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明代后期的运河治理及其历史启示.pdf

明代中期以后，黄河不断决口，水灾频仍。河道淤浅，漕运受阻，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隆庆年间，为加强运河河运与恢复海运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进行了为时十年的改革。通过治黄整淮，专注河运，使河复故道，漕运畅通。这也是促成万历新政的积极因素。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产生往往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张居正为官、为政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关键词：张居正；运河；治理；明代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张居正是明代中期历史上跨越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重要人物，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嘉隆万三朝，政局起伏，风云多变。他任内阁首辅十年，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新政，把隆庆以来的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明代诸多的国家大政面前，漕运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它关系着国家的命脉，其畅通或淤塞停滞对国计民生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嘉靖隆庆年间，黄河河患日益加深，如何整治漕运已成为朝议的焦点之一。各种不同的治河主张众说纷纭。在隆庆朝的政治格局中，负责内阁政务的主要是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他们均负有经国济世之才，有“救时良相”的美誉，二人曾一度密切合作、相互器重和共襄大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推向深入，在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上，二人的关系日渐恶化，矛盾不断发展，对国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张居正为官事略嘉靖十九年（）张居正参加乡试中举。二十三年入京参加会试，至二十六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二十八年（）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时刻密切关心时事发展，思考扶危济倾的对策。从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张居正回籍居乡，但未有忘情于政治，对朝廷事务无日不系念于心。三十九年（），回京复职，升右春坊右中允，署国子监司业，晋身于儒学士大夫的高层，提高了知名度，为以后步上更高的政治大舞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其才智与威望受到朝野的关注，成为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隆庆元年（）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进入内阁，由此转入到他人生历程的新阶段。他夙有抱负，有志于成为在政绩、学术上俱有建树的一代人物。不久，充任 世宗实录 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在隆庆朝的内阁大学士中，对政局起过最大作用的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他劲气内敛，处事周详，从隆庆朝内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善于应变而周旋其中。在内阁内部的持续斗争中，能够始终保位并且不断上升的只有张居正一人。三年（）年底，高拱复入内阁后，张居正便襄助高拱执掌内阁政务。在隆庆中后期，内阁的政务实际上由二人全面掌握，他们政见基本相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密切协作，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其间，张居正任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他运用杰出的才能见识，做出了实在的政绩。隆庆六年（）六月，万历皇帝登基后，下诏驱斥原首辅高拱，改由张居正主持内阁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清代运河日记五种校注”，编号：；年度山东省社科普及应用研究项目“大运河聊城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编号：。作者简介：朱年志（），男，山东曲阜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区域社会史。政务，从而引发政局大变。正是隆万交替之际风云多变的政潮把张居正推向了万历初年政坛的中心位置。万历皇帝亲自召见张居正，授予领导朝政的大权，张居正亦誓当肩负重任，竭诚效力。他在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中，在隆庆后期已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整饬吏治，改革官僚机构，调整人事任免，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上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他通过大力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消除水灾，保证漕运畅通。在军事上加强边防，整顿武备。改革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稳定，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景象，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二、治黄保漕张居正改革最大的功绩在于改革赋役制度，整顿财政，富国富民。为了安定民生，实现民富国强，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首先治理黄河水患，解决漕运问题。“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治河”和“保漕”的问题在张居正的政策安排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隆庆六年（）他在给漕运总督王宗沐的书牍中写到：“今方内艾安，所可虑者，漕运为最。”万历元年（），得知 万石漕粮安全北上，张居正写道：“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自永乐十九年（），明朝迁都北京后，漕河（即大运河）成为向宫廷和边军输送粮食、财物的主要渠道，也是明王朝的经济大动脉。为了维持漕河的全线贯通，明王朝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运”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以牺牲运河沿岸区域利益为前提的。明前期实行引黄济运的政策，黄河为运河提供了充足水源，保障了漕运的畅通。明代黄河经河南归德至徐州南下夺淮，至云梯关，注入黄海。