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_李明哲.pdf

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022-12-06基金项目: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礼仪源流研究”(项目编号:22&ZD240)作者简介:李明哲(1999),男,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福进(1965),男,山东菏泽人,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发展史、中外文化史。引用格式:李明哲,高福进.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24-33.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李明哲 高福进|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摘要:红色礼仪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创设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赋能、苏俄的礼仪实践和中华传统礼仪的转化和发展,成为共产党人建构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仪体系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对红色礼仪的实践探索,是一个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结合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仅初步建立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各类政治仪式,也建立了严肃党组织仪容仪表和行为模式的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建构仪式谱系、焕新文明风尚、接轨国际礼仪推动了政权巩固和文化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红色礼仪实践呈现出多元建构、整体延拓、综合创新的显著特征;新时代,围绕文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红色礼仪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开创了中国“礼仪之邦”新境界。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百年党史DOI:10.19883/j.1009-9034.2022.0582中图分类号:D23;D25;D26 文献标识码:A文 章 编 号:1009-9034(2023)02-0024-10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entury retrospection of the red etiquette construc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I Mingzhe,GAO Fujin(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Abstract:Red etiquette is a cultural form created with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it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tes and leads the people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The theoretical empowerment of Marxism,the etiquette practice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tiquette have becom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ommunist party peoples construction of this etiquette system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ed etiquette is a process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etiquette.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arty not only initially established all kinds of procedural and standardized political ceremonies,but also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serious party organization grooming and behavior patterns.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Party promote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by constructing ritual pedigree,reviving new civilized fashion and connecting with international etiquette;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practice of red etiquette present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construction,overall extension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In the new era,aroun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count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42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李明哲,高福进Chinese nation,red etiquette has been promoted to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created a new realm of etiquette state in China.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ed etiquette;centennial party history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礼仪建设。礼仪在国家形象构筑、意识形态建设、社会秩序维稳、民众教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习近平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红色礼仪体系是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高度集中的存在样态和表现形式,早期共产党人在创党实践中逐渐建构了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仪体系并通过不断深化对礼仪功能价值的认知,适时调整礼仪建设的具体策略,在不同历史阶段探索契合时代主题、承担历史任务的各类礼仪样态,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礼仪谱系。红色礼仪建设是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一条独特线索。