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pdf

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作者简介袁国友，男，云南沾益人，云南农业大学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横断山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袁国友（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摘要怒族、独龙族是最早进入怒江地区居住和生活的民族。从明代晚期开始，傈僳族、勒墨人迁入怒江，与怒族、独龙族形成沿江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清代以来，傈僳族发展成为怒江地区的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傈僳族的语言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对其他民族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同化作用，怒江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出现明显的“傈僳化”趋向。清末以前，由于国家政治力量的不足或缺位，怒江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处于自然自发的状态。年民国政府“开辟”怒江后，国家治理力量直接进入怒江，怒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自觉自为的新时期。民国时期，随着怒江与内地联系的空前加强和“汉人”不断迁移或旅居怒江，“汉人”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怒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作用和影响，怒江社会发展出现“汉化”或“内地化”的特征与趋向。“傈僳化”和“汉化”相继并行，成为怒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区域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机制和途径。关键词怒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设官治理；汉化；傈僳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西邻缅甸，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屏障。作为民族自治地方，云南怒江州境内居住和生活着傈僳、怒、独龙、白、藏、普米、汉等民族，各民族交错杂居，分布于怒江两岸（独龙族则主要分布于怒江以西的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和山腰地带。怒江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怒人”（怒族）和“俅人”（独龙族）是最早进入怒江地区生活的民族，之后，傈僳族和勒墨人（白族支系）相继迁入怒江流域，形成了怒族、傈僳族、勒墨人沿怒江共居、“俅人”主要居住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两岸的民族分布格局。世纪以前，中央王朝对怒江地区各民族实行羁縻政策，通过江外土司对怒江地区进行间接管辖。清末，鉴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怒江进行渗透和侵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怒江地区的经营。年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派“殖边”军队进入怒江，对怒江“设官分治”。民国时期，伴随着怒江的设治和江外汉族、白族、纳西族等“客籍户”的迁入，怒江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怒江地区的历史进程和民族关系也由此发生新的历史变化。怒江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的演变历程，反映了滇西横断山区各民族之间不可阻遏的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发展中“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展现。对于明清以来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及特点，以往学界关注得不够，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对 世纪 年代以前怒江地区（即贡山、福贡、碧江、泸水四县所辖袁国友：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民族学地区）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演进发展的历史线索做一梳理和讨论。