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笔谈_赵树凯.pdf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总体战略指导与知识框架。创新经验最为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蕴涵着更多的理论增长和创新的空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本组笔谈聚焦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些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议题，分别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平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人的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村庄基础等维度展开讨论。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众多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多都昙花一现，但是有的也在持续、深化和扩散，探究蕴涵其中的内在逻辑仍然是重点议题；其二，就如何看待和治理平台经济而言，亟需摆脱旧的治理观念与知识范式，要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增益社会的新价值，才能更好地为数字化建设和治理提供建设性政策；其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社会治理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何处，已有的社会治理实践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回应，即社会治理不仅要“处事”，更要“育人”，切实承担起促进“人的转型”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四，如何看待或想象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总体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未来的村庄社区：封闭？还是开放？对此不同的态度与选择，将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期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平台经济；人的转型；村庄基础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DOI:10.15944/ki.33-1010/d.2023.04.003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治理创新 从温岭经验谈起赵树凯关于温岭经验，现在有不同的概念表述，可以表述为协商民主、预算民主，也可以表述为政府创新、治理创新等。当时我们采用了国外的概念，叫参与式预算。不同的概念表达通常根据不同的政治背景或研究需要提出，但是，创新经验的核心是一致的，是基层民众对于政府活动的参与扩大，是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问责提高。对于温岭经验，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二十几年来温岭创新是怎样做到了持续和深化？温岭经验是在世纪之交乡村财政危机的宏观背景下出现的。从温岭本身来说，这种乡镇预算的民主恳谈活动，发生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更大范围来看，则具有深广的历史背景。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沉重和乡镇财政困难不断加剧，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怎样把有限的预算使用好，或者说怎样把政府为民众办事的钱花得让民众满意，从而改善基层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成为各方面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成为应对当时基层治理问题的重要创新，吸引了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世纪之初，在温岭经验发生的同时，各地出现过不少基层治理方面重要创新，分布在乡镇直接选举、乡镇政务公开、村民自治管理等领域，如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云南红河州、深圳大鹏镇、重庆白庙乡、浙江武义县、河北武安县等。在县级层面，也有重要的改革创新案例出现，如四川巴中面向党员开放县委常委会。那两年，地方上出现了大范围的治理创新局面，展现出一种令人期待的势头。当时，这一系列新现象都是作为基层民主创新来解读的。那几年，随着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和正式实施，乡村选举掀起了高潮，基层民主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热门问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很高，这个领域里学术研究也相当活跃。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关于基层民主的集体学习，我是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两名主讲专家之一。这次集体学习不仅关注乡村民主，也关注城市基层民主。对我来讲，备课过程也是一次系统的学习，是扩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机会。在那段时间里，从学界到政界，人们给予基层民主很高期待。世纪之初那一波基层民主热潮，已经事过境迁，但留给我们很多思考。现在看 治理研究 年第 期来，出现这种热潮既有现实基础，也有浪漫想象。从现实基础来讲，主要是世纪之交农村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农村群体性事件增加，以李昌平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向高层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那些年里，不仅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紧张，而且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也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探索化解冲突的有效办法，发展民主成为重要选择路径。从这个角度看，基层民主实质上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或者治理改善的重要途径。在现实的困境面前，高层对于基层的探索突破也表现出了较高宽容，创新突破环境比较宽松。因此，那些年里，基层创新成果很多，学术成果很多，发展基层民主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世纪 年代中后期，我的研究集中于农村基层组织，特别关注农民税费负担和乡村财政危机。