探索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回顾红色礼仪百年变迁的完整轨迹,对新时代深化党史研究,推动开创中国“礼仪之邦”新境界,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新亮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红色礼仪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概念,国内学界对其相关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极为稀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可供参考的研究资料。用“政党”、“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礼仪”、“仪式”等关键词搭配组合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党之后的资料进行搜索,笔者发现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板块。(一)对红色礼仪本身的研究这一块又可细分为三类研究。一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各类政治仪式的研究,涉及的政治仪式包括纪念仪式、默哀仪式、入党仪式、庆祝仪式、阅兵仪式等。阚道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仪式“作为象征符号的集合,是融入政治历史传统、政治情感价值的象征性活动”2。秦在东等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仪式的定义可从“活动说、象征系统说、工具说、行为说”四方面考证3。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研究。胡芮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对传统礼仪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礼仪制度”4。李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髓,培育现代礼仪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生成的”5。三是对中国现当代礼仪的研究。段尔煜等认为中国现代礼仪的构建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礼节、社会礼仪文化和国家仪式三个层面的内容,并建立相对应的社会机制来设计、制作和推广现代礼仪体系。”6唐骅着重考察了我国现代礼仪与传统礼仪在“礼宾次序、服饰文化、特有礼俗、宗教禁忌、社交禁忌、道德观念、美学原则”等方面的差异性7。(二)红色礼仪在四大历史阶段的具体呈现研究这一块又可细分为三类研究。一是关于四大时期红色礼仪显性层面的研究。朱庆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礼仪的显性层面出发,具体考察了阅兵仪式、纪念仪式、宣誓仪式、庆祝仪式、祭奠仪式等在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8。二是对红色礼仪四大时期历史发展的研究。杨欣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礼仪体系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萌芽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保留传统礼仪民族性的同时将之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礼仪在曲折中发展,抛弃了传统礼仪的消极因素,代之以人人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礼仪文化开始展现新的时代精神,发展也更加科学化,开始增添新的价值理念;进入新时代,推动传统礼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了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中52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体系9。三是立足新时代党的红色礼仪研究。在新时代,学者们将研究焦点更多聚集于党的重大仪式上,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等庄严政治仪式和重大议题设置,从细微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礼仪,阐释其在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功能价值。(三)红色礼仪的功能价值研究这一块也可再细分为三类研究。一是政党层面的功能价值研究。在增强人民对政党的认同上,学者们基于各类中国共产党礼仪考察了礼仪精神、仪式对中国共产党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国家层面的功能价值研究。在增强国家认同和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上,学者们认为红色礼仪内蕴的价值文化以及外显的各类仪式在确证人民的国家身份归属、对民族同胞的依赖、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对国家各项制度的认同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三是社会层面的功能价值研究。学者们认为红色礼仪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普遍需要遵循的行为和仪式规范,也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宣扬,深度融入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有助于融洽社会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学理资源和思想启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的结构要素复杂、历史跨度较长以及实践理路庞杂等原因,既有研究难免存在局限。具体表现在:其一,对红色礼仪的内涵与外延缺乏实质考察;其二,没有从源头层面研究红色礼仪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其三,多局限于研究狭义概念层面、有形显性层面的红色礼仪,研究视野不够宽广;其四,局部、碎片化、间断性的研究成果较多,没有从百年流脉、演变、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将红色礼仪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整体性的党史观和系统性的理论视角,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的比较中宏观考察红色礼仪的内涵特征、历史渊源与百年流变。二、红色礼仪的基本概念和特征阐释 礼仪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表征,有其独特的符号解析力、精神塑造力和行为表现力,通常是多方互动交往形成共识的结果。作为礼仪子系统之一的红色礼仪,它的基本概念和体系框架首先应当符合礼仪概念的基本要素。确切地说,它大体呈现三方面内容:一是指国家、社会与个人间交往的行为规范;二是指交往中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及心理情感;三是指具有象征意义的程序、活动、形式。此外,它生成和发展的深厚土壤是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红色是其色彩基调和价值内核,这是其区别于传统礼仪和域外礼仪等一切礼仪的根本点。习近平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10,“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要淡化这个颜色”11。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和信仰根基,红色赋予了礼仪全新的缔造主体、内容生态、实践规范和时代特点。但红色礼仪绝不是红色和礼仪的简单耦合,而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的历史的礼仪建设实践有机整合后打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定礼仪形态。