一、清末以前怒江地区各民族早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一）怒江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怒人”（怒族）与“俅人”（独龙族）怒族是怒江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怒江也因怒族居住而得名。怒族主要分布于怒江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贡山县”）、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兰坪县”）等县市，另外，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县”）也有分布。从语言和文化特征来看，怒族可分为两大支系：“阿怒”支系和“怒苏”支系。“阿怒”支系分布于怒江州北部的贡山县、福贡县，自称“阿怒”“怒”，他称“怒人”“怒泼”。这部分怒族应是怒江地区古老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传说，都与独龙族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如贡山怒族的怒语就与独龙语相通，贡山怒族与独龙族均有“文面”的习俗，两族都有洪水故事、兄妹婚的传说等。“怒苏”支系居住于怒江州南部的原碧江县，自称“怒苏”“若若”，他称“阿般”“察”，与“阿怒”支系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根据传说，“怒苏”先祖原居住于丽江、剑川一带，后来逐渐迁移到兰坪的澜沧江两岸，最后才进入怒江地区居住。“怒苏”支系的习俗、文化与彝族相近或相同，如实行父子连名制、氏族图腾崇拜等。学者们认为，“怒苏”当为唐代居住于金沙江流域的彝族先民“庐鹿蛮”的一支后裔，因迁移至怒江地区而与“阿怒”发生密切经济、文化联系，逐步融合为一个共同族体。从族群源流来看，无论是“阿怒”还是“怒苏”，均为古代氐羌族群的后裔。年后，经两大支系共同认可，将族群名称定为怒族。从明代开始，史籍始有关于怒族的记载。明初钱古训、李思聪所撰 百夷传首次对怒族的情况作了简要记载：“弩人，目稍深，貌尤黑，额颅及口边刺十字十余”“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剌、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这一记载说明，明初，怒族先民“怒人”“弩人”与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蒲人”）及佤族（“哈剌”“哈杜”）的先民一起生活于今滇西南的德宏、保山、怒江地区。清代以来，相关史籍对“怒人”的地理分布和经济社会状况作了少量记载。雍正 云南通志说：“怒人丽江有之。其在鹤庆府维西边外，过怒江十余日，有野夷，名怒子，自古不通中国，于本朝雍正八年，相率到维西将虎皮二十张、山驴皮十张、麻布三十方、黄蜡八十斤充贡，愿永为年例。”道光云南通志稿南蛮志引 皇朝职贡图的记载说：“怒人，以怒江甸得名其部落在维西边外，过怒江十余日，环江而居。本朝雍正八年归附，流入丽江、鹤庆境内，随二府土流兼辖以虎皮、麻布、黄蜡等物，由维西通判充贡。”这就是说，雍正八年（），居住于维西边外的“怒人”（或“怒子”）始与清朝政府发生关系，以上贡的形式表示归附，得到清朝政府的准许，令由鹤庆府、丽江府所属的维西厅通判管辖。这部分请求归附的“怒人”即属世居怒江的“阿怒”。关于“怒人”的经济生活，道光云南通志稿引 皇朝职贡图的记载说“（怒人）常负筐持囊黄连，亦知耕种”，引乾隆 丽江府 年，泸水撤县设市，即泸水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辖县级市，州政府所在地。碧江县 年撤销，其所属的古登乡、洛本卓白族乡并入泸水县，架科底乡、子里甲乡、匹河怒族乡并入福贡县。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民族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 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鹤庆原为府，乾隆三十五年（）降为州，属丽江府，其所属维西厅也一并划归丽江府统辖。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志的记载说“（怒人）采黄连为生”，引乾隆年间余庆远 维西闻见录（也称 维西见闻记）的记载说“怒子，居怒江内谷产黍麦，蔬产薯蓣及芋。猎禽兽以佐食”除了采集和种植外，怒人还善于手工编织，“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麽些（麽些即今纳西族先民 引注）不远千里往购之”；关于怒人的衣食习俗，道光云南通志稿引 皇朝职贡图的记载说，“男子编红藤，勒首披发，麻布短衣红帛为裤，而跣足，妇亦如之”；引乾隆 丽江府志的记述说，“（怒人）茹毛饮血，好食虫鼠”。独龙族是怒江地区的另一土著居民。独龙族主要聚居于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部的独龙江两岸及怒江西岸的小查喇村。此外，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齐乐乡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察瓦龙地方也有少量分布。