世纪之初，我所在的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探索政策研究与政策试验相结合，选择了基层参与式预算作为改革试验项目。我们了解到参与式预算的国际经验，参与式预算经验的发生主要是在拉美和非洲，推动者是欧美 组织。当时，我们正在承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举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在培训班上，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介绍了发起参与式预算项目的设想，参加培训班的江苏无锡和黑龙江哈尔滨的领导很有兴趣，表示要推动本地开展这项政策试验，随后河南省焦作市也积极参与。我们启动的参与式预算试验项目，项目决策在市委，项目执行在乡镇和街道，采取了“增量改革”办法。所谓增量改革办法是，由市级财政拿出一笔专项资金，追加到县区财政，再把这笔预算资金交给试验点的乡镇和街道，作为专门的参与式预算资金。经过两年推动，取得重要进展，采用第三方进行了评估，社会反响良好，显著提高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试验受到广泛关注，媒体上有若干介绍。无锡市委书记接受新华社等媒体采访，谈为什么要搞参与式预算时说：“人民的钱，对人民有什么可神秘的！”这句话成为参与式预算项目的名言。年到 年，我们先后在无锡、哈尔滨和焦作市召开了参与式预算试验工作交流会。如同关于村民自治的预期设想一样，我们在设计规划项目之初就想到了参与式预算的高层提升，多次与国家财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领导沟通。财政部有关领导曾经给予鼓励，表示将根据试验项目情况加以总结，并在较高层面选点试验。两会期间，我们曾经将大量公共预算手册放到了代表驻地宾馆前台，由代表自由取阅。我们当时的考虑，主要是提高政府的预算绩效，设想从乡镇街道、县市的预算参与，逐步提升到更高层面的政府预算过程中。年春天，我们启动参与式预算项目时，已经对温岭经验有所了解，也曾邀请有关人员介绍温岭经验。但是，我们对于温岭经验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主动邀请合作。我们两次组织试验点官员去国外考察，没有邀请温岭参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每年都组织试验点相互观摩交流，也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也没有邀请温岭参加。我到温 治理研究 年第 期岭来考察已经是 年，那时我们试验项目已经进入总结阶段。现在看来，我们过度重视了海外经验，而对于温岭经验重视不够。如果对于温岭创新适当重视，温岭作为本土经验，应该能够在这个改革试验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政策试验项目的推进来看，借鉴国际经验，组织国外考察，请国外专家介绍经验，当然都有必要性，但还有怎样接地气的问题，怎样使国外经验本土化的问题。其实，任何改革项目的设计规划，都有一个如何接地气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改革推进、社会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设计规划，怎样认识这种设计规划的局限性？回想 世纪 年代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的推进时期，恰恰是缺乏设计规划的时期，而 年之后，高层专门成立了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推出了一系列整体性改革试验计划，但推进并不如意。现在看到，过去设计的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试验，不仅难以深化和扩散，而且也难以持续。从发生过程来看，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生长的，一类是学习移植的。这两类经验都有成功持续的，也都有不能持续的，比较而言，本土生长的更有旺盛生命力，而学习移植的往往陷于水土不服。突出的是两个问题：其一，因为领导人变动难以持续，所谓“人亡政息”；其二，因为没有财政支持难以持续，所谓“花钱买改革”。这是政府创新的困境。抚今追昔，联系到二十多年前的基层民主创新高潮，我们不能不有所感慨，不能不有所思考。持续、深化和扩散，可以说是制度创新的三个衡量维度，这三个维度是不断递进的，难度是不断增加的。对温岭来说，创新已经实现了持续和深化，殊为难能可贵。至于经验向温岭以外扩散，则是另外问题。虽然 多年前基层治理与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但是，基层治理的深层问题是一致的，治理的逻辑是相通的。所以说，温岭的创新经验到今天愈加值得珍惜和关注。年以来，温岭的民主恳谈活动已经持续约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领导班子在换届，干部在交替，农村发展经历了小康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政策环境在演变，但是，温岭民主恳谈活动不仅在持续，而且在发展。恳谈的项目在增加，已经不仅局限于一般乡镇预算，而且扩展到政府活动众多方面，甚至深入到企业管理、劳资关系等领域中。人们高兴地看到，温岭民主恳谈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在提升，已经形成了若干制度规范。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奇是：温岭经验何以能持续和发展？这种持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比民主恳谈过程本身更值得研究的问题。说到当初我在启动参与式预算试验项目时对温岭经验的忽视，当然首先应该检讨反思，但是，如果有所辩解的话，客观上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基层创新经验，难以识别判断，不敢贸然表态。我长期从事农村研究，也在地方工作过，知道许多风起云涌的经验创新很快便如落花流水。很多“创新经验”，或者起于领导的激情动作，或者起于秀才的妙笔生花。二十多年后再看温岭，不仅延续下来了，而且不断 治理研究 年第 期深化，叹为观止。我想，这正是温岭经验最宝贵的地方，最值得研究的地方。现在，关于温岭经验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围绕温岭民主恳谈本身。为什么温岭创新能够持续和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由此我还想到的问题是：治理变革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怎样才能培育创造这种社会条件？怎样才能够使创新愿望与现实条件有机结合起来，既不拔苗助长，也不坐失良机。温岭经验具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性。关于这种创新条件的分析研究，对于探索治理现代化非常重要。任何政府创新或者治理创新，都需要社会基础作为支撑。那么，治理创新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所谓社会基础，也可以归结为推动政府创新的社会力量。那么，怎样发现和利用推动治理创新的社会力量？任何政治变革都需要社会基础，社会力量的兴起是根本的动力和支撑。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西文明的发展深化都遵循这一逻辑。