故此,遵循“礼仪”“红色”意涵到最终“红色礼仪”具体内涵的解析路径,拙文认为红色礼仪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余年实践过程中构建的各类礼仪制度、礼仪规范、礼仪准则、礼仪器物和礼仪理念。红色礼仪的内容体系覆盖了国家、政党、社会和个人等多个层面,不仅包括外在的仪容仪表、行为谈吐以及各类仪式等规范性内容,也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人文精神和义理准则。红色礼仪的象征意义与内蕴价值随着时代变化而转移,它既涵盖了礼仪体系中的诸多结构要素,也在百余年具体实践历程中展现出许多崭新特质。具言之,红色礼仪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具有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特征。政治性是红色礼仪的显著特点。作为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实践载体,它天然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和社会主义属性,始62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李明哲,高福进终是党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精神品格的现实反映。这种现实存在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本质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有效整合不同群体间的礼仪传统,以使红色礼仪体系符合人民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取向。其二,具有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特征。红色礼仪立足本土,其历史血脉承续传统礼仪,是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量身定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仪体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体系是落后的、封闭的,而是在与时代脉搏的耦合和接纳外来优秀礼仪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原始性创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仅注重在礼仪系统内填补新内容要素,更推动原有礼仪文化的创新、礼仪形式的创新和礼仪传统的创新。其三,具有内容科学与形式多样相统一的特征。红色礼仪的科学性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系统结构来说,它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文化单位,其文化、精神内核同外在形式之间共同作用、互相影响,并在礼仪实践中实现相互转化,使得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科学先进、运行有序的系统。在现实实践中,它既以有形无形之样态影响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又在国家、社会、个体层面之中呈现出多重具体形态。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相结合是红色礼仪百年流变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红色礼仪的探索历程,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相结合的过程。先进理论赋能、域外礼仪实践,以及中华传统礼仪滋养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构建红色礼仪的理论来源、现实基础和文化根脉。(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礼仪思想礼仪从属于文化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观、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理想奠定了理论之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礼仪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分析,但他们在著述中谈及文化问题之时常常内蕴对礼仪本质的揭示和对无产阶级礼仪建设的思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生成的普遍联系和行为模式,在现实中调节着一切社会关系。恩格斯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2。在阐述关于无产阶级礼仪建设的思想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破”和“立”两层意涵入手。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诊断了资本主义礼仪的病症,强调只有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推动本质意义上的礼仪复归。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礼仪只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13,是带有剥削性质和压迫性质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观念和礼仪规范,它使人内在的道德、尊严、修养以及由内而外的伦理准则、行为规范都被资本所主宰,目的是要“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14551。因此,马克思曾用“卑鄙无耻”“骄奢淫佚”“赤裸裸的野蛮行为”等词形容资本主义礼仪观14357,377。在谈到如何控制礼仪的这种异化现象时,马克思强调必须进行“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的共产主义革命15,以废除资本主义形式化的礼节、肤浅的习俗和追求名誉的仪式。深层价值逻辑则是在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在人民广泛认可的基石上重新发扬礼仪的创造本性和交往实现功能,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巴黎公社开创了全新的礼仪建设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运动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域改革的历史经验,合理审视了礼仪建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加强无产阶级自身先进性建设以及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首先,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作为“人民公仆”,在行为规范上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为工人解放事业献身。为发挥公职人员的公仆本色,防止权力由服务人民异化为谋取私利,巴黎公社采取了三大重要措施: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和对人民负责制;限制高薪;重视发挥人民监督作用,不称职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14358-359。对此,马克思高度赞扬,指出,“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14358。其次,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重视全体人民的素质教育,培育良好的仪容仪表和道德风尚。