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廉洁教育文化与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张九龄廉政思想生成的文化之源.pdf

1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2023 年 7 月第 44 卷第 7 期Jul.2023Vol.44No.7传统廉洁教育文化与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张九龄廉政思想生成的文化之源熊飞（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摘要：从传统廉洁教育角度探寻张九龄廉政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家庭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奠定初步的文化基础，学校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打下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君主对官吏的廉洁从政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最终定型再增助力，传统自我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划上完美的句号。关键词：唐代；张九龄；廉政思想；文化根源中图分类号：G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348（2023）07-0001-06张九龄是我国唐代“动为苍生谋”的有胆识、有才华的政治家，是继张说之后辅佐唐玄宗续写“开元之治”的贤相。张九龄为官执政一贯以贤明正直、廉洁自律立身于朝，在为相期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张九龄的廉政思想和公正廉洁的从政实践，犹如一面明镜，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文化价值。张九龄的廉政思想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个问题，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张九龄的廉政思想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还得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这个母体中寻求答案。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由多个要素、多个层面构成的综合文化系统。廉政文化作为政治关系与行政领域廉洁价值诉求的文化凝结，包含了与廉政相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各个朝代，尽管人们对廉政的认知与实践所表现出的廉政诉求不甚相同，但历代思想家对廉政的认知，历代统治者的廉政制度设计，历代清官对廉政的身体力行，以及各个时期人们对“清官”的肯定与歌颂等等，这些因素的交融与耦合，促进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自觉与不自觉地生成。在中国土壤上生成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价值体系，也是一种具有收稿日期 2022-05-15基金项目 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张九龄廉政思想研究”（W2015012）作者简介 熊飞（1951-），男，湖北武汉人，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张九龄、张说研究。丰富内涵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它一方面反映了政治与行政关系对廉洁公正等价值目标的文化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政治与行政关系所表现出的权力关系廉洁性与正义性等价值目标的文化期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系统应当包含了廉政教育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廉政监督文化、反腐惩贪文化及清官文化等主体内容。在此，本文试对传统廉政教育文化与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进行探讨。一、家庭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奠定初步的文化基础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还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廉政观念的形成与廉政意识的强化，都必须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发挥作用。于是，围绕廉政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而开展的教育，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的廉政教育。张九龄廉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毫无疑问与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廉政教育的状况紧密相连。中国古代传统廉政教育文化主要有君主对官吏的廉洁从政教育、学校廉洁教育与家庭廉洁教育及自我廉洁教育等形式。这些教育形式的文化综合，便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廉政教育文化。据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张九龄出生于一个2庞大的家族。其四代祖张君政有二子：长子子虔、次子子胄。子虔生四子：长子弘雅，是唐代岭南第一个明经及第的高士，一生没有做官。二子弘矩，曾官洪州都督府某曹参军。三子弘载，官端州录事参军。四子弘显，曾出仕戎城县丞（广东通志 作“令”）。张君政次子子胄也有四个儿子：长子弘藏、次子弘毅、三子弘智没有功名，四子弘愈官索卢县丞。张弘愈就是张九龄之父1 2681-2687。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传存虽然渠道很多，但主要渠道却是以家族为基本单元进行的。张九龄出生在一个世代诗书传家的官宦家庭。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家庭教育，毫无疑问是传统的儒家家教。