同样，现在来看中国农村改革过程，特别是看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民众对于政府行为问责和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提升，也都有这样的逻辑在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私营企业家的兴起，民众政治自主性的增强，都构成治理变革的社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治理变革的社会力量，寻找社会力量成长和治理体系变革的契合点，是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不应该放在阐释论证目标原则，不应该坐而论道规划方案，更不应该沉溺于构想编造宏大口号和说辞。这样，学术研究才能对基层治理现代化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温岭创新何以持续和发展？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有利于认知新世纪以来基层治理变革的历史轨迹，有利于在现实生活面前保持清醒和洞察，有利于把握中国农村改革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现在，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宏大目标感召下，基层治理的经验典型层出不穷，学界研究如火如荼，很是令人鼓舞。但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许多看上去蓬勃繁荣的典型经验和研究成果，往往夹杂着泡沫水分。面对现实，保持冷峻和清醒，找到现象背后的根本逻辑，才能使研究经得起历史检验。在七十多年中国农村变迁史上，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但是，也有不少所谓研究是起哄和添乱。中国农村的发展历史需要继续审视和反思，同样，这个过程中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审视和反思。（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治理研究 年第 期平台经济的治理问题张 静我想从一个现实问题出发，分享一个反思性观察。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两年有不少论文，关于平台经济员工的工作状况，引起了广泛辩论。，年刊发了一篇讨论“算法社会”的文章，说代码精英通过技术控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中国网络推送的阅读量也位居第一。应该说，这些研究触动了社会关切，这种关切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主要是控制权竞争的视角。它不是担心就业下降、发展停滞和创新不足，而是担心谁通过创新在发展中获得优势，一旦发现，就通过治理政策抑制其并购、扩张业务。结果不是因为市场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治理观念，打击了数字经济企业家的信心。其中具体的是非值得深辨，在这里仅希望透过两个案例分析，发现一些认知图式问题：我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知，是否被一些习惯性的观念结构所局限？沉浸于旧的范式限制，无法认识数字经济增益社会的新价值，因而无法为数字化建设和治理提供建设性政策？目前已经可以确证的是，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催生了很多的新职业，说明它提供的发展机会比传统经济更多元，就业者可以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比如小程序开发），同时也完全适合大量没有上大学的人（比如快递员）。由于大量物流岗位可以灵活就业，没有门槛，这往往是乡村青年进入城市容易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根据 年的统计，仅在微信视频号一个数字平台的就业者中，未受过大学本科教育者比重已经高达。这说明，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能覆盖到大多数就业者，而不是少数高学历人群，因而它实际上成为普通人 乡村进入城市新移民和城市失业青年 就业市场的安全网。这些青年无需依赖亲朋就可以在陌生的地方找到工作，数字经济平台中的直播电商和社群运营 比如网播拍菜买药团购的协调客服及组织工作，也使女性就业更普遍。可是，治理研究对数字经济的主流立场仍是警惕甚至批评性的，比如认为，那里财富流动速度快，很难控制，商户个人盈利和非盈利账户混淆，漏税多，把治理能力不足、法治环境建设有限的过失，卸责推到平台经济上。不少人对数字技术的一般看法，是认为它属于手段，它可以增加效率，但无关正面的价值创造。果真如此吗？治理研究 年第 期聂日明、郭晓菁：数字经济与中国就业市场的韧性，年 月 日，中文网。这里的价值创造有两个意义：一是指创造出之前不存在、新的可利用价值，而且对人类有益；二是指提供新标准和规则，体现新型有益的价值原则。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在数字经济新业态中出现了，但却很难在传统治理观念下获得客观理解。例一，网约车释放消费者权利。为何网约车尽管更贵，但比出租车更受欢迎？我们需要思考，人们愿意多付钱去购买什么？除了效率，更主要的是，网约车使乘客的确定感、主动控制权和自由选择权都得到提升。乘客可以留下行车轨迹作为监督和投诉证据，这是不是监督权增加了？平台给就近的司机分配活，如果他嫌这一单距离太近挣钱少，拒绝接单，平台就会减少给他配单，等于运用资源分配处罚拒单行为，这是不是抑制了司机拒载短途客人的投机行为？消费者下单，无论远近肯定能叫到车，这是不是提高了消费者的确定性？正是因为网约车平台运用数字技术，释放了对于消费者而言至关重要的选择权，提高了他们这项权利实现的确定性。在我看来，这就是尽管有各种政策限制，但网约车市场还是更大的原因。试想一下，让管理方法更简洁，消费者更喜欢，确定性更高的企业获得优势，客观上会激励更多的资源 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和行业，同时，利用数字技术留下可监督的痕迹，让消费者对服务的信用控制更容易实现，难道不是有益于社会的一种进步吗？平台经济的算法激励具有同样效果。旧的治理观念认为，算法控制了劳动者的工作节奏，比如计算货物送达的预期时间，否则扣费赔偿，因而是一种新型隐藏的剥削手段。而实际上，算法控制的是劳动而非劳动者，它提升了劳动的产出效率，但劳动者反而感到更自由了：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今天工作还是休息，自己判断要多接单还是少接单，自己控制个人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如何运用。为什么平台经济能够吸引大量的年轻人主动加入？为何他们宁愿自己鞭策自己，也不愿意进入靠人用眼皮盯着干活的传统工业？难道他们不是追求更自由、有更多自主选择权的劳动形式吗？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平台经济下为何表现得与传统工业经济不同，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显然，单一经济下的简单劳动治理观，可能限制了人们认识平台经济这一新的、更复杂的经济形式。例二，通过整合信息放大资源价值的共享。数字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可以利用互联媒介整合信息，放大资源价值共享。比如，在平台使用率方面，携程不如美团，不如支付宝，京东不如淘宝，为什么？是因为后者利用数字互联信息重组了资源，放大了已知信息的可利用价值，结果提升了消费者的选择便利。这一点帮助了平台的市场空间扩大，盈利效率提升，从而更有能力降低服务成本 比如同样一件小物品，一本书或者一小瓶维生素，商品本身没有多少钱，但 治理研究 年第 期刘远举：算法、劳动力与劳动，兼与陈龙博士商榷，年 月 日，中文网。