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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隋唐扬州文化
内容摘要：隋唐以后的扬州，人才辈出，文化繁荣，追溯其渊源，与隋炀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炀帝为扬州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开运河，建江都，奠定了文化繁盛的物质基础；倡南学，创科举，造就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人才群体；隋炀帝的江都诗作，引领并推动了扬州诗坛的繁盛。隋炀帝因扬州而发迹，扬州因隋炀帝而闻名。
关键词：隋炀帝 隋唐扬州文化 发展与繁盛
扬州以风景秀美、物产丰饶、文化底蕴深厚而闻名海内，享誉全球。特别是隋唐以后，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才辈出，成就了人文的渊薮，诗词的海洋，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引领华夏文化潮流的弄潮儿。而追溯扬州文化发达的渊源，我们不得不提出隋炀帝，是他为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是他直接推动了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开运河，建江都，奠定了扬州文化繁盛的物质基础。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扬州是通济渠的起点，跨江连接江南河，为南北交通的枢纽。炀帝在这里建筑宫殿，晚期留居不返，当然也扩大了城市规模，广陵郡领县16，领户1105万。但是当时运河还来不及充分发挥其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功能，扬州主要是政治中心。经历隋末大乱以至唐朝前期，基本上仍然是控制江淮的政治军事重镇。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以后，一直是扬州大都督府场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兴盛，运河在经济上的作用日益扩大，扬州也加强了其在经济上的地位。”⑴从唐长孺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隋炀帝开运河，建江都，奠定了扬州繁华的基础。
自运河开凿之后，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相互沟通连接，使扬州成为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其交通地位是“天下渚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络，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⑵重要的交通地位，增加了原本就居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的繁华程度，使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中心。隋炀帝为吾王，扬州总管居江都十年，登基后又三下江都，将扬州提到与“京北府”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成为与长安、洛阳齐名的大都会。唐代“扬一益二”的说法就充分说明扬州经济繁盛居全国第一。
扬州地处南北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的十字路口，“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⑶，运河之中“舳舻万艘，溢于河次”⑷，凡“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⑸，成为唐中后期南方重要的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贸易集散中心，同时又是巨额的商业货币资本流通中心。因物产富饶、交通运输便利，形成了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望神仙”的繁华局面，成为了全国举足轻得的经济中心，扬州人民也是“十万人家如洞天”⑹，过上了繁华舒适的“神仙日子”。
扬州还是万里长江之尾闾，浩瀚大海之门户，处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成为唐代著名的外贸港口。李白诗赞曰“楼船跨海次扬州”⑺。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受海潮侵袭，一次沉船数千艘，可见商船往来停舶于此者甚众。唐玄宗时期著名商僧鉴真六次东渡扶桑皆由扬州乘船出海。日本的遣唐使也大多是先抵广陵（扬州）再北上。扬州的交通枢纽、外贸中心地位，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人前来居住、经商，当然就汇集了国内四面八方文化和海外文化，形成了一种兼融并包的开放式文化，为扬州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二、倡南学，创科举，造就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人才群体。