巴黎公社改革了教育事业,着重推动教育世俗化、普及初等教育、建立教72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育机构,学校不仅重视教学生们文化知识,也努力向他们推行尊师敬长、文明礼貌、讲究个人卫生和仪容整洁等礼仪规范,营造了整个公社的新风貌。马克思毫不吝惜对此番景象的赞美,指出,“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14647。最后,无产阶级政权建构的各类仪式、仪矩需注重仪尚适宜。巴黎公社反对各类特权现象并调整精减了各类行政机构,同时,公社在举办各类群众性活动和兴办文化基础设施时注重内容健康向上、规模适度和反对铺张浪费。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公社营造的良好社会风气,指出,“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4368。(二)列宁领导下苏俄政权中的礼仪实践巴黎公社政权只存续了短短 72 天,其许多礼仪建设方案并未付诸实践或实践效果没来得及明显发挥。因此,他国无产阶级政权在探寻和建构礼仪建设的模式时,还需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在领导和建设苏俄政权时,就面临着旧社会不良习气和风俗习惯的侵蚀以及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巩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改善和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礼仪素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为了确保国家机关的日常运行,新建立的苏俄政权保留了大量原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他们身上还遗留着旧习气,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涣散作风和贪污腐败现象,为此,列宁决心要革除此类旧风气,“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16382。为提高礼仪素养,苏俄制定了多项措施,如:严格入党仪式、严肃党纪;加强党员劳动纪律,提升人民公仆意识;规范仪容仪表,反对贪污浪费;重视榜样引领,号召以身作则。焕然一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仅保证了国家机制的良性运转,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执政地位。其二,重视提高全民礼仪素养,营造共产主义文明礼仪新风。列宁十分重视在整个社会普及共产主义新风尚,使新的社会风气“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16380。为“帮助劳动群众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克服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17,列宁强调要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列宁不仅积极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也通过将理论灌输和生产劳动、管理实践有机结合改革了礼仪教育的方式。对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教育和群体监督,有序破除农民中的懒惰和自私自利之风,使农民具备“做文明商人的本领”16364。对青年,构建社会与学校协同的礼仪教育体系,依靠教育事业培育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培养建设新生活的青年一代”16307。其三,重视对外交往中的外交礼仪,对外宾以礼相待,维护和塑造国家形象。苏俄政权成立后,列宁始终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外交往,让世界各国更清晰地认知苏俄的国家性质和各项政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8列宁主动邀请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来苏俄访问,以加强与他国的关系纽带,在交往中视来访人士为朋友,热情诚恳、态度认真地宣传苏俄的政策主张和表达希望世界和平发展的夙愿。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与到访人士互赠礼物,向他们表示祝福。列宁认为:“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16239也正是他在外交场合细致和体贴的言谈举止,推动了苏俄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推动了苏俄的对外开放,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三)中华优秀传统礼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礼仪建设的思想和苏俄礼仪建设实践为红色礼仪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但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因素,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传统礼仪养分以及摒弃传统礼仪中不符合现实发展的糟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传统礼仪的结合。在此之前,在辛亥革命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精简礼节、改换仪容等方面的法令文告,试图与封建礼制划清界限,但囿于现实因82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李明哲,高福进素,这些礼仪改革措施举步维艰。新文化运动首先向封建礼教、皇权制度和礼制秩序开刀,旗帜鲜明地反对孔教,倡导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但始终未能建构系统有效的礼仪体系,致使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失范。因此,这种一味地否定和批判传统礼仪以及援引欧美资本主义礼仪资源的重建行为注定是片面的、失败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将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旗帜上,将其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注重挖掘中华传统礼仪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等资源,努力探寻中华传统礼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契合性,在继承与创新中找到了一套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现代礼仪建设方案。中华优秀传统礼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和互补性,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证成使然。在明清之际“礼仪之争”与中学西传的文化背景下,包括儒冠、儒袍、儒礼在内的儒家传统就曾对西方思想产生过深刻的文化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礼仪建设思想生成的时空背景中本身就蕴含着中华传统礼仪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中国问题时,也大量涉及了中国的礼仪传统。不仅如此,在内容体系上,相对于礼仪形式的多样和丰富,二者都更强调对内在礼仪精神的培育。