在京东下单需要付的递送费占比不低，维生素 元，运送费 元，消费者实际要付的商品总额几乎翻倍。而在淘宝或者美团下单则不必付运送费，或占比极低，所以后者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购买。这些是如何做到的？运用信息整合实现多目的使用，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比如美团，开始于外卖订餐服务，订餐者的信息没有被浪费 不是只做订餐这一件事情，而是把订餐信息转化为其他用途 订购车票、电影票、买药、买日用品等日常生活需求。凡是定过餐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既然一个账户这么方便可以满足不少需求，他为什么还要使用另外一个、需要再次输入大量个人信息、设置密码、上传身份证件，充满复杂限制的专用购票系统？平台整合信息的优势，创造了更有效率的规则 定过餐，一次输入过信息，就可以为多种生活目标使用，使其他交易变得简单：不需要再输入个人信息，不必再满足其他要求，也不必遵从另外的规则标准，就可以实现交易。这里的进步显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还创造了有益于社会的若干新价值：开放而非封闭，简便而非复杂，自主而非依赖，选择而非受控。其竞争逻辑不再是传统的通过限制他人，来维护自己的特权盈利，而是通过开放便利性，使买卖双方都能受惠于更高水平的效率，这意味着创造出价值共享。但不少传统治理不仅不创造价值，还限制价值创造和社会共享。比如，传统出租管理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当他们遇到市场挑战时，不是通过学习和创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借助权力管制禁止竞争者进入，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进而客观上阻止了获益的更广泛社会分布。必须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正在挑战传统的治理观念。观念限制是过去的知识带给我们的治理模式局限，使我们看不清新现象和新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习惯于把它们识别为旧现象旧问题。所以提出的治理建议南辕北辙，距离社会现实很远。比如，一直以来，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控制实体，控制人和控制资源，基本思想是加强中心化监管。但平台经济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原因，正是在于它有能力在加强系统化的同时，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自我控制性和预期确定性，这使得相关个体的价值感和劳动效能大大提升了。故，如何对待数字技术创造的新价值，事关向实践学习的基本能力。当前需要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是 多年前简单的放开市场，而是建设性地回应复杂经济的各种问题，这需要真正理解市场运行与普遍价值建立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判定为剥削阶级生成问题。而没有深刻的观念变革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不主动对接新时期的数字技术治理浪潮，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就会远远落在社会发展后面。面对数字经济的时代，我们应当反思自己，善于从反思中学到东西，才会进步更快。（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治理研究 年第 期人的转型：当代社会治理面临的历史使命张乐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最受人关注的核心概念，各行各业，各个社会实践领域，人们都在思考如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添砖加瓦。那么，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社会治理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何处，才可能更有效、更合适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历史的拷问。一、问题的提出近现代以来，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不仅是其中有机构成部分，而且不断为现代化夯实基础、创造美好生活。社会治理的内涵十分广泛，从 世纪 年代提出“善治”概念以来，学术界强调通过社会治理来建设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新型关系，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合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概念，意味着治理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意味着多元主体的民主协调、伙伴关系与相互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说，“合作”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只是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直接对治理做出贡献的主体，以此观之，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与群体特征是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那么在当下的中国，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人民大众是谁？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可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中贡献力量？拉开一段距离看，中国式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最初的努力主要停留在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如果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可以从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那一年，中国总人口.亿，农业人口.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人的现代化。要让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跨进现代化的大门，其艰巨性、复杂性、挑战性是史无前例的。