从徐州至淮安之间五百里的河段又是漕运要道，时称“借黄行运”。从清河以东到入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淮、运在清口交汇，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黄河、淮河经常决口成灾，阻断运河航道，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南北漕运不通。终明一代，灾害频繁，水患泛滥。其中，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自考城以下至徐州俱为受害；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粮艘阻不进”。运河淤塞，粮船不能行进。五年（）四月，河决灵璧双沟以下，“支流散溢”（）。万历二年（），黄河在邳州决口，淮河也决口。河道决溢，漕运停滞。三年（），黄河在高邮、砀山决口，“河决砀山而北，淮决高家堰而东，高邮湖亦决清水潭口，淮城几没。徐、邳、山阳南北，漂 荡 千 里，河 道 淤 浅”，漕 运 受 阻。四 年（），黄河决口，入淮河，淮河水势不敌黄河，全淮南流，淹没了淮扬一带的大片田地、房屋。黄河的频繁决口给运河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连年的水患导致水工设施大坏。鉴于这种形势，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之间，他秉承“国赋所出，全资水利”的宗旨，积极发展水利事业，全力整治黄河与运河，保障漕运畅通。在明前期的河漕管理体制中，治理河道和保障漕运分属两个不同的机构，“理漕属之漕司，治河属之河道”，漕司设总督漕运大臣，其下有若干属官；河道设总督河道大臣，其下亦有属官若干。河道和漕运的工作内容虽非常密切，但工作关系却各不相属，反而互相牵制。随着河道形势的进一步复杂，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为了有效地制止河患和保证组织上的运作，加强各个层面的管理势在必行。到万历五年（）八月，黄河又在崔镇决口，宿迁、沛县、清口、桃源一带的河堤受到严重冲击，黄河的河道日渐淤积，淮河被黄河所迫，决溢南流。这次崔镇的决口致使河、漕之间又一次发生矛盾，各种治河的方案争论不休。十二月，黄、淮水患同时泛滥，加上总漕与总河之间“意见不同，动多掣肘”，致使水患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为了提高行政实效，解决河、漕事权不一的问题，朝廷采纳吏部的建议，任命总督漕运兵部左侍郎吴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从而使得河道、漕运事务专属吴桂芳管理，河、漕事权合二为一。张居正积极支持吴桂芳的主张，疏通了黄河的入海口，使“水患渐平”。接着，他又放弃了自己一度赞同的“纵淮入江”的意见，转而支持吴桂芳的“挽淮入河”之策，勉励吴桂芳“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吴桂芳深感朝廷的信任，决心不负众望。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先后修筑了高邮湖石堤、淮安长堤等一系列工程，加固了淮扬地段的堤坝。不久，吴桂芳身染疾病，病逝于任上，河漕事权职位出现空缺。万历六年（）四月，由张居正推荐，起用原任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任命他为总理河漕大臣，综合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这是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此前潘季驯曾两次受命治河。其中在嘉靖末年第一次治河期间他就提出了“河复故道”的想法，但并没有实现。他是作为主要官员参加对黄河的治理，时间也仅有一年。到隆庆年间，潘季驯第二次治河，成效显著，河道大治，漕运畅通，治河取得成功，他却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因功受黜，被罢免回家。主要原因是当时朝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漕运问题上，开新河的方案在上层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他却始终坚持河复故道的原则，加之邳州河决致使漕船漂没，漕粮损失，因而被言官弹劾治河无方。张居正本身不是一个水利专家，也不懂得如何治河，但他懂得尊重专家，全力支持专家的工作。在此次治河过程中，他对潘季驯给以高度的信任，把河事、漕事交给他全权处理，罢黜一切与其相矛盾的治河主张。当时，在治河方针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潘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在治河过程中贯穿“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堵塞决口，加固堤防，使黄、淮水流汇成急流，把河水夹带的大量泥沙冲刷入海。张居正对潘季驯的计划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多次写信给潘季驯等人，详细询问细节，提出质疑，直到疑团尽解，才批准了潘季驯的治河计划。潘季驯所主持的治河活动才得以全面展开。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思想在此次河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黄、淮安流也变成了现实。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 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 万两，修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堵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修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徐州、淮安之间长堤蜿蜒，河水安流其间。“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有效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正是“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水患的遏制，使黄、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历来国家治河只重视漕运，一心为朝廷运粮而不顾及民生。此次治河既有效地保障了农业生产，又稳定了政府的财赋来源。黄河、淮河与运河的走向维持了三百年。黄河与淮河的分流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黄河夺淮入海七百余年的历史。对于此次治河，张居正一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密切的关注，曾多次写信询问情况。在所有工程竣工、治河收到实效时，他喜不自禁，直接写信对潘季驯进行了高度赞扬，说“比闻黄浦已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报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漕粮，朝廷之命脉，漕河，朝廷之咽喉。”为了确保漕运的顺畅，张居正在任用潘季驯治河的同时，又调整了各地漕船启运和到京的期限。由于每年的田赋通常是开春之后才启运，北运时洪水泛滥冲溢运河，不是决口就是干涸缺水。于是他采纳了漕臣的建议，督促船上兵卒在每年十月间就将粮食装运，等到年初就已经全部出发，从而避开了春季汛期，减少了洪水灾害。这种办法“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国库的储粮丰盈，可以供应国家财政十年之久。