美身躯,路遥通过设计洗澡等情节来反复加强人物身体美的属性,剧本则相对减少对人物外在的描绘,弱化或去除高加林的心理变化过程。如小说第四章他去县城卖馍,因不敢当众吆喝而羞愧难当;第十四章叔父为避嫌拒绝帮其“走后门”时他的心理变化;第十八章与刘巧珍分手前的纠结状态;第二十三章被迫退回农村时的沮丧无望。加之,剧本还删掉高加林成为县城引人注目的“明星”后享受到的优待和言过其实的称赞等略显浮夸的内容,以及第十二章高加林拉着粪桶四处找粪、与先锋队引发粪便大战的情节,小说中该情节的本意在于突出其懂得审时度势和在力量悬殊下及时退出的机智,剧本则不再凸显这些人物特质。与此同时,剧本删除了高加林性格中莽撞暴躁、爱憎分明的特征。如小说第十八章高加林向黄亚萍坦言二人家庭的巨大悬殊,他先由暴躁地说出“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到突然沮丧地表达“那就算了!”1 01 6 7对话间情绪的抑扬凸显了人物内在情感的张力。再如,小说里克南妈妈举报高加林走后门,克南与加林有一番对话,他因同情加林的遭遇而希望施以援手,却同样面对其先由歇斯底里地咆哮到转瞬间平息的情绪表达。可以说,剧本删去高加林性格中尖锐部分的做法,应是出于降低人物性格多面性的考虑。需要提及的是,区别于小说中高加林仅一小时就缓和心情的淡定从容,剧本刻意延长了加林与巧珍分手后内心所受折磨的时间。可见,路遥有意让高加林陷入不可自拔的愧疚情绪,借此强调感情世界里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必须遭到社会的谴责,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综合来看,比之小说,路遥在剧本中削弱了高加林原本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把关注焦点更多地分配到其他人物身上,弥补了小95汪泽: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 人生 为例说文本中因过度关注高加林而忽略其他角色的遗憾。其二,在小说和剧本中,路遥对女主角刘巧珍形象的塑造均立足相似立场,即高度称扬其善解人意、为爱奉献、执着守护的纯真本性。略有不同的是,剧本既保留了小说中巧珍原有的性格特征,又作出进一步完善,剔除了其爱恋加林的大量心理描摹,代之以具体的动作细节。如小说中刘巧珍帮高加林卖馍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剧本则改成跑着来回,体力的付出更能强调辛苦的程度和真情的可贵,有增强戏剧化效果的作用。又如,小说第二十三章巧珍得知加林回村,便央求姐姐巧英帮他安排工作,此时巧珍早已下定主意跟马拴共度一生。剧本删去了这些流于情感的内容,不再过度消费巧珍的善良,以开放性的结尾作结,给大众留下无限想象与猜测的空间。此外,剧本大大增加了巧珍的戏份,如巧珍识字、吟唱信天游、送加林碘酒等,同时,有意删去加林主动要求巧珍刷牙的情节,改为其自主意识下的行动。不难推测,路遥加重刘巧珍戏份的决定,既是出于个人真挚的喜爱,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期待。其三,剧本的改编减少了黄亚萍的在场感,延宕了矛盾的激化过程。路遥在小说中把黄亚萍这一人物形象定义为“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表现为她向往自由民主、积极争取爱情,坚信我是我自己的。小说中黄亚萍得知高加林进城工作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嗔怪他的秘而不宣,而剧本删去上述情节,将二人的首次见面安排为“一次街上偶遇”。再有,小说中黄亚萍以一封决绝的分手信向张克南陈白内心的情感,剧本则删去信件内容。另外,剧本中黄亚萍在县城第二次见加林时,向其分享了自创的暧昧情诗,有效推进了情感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剧本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黄亚萍的出场,极大地弱化了小说中这一人物身上所彰显出的“现代特质”,即无视旁人眼光、大胆追爱、坚定自我的果敢性格。其四,除却上述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外,其他角色的改编与删减亦值得展开细论。如小说第六章中,德顺老汉是以高加林人生导师的身份首次露面的,意在劝阻其疯狂劳作的行为。剧本继续沿用小说中其人生引导者和心理疗愈师的光辉形象,但安排他在第一章开头位置出场,这种增加并前置戏份的处理方式,使德顺老汉由配角荣升为男二。其实,德顺老汉的每次出场都带着教化高加林的任务,像是传授劳动心得、开解人生烦恼等。如小说第二十章巧珍出嫁,德顺老汉躺在土炕上,想到她的不幸和加林的负心,不禁潸然泪下;而剧本第八章则改为德顺老汉在窑洞中打翻桌上的一堆空酒瓶。换句话说,摔酒瓶这一直观性的击打动作,使德顺老汉实现了由小说中“隐忍压抑”到剧本中“果断爆发”的蜕变,传达出他对巧珍、加林二人爱情和人生结局的哀恸。如此一来,能有效提升对主人公精神审判的谴责力度,进而起到深化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与小说对比我们发现,剧本次要角色的出场次数均有所删减,如张克南母子。小说里克南妈妈的首次露面是高加林到城里掏粪遭其歧视,二人为此产生激烈冲突,而剧本将这一角色替换成一名不知姓名的妇女。另外,剧本也删掉了小说中张克南的部分出场,如收到亚萍分手信后的内心剖白以及砍树劈柴的发泄片段,剔除了路遥对这一好人形象的爱怜和同情。还须提及,小说中刘玉海抢险救灾的过程在剧本中也被相应弱化,剧本中这篇报道的题目由小说的 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 改为 在最严重的时刻,并增加了 记南马河公社书记刘玉海 的播报。