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农业人口占比极高以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呈现出四大重要特征：一是发展极其迅速；二是外部冲击错综纷乱；三是发展过程参差不齐，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叠加；四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特征让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作为其有 治理研究 年第 期机构成的社会治理变得“很复杂、很独特、很中国”。亿万农民大众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他们有魄力、有智慧在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并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浙江绍兴枫桥、温岭、义乌、海宁等地的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实践启示我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可能的关键在于农民在市场经济、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实现着自我转型，或者说实现着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转型”。那么，在社会治理的浙江实践中，“人的转型”何以可能展开？“人的转型”的内涵是什么？愿景如何？二、干部自觉，底层激活在浙江，“人的转型”之可能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展开，前提在于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那么，人民大众何以可能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呢？我们从浙江经验中看到，基层干部自觉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激活了底层人民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其一，正如解放初期无数共产党干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赢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一样，我们在温岭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新的矛盾、冲突不断出现的时候，一批批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想着人民大众”。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有事好商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有效解决了问题，摆脱了发展困境，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认同。更有意思的是，在温岭，一任接着一任基层干部抓住协商民主不放松，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完善，使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特色的社会治理不断站上新的台阶。其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我们在浙江基层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注意到，基层干部们特别强调以平等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活法”；他们尤其注意尊重弱势群体，真诚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其三，社会治理常常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棘手的冲突，浙江的基层干部们能够切实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掌握问题所在，并努力设计出具体、科学的方法，与人民大众一起解决问题。另外，即使在得到人民大众认同以后，如何不断激发底层群众的活力，也是严峻的挑战，此时，基层干部们运用“有为与无为”辩证法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浙江，基层 治理研究 年第 期 年 月 日到 月 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干部们的上述自觉行为是激发人民大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决定因素。三、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长期以来，农民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村落风俗、习惯、规矩、礼仪等规范着农民们的行为，维系着村落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嵌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态势，从而也没有根本改变传统农民的交往方式。传统村落文化仍有效地发挥着“调和冲突、维系秩序”的作用，农村极少提出社会治理问题。改革开放打破了束缚农民的村落蕃篱，农民们高呼：“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的农民如潮水般地离开村落，“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里闯荡，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打交道。问题出现了。离开村落的农民仍是农民。他们以熟人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待人接物，面对的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他们以人情交往的“模糊经济观”开展经济活动，面对的却是分斤掰两的计较、讨价还价的尴尬；如此等等。农民们以自己的方式叩开了中国式现代化之门，刚刚跨进门槛的农民却仍带着前现代的脑袋，以前现代的思维和想象行动。于是，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出现了，纠缠着刚刚挣脱束缚的农民，烦恼着心安理得的城镇居民。社会治理应运而生。温岭开启了民主协商的先河，并在乡村城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市场党建引人关注，治安委员会的矛盾处理创新效果显著；绍兴更把著名的枫桥经验推进到新的高度，以社会有效治理为经济发展护航。浙江各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治理实践，这种实践成为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矛盾本身出现在人民大众中，人民大众直接参与了旨在解决矛盾的社会治理。仔细观察浙江各地社会治理的实践可以发现，这种实践不是“向后导向”的，不是“乡愁式的返回”，而是“向前导向”的，是引导或者“逼迫”农民适应具有现代特色的经济活动、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因此，在这种社会治理实践中，“从村落中走来”的人们不得不经历“内心的震荡”，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许多浙江的案例告诉我们，这是痛苦的“实践启蒙”，少数人甚至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唯有经历“扬弃”，才能成为新人，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大展鸿图。