年前，独龙族内部无统一族名，多以所居地方名称或河流名称作自称，如“迪就”“迈哇”“打斜”等；由于独龙族自古聚居于独龙江两岸地区，独龙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古称“俅江”（也写作“曲江”），因此历史上其他民族长期以“曲子”“俅人”“俅子”及“俅帕”（傈僳族对独龙族的称呼）“曲洛”（藏族对独龙族的称呼）等名称来称呼独龙族。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独龙族的意愿，以其居住于独龙江地区而将其正式定名为独龙族。关于独龙族的族源，由于文献记载缺乏，难知其详，惟从语言上来看，独龙族的语言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怒族、景颇族等的语言较为接近，据此可以认为，独龙族的先人应是古代氐羌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独龙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群。史籍上关于独龙族的最早记载见于 元一统志，该书丽江路“风俗”条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元代丽江路辖境包括现今丽江市、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学者们认为，上文中的“撬”即是“俅”的同音异写，也就是说，元代，独龙族的先民“撬”即与纳西（“么些”）、彝（“罗落”）、阿昌（“峨昌”）、傈僳（“卢”）、藏（“吐蕃”）等族的先民一起在滇西北横断山区“参错而居”，构成了多民族交错分布的格局。“俅人”由于长期居于高山深谷之中，与外界交流不便，加之人口较少，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清代雍正 云南通志记述说：“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清代 道光云南通志稿引 皇朝职贡图的记载说：“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披发，著麻布短衣裤，跣足。妇耳缀大铜环，衣亦麻布。种黍稷，黄连为生。性柔懦，不通内地语言，无贡税。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可见清代“俅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怒人”相似而更为原始。关于“俅人”与邻族“怒人”（怒族）的关系，道光云南通志稿引 皇朝职贡图的记述说：“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又引乾隆 丽江府志的记述说：“与怒人接近，言语不通”，引伯麟 图说的记述说：“（俅人）近知务耕植，常为怒人佣工。丽江府俅江外有之”。“怒人”和“俅人”作为怒江地区的土著民族，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于江外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民族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尤中云南民族史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袁国友：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民族学的其他民族而言，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状态。而从“怒人”和“俅人”两族的比较来看，居住于怒江两岸的“怒人”由于相对靠近内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又略高于世居于独龙江的“俅人”，在 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间，“俅人”和“怒人”之间存在着“主人”和“百姓”之间的“纳贡”“收贡”关系。按照习俗，“俅人”作为“怒人”的“百姓”，每年要向“怒人”“主人”（汉语称为“俅官”。历史上，除了“怒人”外，傈僳族也担任过管理“俅人”的“俅官”）交纳一些兽皮、黄连等土产作为“贡品”，怒人“主人”在收贡时，也会回送一些盐巴给“俅人”“百姓”。这种贡纳关系，既反映出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也体现出两族之间必要的经济交换关系。（二）傈僳族、勒墨人（白族）迁入后的怒江地区民族格局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傈僳族迁入怒江傈僳族是现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年，怒江区四县（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的傈僳族共有 多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 傈僳族迁入怒江地区的时期较晚，从明代晚期开始，傈僳族才不断地从金沙江、澜沧江流域迁入怒江地区，并发展壮大为怒江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傈僳族与彝族在族源上具有亲属关系。从语言上说，傈僳语和彝语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从氏族图腾来说，彝族和傈僳族均有以虎、竹、鱼等为图腾的氏族，表明这些氏族在历史上具有密切的血缘亲属关系，为此，史籍上称傈僳先民为“罗罗”（彝族先民）之“别种”。