三、专注河运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积极筹措水利资金，包括赋税加派或重新征收一些税项、截留或改折漕粮等，尤其是在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国家财政状况逐渐改善，黄、淮、运三河以及苏、松、常三吴地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得以兴举建设。为保障运河河道通畅，张居正在运河流经的州县、卫所，根据水利事务繁简，按照浅铺夫、闸夫、坝夫、堤夫、泉夫、溜夫、洪夫、捞浅夫、挑港夫等编派徭役，维护闸、坝、堤、泉等水利设施，修筑堤岸、疏浚河道，防止河水决堤。河工役夫主要来自官府雇募，为保证工程按时竣工，张居正进一步完善了河工役夫的日常管理制度，保障了黄、淮、运三河的治理和三吴地区重大水利工程的顺利开展，这是张居正施政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隆庆三年（）以来，黄、淮暴溢，横决高家堰，里下河地区出现了连续水灾。此后，每逢黄、淮并涨，河湖竞相决堤，洪水所至，遍地泽国。五年（）四月，黄河再次在邳州王家口一带决口，从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多处，溺毙运军上千人，损失漕粮四十多万石，淤塞河道八十多里。由于内河运输河患不断，运道淤塞，开胶莱河以通行海运之议再次在朝廷上被提出。此时，户科给事中李贵和题请开浚胶莱河，缩短海运里程。时任内阁首辅高拱鉴于“运道不通，修治已久，劳费无算而绩效茫然，京师且坐困矣”的现状，积极主张开浚胶莱新河，使漕船经由淮河入海，向北穿过胶莱河，然后从海仓口入海到达天津。他强调开凿胶莱新河的可行性，并全力劝说曾经一度反对开河的山东巡抚梁梦龙成就此事，并希望梁梦龙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开挖，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时张居正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内阁次辅。他认为开胶莱运河不妥，因为其中不仅需要开凿胶河和沽河的分水岭，费工极大，需要动用大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免会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更为主要的是水源不足，海沙一旦侵入河身，新开的河道必将难以畅通，根本无法达到通漕行船的目的。但他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意见，而是采取了比较委婉、迂回的办法对高拱的开新河之议进行劝阻。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张居正决定推荐时任工科给事中的胡?前去实地考察，并亲自致书胡?，勉励他要从国家大政的时局出发，避免“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后来又致书山东巡抚梁梦龙：“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玄翁，未敢遽行阻阁，故借胡掌科一勘。盖以胡固玄翁（即高拱）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之而自罢。”胡?在会同山东抚按官进行勘察之后发现，所有水源均无法得到利用，于是向高拱提议“苟率意轻动，捐内帑百万之费，以开三百里无用之渠，如误国病民何”，因此请求“亟罢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误而复误后人也”。巡抚梁梦龙也指出开胶莱新河不可行。如果放弃开胶莱新河，全部通行海运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又上疏力言复行海运的可行。后来经过综合考虑之后，高拱采纳了胡?等人的提议，慨然取消了这项工程。对于恢复海运一事，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对此表现出了极为积极的态度。他以极大的毅力和魄力，从长远之处筹划，坚决要将海运开通成功。这时的张居正基本上也是赞同恢复海运的，但具体的做法与高拱相比，则有较多的保留，表现出了更为慎重和理智的态度。由于海运本身的风险和当时部分朝臣的弹劾反对，隆庆末年一度恢复的海运在万历元年（）张居正升任首辅之后被停禁了。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独揽大权之后，与隆庆末年反对开凿胶莱运河的情形大不相同。他从一个以往坚决反对开胶莱运河的人转变为不惜动用“东土百姓财力”，不惜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反对异议以坚决开河的强权人物。在这种形势之下，朝廷屡屡出现了疏浚胶莱运河的提议。在万历三年（）七月，黄河“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由于黄河决口，泛滥成灾，运河被迫中断。当时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时任河道总督傅希挚主张重开?河。结果屡经审议，?河未能开成，问题又回到胶莱运河上来。这一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右侍郎徐縂再次提议开胶莱运河以通海运，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同时，朝廷指示山东巡抚李世达全力予以协助办理。但刘应节、徐縂、李世达三人在具体的开河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徐縂经过实地勘察发现，此地地势高峻，无法通潮。纵使引泉源给水可行，但需要开挖二百五十里的引河，凿山引水，筑堤建闸，花费需要上百万。李世达也认为胶莱运河不能开，引水给运不可靠。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详细陈述开凿胶莱河之不可行，建议停止开凿，以免给朝廷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给事中王道成亦上书论开河之失。于是最后只好作罢。明朝政府又一次重开胶莱运河的努力没有成功，从此以后再未兴工。由于这一时期开挖新河的实际行动有限，大多是止于口头的讨论，最后仍“终未果行”。自从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来，他虽然多次尝试，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套真正有效的治河良策。因此又转向治理内河，开始转向依靠潘季驯关于治黄济运、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治黄保运的方案开始受到朝野的普遍关注与认同。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潘季驯开始了第三次治河的重大实践。潘季驯的此次治河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复故道，河道安澜，漕运畅通，朝廷政局得到稳定。这也成为推动张居正改革的积极因素。四、功在社稷从综合分析来看，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吏治、财政、边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是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政治形势有了转机，国库存粮充足，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暂时挽救了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危局。