社会治理中实践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是说教，而总是与具体的事件处理相互混杂，与不同矛盾冲突的解决相互交织，通过梳理大量案例可以发现，人民大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主要涉及传统村落价值观的五个重要方面。其一，狭隘的人观。村落里的农民区分出“我群体”与“他群体”，熟人、亲戚、朋友等属于“我群体”，很多农民只把“我群体”内的人当作人看待，否则，就可以不当人看，在人际交往中也可以肆意欺负陌生人。其二，自然的等差观。村落是血缘地缘共同体，自然存在着以辈份为基础的人际 治理研究 年第 期差别，农民们把这种自然的等差观推而广之，承认多种形式的不平等，如基于权力、金钱、威望的不平等。其三，模糊的经济观。村落内部礼尚往来，经济关系讲究互惠，相互之间不算经济账，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从不清算。其四，人情高于一切。在村落内部，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人情原则都放在首位。其五，熟人共同体意识。农民的公共意识只局限于熟人内部，走出这个范围，农民是自私的、不讲规则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呈势不可挡之势，迫使卷入其中的人民大众改变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基层社会治理在促进人们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四、自我提升，自我转型社会治理在扬弃传统村落价值观的同时，也升华了其中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能量。浙江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得以可能，更使“自我提升，自我转型”得以展开。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在浙江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人民大众智慧地把传统美德运用到各种不同的纠纷处理、矛盾解决、合作协调、事业推进等场合，提高了社会治理的质量，同时实现着“自我提升，自我转型”。观察各地的实践，我们特别感叹于社会治理细节中所隐含的美德。没有炫耀，没有喧哗，没有标榜，我们却从中看到，人民大众切切实实在实践中实现着全面的自我提升，其中有几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基于情的合作。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特别强调“以人情赋予生命意义”的村落共同体伦理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人情即是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在浙江社会治理实践中，许多地方把“基于情的合作”做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年 月，我们在温岭短期调研中，直接参加了一个旨在解决民工吃饭问题的“多方协调会议”，听着来自不同企业、事业、社团、个体工商业、民工代表们的发言，我们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想办法”的精神所感动，我们从中感受着温岭当地人对于外来民工的深深的“情”。在乡镇街道政府的统一协调下，他们创造了合作的新方式，解决了问题，得到了数以万计的民工的称赞。其二，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村落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活下去，农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新的方法应对挑战。“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价值观源自于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村 治理研究 年第 期梁漱溟先生说：“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伦理关系实即义务关系。于是乃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就是这样，将社会上的人都连锁起来（我前说中国人并不散漫以此），而巩固安定之。”（参见翟奎凤选编：梁漱溟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由此可见，这里的“义”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因情而产生的义务；另一方面，因情而赋予的生命意义。翟奎凤选编：梁漱溟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落，在温岭社会治理中发扬光大。温岭最先提出了“政府上项目，公民来拍板”的社会治理理念，并开展了“泽国试验”；温岭创造了“乒乓球摇号”作为公平、公正选择参与协商代表的方案；温岭提出了“商治”新概念，墙上到处贴着“有事好商量，众人来商治”的口号，创造了许多不同模式的“商治”办法；温岭成立了“协商驿站”，“多方征集选题、确定协商议题、组织调查研究、开展协商议事”；温岭建设了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共享法庭”，让民选的代表担任“庭务主任”；等等。其三，仁爱与奉献。社会治理在多方互动中开展，参与者的仁爱与奉献精神既成就着“自我提升，自我转型”，也创造了社会治理的佳绩。在义乌，冯爱倩曾勇敢地向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得到了谢高华书记的默许“摆摊”，成为义乌最早的小商品经营者。但是，她却在“有机会赚大钱”的时候放弃了大部分生意，担任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全身心投入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秩序治理与社会治理中，为义乌市场与社会秩序治理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温岭，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郭文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主动在海上救人，后来发起成立了温岭义务救援队，在工作之余，他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商治”中，他是“协商驿站”的负责人，是“共享法庭”的“庭务主任”。任何时间地点，只要有需要，都有郭文标的身影。五、聚焦人的转型，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探索，作为伟大探索的一部分，社会治理不断进行着尝试、创新，经历过失败，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功。