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告诫式教育方式。家庭廉洁教育也不例外。这只要看看古代帝王或大臣等教育主体对其子女或戚属所留下的“家训”“家范”等文本，便知大略。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据史载，早在商朝初期，贤臣伊尹便已开贵族家庭教育先河。他不仅成功辅佐商汤立国，而且亲自担任汤王子弟的家庭教师，留下的 伊训 一篇，主要就是劝诫汤王子弟要勤政修德，趋善避恶。这些劝诫，实质就是儒家廉政思想的文化主髓。其后，对中国家庭教育影响至巨者莫过于周公姬旦。姬旦家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基本保存在今见 尚书 中a。姬旦在这部家训中，一戒子伯禽，一戒侄成王。谆谆告诫他为王为侯的子侄，一定要礼贤下士，勤政廉政，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等腐败现象发生。孔子是历代儒生崇拜的偶像，孔子所言“不学诗，无以言也不学礼，无以立也”2的教诲，最终奠定了儒家“诗礼传家”的教育传统。在中国古代家训中，尤以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撰 颜氏家训 影响最大。颜氏家训 全书七卷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内容。他提倡刻苦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修养；主张“学贵能行”，反对高谈阔论，不务实际等。张九龄家族是本地大族，也有相当成熟的家训家规。据福建泉州网报道，张氏自古以“二十四字家训”传家，这二十四字为：“勤奋好学，自强自立；勤劳继世，德行育人；清正自律，忠孝传家。”3a 司马迁 史记 说：周公还政于成王，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 多士，作 毋逸 以戒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很明显，“清正自律”就是张姓家族廉洁教育文化的精粹浓缩。张九龄家族出仕的各级官员，基本没有贪腐的记载，这也可能与其家族的廉洁文化教育传统有关。家庭教育既是对某一特定个体进行教育的起始阶段，又与这个特定个体的成长发展全过程紧密相连。因此，它的文化张力，不可低估。张九龄廉政思想之所以坚实，以致外在力量几乎无法动摇，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归功于家庭廉洁教育所奠定的文化基础。家庭廉洁教育如果有缺憾，在这个有缺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特定个体，不贪不腐几乎是不可能的。二、学校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打下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教育对于某一特定个体的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学校教育更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先圣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对某些特定个体的教育，国家内设师保，外设庠序以教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位先。”4相传中国夏代就诞生了以教育为主的学校（时称为“校”），殷商时期，则出现了“校”“学”“序”“庠”等不同类型的贵族学校。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商代已有的“校”“学”“序”“庠”等类型的学校之外，周天子及各国诸侯还在朝中专门设立教育贵族子弟的“小学”“大学”“辟廱”“頖宫”，各级各类官办学校获得了较大发展。礼记 王制 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小学、大学，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据 五经通义 解释：“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两汉统治者对教育的认识更加全面，更为客观，所以设学以教蔚为时代风气。汉陆贾 新语 卷上 道基 认为：“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礼义之行。”5汉儒董仲舒更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6张九龄生长于唐朝初年高宗武则天时期，唐代的学校教育更加完善，更为发达。朝廷自上而下所设官学有国子监及州（府）县学。唐代东西两京均3设国子监。国子监又分为“六学”：“一国子学，二太学，三四门（学），四律学，五书学，六算学也。”7张九龄为唐代韶州曲江县人，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在州县学。唐代州县学生员所学课程虽然缺乏记载，但从朝廷所设的考试科目来看，可以知道州县学教学基本内容的大概。根据 通典 选举志 记载：“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8 83另外，各朝天子还根据自己的需要临时设科取士。“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志 的记载较 通典更为全面，常设的考试科目基本都在其中。其“岁举之常选”所涉及的知识无非是经、史、礼、法、道、历、算、字等内容。新志 对这些内容及学习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凡 礼记 春秋左氏传 为大经；诗周礼 仪礼 为中经；易 尚书 春秋公羊传 谷梁传 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 论语 皆兼通之。凡治 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 公羊传 谷梁 传 各 一 岁 半；易 诗 周 礼 仪礼 各二岁；礼 记 左 氏 传 各 三岁。学书 日 纸 一 幅，间 习 时 务 策，读 国 语 说文 字 林 三 苍 尔 雅。凡 书 学，石经 三体 限三岁，说文 二岁，字林 一岁。凡算学，孙子 五曹 共限一岁，九章 海岛 共三岁，张丘建 夏侯阳 各一岁，周髀 五经算 共一岁，缀术 四岁，缉 古 三 岁，记 遗 三 等 数 皆 兼习之。”1 1160-1161张九龄在州县学中学习了哪些具体科目，史上无明确的记载，但从他首次参加考试的科目是“进士科”来看，可以约略考知。唐杜佑 通典 卷十五 选举三：“由是（秀才科）废绝。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 老子 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8 83进士科的考试，大约贞观八年前“止试策”。