小说报道的题目灵感源自刘玉海“只要人在,什么也不怕”的原话,剧本改编后的报道名称更具写实性和画面感。另外,王维玲在早先给路遥的回信中,就曾质疑马拴这一形象的塑造存在性格前后不一的情况,即出场时逢迎滑头,与巧珍成婚时又变得朴实善良。路遥采纳了王维玲的建议,在小说中保留了马拴讲究中透着俗气、为人老实本分又略显机灵的性格;而在剧本里,削减了对马拴外在形象的描绘,性格的丰富性亦相对弱化,仅凸显其身上透着的“生意人的油滑气质”。无独有偶,小说里的高明楼既圆滑多面,又颇具人情味,如懂得尊重德顺老汉、听说加林回村后心情沉重、夸赞加林撒漂白粉的先进意识等,由此,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剧本则降低06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4期了高明楼的角色比重,大幅删减其情绪的变化和反思的力度。又如,小说中的刘立本在得知加林和女儿私自恋爱的消息后,勃然大怒,赶忙找高玉德算账,考虑到乡里乡亲的尊严,刘立本以礼示人,二人见面后的气氛和谐融洽。而剧本缩减了有关刘立本的描写,亦删去了见面情节中客套的部分,使其不分青红皂白、恃强凌弱的本性暴露无遗。综上可知,在剧本的改编中,路遥有意识地分配角色的出场比重,不再仅仅围绕一个主人公讲述故事,而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其他角色的塑造上,由此揭示出“在那个大时代谁都可能成为主角”的深刻道理。譬如,刘巧珍的戏份得到大幅提高,几乎成为与主角高加林平分秋色的人物形象;前置了德顺老汉的出场顺序并强化了对其细节和动作方面的摹画,以此来强调这一人物的重要作用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爱”,或许还源于路遥“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怀、对家乡父老兄弟的深情厚谊以及竭力保护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弥足珍贵的传统”的执念。换言之,就是保护刘巧珍和德顺老汉所代表的“美好的品德”。为了追求人物与人物间出场比重的平衡,黄亚萍、马拴、克南妈妈、高明楼、刘立本等人物的戏份,剧本均进行了相应删减。另外,路遥还削弱了小说中占比极高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以适应剧本“为读者展开丰富想象、补足缺失动作”的表达习惯。再者,他尽可能将小说的繁复语言作简约化处理,从而符合电影的语言表达规律。环境氛围方面,尽管小说文本和电影剧本均以文字为媒介,但小说是用语言来进行描写和叙述的,属于文字的故事;而剧本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和画面来表达,是画面的故事。可见,二者存在呈现方式上的明显差异,故在处理具体情节和具体环境时各有侧重。展开来讲,小说的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后者又可细化为时代背景、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人情风俗等具体环境。考虑到剧本镜头语言表达的特点,就需要去粗取精,删减过多的环境渲染和人物心理描写,代之以人物的肢体语言和大量对白。我们按章节顺序选取了几组具有鲜明对比性的改编进行分析,来探究两种文本间是如何实现自由转换和过渡的。人生 的小说文本和电影剧本中有不少关于天气环境的巧妙改编,如小说开头用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雷雨天气营造紧张的氛围。高加林蹚水回家,在父母的逼问下,道出被高明楼儿子顶掉教师岗一事。此处作为背景的雷雨声,实则关联着人物心理与情节的发展状态。剧本的开头则是用高加林拼命劳作的场景来凸显人物内心的愤懑不平,接着,由玉米地里一群妇女的议论,引出高加林被挤掉名额的事情。由于真相的提前揭晓,加林向父母坦白片段的紧张感亦相应减损,随之,小说中的雷雨天气变为剧本中稀疏的风雨,以适应情境的变化。再如,小说第十九章加林与巧珍分手的情节,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夏日;剧本则设定在雪花飞舞、寒风尖利的冬季:巧珍包着红头巾,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疾驰,冰天雪地的环境既加剧了二人间情感的波动,又极具演绎的张力。另外,小说第二十三章描写了高加林在返村途中,听到对面山坡的孩子唱起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通过孩子纯真的歌声,转述众人对其负心薄情的深切谴责与愤怒。而剧本在结尾处改成巧珍的声音,唱道:“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1 06 3 6一首二人定情的陕北民歌再度响起,传达了甜蜜不舍、百转千回的爱意,同时,借由巧珍动情的歌声,加剧了对高加林道德审判的力度。这里的吟唱类似于一种背景音,起到烘托画面、提升情感、引发共鸣的作用,给人余味悠长之感。通过梳理以上小说文本和电影剧本中人物戏份、性格设定以及环境氛围的改编情况,足可一窥路遥在两种文本创作手法、呈现方式上的熟稔程度和细致考量。所谓剧本就是精华版的小说,人生 从小说的二十三章浓缩至剧本的八章,说明文本的改编,必然经过严格取舍、筛选和重组的过程,体现出路遥对大众阅读与观剧心理的揣摩。故为适应剧本精简干脆的风格,将情节前置或后移、加重或削减16汪泽: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 人生 为例人物戏份等皆在情理之中。所幸路遥凭借多年的编剧经验,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辅助修改,严谨把握视听的同步性和互动感,保证了影视画面呈现时内在结构的平衡状态。