在唐代，傈僳先民与彝族先民均属于“乌蛮”族系，分布于金沙江两岸地区。唐代樊绰所撰 蛮书（亦称 云南志）第一次对傈僳先民（称为“栗粟”，也写作“粟栗”）的情况作了记述：“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茫应为 邛之误 引注）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文中的“粟栗两姓蛮”即是傈僳族的先民（“雷蛮”“梦蛮”当为今纳西族的先民），居住于邛部（今四川西昌地区）的台登城（今四川省冕宁县一带）。明代，傈僳族先民被称为“力些”“栗”“栗粟”等，仍然主要分布和居住于金沙江两岸的丽江、维西、永胜、姚安等地，过着迁徙无常、采集射猎的生活。明代景泰年间陈文所撰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介绍北胜州（今永胜）的风俗时说：“有名栗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驽，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惟皮张耳。”史籍记载，傈僳族先民性情勇悍，“善用驽，发无虚矢以此制服西番”。明朝后期，居住在丽江、维西金沙江两岸的傈僳族受丽江府土知府木氏（纳西族）和维西厅康普、叶枝纳西族土千总的统治，傈僳族民众须向纳西土司缴纳钱粮赋税并担负劳役兵役。此时，木氏土司势力强大，向今迪庆藏区扩张，与吐蕃（藏族）势力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作为木土司治下的属民，傈僳族民众被木氏土司征调充当先锋，在维西、巨甸一带与藏军争战。在纳西土司的奴役和藏军势力的挤压下，部分傈僳族兵丁及家族被迫越过澜沧江，翻越怒山，迁移到怒江地区。根据怒江傈僳族世代相传的故事，最早进入怒江区域的是属于“荞”氏族的“木必”（也称为“括木必”，意即荞氏族的木必）家族。木必为氏族头人，在受木氏土司之命与藏军争夺临西（今迪庆州维西县）的战斗失败后，木必率领氏族成员迁到澜沧江西岸，然后翻过怒山，到达知子罗（原为碧江县城，今属福贡）和上帕（今福贡县城）地区，在此居住下来。由于木必及其统领的“荞”氏族成员勇敢善战，在帮助怒族将“白衣”（傣族先民）由知子罗地区驱赶到怒江下游的泸水和保山地区后，成为怒江地区的统治势力。中央访问团二分团，施泽旱怒江区概况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樊绰，向达，木芹云南志补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 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傈僳族迁到怒江的历史，根据 年的民族调查材料，仅有 余年，以此推算，傈僳族最初迁入的时间约在明代晚期，也即 世纪后期、世纪初期。此后，在 世纪，又有大批傈僳族因不堪清王朝和木氏土司的压迫，不断越过澜沧江和怒山，进入怒江地区。傈僳族进入怒江后，通过强占土地，抢掠“怒人”和“俅人”为家庭奴隶，人口增多，地盘扩大，成为怒江地区的主体民族。迁徙到怒江地区的傈僳氏族，除了“荞”氏族外，还有“虎”“熊”“峰”“鼠”“鱼”“竹”等 个氏族。其中，“荞”氏族经过世代繁衍，成员多，分布广，成为怒江地区较大的氏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较大的势力。迁入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相较居于澜沧江内的傈僳族以及彝、白、纳西等其他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原始落后，被称为“生傈僳”或“野傈僳”。嘉庆七年（），云贵总督觉罗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描述澜沧江外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时说：“傈僳有家野之分。家傈僳住澜沧江内，耕田住屋，各有村寨头人，能通汉语，服官管束，交纳钞粮，与民人无异。野傈僳住居江外，山硐密箐，并无村寨头人，不通汉语，亦不服官约束，惟种有青稞、苦荞，并无钞粮，每遇冬季江水浅涸之时，即过江在江后一带，打牲为食”这说明，至清代中期，居于澜沧江以西的“野傈僳”（包括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生活状态，其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状况，与“怒人”“俅人”大致相同。傈僳族迁入怒江后，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方式原始，但因其性情强悍、勇猛善战而成为怒江地区的统治民族，对原土著民族“怒人”“俅人”形成压制之势。史籍称，“（傈僳）其居六库山谷者，在诸夷中为最悍”，而“怒人”则是“性怯而懦而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御也”。进入怒江的傈僳族，以“收贡”、占地、抢掠等形式，压迫怒族民众。以福贡县木古甲村（位于今福贡县城上帕镇以南 公里）为例，根据 世纪 年代的民族调查，约在 年前后，原居碧江的傈僳族，沿怒江向北迁徙，来到“怒人”居住的木古甲村附近，迁入“怒人”居住的木楞、阿尼岔、固泉等村，与“怒人”杂居。刚入村寨的傈僳族，按照“怒人”的习惯，通过请中间证人的方式向“怒人”“要地”居住。经过两三代的发展，随着傈僳族人口增多、力量壮大，傈僳族便借故与“怒人”发生械斗，侵占“怒人”的土地和财产。