他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自励，为了改革，“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但是改革必然会触及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们的利益，以至改变某些处理政务的传统程序，这就必然会存在着权益的再分配，难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之历史的积弊太深，许多问题已是积重难返。在张居正死后，改革的措施大多被废除，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到万历末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张居正改革的正确，也认识到了神宗亲政以后的失误。张居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为国舍身忘己的精神始终没有动摇过，以改革求发展的治国、强国的思路，时刻在启迪着后人。万历三十八年（），明人高以俭在为张居正的文集作跋时，肯定了他的功绩，称赞他是“救时宰相”。四十年（），大学士沈鲤说，张居正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崇祯朝礼部尚书李日宣等奏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硋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明末思想家李贽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都是很客观的评价。五、历史启示历代漕运均关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政治命运和军事战略。漕粮运输的首要条件是运河河道的畅通无阻。隆庆、万历初年，黄淮并溢，漕运受阻，治河保运成为影响隆万大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张居正主政期间，黄河的有效治理，保证了漕运安全，促使朝廷政局稳定，改革有序推进。很显然，运河的治理对国家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反之，国家的政治因素又直接影响到运河的治理。在隆万交替之际，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运用一系列的政治手段，掌握了内阁的实权，并以卓越的识见、坚毅的魄力推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革。任何人物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其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气息越是浓重。历史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政局的关系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往往是起着互动作用。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召唤不同的代表性人物。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阅历会培育出性格悬殊、政治取向迥异的历史人物。在嘉隆万年间，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政治人才的产生正是如此。张居正从内阁“末相”，逐步上升为“次相”，其后又晋升为首辅，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从而才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付诸实践。他处事内敛，深谋远虑，善于随机应变与审时度势。他深谙政治牌理，但又往往不按牌理出牌，从而能在政治生涯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君主专制与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要推行任何的改革都必须倚仗皇权的无上权威，必须取得皇帝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否则，便是一切无从下手，无法奏效。因此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是不可避免的。在政坛之上，得位掌权往往是与运用阴谋权术结伴而行的。对于当时的张居正来说，要谨慎稳当地处理好与宫廷、内阁的各种关系，要及时掌握时机，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化阻力为助力，通过取得必要的集中权力，来进行全面的改革。因此说，一个政治活动家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本人认知的逐渐深入，改变自己此前的认识，改行新的决策也是合乎事理的。张居正独掌朝纲十年之久，他是十六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巨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识见和才略。作为一个务实型的政治家，他以改革谋发展的治国思路，积极进取，知难而上，勇肩重任的担当精神备受后人敬仰。权力和地位既是建立事业不可缺少的动力，又是滋长野心和排除异己的温床。这也是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重要原因。任何历史人物都绝不会孤立地存在和进行活动，对政治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言论和行为，必须要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综合考察。参考文献：（清）傅维麟河漕志明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明）张居正答河漕总督王敬所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明）张居正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张廷玉河渠一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清）夏燮神宗万历三年明通鉴长沙：岳麓书社，（明）张居正太师张文忠公行实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明）张居正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十九）第十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张廷玉列传一百一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明）陈子龙与梁巡抚论开河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明）张居正答河南按院胡玉吾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明）张居正答河南巡抚梁鸣泉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明）官修隆庆五年六月庚申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张居正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张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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