此后“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似为经史各一部，即经一部，史一部。但是大经还是中小经，却未定。史大约应是“前四史”中的一部。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明经、进士二科并加帖经。此后又加试 老子孝经。永隆二年，又诏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方能参加试策。进士科从唐初至武则天当政时期，所试内容一步步加码，考取的难度也随之一步步增大。其社会地位，也由唐初排在秀才科和明经科之后的老三，一跃而成为全社会最看重的科目。唐摭言 卷一 散序进士 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 白衣公卿，又曰 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9张九龄在武则天长安二年（702 年）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其时正是进士科最受社会看重的时期。张九龄为了能顺利通过进士科试，他应该广泛研读了儒家经典，除了从中获得丰富的儒学知识以外，儒家学说中的廉政思想对其的成长也影响巨大。他通过对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和对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的系统性接受，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初步形成。儒家学说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学者历来归纳有所差异，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都应在其中。而这八个字都或多或少与儒家廉政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忠，古代就是忠君，但在君国一体的时代，忠君又与爱国紧密相连。忠君爱国就不能做损害君国利益的事情，不能搞贪腐。孝是指孝于亲，贪腐会给祖先和亲人带来名誉损失，因此也不能贪腐。仁，与爱紧密联系，即孟子所谓“仁者爱人”10 121。爱民就不能搞贪腐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礼，即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越“礼”的规定，所以，遵守礼的规定，就绝不能搞贪腐。义，道义。“君子喻于义”11 46“君子义以为上”11 260“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1 197-198。因此，不义之财，是绝对不能拿的。廉，清廉。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10 118伤廉之贪腐是绝对不能做的。耻，耻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 12有羞耻之心，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贪腐不光彩，当然就不能做了。由此可知，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张九龄不但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儒家廉政文化的无形滋润，使他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廉洁从政的4观念，这为其日后将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并将内心信念外化为自觉行动奠定了良好的品质基础。三、君主对官吏的廉洁从政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最终定形再增助力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些聪明能干的君主对臣下的廉政教育一直非常重视。史上经常提到的如汉代的文、景、武、昭、宣帝，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张九龄出生的唐初，经过太宗李世民的精心治理，政治清明。李世民身为君主，除自我严格约束以外，对臣下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认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12 211因此，他经常告诫群臣要廉洁自律，曾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12 210“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12 213唐太宗对群臣的廉政教育，很有特点。一是经常性。在贞观二十余年中，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臣下进行一次廉洁从政的教育，从不放松。二是针对性。他往往利用某种事情，有针对性地对臣下进行教育，绝不放过一个可用的机会。三是以理服人。他的教育，不是枯燥的说教，往往以物为喻，深入浅出。四是以情动人。教育臣下，时常连带自己，有与臣下共勉之意。如他说：“昔秦恵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12 210-211这样的教育，教育效果倍增。所以贞观时期，“官吏多自清谨”，涌现了一大批廉吏、能吏，“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张九龄是与张说一道将“开元之治”推向顶峰的贤相之一。开元时期的唐玄宗李隆基，对臣下的要求也很严苛。开元十三年二月，玄宗自择州刺史许景先等 11 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舟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玄宗亲书，且给纸笔，令自赋。赉绢三千，遣 之1 4465。玄宗亲赋 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 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惟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勤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真徳自彰。狱讼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13开元二十四年二月甲寅，玄宗自择县令 163 人，宴于朝堂，玄宗作 令长新诫 一首，敕书一篇，赐天下县令。