在贡山，清朝中期以前，贡山地区的居民全为“怒人”和“俅人”，约在乾隆年间，傈僳族陆续迁入。“最初，傈僳人少数迁入时，曾给怒族纳税。后来迁入日增，力量强大，不仅不纳税，反而欺负怒人、俅人，压迫他们上税。或抢他们的财产，或把怒人和俅人抢去卖给藏人当奴隶（娃子）。怒人受不了就纷纷往北迁，或跑到高黎贡山西面。俅人则大部迁入坎底（今缅北江心坡的葡萄 引注）平原和俅江（即恩梅开心）流域。”为了制止傈僳族对“怒人”的欺压，在雍正八年（）“怒人”归附清廷后，清朝政府曾严令傈僳头人约束所属部众，不得任意欺凌掠夺“怒人”。勒墨人（白族）迁入怒江明代后期，一部分白族也从澜沧江边的兰坪迁入怒江地区。居住于兰坪澜沧江两岸的白族，自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研究组傈僳族社会概况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阮元，王崧，李诚，等道光云南通志稿（点校本）：第 册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王荣才，霜锋福贡县一区木古甲村怒族社会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王荣才，霜锋福贡县一区木古甲村怒族社会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宋伯胤，杨树谷，施泽旱怒江区的历史与民族关系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袁国友：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民族学“白子”，纳西族称其为“那马”；迁入怒江地区的白族自称“白人”“白尼”，傈僳族称其为“勒墨”，即“那马”的转音，意为“虎人”。根据 世纪 年代的调查，怒江地区的白族约有 万人，主要聚居于碧江县的洛本卓地区（今属泸水市）和泸水县的鸡斗鲁等村寨，其余散居在怒江峡谷。根据怒江地区白族老人的口碑传说，怒江地区白族的先民来自大理、洱源、剑川、兰坪等地。最早进入怒江的白族为虎氏族的腊雄，时间约在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也即 世纪中后期。腊雄的先人原来居住于洱源三营的牛街，后来迁到兰坪的营盘街，最后才迁入怒江地区。从腊雄进入怒江开始，至 世纪 年代，虎氏家族共在怒江地区生活了 多年，世系传了 代。另外，怒江白族金鸡家族相传，其先祖原先居住在大理，后来迁到剑川的马登街，其后再从马登街迁到兰坪营盘区澜沧江边的白片村，最后才迁到碧江洛本卓地区。“白人”迁入怒江的时间与傈僳族迁入怒江的时期大体相同。怒江“白人”虎家有这样的传说：“腊雄是我们虎家的老祖先，括目比是傈僳族的老祖先，他们进入怒江地区以后，经常往来，打老友，关系非常亲密。”根据 世纪 年代的调查，怒江“白人”虎家、金鸡家与傈僳族荞家从进入怒江的第一代算起，至 年，均传至第十二代，说明 个氏族的祖先是在同一时期迁入怒江的。傈僳族、勒墨人（白族）迁入后的怒江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形随着傈僳族、勒墨人从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丽江、维西、兰坪、剑川、大理迁到怒江地区，怒江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傈僳族、勒墨人、“怒人”“俅人”共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傈僳族、勒墨人迁入怒江之前，怒江两岸居住着“怒人”和“白衣”（傣族），“怒人”住在山腰，“白衣”住在江边。傈僳族和勒墨人迁入后，也住在怒江的山腰地带。“白衣”的生产力水平比“怒人”高，能够耕种水田，生活较好。傈僳族和勒墨人缺乏食物，就联合起来攻打“白衣”。在将“白衣”驱赶到怒江下游的保山、泸水后，傈僳族、勒墨人和“怒人”就共居于怒江流域，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以氏族、家族为单位组成大小不一的村寨，其中，许多村寨为傈僳族、“怒人”、勒墨人混合而居。从具体分布情况来看，傈僳族人口最多，分布也最广，从泸水、福贡到贡山都有傈僳族分布；勒墨人主要聚居于洛本卓地区（今属泸水）；“怒人”则主要分布于福贡地区。原来的土著民族“俅人”其主体仍居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河谷地带，少部分则居于贡山北部地区。此外，贡山地区北部还有少数“古宗”（藏族）和喇嘛居住。关于“古宗”和喇嘛的来历，民国年间修撰的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说：“古宗喇嘛现住一区，相传由清初（不记年）西藏大喇嘛率领古宗二三十人，来此传经，勘悉此地可以栽种，遂择地垦荒而家焉。喇嘛系古宗之奉红教者。”