三、剧本差异化改编的深层社会动因事实上,人生 的小说文本和电影剧本均试图向广大的青年群体揭示有关社会和人生的深刻问题,即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如何看待婚恋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如何有效抵制社会不正之风?如何消除阶级差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很能凸显其思想的丰富性、主题的多样性、意义的深刻性。那么,人生 剧本的差异化改编到底内含着怎样的社会动因?不同文本间又是怎样在各自的语境系统中转述社会环境中诸种问题的呢?其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得城乡之间在资源配置、户籍问题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小说 人生 的故事就依托于2 0世纪8 0年代社会转型期这一历史背景。此时,国家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为有志青年继续求学提供了机会,他们习得分辨是非的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对外界歧视的感知力,加剧了作为青年的自卑感。鉴于此,路遥在电影剧本的改编中,采用了不同于小说文本的处理方式,以减弱这种自卑情绪可能会给农村青年群体带来的心理困扰。譬如,小说中加林被克南妈妈歧视挑粪行为肮脏不堪时,羞耻心理迫使他跳入河内洗澡,意在洗去落后的乡土气味。剧本则将小说中这一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转换为画外音,仅起到补足故事叙述完整性的作用,而无意说明情感的强烈程度。此外,小说里时尚的女文青黄亚萍搜罗了一批8 0年代稀有的珍贵物资,如麦乳精、咖啡、可可粉、进口手表、三接头皮鞋等,剧本则将这些展示“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1 1冲突的桥段予以删除,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社会阶级差异的摩擦感以及高加林后续“非道德行为”的发生,这是路遥的刻意之举。又如,剧本第三章讲到高加林在与刘巧珍夜里相会时,问她为何没穿“那身新衣服”,结合小说能更好地解答此处剧本表达的突兀之处。小说中巧珍认为加林不理她的原因在于“嫌她穿着太新”,与衣衫褴褛的高加林形成鲜明对照。故而,剧本中设计高加林发出疑问,直接说明了巧珍未曾穿上新衣服。如此一来,弱化了巧珍在劳动分工中,因感知到现代文明对农村人的歧视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再有,小说第六章“老百姓”巧珍刷牙的行为引来父亲的批驳和众人异样的眼光,而妹妹巧玲以学生“文明人”的身份刷牙却显得理所当然。剧本删去了父亲的道歉,增加了母亲劝阻巧珍在家中刷牙的桥段,降低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剧烈摩擦。以上改编均是为减弱城乡歧视之于农村青年巨大压迫感的一种情感考量。可见,路遥正是意识到广大的农村青年正挣扎在生存的漩涡之中,受社会环境的裹挟而难以掌握自身命运,更无法突破来自社会矛盾的强烈制约这一事实。故而,他以高加林的遭遇映射出现实中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我”,所要回应的是“滞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将何去何从的问题”11 1 4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此一来,剧本改编的意图便不言自明,是出于对那些农村青年的保护与回应。实际上,路遥在处理乡村场域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时,亦赋予了两种文本不同的呈现方式。如剧本删去小说第二十三章加林回村时,乡亲们围住他安慰的情节以及德顺老汉春风化雨般的道德教育。实际上,高加林的回归“是从形式上弥合已经显影的价值冲突”91 0 2,是临时的撤退,或可说,是乡村环境里人与人互信互爱的关系促成了他的幡然醒悟,从而终结掉进城的欲望。尽管路遥未明确指出高加林的具体人生走向,却有意识地埋下了一些可供猜测的线索。可以想见,通过乡亲求情、疏通关系,他仍会在农村谋得出路。反观剧本结尾,留给我们的只有高加林略显孤独的背影,沮丧悲苦的情绪被无限放大。借用小说尾章小标题“并非结局”的说法,剧本背影画面的设计对应着群体性关怀的缺失以及个体的单一化现象,既迎合了彼时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置于台面,为大众营造出一种开放式的阅读体验与讨论空间。26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4期诚然,路遥在小说中未解决的问题,在电影中同样无解。高加林不断反抗、向往平等的愿望,最终还是以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强烈的个人意识未曾泯灭,且在两大文本中均有所体现。综合来看,人生 的改编脱离了农村题材电影固有的生活化气息,转向揭示“蕴蓄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1 2,使银幕画面的表达能够迎合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众之接受程度,使感知、理解、思考与想象等审美体验的发生趋于公平,并传达出一种借此使人们正视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真诚期待。