隋炀帝即位前为晋王、扬州总管，先后留居扬州七年，生活在江南水乡泽国，耳渲目染了南方文化，深受江南文化的薰陶，对江南文化和人才产生了特殊的情感。炀帝为晋王时，倡导学术，在江都晋王府设置学士百余人，从事修撰文物典籍的活动，形成了隋炀帝政治谋略的智囊中心，初步确立了扬州为江南人才群体凝聚中心的独特地位，吸引了大量江南人才效力于杨广周围。隋炀帝登基后倡南学，“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含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⑻，完成了面北经学的统一。南学大师在东都受到了炀帝的重用，且形成了“隋之官学大抵操诸南人或南方学者之手”⑼，产生了南学统一北学的隋代经学。而江南人才张讥、沈德威、王元规、张冲等皆入朝为官；褚辉、顾彪、鲁世达等均被炀帝征为太学博士，隋书儒林传中记载14人，其中江南人才占8人。
大业二年（606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科”⑽，开始采用“试策”考试取仕的科举选官制，打破了门阀家世取人，贵族子弟世袭为官的体制，这无疑给江南人才堆砌了一条公平入仕为官的台阶，特别是在以南学统一北学的前提下，举明经、进士科，“试策”以试诗赋，似乎透出了隋炀帝在用人选官的政策上有倾向江南士人才子的迹象，使久习南学，偏重诗赋的江南才子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给江南学人士子注射了一支强劲的兴奋剂，推动他们好学上进、奋发有为，通过科举登堂入室，迈入高层统治者的行列。
隋炀帝登基后，江南晋王府的学士都入朝参政，以江都人才为主体的江南人才群体组成了炀帝政权的高层政治中心，形成了以江淮人士为主体的文武势力集团。丹阳建康人诸葛颖在杨广为晋王扬州总管驻江都时“引为参军，转纪室”，大业中“迁著作郎，甚见宗幸”，每赐宴能与皇后嫔妃“连席共塌”，援朝议大夫，后为正义大夫。他与江南人士“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连隋文帝时被排斥或不得志的江南人才许善心、虞世基、裴蕴、姚察、袁充等均“参与军国大政”，为成高层核心决策人物。虞绰、褚辉、顾彪、曹宪、包恺、徐旷、高智周、欧阳珣、鲁世达、宁长真、樊子盖、来护儿、麦铁杖、麦孟才、周罗喉、张镇周、陈智略、樊文超、张童儿、沈光、陈稷等等一大批江淮文武大员受到重用。
隋炀帝南下江都，统治中心南迁，“大力提携江南士人，对江南文化表示出极大的举崇与宽容，契合了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变迁的趋势。”隋炀帝不仅适应，而是推动了经济、文化、人才重心南移的进程。隋朝朱宽、陈稷泛海去台湾的巨大船队，607年常骏、王君政受炀帝派遣出访赤土，以及东征高丽时来护儿率领数万水军从海上攻平壤所乘的船只，都是以江都为中心的江淮人才的杰作。庞大雄伟、华丽高贵的龙舟的设计与建造也应是江南人才的科技成就，因此江都在炀帝时也逐步成为了科技文化中心。
为适应南北宗教文化融合的形势和巩固统一的需要，杨广还改变了父皇歧视南方宗教的政策，在江都设立了尊重佛教、道教的四道场，敦请了南陈的名僧智、吉藏和名道徐则、王远知等来扬州主持法事；他还结交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大师，揭开了佛教中国化的序幕；同时也使扬州成为了隋唐宗教文化的发达中心之一。
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更是人才辈出，影响朝野。曾任职于隋炀帝时期的一大批文人学士受到唐朝廷任用。如苏州吴人陆德明（德明为字，名元朗，以字行），武德初秦王李世民辟其为文学馆学士，以经授中山王承乾，后补为太学博士。扬州江都人曹宪清通文字学，唐太宗屡次派人询问难字。李善，扬州江都人，著《文选注》60卷，任秘书郎；公孙罗，江都人，著《文选音义》10卷，任沛王府参军；王绍宗，江都人，遍览经史，尤工草隶，任秘书少监；扬州人张若虚、邢巨，湖州人包融，均以江左文士名扬上京；广陵人（今扬州）李邕（李善之子）曾官居北海太守，“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扬州人来济，唐高宗时官至宰相。扬州人上官仪，累官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即宰相）。此外还有扬州周边也是人才济济：苏州吴人朱子奢，博观子史，善属文，任国子司业；苏州昆山人张后胤，有儒学，任国子祭酒；越州山阴人孔少安，以文词知名，官内史舍人；义乌人骆宾王，尤妙五言诗，官长官主簿；越州山阴人贺德仁，以词学见称，任东宫学士；吴郡人张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酒，变化无常，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⑾……由此可见，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人才，已在京城朝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炀帝的江都诗作，引领并推动了扬州诗坛的繁盛。
佳丽如织、美女如云的江都（扬州）不仅是隋炀帝的眷恋之所在，更是骚人墨客心中向往的圣地，也是江南水月柔情文化的展示中心。正如《扬州市志》所云“扬州千古属诗人”⑿。隋炀帝杨广在扬州生活十余年，写下了不少与扬州有关的诗作，如《春江花月夜》、《江都宫乐歌》、《泛龙舟》、《东宫春》、《江都夏》，从“春燕、桃花、杨柳、花红水绿、黄梅细雨”等字里行间渗透出了江南水乡文化的柔媚灵秀特色，引领了后世江南柔情文化之潮头。特别是其《春江花月夜》2首，对唐人张若虚创作《春江花月夜》长调有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其一诗曰：“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融合了南北诗风之所长，将北方诗人的慷慨激昂和南方诗人的细腻情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深沉、蕴藉的诗境来，而且此诗境界十分开阔，造语亦极富动感，将扬州置于了仙境梦幻之中，已颇现唐诗气象。