詹承绪，刘龙初，修世华那马人风俗习惯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北京：民族出版社，：赵寅林，苏松林怒江地区白族（白人）社会历史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民族出版社，：赵寅林，苏松林怒江地区白族（白人）社会历史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民族出版社，：赵寅林，苏松林怒江地区白族（白人）社会历史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民族出版社，：赵寅林，苏松林怒江地区白族（白人）社会历史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民族出版社，：赵寅林，苏松林怒江地区白族（白人）社会历史的几个专题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民族出版社，：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引者注：文中标点引者略有改定）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在 世纪前，怒江地区处于“天高皇帝远”的政治状态，清政府未在怒江地区设置直接的统治机构，而是由江外各土司代为管辖（泸水地区则由当地段姓、茶姓土司直管）。清末，怒江地区分属丽江府、大理府和永昌府保山县管辖。具体情况是，菖蒲桶（贡山）茨开以北由西藏察隅察瓦龙藏族土司管辖，茨开以南则由维西叶枝土司管辖；知子罗（原碧江县城，今属福贡县）、上帕（福贡）分别由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和维西康普土千总、叶枝土千总管辖；知子罗下段由兰坪兔峨土司罗姓（白族）管辖；泸水的六库、老窝则由大理府云龙州原土知州段姓（白族）的后裔作为土千总分驻（隶属云龙州），位于怒江以西的登埂、卯照及鲁掌三地则分由段姓（白族）和茶姓（彝族）土目管辖（隶属永昌府保山县）。土司管辖怒江各区域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管民管土”，另一种是“管民不管土”。“管民管土”即土司对所属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进行直接管理，人民对土司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居于农奴地位，如泸水五土司对所属地方的管理就采取这种方式。“管民不管土”即土司只从政治上管辖当地居民，每年按期收纳钱粮赋税，实际并不占有怒江土地，土地仍归当地民众占有和使用，藏族和纳西族土司对贡山、福贡、碧江地区的管辖即采用这种“管民不管土”的统治方式。对此，清末时受命巡视怒江的丽江府分驻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怒江各处土司，或驻叶枝，或驻桥头，或驻维（西）城附近，无一驻怒管理夷务、约束夷众者，徒于秋收之际，遣人收受钱粮一次。”由于江外土司对怒江的管理多属“兼管”，管理的基本方式就是征收钱粮，因此，长期以来，怒江地区的社会生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各民族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和氏族社会的习惯法来维持怒江地区的社会生活秩序。如上帕（福贡）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记述说，“上帕僻处滇边，居怒江上游人种原为 怒子，后渐始有 傈僳，由沧江、六库一带移来，杂居其间，名虽归丽江府管辖，其实则怒、傈自成部落，亦无土司统属。”又如菖蒲桶（贡山）地区，“在昔名义上虽归叶枝土司管理，其实系强者为酋，弱者为仆。土司对于怒俅两江，只每年派人来收钱粮一次，地方之民刑案件，即由收粮人处理。收粮人折回后，民间发生争执，又由喇嘛寺解决”。清末，菖蒲桶地区喇嘛寺势力强大，无论是地方公务，还是夷人诉讼，均由喇嘛寺审判处理，“彼时喇嘛众多，习性强横，古宗、怒子均畏惧之。虽威福擅作，生杀由己，莫敢谁何。是为喇嘛管古宗、怒子。”至于生活于“俅江”两岸的“俅子”，由于其地偏远，土司对其鞭长莫及，即委托傈僳头人代收钱粮，同时也就由傈僳管理“俅人”。这样，在菖蒲桶地区，就形成了喇嘛管理“古宗”“怒子”，傈僳族管理“怒子”“俅人”的局面。在各民族内部，则由从各氏族、家族中推举出的村寨头人“伙头”按照本民族的习惯法来调解矛盾，处理纠纷，如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说，“菖属各种夷人原系部落性质，野蛮强横，肆无忌惮，习以性成，平日仅服从伙头约束指挥，遇有争执事件，即就本村伙头排解”。需要指出的是，清末以前的两百多年间，怒江地区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的情形，但各族群之间正常的交往交流行为也一直不断。在生产方面，傈僳族通过与勒墨人的交往，学会了饲养 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夏瑚怒俅边隘详情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保维德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袁国友：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民族学耕牛和使用牛耕。据 世纪 年代的调查，碧江地区的傈僳族在耕田时，不但所使用的耕犁的形制与内地白族相近，而且在吆喝牛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为白族语而非傈僳语，例如叫牛“走”，喊的是白族话“”，而非傈僳话“”，这说明，傈僳族是从勒墨人那里学会牛耕技术的。在生活方面，“怒人”、勒墨人等由于与傈僳族长期杂居，生活中多使用傈僳语，傈僳语遂成为怒江地区的通行语，同时，傈僳语中也吸收了一些勒墨语、纳西语的词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各族群之间由于相互交往而出现了民族融合的现象。