其二,1 9 8 4年,吴天明导演根据路遥改编的 人生 剧本拍摄了同名电影,为文本的解读与呈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影片 人生 出现于被西方现代化、寻根文学等新鲜事物猛烈冲击的8 0年代,这一时期的乡土电影迫切呼告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求,流露出竭力构建文化反思价值体系的愿望。在万象俱新的时代热潮前,影片 人生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以陕北地区的天然地貌黄土地为主色调,以沉郁粗犷的信天游吟唱为主旋律,多条线索交织并行,“既有对传统文化深层动因的挖掘,也伴随着对乡村斩不断的依恋”1 3,可谓是一场视听和心灵上的华美盛宴。具体而言,吴天明导演根据自身对剧本的理解,增加了相关情节。如增加了高玉德挖黄土的画面、加深了对刘巧珍出嫁风俗的渲染等,由此,传递出对乡村古朴丰沃原始文化的热忱憧憬。可以说,“电影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高家村、黄土地,成了一个独立的被叙述对象。而且他有一套叙事的元素,黄土、黄河、信天游,还有民风民俗,这些东西都成了跟人物故事同等重要的空间要素。”12 2 5足见,吴天明的改编既尊重了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又考虑到观众的审美需求,适应电影表达的艺术规律。同时,电影聚焦着改革时代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包含着诸种文化间的对撞与融通,强调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存在价值。此外,吴天明采用了崭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即避免过于直露,有意掩藏自身高超的拍摄技巧,发挥长镜头拍摄的优势,来营造一种“朴实无华中蕴含着才华”1 4的氛围感。如高加林进城卖馍、顺道去县文化馆阅读的片段:画面起于他憧憬的眼神,再以蒙太奇手法拼接飞机、摩天楼等剪报图片,尽可能还原其幻想中的城市图景,使得城乡差异的摩擦感和焦虑感得以强化。借此,路遥笔下高加林幻想城市的浪漫文字便形之以动态可感的画面,进而催化因城乡差别产生的紧张情绪,道出对社会人生问题的理性思考,并强有力地激起观众内心的波澜。电影 人生 庞大的拍摄场面、琐碎的道具设置和复杂的特效技术,给8 0年代的电影制作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即使电影还存在诸多不足,如未能交代清楚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化了农村在国家政策下日新月异的种种新变等,但吴天明导演凭借对画面素材的专业拿捏和对电影剧本的深沉透视,已然在有限的片长内,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触及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四、结语概而言之,读者通过阅读小说获得的是一种初次的审美体验,随后出现的广播剧则以声音的形式传递文本中的思想、情感与观念,而电影则裹挟着前两次的审美体验,使原有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设定得到再度增强或变更。也就是说,改编的过程是由呈现方式的单一平面不断走向立体多元的过程,借此令大众陷入新一轮的思考,并于对比和观照中有所发现。换句话说,人生 从小说到电影的跨越,经历了多重文本的转换。或许,电影作为新时代的传播媒介,有自身难以逾越的界限,如无法较好的吸收小说深层的精神内蕴、缺乏再现文学表达的有效手段等。但改编本身就是孕育一个不同于小说的崭新艺术品的过程,因而“所有的观看都是重读,所有的改变都是重写,从而为审视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1 5。正因改编,路遥的 人生 得以被放在更深广的语境之中加以阐释和理解,得以呈现不同文本在兼容与抗衡下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得以36汪泽: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剧本的“二次创作”:以路遥 人生 为例被赋予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量,基于此,为我们全方位审视文学文本打开全新视阈。参考文献:1 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3.2 孙宝国.中国乡土电影史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 0 1 8:1 4 6.3 常慧明.人生 与中国文学的“8 0年代”:关于一个文学文本和一个时代的关系考察D.西南师范大学,2 0 0 5.4 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J.当代作家评论,1 9 8 5(6):6 5-7 1.5 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3 1 2.6 董子竹.当代小说发展与陕西中篇创作:1 9 8 5年陕西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发言纪要J.小说评论(西安),1 9 8 6(3):6 0-6 7.7 王愚,路遥.谈获奖中篇小说 人生 的创作J.星火,1 9 8 3(6):6 8-7 3.8 王刚.路遥年谱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 0 1 6:1 9 2.9 杨晓帆.