在内在价值上,二者都注重礼仪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在实践取向上,二者的礼仪建构模式都是道德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二者在生成的现实因素上的根本差异,使得二者探索和建构的礼仪模式各有侧重,使二者存在互为补充、协调共生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外来的礼仪建设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融入中华传统礼仪,就无法得到中国人民的内在认可和自觉践行,同时,作为一种传统的封建礼仪模式,中华传统礼仪如果不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和现实改造,也无法满足中国现实的礼仪建设需求,更无法适应当今世界的礼仪格局。因此,二者的内在契合以及中华传统礼仪的现代转型既保证了礼仪建设的正确方向,也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文明风尚、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四、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百年历程 依托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红色礼仪的层级结构与内容形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所彰显的时代主题和现实特征也有差异,但其内容实质和精神特质是共通的,具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反映了党百年发展的主题主线。(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礼仪实践作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积极推动党的礼仪建设,不仅初步建立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各类政治仪式,加强了党组织的队伍建设,保持了党的组织活力,也实践探索了严肃党组织仪容仪表和行为模式的体系,防范和杜绝了党内各种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的倾向,提升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威信。虽然这一时期党的礼仪建设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俄经验,但已经开始了对富有特色的大党礼仪建设模式的独立自主探索。这阶段的探索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各类政治仪式。在党组织创立和发展的历程中,十分重视入党仪式的程序化、规范化。党的一大纲领规定,被接收者需要拥护党纲和政策、忠诚于党,须经一人介绍、至少两月考察、大多数党员同意、执委会批准的仪式方可入党。之后,入党仪式增加了新党员填写入党登记表、入党申请书或入党志愿书的申请环节,并在入党程序中加入了入党宣誓仪式。为了进一步宣扬党的政治价值、整合政治秩序,党还创建和完善了集会仪式、庆祝仪式、阅兵仪式、纪念仪式、模范表彰仪式、祭奠仪式等象征性活动,实现了向现代政治仪式的创造性转化。在延安时期,党中央不仅推动了政治仪式的常态化和成熟化,也实现了民间仪式政治化和文艺活动仪式化。1941 年6 月,中共中央正式规定 7 月 1 日为建党纪念日,要求在这一天“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19。二是展示良好礼仪形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高度重视自我形象的构建,逐步推动了民心的掌握和国际形象的塑造。首先,确立政治名称和形象标识。面对建党前早期党组织形形色色的名称,中共一大纲92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领旗帜鲜明地将“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7 年,秋收起义擎起了党的第一面正式旗帜,其基本要素包括旗帜红布、黄五角星、镰刀斧头、旗杆白布等,此后党徽也依据党旗逐步确立。其次,规范党的军队着装和礼节。这一时期党组织不仅在军队的服饰、帽冠、鞋子、绑腿、臂章等着装方面进行了统一,也规范了注目礼、举枪礼、扶枪礼、举手礼等军队礼节。最后,展示良好的外交礼仪。延安时期,党中央积极邀请国外记者团、考察团和重要领导人访问延安,热情诚恳地向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另外,党中央还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调动一切翻译力量、保证随从采访、保障生活物资等方式全方位地满足国外友人所需,这些行为举止进一步构建了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三是严肃党员政治行为。党组织是党员的共同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仅注重从集体高度规范党组织的礼仪形象,也紧抓每一个党员的政治行为,反对各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旧习气、旧思想、旧现象,有效塑造了党的精神气质。1922 年党的二大鲜明提出要建立一个“群众党”,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0。在党员数量激增的背景下,1927 年党的五大提出在“群众党”的基础上建设“布尔什维克政党”,意味着党在发扬党内民主、严肃党员纪律、彰显党的性质和宗旨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秋收起义后,在党政干部间和部队里逐渐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行为规范。延安时期,党着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各种贪污腐败和特权行为,加强党员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面对党内一些消极腐化的思想行为,党中央明确指示要坚持“两个务必”的作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范党的政治行为指明了方向。(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红色礼仪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1。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下,红色礼仪实践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对内既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又弘扬了新的文明风尚,对外也展现了大党大国崭新的礼仪风度。这一阶段的红色礼仪建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实践。一是建构规范的仪式谱系。在仪式内容上,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党的执政地位为主,举行了广泛隆重的悼念仪式、追思仪式、默哀仪式、祭奠仪式等,纪念对象既包括党的革命烈士和爱国人士,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仪式程序上,强调严肃、正式和规范,将领袖肖像的悬挂、领袖雕像的塑立、党旗和国旗的使用场景、宣传单的发放和各种标语口号纳入标准化的轨道。如 1950 年“七一”纪念仪式中,规定领袖像的悬挂“应以毛泽东同志像居中,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居左)、列宁、斯大林(居右)四像分列两侧,次序由左向右。马恩列斯像应与毛像大小相仿”22。在仪式空间构建上,这一时期党在各地建造了博物馆、烈士陵园、烈士故居、纪念馆、纪念碑等仪式空间,在场景中注重与文本符号、视听符号、行为符号和具象实物相结合,营造仪式场景内庄重、肃穆、和谐的氛围。二是焕新社会主义文明风尚。