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为例_仲心.pdf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 期74政治学研究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 的话语框架研究*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为例仲心（重庆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重庆合川401520）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新时代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自然也就成为英美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抨击的对象。本文以欧文 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依据，通过 LexisNexis 数据库，筛选了 2016-2021 年间英美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的报道样本，对比分析了英美两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话语在国际舆情中的发展特点、传播效果、变化趋势进行客观评估，并剖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这对我国制造良好的对外舆论氛围、打造优秀的大国名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关键词：国家形象；话语框架；话语体系；对外传播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681（2023）04-074-012作者简介：仲心，重庆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副教授，伊密里欧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与公共政策。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让中国跃升为如今GDP全球第二的国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欧美一些媒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被刻意曲解和妖魔化，呈现出明显或暗示性为主的“中国威胁论”“独裁专制”“侵犯人权”负面报道。然而，价值、公信力、尊严、软实力、优势、实力都需要依附在具有正面形象的国际舆收稿日期：2022-11-18*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研究“（21SKGH320）。吕腾龙，王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0-10-29）2022-06-21.http：/ LexisNexis 数据库中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为样本，研究其在 2016-2021 年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框架，研究发现，此两个媒体基于意识形态和人权的话语以及对问题本质的掩饰相结合，导致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出现偏差。一、研究方法（一）理论基础框架是指从一组事件中构建一个解释或一组解释的过程，这需要解释和评估正在调查的中心组织思想、问题或现象。框架是学者和媒体专业人士用来理解世界和影响社会、政治、文化和交流的问题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媒体和政治家如何看待问题、参与者和国家，以了解事件如何发生或解释政策行动。话语在框架和重构框架过程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首先，它是投射和传达给观众的主要媒介。其次，它设定了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形成、理解和讨论他们的看法的话语参数。根据 Jervis 所言“对世界和其他参与者的看法以我们可以发现的模式和我们可以理解的原因偏离现实”。最后，它影响所有接触它的人的心态，尤其是在持续和重复的叙述中。在传播话语类型中，媒体话语被认为是“现实的权威版本，一种认识方式”。主流媒体是传播有关事件观点的主要方式，可以通过专栏文章的框架以直接方式或通过间接不太明显但始终存在的贬义语气和新闻角度来传播，这些语气和新闻角度集中在所谓的“客观新闻”中。真正的客观是一种理想，而即使是对事件的简单叙述也是由该媒体的编辑、记者、广告商或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的任何个人或制度偏见构成的。因此，媒体话语往往成为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二）实践操作传统媒体往往是公众关于外交政策相关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因为它们被认为更可信。本研究中选择两家传统媒体用于对比分析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这两家媒体均为英美两国公众阅读量前 3 名的报纸、国际阅读量前 5 名的报纸，也是最常被传播学、政治学学者们 Evans，M.Fram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Media coverage of fighting in the Middle Eas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Cultural Politics，2010（2）：232233.Entman，R.M.Projections of power：Fra，ming news，public opinion，and U.S.foreign policy（Studies in communication，media and public opin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143-148.Iannarino，N.T，Veil，S.R，&Cotton，A.J.Bringing home the crisis：How US evening news framed the 2011 Japan nuclear crisis J.Journal of Contingencies&Crisis Management，2015（3）：180181.Jervis，R.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121-125.Barker-Plummer，B.News as a political resource：Media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U.S.womens movement，19661975J.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3）：305.Iannarino，N.T，Veil，S.R，&Cotton，A.J.Bringing home the crisis：How US evening news framed the 2011 Japan nuclear crisis J.Journal of Contingencies&Crisis Management，2015（3）：172.76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使用的报纸。