在炀帝的影响下，唐代扬州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据初步统计，唐代有作品传世的扬州诗人有10多人，诗作数十首；到过扬州而又有写扬州的作品流传有的60多人，诗作200多首。”扬州为数颇多的本籍诗人中，上官仪、上官婉儿、张若虚、灵一等诗名尤著。上官仪，善文，工诗，《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录20首。尤工于五言诗，绮丽婉媚，人多效之，称为“上官体”，其诗上承六朝，下开沈、宋，在唐初影响较大。上官婉儿，上官仪之孙女。《全唐诗》收其诗32首，内《游长宁公主流杯池》25首尤出色，有三言、四言、五律、五绝、七绝等形式，皆清音远韵，兴会标举，脱尽脂粉习气，颇为当时传诵。
张若虚，神龙中以文词俊秀扬名京都，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号“吴中四士”。他的《春东花月夜》，有以“孤篇压全唐”之誉。诗人以旧题而创新，超越诸家，紧扣“春、江、花、月、夜”5种事象，以月为主体，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艺术地再现了家乡扬州南郊近江处的自然风光。诗人在尽情赞叹大自然美丽景色的同时，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思妇的同情心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使情、景、理水乳交融，全诗清丽婉转，意境邈远，音律和谐，艺术上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近人闻一多先生曾誉之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唐代扬州著名诗僧灵一，俗姓吴，与诗僧灵彻、皎然并驰诗坛，其诗作以“刻意精妙”著称。此外，唐代扬州诗人有诗作传世者还有来济、李邕、邢巨、朱昼、王播、王超等人。
唐代扬州诗坛空前活跃，一批外地诗人在扬州进行诗歌创作，赞咏扬州，为扬州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使扬州和扬州文化更加妖娆多姿。大诗人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之后，数游扬州，作诗多首赞扬州，其中以《秋日登扬州栖灵塔》最为扬州风光增采。高适的《登广陵栖灵寺塔》气象宏阔、寄兴深微，可与李白诗并观。刘长卿写于扬州的诗约有10篇，传世唐诗中以他所写扬州的诗最多，《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一诗反映扬州的繁荣和禅智寺的宏丽。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喜纷纷”；姚含的“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张祜的“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以及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李绅的“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等。诗人们用他们优美的诗句，展示了扬州迷人的风物，激起了人们对扬州无限的向往与仰慕之情。
我们可以说隋唐扬州诗人的诗作和外籍诗人赞扬州的诗作，把扬州放到了唐代诗坛的霸主宝座之上。
总之，炀帝因扬州而发迹，扬州因炀帝而闻名。我们完全可以说是隋炀帝为扬州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注 解：
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70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⑵《旧唐书》卷74《崔融传》后晋 刘眗 中华书局 1975年5月
⑶《唐会要》卷86《市》 北宋 王溥 中华书局 1955年
⑷《太平广纪》卷44神仙四十四《萧洞云》 宋 李昉等 姑苏聚文堂藏版
⑸《旧唐书》卷八十八列传三十八《苏瑰传》 中华书局1975年5月
⑹赵瑕《送沈单作尉江东》，《全唐诗》卷549 （清）彭定求、杨中讷等 中华书局1960年
⑺李白《永王东巡歌》，《全唐诗》卷167（清）彭定求、杨中讷等 中华书局1960
⑧⑻《隋书》卷75列传第四十《儒林传序》（唐）魏征等 中华书局 1973年
⑼《中国经学史·隋唐之经学》 马宗霍 上海书店内部发行 1984年
⑽《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北宋王溥 中华书局 1955年
⑾《旧唐书》列传140《文苑中．贺知章传》后晋刘眗 中华书局1975年5月
⑿《扬州市志》第64篇第三章《艺文选辑》第一节《历代诗词选录．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上海分社 1997年3月第2586页

主要参考书目：
⑴韩隆福《隋炀帝序传》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⑵韩隆福等《隋炀帝研究》岳麓书社 1999
⑶韩隆福等《杨隋王朝的影响》 群言出版社2004
⑷魏华仙、韩隆福、邱智勇《隋炀帝与江南运河文化》作家出版社2001
⑸隋炀帝研究所主编的《杨隋王朝的辉煌》下册天马出版社2008
⑹《扬州市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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