面对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恶习和不良风俗,党通过惩治和教育相结合铲除了娼妓、毒品和赌博三大痼疾,对受旧社会影响的各类人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建立了新型婚姻制度和丧葬礼俗,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面对政治生态中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风,党提出要弘扬延安精神,强调“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23,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造清正廉洁的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这一时期党的榜样文化充分发展,抗美援朝英雄和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模范激发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爱国奉献精神,推动“邻里和睦、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社会主义道德蔚然成风。三是建构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外交礼仪。新中国成立前夕,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采用国际惯用的公元制为新中国的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着力推动我国外交礼仪与国际接轨,有选择地将国际礼仪中的惯例、规范、礼节逐渐转化为我国外交礼仪的组成部分,如建立高规格的仪仗队和礼炮连,吸纳亲吻礼、吻手礼、屈膝礼、穿西服、打领带等礼节,尊重欧美的礼宾序列和陪同方式。为了规范礼宾礼仪、外事活动和交际接待工作,在接待外宾须知和03中国共产党红色礼仪建设的历史起点与百年回溯李明哲,高福进关于招待外国使节工作的改进办法等文件中,对礼貌、服装、迎送、住所、饮食、宴会、晚会、参观游览、照相、拍电影、礼品等多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在外交实践中,周恩来总理因渊博的国际礼仪知识、灵活高超的交往艺术、潇洒的言谈举止和政治家、外交家的风度为世人所称道,成为这一时期展现我国礼仪风范的一大亮点。(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礼仪实践改革开放标志着红色礼仪实践的又一新阶段,生产力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红色礼仪全面转型的基础性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主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4,拉开了红色礼仪建设的崭新序幕。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将各种社会风俗、行为规范、传统礼仪纳入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融入人民的各种公约、守则,进一步丰富了红色礼仪建设的内涵。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出发,形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标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准则,着力发挥先进模范评选的情感共振以及舆论的认知引导作用,使礼仪建设的多重因子深度融入人民大众的心理和行为之中。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红色礼仪实践呈现出多元建构、整体延拓、综合创新的显著特征。其一,礼仪建设与公民道德紧密结合。这一时期党中央着力于通过外在行为方式的规范引导提高人们深层次的道德修养。2001 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知礼、懂礼、明礼、行礼”为基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礼貌意识出发来推动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2006 年,胡锦涛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当时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的行为导向标尺。其二,以重大仪式活动为契机推动全民性的礼仪建设。2006 年,以迎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全民礼仪活动,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多元主体纷纷涌入礼仪建设的行列,形成了各行各业共创文明礼仪社会的良好氛围。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市也围绕个人礼貌、文明环境、志愿服务、社会秩序等方面推动礼仪建设。在“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国庆阅兵仪式”和一些纪念仪式期间,党中央也会重点强调勤俭节约、爱国奉献、友爱团结等礼仪行为规范。其三,改革和完善礼宾礼仪。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形象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国气象,党中央革新了中央领导人出访和国宾访华的礼宾措施,在宏观上简化迎送安排、改换迎宾场地和与国际礼宾惯例接轨,在微观上着重改革着装服饰,在外交部 1980 年印发的关于对外活动服装穿着的几点规定和 1983 年印发的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等文件中,对款式、色彩、着装场景等方面进行了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规范。(四)新时代的红色礼仪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礼仪的实践运用,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红色礼仪实践实现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在符号维度,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表达,在党内政治生活和重大事件、节日、活动期间举行了高规格、盛大性、严肃化的各类政治仪式。在时间维度,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礼仪资源,实现传统礼仪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在空间维度,推动中外礼仪的交融互鉴,展示胸怀天下和负责担当的大国风范。新时代的红色礼仪建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实践。一是创新发展政治仪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政治生活中严肃、庄重、规范的政治仪式作了有益探索,强调“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25,以强化党员的政治理想信念。为增强党员干部忠诚为民的政治品格和对宪法的敬畏,党完善了宪法宣誓仪式,对宣誓人、誓词、宣誓地点和宣誓中的仪姿仪态进行了规范。以重大事件、节日、活动为契机,党和国家举行了各类庆祝仪式、纪念仪式、追悼仪式、表彰仪式,宣示了党的重大政治立场,展现了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在谈到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我们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3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九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2610此外,在习近平的倡导推动下,我国通过立法设立了“烈士纪念日”等国家纪念日,在纪念日当天,通过奏国歌、默哀、致礼、敬献花篮、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仪式环节缅怀革命英烈。二是推动中华传统礼仪的现代性转化。新时代,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挖掘中华传统礼仪资源在治国理政中的价值,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