敕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尝属意，尤重此官。有善者，虽远必升；无能者，纵近必废。唯取才实，非务官资，事亦坦然，天下所见，而浮竞之辈，未识朕怀。俾其宰邑，便为弃地；或以烦碎，而不专意；或以僻远，而不专心；或以徇己而贪婪，或以畏法而巽愞，浸染成俗，妨夺为常。嗷嗷下人，于何寄命？朕所以寝兴轸念，思以济人，故命吏曹，精选才干。卿等各膺推择，用简朕心，若能理化有声，名实相副，必有超擢，终不食言。如其谓人不知，唯利是视，自速负败，两丧身名，智者所图，应不至是。各宜勉励，以副勤属。”并制 令长新诫 一篇，颁赐天下县令。其 令长新诫 云：“我求令长，保乂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14如果将太宗李世民对臣下的廉政教育同玄宗李隆基相比，两者的语气词风有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施政风格差异之外，应该还有时代因素。李世民是以武力镇压了太子党非法夺取政权，所以登基后怀柔是其施政特色。唐玄宗则是用自己的巨大影响迫使父亲退位，兄长让权，从而登上帝位。在他登基之前，武则天晚年政治混乱，中宗虽然拨乱反正，但积重难返，其柔弱的个性不但没有使政治乱象有所好转，相反，新的危机正向他一步步逼近，最终以被毒身亡，韦氏摄政擅权收场。睿宗李旦与其兄李显有几分相似，所以，妹妹太平公主得以揽权。李隆基是在私自起兵平韦武之乱及诛太平之党后登上帝位，所以他登位以后，按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则，首用尚法宰相姚崇、宋璟，接着任用文相张说、苏颋。在法制和文化建设完成之后，他以为政治情5况会有所好转，但朝中乱象却仍不时出现，政治局面差强人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大胆起用两位敢于直言的宰相韩休和张九龄。用这两位宰相，本是想借二人之手之口扫平朝野乱象，但结果差强人意。李隆基与李世民的最大差异就是，太宗对自己要求很严，自律精神很强；而玄宗李隆基恰恰相反，他对别人很严，但对自己却很宽，执政随意性极强。特别是开元后期，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之流得以左右朝政，就是钻了他这个空子。他对臣下的廉政教育，往往采取居高临下的说教式、强制性方式，作用并不明显。开元末至天宝近 20 年间，朝中政治每况愈下，这恐怕就是他与太宗结果与下场不同的原因。张九龄与李隆基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这大约与宰相张说提携有关。他从中书舍人开始，为玄宗撰写了大量制敕文书，玄宗的廉政思想通过他的笔端来表现，他的廉政思想也在与玄宗的交往交流和交互影响中逐渐定形。四、传统自我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划上完美的句号我们知道，外在的“教”一般只是内在的“育”发生变化的一种外部条件，真正促使教育对象内在素质产生变化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向来重视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指教育主体以自身作为教育客体而进行的辨别是非、真假、善恶与美丑的一种教育形式，是在教育主客体合一情况下进行的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儒家特别希望通过自律的方式来加强自我修养。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1 46，“见其过而内自讼”11 65，“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1 90，就是主张用内省的办法进行自我教育。所谓自我廉洁教育，是指教育主体自身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性干预，以促使教育对象形成廉洁从政的观念认识，并将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继而将其内心信念外化为自觉的行动，以实现教育对象清廉道德的社会化过程。它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自我廉政教育在自我教育中的地位尤为重要。自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被引申到廉政教育中，就是通过自律的方式，努力从自身做起，在克己自律中奉行清正廉洁的从政规范，做到为政清正廉洁。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重要主张，也是历代有作为的君主与居官者加强廉政自我教育的重要着力点。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传说中，就有当政者通过自律的方式奉行廉洁从政规范的例子。据传，舜帝在位时期，常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即舜帝克己自律，早晚敬思其职，为人处事正直清廉。大禹，生活俭朴，克勤克俭，“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努力为大臣们作出榜样。夏商周时期，一些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治吏须先治己，治国应先修身，修身当在自律。如商代开国君主商汤总结了“有夏昏德，民坠涂炭”的教训后，时刻注意保持廉洁自律，坚持做到“不迩声色，不殖货利”15 161。周代先王太王、王季，时刻注意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克自抑畏”。文王克勤克俭，从不自傲，尚书记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15 222周公旦时刻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克己自律，做到“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16。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批以自律的方式恪守廉洁从政规范的重臣。如春秋齐国大夫晏婴，克勤克俭，克己自律，廉洁从政。他谢绝齐景公为他建造新房；谢绝齐景公为他增加补贴；谢绝齐景公为他换新车，从而成为春秋时期以自律的方式廉洁从政的表率。春秋时期宋国司乘子罕则是自律奉廉的典型。左传 襄公十五年 记载：宋国有人得到一块宝玉，拿来献给子罕，子罕坚辞不受，他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17子罕坚持克己自律，不为利诱所动，成为历史上拒贿奉廉的佳话。战国时期，公仪休也是自律奉廉的大臣。