如碧江、福贡分别有一些自称“怒帕氏”和“勒墨氏”的傈僳人，这些氏族的先祖分别为“怒人”和勒墨人，后来融入傈僳而变成了傈僳人。又如贡山县永拉干村最初为 户“怒人”居住的村寨，后来从福贡、维西迁来了一些傈僳族，由于傈僳族人口多，加之两族互相通婚，原来的“怒人”土著在生产方法、生活习惯上就逐渐为傈僳所同化，甚至连怒话也不会讲。到 世纪 年代进行民族调查时，这些“怒人”后代表示：“我们的祖宗是怒族，但我们已经变成傈僳人了。”这些事例表明，自傈僳族迁入怒江以来，由于傈僳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在怒江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傈僳族的语言、习俗等生活方式也因此对其他族群产生强大的渗透和同化作用，怒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出现明显的“傈僳化”趋向，这是 世纪初怒江“开辟”以前怒江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二、“汉人”的移入与民国时期怒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变化（一）清末西方势力进入怒江地区 世纪后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以各种手段加紧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渗透和侵略，不断有探险家、传教士等进入滇西地区活动。年，法国天主教司铎任安收来到贡山丙中洛地区的白汉洛村，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吸收傈僳、怒、藏等各族群众 多人入教。年（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七月，在喇嘛寺的指使下，反对天主教的藏、傈僳、怒等各族群众烧毁了白汉洛教堂，赶走了任安收。白汉洛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派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到贡山处理此事，决定由喇嘛寺赔偿任安收银三千两，同时清政府出白银五万两重建天主教堂，其事乃得平息。年底，德国探险家布伦胡伯私自从缅甸进入怒江，到达福贡腊乌村，被傈僳族群众杀死，酿成“腊乌事件”。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涉事民众进行了残酷惩罚。在传教士和探险家进入怒江的同时，英国以缅甸为基地，对怒江发动侵略活动。英国自 年将缅甸变为其殖民地后，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不断进行军事征服和政治收买活动，妄图将怒江地区划入英属缅甸境内。年 月，英国驻腾越（腾冲）领事列敦（）以狩猎为名，率领武装人员来到泸水登埂土司所属片马地区，进行威胁利诱，妄图拉拢片马五寨头人及居民归附英缅。年 月 日，英国驻缅北密支那府官郝滋上校（）率领两千名英军侵占高黎贡山西麓的片马等地，建立兵营，分兵驻守。年间，英国侵略军继续北进，控制了中缅未定界的江心坡、坎底（今名葡萄）和鸿章，窦桂生，等碧江县五区色德乡德一登村傈僳族社会经济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央访问团二分团，施泽旱怒江区概况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研究组傈僳族社会概况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贡山县永拉干村社会经济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白族支系）社会历史调查 北京：民族出版社，：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等广大地区。此后，英军并在坎底建立“郝滋炮台”，作为永久占领的标志。中国在怒江地区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二）云南地方政府“开辟”怒江及设官治理清末以来，面对西方势力对怒江边地的渗透和侵略，云南地方政府认真谋划，积极应对。年“白汉洛教案”发生后，云南省督抚令丽江府分驻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兼办怒江事宜。夏瑚到贡山后，以和缓的手段处理了教案，委任袁裕才为“怒俅总管”，管理整个怒江和独龙江地区，同时将怒境划为 个区，“分委保董甲长，以资约束”。这是中央王朝在怒江地区委任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开端。年夏，云南省政府令夏瑚再次对怒俅地区进行巡查，要求夏瑚对曲江（独龙江）一带情形，“亲往各要隘履堪明确，绘图贴说，据实禀复，择要酌办”。为此，夏瑚于 年农历七月八日由阿墩子起行，先到白汉洛，二十八日到菖蒲桶（贡山）。夏瑚在菖蒲桶对所需人员物资进行周密准备后，于八月十八日正式启程西行，经俅江、恩梅开江而至江心坡的木王地，到达坎底，然后于冬月返回到阿墩子。夏瑚巡查结束后，撰 怒俅边隘详情一文向省府汇报考察情形。根据巡查所见，夏瑚向省府提出了 条经营怒江的建议。这 条建议包括设官分治、添兵驻防、撤退土司、兴办教育、开通道路、广招开垦、改征赋税、扶持喇嘛等各方面，其主旨就是建议将怒江地区从丽江、大理、保山等府县的分段管辖中分离出来，设置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建立直属于省的怒江直隶厅，对怒江进行管辖和治理。