在语料的选取中，本文通过 LexisNexis（又名 Nexis Uni）数据库以“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为关键词，搜索了 2016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报道，在对所有报道进行精读，剔除一些重复报道后，统计得出泰晤士报具有 18 篇相关报道，纽约时报具有 20 篇相关报道。由于样本量较小，本文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普查。本文主要运用框架分析和话语分析进行研究，从框架研究的三个方面：宏观研究报道数量和议题；中观研究受众类别；微观研究报道倾向，对文章进行归纳分析。文章按报道议题（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医疗、思想）进行编码和分类，以评估这两家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类别的关切度。对于一些交叉议题，则根据每篇报道的核心内容进行单一归类。每篇文章都根据对关键词的引用进行报道议题类别划分（表 1），并将两个媒体按时间、类别进行数量（图）和比例统计（图）。接下来，对文章进行编码，以评估目标受众。目标受众是指文章的主要目标人群。例如，如果新闻中讨论了国内政治或强调了政策制定者或政府针对特定问题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则将其编码为国内。如果文章讨论了国际社会或共同体的特定成员（包括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等）或呼吁国际社会就特定问题采取行动，则将其编码为国际。最后，通过语篇分析，对于语料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确定话语倾向性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中性的。二、研究发现表 1按关键词对报道议题的类别进行划分类别关键词经济经济发展、GDP、商业、跨国公司、贸易、科技等政治香港、台湾、新疆、西藏、政党、宗教、分裂、霸权、外交、共产主义、共产党、穆斯林等文化教育、人才、艺术、文学、电影、书、文章、评论等军事武力、枪击、武器、威胁、军事基地、战争等医疗新冠、疫情、抗疫、疫苗、患者、药品、医护人员等思想人权、言论自由、迫害记者、思想控制、意识形态等图报道时间和数量统计77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一）时间与规模的话语框架从报道总量而言，泰晤士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的关注程度呈波动趋势，分布为 2017（5 篇）、2018（2 篇）、2019（5 篇）、2020（2 篇）、2021（4 篇）。2017 年的关注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思想（60%）和中国的高等教育（40%）。在政策思想方面，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为关注焦点，内容以探讨意识形态、人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为主。高等教育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给予了肯定，同时对于中国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对英国进行“抢人才”的行为表示了担忧，对于中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持批评态度。2019年的关注焦点为香港暴乱（40%）、Tik Tok 整改（40%）和人权（20%），多将此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为党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专制政治制度，对此的倾向全部以负面为主。2021年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报道（75%），引用了人民网和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成就。相比起 2017 年对于党的十九大中立和负面参半的报道倾向，此倾向全部为中立或正面。纽约时报以 2018 年为轴，之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总量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报道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门类报道规模较平均，报道倾向为负面与中立参半。在 2018 年后则呈连年下降趋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全无经济类主题，而全部转向于对人权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 2018 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7 篇）较之前有增长，以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监控和意识形态输出（57%）、中美贸易战（43%）为主题，对此的报道倾向均以负面为主。例如在一篇“中国，党企业情结”的报道中，提到“如果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恶化，北京可能会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中共在对外业务中的作用，这又给在华经营的企业带来了又一个麻烦”。将中美贸易战归因为中共对于外国企业的专制性干扰和控制。全然不提 2018 年 3 月 22 日，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率先挑起了贸易战的争端。总之，泰晤士报的 18 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中，在 2017、2019、2021 这三个时段达到巅峰，每年的关注重点不一样，但大致以“十九大”“高等教育”“中共建党 100周年”“经济贸易”“意识形态控制”的主题为主，倾向性以 2019 年为轴，之前以负面和中立为主，之后逐渐转向中立或正面。纽约时报在 2018 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量最大，其中主要报道“意识形态控制”和“中美贸易战”主题，倾向性从 2018 年前的中立和负面参半转向 2018 年以后的负面为主。（二）报道议题类别的话语框架精读报道内容后，根据图分析结果显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存在着明显的框架选择取向，其关注重点均在政治、思想、经济方面。其中，政治议题中的“中国特色社会”和“共产主义”被妖魔化，两家媒体都习惯性利用暗示和隐喻“霸权主义”的修辞手法引导读者，从而迷惑其客观判断力。例如：泰晤士报发布的标题名为报道中，将 1980 年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的成就描述为“按目前的趋势（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它有 18000 英里的高速铁路，比任何形式的英国铁路还多”。