路遥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 0 1 8.1 0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 9 8 2.1 1 阎纲,路遥.关于中篇小说 人生 的通信J.作品与争鸣,1 9 8 3(2):3 4-3 6.1 2 吴贻弓.中国新文学大系1 9 7 6-2 0 0 0第2 7集影视文学卷1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 0 0 9:6 3 7.1 3 吕树梅.拯救与被拯救:新时期乡村电影的一种叙事J.理论界,2 0 0 7(1):1 9 4-1 9 6.1 4 刘树生.试论影 人生 的简朴美J.当代电影,1 9 8 4(4):4 4-4 7.1 5 章颜.文学与电影改编研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8:6.(责任编辑 刘紫琰)T h e R e-c r e a t i o n f r o m N o v e l T e x t t o F i l m S c r i p t:A C a s e S t u d y o f L u Y a o s L i f eWANG Z e(C o l l e g e o f H u m a n i t i e s,Z h e j i a n g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J i n h u a 3 2 1 0 0 4,Z h e j i a n g,C h i n a)A b s t r a c t:I n 1 9 8 2,L u Y a o s n o v e l L i f e c a u s e d a s e n s a t i o n a s s o o n a s i t w a s p u b l i s h e d i n a c c o r d a n c e w i t h t h e t h e m e o f t h e t i m e s a n d t h e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a e s t h e t i c s,p r e s e n t i n g t h e d i f f i c u l t c h o i c e s a n d c o n t r a d i c t o r y s t r u g g l e s f a c e d b y t h e y o u n g g e n e r a t i o n u n d e r t h e t i d e o f g r e a t c h a n g e s i n t h e t i m e s.W i t h t h e r i s i n g p o p u l a r i t y o f r e a d i n g t h e n o v e l,r a d i o d r a m a s w i t h t h e s a m e n a m e a p p e a r e d,a n d t h e n t h e f i l mm a k e r s a r e a t t r a c t e d b y i t s i n t r i g u i n g p l o t a n d p r o f o u n d t r a g e d y.B a s e d o n t h e o r i g i n a l w o r k,L u Y a o w r o t e t h e a d a p t a t i o n o f t h e s c r i p t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f e a t u r e w r i t i n g a n d t h u s r e a l i z e d t h e l e a p f r o m l i t e r a r y t e x t t o f i l m s c r i p t.T h e r e f o r e,t h i s p a p e r i n t e n d s t o d e e p l y e x p l o r e t h e o v e r a l l p i c t u r e o f t h e r e-c r e a t i o n o f L i f e f r o m t h r e e a s p e c t s,i n c l u d i n g t h e c r o s s-m e d i a c o mm u n i c a t i o n p a t h a n d r e c e p t i o n e f f e c t,t h e a d a p t a t i o n o f t h e f i l m s a t m o s p h e r e a n d t h e s e t t i n g s o f t h e c h a r a c t e r s,a n d t h e d e e p s o c i a l m o t i v a t i o n s f o r i t s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e d a d a p t a t i o n,s o a s t o p r o v i d e a n e w d i m e n s i o n o f i t s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K e y w o r d s:L u Y a o;L i f e;l i t e r a r y a d a p t a t i o n;f i l m s c r i p t46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