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在对以往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中发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经济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却是人的状态。假如我们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人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原始状态”，或者人抛弃了中华文化而沉醉在西方的美好生活想象中，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以往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实现“人的转型”的方式，即“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转型”，呼吁社会治理不仅要“处事”，更要“育人”，切实承担起促进“人的转型”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唯有传统的农民转变成为现代公民，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给亿万中国人民大众带来美好新生活。（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外话语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治理研究 年第 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村庄基础：开放抑或封闭？景跃进新世纪以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人口流动、高铁网络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大型工程正在极大地改变中国 万平方公里的人居地理面貌。从特大城市的繁荣、城市群的崛起和城市带的出现，到某些城镇无可奈何的衰落；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村庄的城镇化和社区化，到遍地的空心村、留守村乃至部分村庄的消失；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大致预见未来中国大地上的灯光带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尚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那么今天人们对 年和 年的想象已经有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事实上，年制定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将 年远景目标纳入进来，做统筹考量。在这样的大变局中，我们或许可以“确切”地知道村庄的数量 根据城市化率来推算，究竟有多少农村人口会转化为城市人口，在美丽村庄建设的同时又有多少村庄会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哪些村庄注定要退出生命周期，这会涉及敏感的政策问题，处置不当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必须保有“历史耐心”。一位受访的县委书记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乡村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中断，尽管从事后判断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浪费”，这大概是“历史耐心”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让市场机制和村民选择来决定这一最终的历史进程。当然，不能由此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完全消极的，但政府确实不能硬来（不能用人为的规划来决定一切）。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已进入了倒计时，城市化率、村庄数量、城乡连续体的基本布局已大致可判，那么，我们如何设想与这一现代化城乡关系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格局呢？真问题来源于实践。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诸多思考已不再是遥远之事，对于一些具有眼光的地方官员来说，乃是政策制定的必要环节和内在要素了。从那时起，一连串的问题便萦绕在心：哪些人会居住在现代化后的中国乡村？未来村庄社区会是怎样的？各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吗？城乡人口可以双向迁徙吗？乡村社区的传统共同体还会持续吗？如何理解“乡愁”，只有生活在农村才有乡愁，才能守住中华文化之根吗？届时城乡社区治理是统一的，只是空间位置的差异，还是两套不同的治理结构？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或想象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总体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如何看待未来的村庄社区：是将其视为一个天然 治理研究 年第 期封闭的乡民共同体，还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由愿意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人们重构的居民共同体？显然，封闭还是开放，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今年利用不同机会，跑了云南、江西和浙江的一些地方，对于变迁中的村庄有了比较的认知，各地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共性值得思考。在云南昭通考察时，沿途可以看到村庄里的新建住宅，鳞次栉比；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差一层；有的门窗齐全，修葺一新，有的只是预留门窗框架，远望过去像是一个个黑洞。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村民平时外出打工，蜗居在打工的城市，所挣的钱用在老家造房子。在不少情况下，即使是建好的房子有许多也是空壳，平时没人居住，或父母居住在新房的一个角落。这些被闲置的资源是否可以盘活？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配合当地官员搞试点，他们选择自然环境比较好或交通比较方便的贫困村庄（自然村落），将部分条件合适的农居打造成拥有现代设施的民宿，建咖啡馆 茶室，整治周边环境（包括道路），培训人才（乡村，经营村庄的管理人员），以吸引城里人来乡村旅游观光，发展假日休闲经济。用李小云老师的话来说，把农民投资于建房的砖头变成可以生钱的资产。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庄只有在与城市发生联系时（无论哪种方式），才能走出贫困；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城里人来村里只是过客一场，他们来村庄与农民进城不是一回事，至少不是我想象的城乡之间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