在肯定中国的成就的同时，也透露出对于中国崛起之成就既羡 Yizheng Lian，China，the party-corporate complexN.The New York Times，2017-02-13.Edward Lucas，China rewrites history in its drive to reshape the world order；WEEKEND ESSA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s its 100th anniversary，there is no sign of time running out for the party-state that has set its sights on controlling every aspect of its peoples lives，says Edward LucasN.The Times，2021-07-03.78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慕又恐惧的复杂情感。纽约时报发布的标题名为“共产主义战略家在幕后推动中国崛起”的报道中，全文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将中国的崛起归咎于“阴谋论”和“中国威胁论”。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新冠疫情的医疗议题中也是如此，纽约时报在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应对冠状病毒危机，称自身为一个全球领袖”的报道，内容中描述了“冠状病毒的暴发破坏了中国的全球野心，随着病毒传播到 56 个国家并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破坏”，标题中宣扬了“中国威胁论”，内容中又将新冠病毒的源头通过修辞暗示的方式归咎于中国。试图通过在舆论上转移矛盾的方法，掩盖美国对于疫情的防控表现得不尽人意的事实。图 2报道议题类别比例在思想议题中，“习近平”“人权”“言论自由”“个人崇拜”为高频关键词，将焦点聚集在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必由之路带来的思想统一、团结奋进等好处，将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野蛮、镇压人民的政党，恶意歪曲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想借助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压，尤其关注所谓的“侵犯言论自由”议题。例如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将中国的对外宣传描述为“北京将世界舆论视为必须掌握指挥权的战场，就像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所有媒体都由国家控制”。同样，纽约时报发布的标题名为“一代人在没有谷歌、脸书和推特的中国成长”，报道将中国人民描绘为一群无知、对于民主和政治毫不关心、被政府思想控制的“可怜人”。在发布的“Uber，但对于习近平而言”的报道中，以 Uber 为标题，实际内容满篇充斥着对于“学习强国”软件的抨击、偏见和扭曲报道，Jane Perlez，Behind the Scenes，Communist Strategist Presses Chinas RiseN.The New York Times，2017-11-13.Javier C.Hernndez，China Spins Coronavirus Crisis，Hailing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N.The New York Times，2020-03-03.Didi Tang，Xi plots propaganda war to make China loveableN.The Times，2021-06-03.Li Yuan，A Generation Grows Up in China Without Google，Facebook or TwitterN.The New York Times，2018-08-07.79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如对于学习强国的描述：“浮夸的语言，无休止的重复，固定答案，公开展示类排名。”而对于其资源广泛，不仅包括政治史料，还有大量的学习资料和娱乐资源的事实做了一笔带过的处理。在一个看似经济类的标题下对一个学习软件进行“控制意识形态”的歪曲报道，不过是为了给美国的 Google、Facebook、Twitter、Uber 等企业顺利打入中国市场进行舆论预热，这本质上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在经济议题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两家媒体在报道中也做了习惯性的割裂。泰晤士报的 4 篇报道中只有 1 篇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公民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但话锋一转，写道“但是想到美国在过去的 150 年里如何打败世界，现在押注它（社会主义）可能仍是不明智的。”其他的报道则全部将中国的企业与党派强行关联，将中国企业塑造成一个被迫为党派所控制的无奈的企业形象，如将 Tik Tok 的现状描述为：“他们有自主权但必须依靠共产党存在。所以如果中共要牵制，这些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按共产党的要求去做没有别的方法。”纽约时报则在 3 篇经济议题的报道中全无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描述，如在新闻“中国共产党改写外国企业的规则”中引用了克伦普顿集团高级顾问兼中国区负责人 Jude Blanchette 的原话“公司正试图以不牺牲股东利益的方式与党协调。”将一个正常的商业谈判强行与中国共产党关联，用“牺牲”一词强行插入了国外科技产业进入中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语义，塑造中国共产党好斗与刁难、威胁外国企业的党派形象。由此可见，在“经济”议题框架中，西方媒体倾向于放大共产党的监管和限制所谓的“人权”的做法，而选择性的忽视政府对于“整治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涉黄涉非、整肃有害和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的积极做法。也全然不提中国政府在积极引导和推进本土企业繁荣发展和“走出去”所做的贡献，甚至通过歪曲事实打造出中国共产党强行插足企业，遏制外国高科技产业参与中国竞争的不良形象。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等方面，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都借助在报道框架上的不平衡，利用片面、扭曲报道，强行将一切议题与“人权”关联，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话语中的负面形象。论调上，泰晤士报倾向于先用一系列客观数据或采访者的原话肯定中国取得的一些成就，没有完全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生活稳步提升之间的关系；而 纽约时报 更倾向于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权等议题的主观性探讨。几乎完全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发展所做的所有贡献。