韩非子 外诸说右下 记载：鲁国丞相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为了巴结他而投其所好，送鱼上门，结果被公仪休当面拒绝。有人对此表示不解：既然喜爱吃鱼，为何又拒绝别人送来的鱼呢？公仪休则回答说：决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吃鱼而收受别人送来的鱼，如果收了，那是受贿，从而败坏自己的名声。公仪休拒收贿鱼，成为历史上的美谈。唐太宗“终日孜孜”“兢兢业业”“以畏天地”12 211，时刻注意带头从自身做起，力戒骄奢，力主倡廉，节制嗜欲。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12 237张九龄出生于初唐，他成长时期应当受到了太宗李世民严于律己思想的巨大影响。从政以后，他一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例如他下放到地方任行政长官，本来天高皇帝远，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6往往开始对自己放松要求，但张九龄却不是这样。他在洪州都督任，每次下乡，总是“途中却郡掾，林下招村氓。至邑无纷剧，来人但欢迎”。当时张九龄是以洪州刺史的身份巡查属县，是一方诸侯。张九龄巡查，为了得到真实情况，他不等到达目的地，就“途中却郡掾，林下招村氓”，即中途自己单独一人悄悄来到“林下”，去召集那些乡中父老，展开各方面的调研。张九龄至属县，没有纷繁复杂的欢迎形式，不讲排场，不声张，不扰民，不吃喝玩乐。张九龄的廉洁自律，于此可见一斑。张九龄是中国封建官吏的典范，他在任时亲民爱民，能政勤政，正直清廉，受到唐代及以后各代人的普遍赞誉和敬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身上透射出来的文化因子影响深远。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一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其时代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将它一笔抹掉。因为廉政文化作为一种对政治与行政权力的道德诉求，在一切存在政治与行政权力的国家形态都有其共通性。为什么“清官”各个时代都一直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清官”都有其共通性。老百姓认同“清官”，封建时代需要“清官”，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更需要清正廉洁的干部。参考文献：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7.2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79.3 张氏家训 EB/OL.2021-11-20.https:/ 孔颖达.礼记正义 M.北京：中华书局，1996：1521.5 陆贾.新语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3.6 班固.汉书：卷五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64：2503-2504.7 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91.8 杜佑.通典 选举三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9 王定保.唐摭言 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78-1579.10 朱熹.孟子集注 M.济南：齐鲁书社，1992.11 陈枫，文晖.白话论语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12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3 熊飞.张说集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3：65.14 李昉.太平御览 文部 御制 M.北京：中华书局，2006：2663.15 孔颖达.尚书正义 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6.16 章诗同.荀子简注 儒效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69.17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北京：中华书局，1996：1960.The Education Culture of Traditional Integ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Zhang Jiuling s Thought of IntegrityThe Cultural Origin of Zhang Jiuling s Thought of Clean GovernmentXIONG Fei（School of Literature&Media,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Zhang Jiuling s thought form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raditional clean politics education.Family integrity education laid a preliminary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Zhang Jiuling s idea of clean government,school integrity education laid a profound cultural knowledg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Zhang Jiuling s thought of clean government,the monarch of official incorruptible politics education added further help to the final shape of Zhang Jiuling s idea of clean government,and the traditional self-integrity education marked a perfect end to the formation of Zhang Jiuling s idea of clean government.Key words：Tang Dynasty;Zhang Jiuling;thought of clean government;cultural roots（责任编辑：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