夏瑚经营怒江的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得到实现。年辛亥革命后，鉴于英军强占片马、进窥怒江的危急形势，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加强了对怒江的经营，由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李根源派遣殖边队进驻怒江，实现了对怒江的设官分治和直接管辖。年春，李根源驻军大理，受命节制滇西文武官员，处理滇西事宜。李根源鉴于怒江边务的重要性，向云南省军都督府提出经营怒江的建议和主张。李根源认为，怒江及其以西地区，“其地面积寥阔，上通藏卫，中连印度，下接缅甸，实为我沿边一带藩篱。外人耽视，已非一日”，在此形势下，云南省政府应加强对怒江边地的经营，“设官分治，筑路、开垦、通商，更以军队镇之”，以使边地各族望风归附。为此，李根源建议从其所率官兵中，派员前往怒江，“逐寨抚绥，考察情形，筹办一切”。李根源的建议和主张得到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蔡锷的同意。年 月，经云南军都督府批准，李根源从驻防大理的陆军七十六标军官中抽调熟悉边务、勇于任事的 名军官担任筹办边务委员，委任任宗熙为委员长，景绍武为副委员长（后又增委何泽远为副委员长），并抽调 余名士兵组成拓边队，由任宗熙、景绍武率领前往怒江巡查抚绥。随后，任、景二人各率拓边队士兵 名，分道前进。任宗熙从丽江、维西一带，进军上帕（福贡）；景绍武由剑川、兰坪喇井、营盘街进军老母登（老母登村距知子罗村数公里，今属福贡匹河乡）。拓边队在进军怒江过程中，遭到傈僳族、怒族头人、奴隶主所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抵抗。年编撰的 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记述 年，中缅双方经过谈判，划定了中缅北段未定边界，中国收回了片马地区，而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之间的江心坡地区则划归缅甸。杨作栋，陈应昌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夏瑚怒俅边隘详情 吴光范，校注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李根源电蔡都督派景绍武等先赴怒俅考查文（一九一二年）李根源，李希泌新编曲石文录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李根源筹办怒俅边务委员任宗熙等委扎（一九一二年）李根源，李希泌新编曲石文录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袁国友：从“傈僳化”到“汉化”：怒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民族学任宗熙进军上帕的情形说：“怒、傈顽抗，不肯退让，幸任君足智多谋，部属奋勇异常，转战数月，始于上帕村建营垒、筑碉栅，驻守防御。沿江一带，渐次投诚，自愿上纳门户粮，任君遂率队挨村征收。”年 月，李根源将拓边队改为殖边队，由任宗熙担任大队长，驻守上帕；景绍武为中队长，驻守老母登；另加委何泽远为中队长，率兵 名由维西、叶枝一带，进军菖蒲桶（贡山），以为任、景两队的应援。殖边队“开辟”怒江后，云南省军都督府即于 年下半年沿怒江由上而下设置了菖蒲桶（贡山）、上帕（福贡）和知子罗（原碧江县）个殖边公署，以任宗熙、景绍武分任上帕、知子罗殖边公署委员长，以各殖边队的经营区域为管辖区域。这是怒江地区正式建立行政机构的开始。年，在知子罗以南的六库、老窝等五土司地区，设置泸水行政委员进行管理。年，泸水行政委员移驻鲁掌土司署，同时将怒江西岸原属保山县的鲁掌、卯照、登埂土司地和怒江东岸原属云龙县的六库、老窝土司地合并为一个行政区，设立县级的泸水行政区。这样，就沿怒江由上至下分段设立了 个县级行政区。年，云南省政府将菖蒲桶、上帕、知子罗 个殖边公署改名为行政公署，同时划定了各行政公署的管辖范围。在各行政公署区内，又分段进行管辖，段设团首或团政（相当于区长）；段以下，设置保、甲、牌等治安单位进行控制和管理。如上帕行政公署区，划分为上、中、下三段，下辖 保、甲、牌，“每段委分团首一人，于在帕汉商人中择其老成练达者委充，并将原各村旧有伙头，分委为保董、甲长、牌长”。年间，云南省政府将菖蒲桶、上帕、知子罗、泸水 个行政公署分别改为贡山、福贡、碧江（知子罗）、泸水 个设治局。设治局的职责，基本等同于县政府，设治局局长受省政府指挥监督，处理本设治区的行政事务。设治局长下，原各段团政（团首）改称区长，下辖保长、甲长、牌长。泸水由于是土司地区，在行政委员或设治局长之下，仍由五土司管理各项公共事务。怒江各行政机构建立后，即开展各项经营治理工作，如筑营盘、征钱粮（包括政费、公粮和学粮）、办团保、修道路、劝农艺、兴教育等，其中社会影响较大者为释放奴隶、兴办学校、引进外商等项。（三）“汉人”移入与怒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汉人”在怒江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民国时期怒江社会生活和民族构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江外的一些汉族、白族、纳西族人口陆续迁入怒江地区居住和生活。这些“客籍户”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