（三）国内外目标受众的话语框架2016 年至 2021 年的媒体报道中，泰晤士报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英关系等国际语境中（72%），在面对国际受众中的报道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类议题（31%），其次是文 Audrey Jiajia Li，Uber，but for Xi JinpingN.The New York Times，2019-04-07.Gerard Baker，US capitalism：not dead yet；Americas economy has problems，but dont write it off，says Gerard BAKERN.The Times，2018-10-27.Tom Knowles，Video app linked to Chinas ruling partyN.The Times，2019-12-02 Alexandra Stevenson，Chinas Communists Rewrite the Rules for Foreign BusinessesN.The New York Times，2018-04-13.张贺，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今年首批“净网”典型案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N/OL.2021-06-09.http：/ 23%，在经济类议题中，以“Tik Tok 考虑搬至伦敦”“香港和深圳经济地位的对比”“中美争霸”为主要报道主题，这些报道中，并非单纯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是多用横向对比研究方法，在标题和内容中全部提及中国和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也使用了“former British colony（前英国殖民地）”的措辞来描述香港，用“former fishing town（之前的渔村）”来描述深圳。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强烈经济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对于失去自身优势地位而产生的沮丧与傲慢并存的复杂心理。文化类议题全部聚焦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标题中直接代入了中英对比的语义，如“中国出价超过牛津大学建立商学院”“英国精英被中国培养”等。这也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于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重视以及英国对于本国人才流失的恐惧与不满。政治议题则多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宣传传播，其中 2019 年的报道多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持批评态度。2021 年则聚焦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宣传的报道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专题报道。在肯定中国实力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传播中“对他国强加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报道风格是持中立立场。这也反映了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英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点的转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地实践，终于凭借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社会上收获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针对其国内受众的报道议题则集中于思想类（60%）和政治类（40%），仅对一篇涉及香港主题的报道持批评态度，其余全以“习近平”为新闻标题，内容以“十九大”为主，对此的报道倾向全部为中立。纽约时报相对较为均衡，消息受众更多倾向于国内政策界、主题专家和美国公众（45%）。这其中最多的议题是政治类（44%）和思想类（33%），最少的议题是经济类（23%）。在政治类和思想类议题中，以“共产党”“共产主义”“习近平思想”“毛泽东”“文革”“民族”“宗教”等制度、人权、意识形态等关键词的报道为主。同时，还用通过偷换概念的方法，强化一些读者对于中共个人崇拜、专制形象的刻板印象。除此之外，在另一篇“唯一的答案是少上网”的报道中，还将中国政府正常的网络监管描述为“中国向信息时代极权主义进军的恐怖行为”并且杜撰“共产党将残酷的，强制性的互联网“文化大革命”强加于中国穆斯林西部”，污蔑共产党挑起民族和宗教矛盾，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一个系统性制造并执行残暴政治镇压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形象。在经济类的议题中，倾向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纵向对比的方法，将中国目前的经济数据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做比较。刻意避免将中国纳入世界语境中表述，所有的样本报道中，几乎没有中美经济状况对比的表述。仅在一篇报道中有一句关于经济花费的偏中立的描述“中国的军事预算仍远小于五角大楼，后者在 2018 财年超过 7000 亿美元。”但强行将此语义建立在“许多外国专家对官方数字持怀疑态度，估计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远高于官方预算”的前提上。通过隐晦的表达方式强化了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刻板印象。对于国际受众报道的议题，占比最多的议题是政治类（36%）和思想类（27%），其次是文化类（18%），经济类和医学类各占比 5.5%。政治类和思想类的报道多数为负面论调，建构的论 Calum MacLeod，Chinese outbid Oxford college to create rival business school PEKINGN.The Times，2017-04-07.Bernard Lagan；Lucy Fisher，British elite being groomed by ChinaN.The Times，2020-06-30.Ross Douthat，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N.The New York Times，2019-04-14 Chris Buckley and Keith Bradsher，Chinas Leaders Meet，and See Critical Battles on Economy and PollutionN.The New York Times，2018-03-04.81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点主要为“政府因专制而过度干预经济”“中国将进入独裁统治的社会”“迫害穆斯林和人权记者”“通过网络控制舆论为一党专制辩护”等。选取的报道角度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一篇看似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关于中国筹备 G20 峰会的报道中，记者选取了“应政府要求，10 名维吾尔厨师于 6 月被送回家”“一名党内官员因在网上抱怨筹备费用高昂而被拘留 10 天”“对于经常面临食品污染问题的公众来说”等内容作为报道重点，通过隐喻甚至杜撰的方式，暗示了这个活动劳民伤财、中国政府为了举办这个活动装点面子工程迫害穆斯林、妨碍言论自由的行为，同时提及了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选择性无视这个活动给中国带来的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地位的好处。在一篇“我们几乎灭绝：中国的调查记者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沉默了”的新闻报道中，以采访几位调查贪污腐败、食品安全、司法系统漏洞、农民工问题等社会问题而遭受迫害的记者的角度，歪曲描述了“中国的调查记者几乎消失了，因为（中共）当局骚扰和监禁了数十名记者”，并错误将此归因为“新闻媒体也减少了深度报道，取而代之的是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生活的乐观描绘”，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限制言论自由、迫害不同政见者的刻板印象。对于文化类议题，通过描述法国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拒绝删掉他的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而未能在中国出版来抨击中国的出版审核制度，并将其牵强地归因为“Piketty 先生的书出现之际，中国正面临因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所以“中共拒绝就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公开辩论”。同样，在一篇关于艺术展的新闻中，将中国艺术家在国外举办展览的原因归为“这样的照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这张照片在海外展出几乎肯定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这两篇文化类的新闻均用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的刻板印象别有用心地塑造中国政府抑制艺术创作自由，侵犯人权的专制、暴力形象。总体而言，泰晤士报 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国际语境中（72%）而非国内语境（28%），习惯于用数据肯定中国的成就，并带入对比语义，尤其是中英对比。纽约时报则习惯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国际语境（55%）和国内语境（45%）较为均衡的语境中，习惯性运用偷换概念等方法对于一些毫无关系的主题进行恶意揣测和牵强归因。（四）报道倾向性的话语框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已被政治化，并且报道倾向往往是负面的，但据样本而言，总体上泰晤士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道主要是中立的（55%），尤其是对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基调是偏正面的。如在 2021 年 3 月 28 日的一篇报道里，肯定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将美国的现代病态政治分裂、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与中国由国家主导、井然有序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稳定、无情的上升进行对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驳斥了美国主导舆论的论点“新冠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的”，而将其原因解读为“这是有机会转变大众观念，改变美国命运的 Jane Perlez and Yufan Huang，China，Eager to Host Elite Club，Primps for G-20 MeetingN.The New York Times，2016-08-30.Javier C.Hernndez，Were Almost Extinct：China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re Silenced Under XiN.The New York Times，2019-07-12.Constant Mheut，Rejecting Censorship of His Book，a French Star Economist Stands Up to ChinaN.The New York Times，2020-08-31 Jane Perlez，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Chinas Art Dreamers at the GuggenheimN.The New York Times，2017-09-2082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说法”。站在美国立场上，揣摩出美国污蔑中国的真正目的通过转移舆论关注点来转移美国国内因疫情防控不当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则以负面为主（60%），在抗疫方面亦如此。如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发布的新闻中描述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危机之中，不知道如何应对无情的批评”，所以将抗疫包装为“中国共产党试图渲染爱国主义和牺牲的主题，并将这场危机重新定义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一场与病毒的英勇斗争”。完全忽视中国共产党在抗击疫情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效，并且极力避免将中国的抗疫行为列入世界语境中与美国进行数据的横向对比。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平衡”和“客观”原则对于中国军事类的报道，泰晤士报总体显示出了负面的倾向。在“中国炫耀军事实力警方射杀少年”的报道中，将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扭曲为“炫耀军事实力”，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描述“具有核能力的东风 41 导弹，射程可以到达美国”。既表现了对于中国武器的认可，又显示出了其站在英国的国家立场上，对于中美关系身处的“隔岸观火”的外交立场。样本中，纽约时报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军事题材方面的报道。但对于报道量较大的经济和文化议题也时常故意将其进行政治化归因。如描述了“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修改了法律文件，让党在中国工厂的运营方式上拥有发言权。”将日本企业正常的修改文件的行为上升到政党层面上，将此简单粗暴地归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势，是用情境归因谬误刻意抹黑中国共产党、扭曲事实、误导读者。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正常的跨国公司入驻他国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自身改变以促进双方的文化融合。从“修改文件”扩大到“党对日本公司的发言权”，有上纲上线之嫌。三、原因分析（一）故意扭曲定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纽约时报将其描述为“中共将继续通过维护秩序、国家伟大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来为其统治辩护，用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迫使人们服从”。中国的政体被定义为“一党专政是新加坡资本主义与专制相结合方式”，共产党、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平淡的技术官僚执掌多年政府之后恢复共产主义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将香港暴乱和台湾多党制美化为“香港的抗议活动”和“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泰晤士报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原始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综合”。将中国共产党定义为“共产主义强硬派”，将中国的政体描述为“软专制，执政党掌权”。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描述 Gerard Baker，If Covid leaked，Chinas credibility is in tatters；Growing evidence the virus escaped from a lab shatters the narrative of Beijings ascendancy thats infecting the WestN.The Times，2021-03-28.Didi Tang，Police shoot teenager as China shows off military mightN.The Times，2019-10-02 Alexandra Stevenson，Chinas Communists Rewrite the Rules for Foreign BusinessesN.The New York Times，2018-04-13 Ian Buruma，The Tenacity of Chinese CommunismN.The New York Times，2019-9-29 Gerard Baker，US capitalism：not dead yet；Americas economy has problems，but dont write it off，says Gerard BAKER N.The Times，2018-10-27.83仲心：英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报道的话语框架研究为“中国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激烈竞争的基础上，导致了花哨的消费主义，赢家暴富，输家破产”。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义为“中共统治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场胜利预示着灾难”。这些故意被扭曲的定义反映了英美两国为首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偏差，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由于国体、政体、社会历程等不同，很难打破资本主义国家质疑、否定甚至敌对的态度。（二）强行归因政治英美主流媒体往往将中国经济、文化等与政治无关的议题的根本原因都强行归因为政治。纽约时报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谈判摩擦的原因刻意描述为“中国共产党过度控制、干预、货币操纵。它可以操纵甚至控制中国的企业，甚至外国公司。现代中国经济是一个党企联合体。”在 泰晤士报中，将香港的衰落归因为“香港衰落的目的似乎是让香港人才推动深圳的崛起”。虽然用了“似乎”一词表明揣测，但刻意无视经济衰落的多重原因，而用隐喻的方法将香港衰落的原因强行归为共产党因个人偏好而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并且恶意杜撰了“习近平称赞深圳引导中国在塑造未来方面挑战美国和欧洲”。用“挑战”一词试图说服读者将中国视为未来世界的威胁。实际上从未有过类似的话，与此相反，习近平多次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这种片面性的框架引导舆论，容易造成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政府产生“专制”“阴暗”偏见，中国企图“争霸全球”的误读，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缺乏真正的说服力。（三）割裂前因后果割裂前因后果的例证方式在经济议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纽约时报描述了“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殖民了中国的虫草类私营企业：它们可能看起来仍然是传统公司，但实际上它们是党的有力产物”。全然不顾中国政府出手整顿虫草类私营企业，是因为当时虫草市场因为价格暴涨、造假严重、极大扰乱市场规范、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正常的市场宏观调控行为被描述为了性质恶劣的“殖民”。这样不顾因果关系，恶意揣测，是对于事实的极大扭曲。泰晤士报也有这样的行为，如将 Tik Tok 考虑在伦敦、都柏林或新加坡设立全球总部的原因归为“首席执行官 Alex Zhu 说，习主席提出了让 Tik Tok 交出用户数据的要求”。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性，新闻最后又写了 Tik Tok 所属的公司“字节跳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也就是说，字节跳动并没有给出官方回应。那么用所谓的首席执行官说的话作为例证是否有说服力？结果不言而喻。类似这样带有贬义的归因方式在两家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这种评论并非来自媒体人员或媒体机构，而是通过一些当事人、时事评论家或经济学家之口，在貌似例证充分的转 Edward Lucas，China rewrites history in its drive to reshape the world order；WEEKEND ESSA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s its 100th anniversary，there is no sign of time running out for the party-state that has set its sights on controlling every aspect of its peoples lives，says Edward LucasN.The Times，2021-07-03.Yizheng Lian，China，the party-corporate complexN.The New York Times，2017-02-13 Didi Tang，Xi tells Shenzhen its star is rising as Hong Kong fallsN.The Times，2020-10-15 钟三屏，联合国时间，习近平表达的“不能”与“不要”N/OL.2020-06-21.http：/ Lian，China，the 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