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贵阳.pdf

054期2023年第史海钩沉ShiHaiGouChen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贵阳文/杨建忠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朝编纂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历代著作总集，仅抄录七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因多次战争损毁，仅存三部。尤其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浙江省大力抢救、收集，多次补抄，基本趋于完整，是“国内孤本”。抗战期间，原本珍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辗转运到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内的地母洞，秘藏了五年八个月之久，得到很好的保护。竺可桢，浙江上虞人，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1 9 3 6 一1 9 4 9 年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全集（2 4 卷）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2018年获得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竺可桢全集中的第6 一1 9 卷，为竺可桢于1 9 3 6 一1 9 7 4 年的日第8 卷三集历史因细节市生动往事困亲历而鲜活36年连续记述1 0 0 0 余万字完擎存世一代宗饭的人生轨班和心路历程竺可桢日记书影记（合称竺可桢日记），逾1 3 0 0 万字。竺可桢日记有一部分记述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0552023年第三期ShiHaiGou Chen史海钩沉贵阳，离开贵阳运重庆，及最终完璧迁回杭州的过程，真实呈现了竺可桢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中的引文部分皆选自竺可桢日记。提议库书迁贵阳1937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时常出动飞机、舰艇向杭州湾一带炮击，情势日益恶劣。8 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主持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迁藏富阳渔山赵坤良家中暂存。1 1 月，三个师团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渔山可闻炮声。陈训慈多次到浙江省政府教育厅讨要迁移费、要运输车，但教育厅既不出车，又不拨给迁移费。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弦甚至说，“战争面前，国土人民尚可放弃，更何况文物？”2 4 日，陈训慈到搬迁至桐庐的国立浙江大学总办公处，向过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竺可桢求援。竺可桢为他派了一辆卡车，并安排浙大教师李挚非协助，将图书转迁至建德县北乡松阳坞保存。1 9 3 8 年2月1 0 日，四库全书再次迁到浙江南部龙泉县城郊的石村。局势在恶化，面对蔓延的战火，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省内东躲西藏实非长久之计。竺可桢知道，陈训慈虽为馆长，是库书“保管人”，但仅凭陈一人之力难以实现迁运图书到安全地点的重任。1 月22日，竺可桢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四库全书，移在建德，迫近前线”。他还向陈立夫提出，“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虽由浙大帮同运严（即建德县，古称严州），似更运内地为是”，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设法运黔”，并建议“由浙大协同运迁”。因此，竺可桢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之提议人”。派教师协同运书得竺可桢的建议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 月27日，2 月7 日、1 4 日、1 8 日先后四次致电浙江省政府，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贵阳。但浙江省政府以路途遥远、耗费大量钱财、缺乏汽车和司机等原因屡次推托。作为一省行政首长，黄绍开始是“不以为然”，之后“颇起反感”，甚而直接提出“教育部有办法，惟自来运”。2 月1 8 日，教育部向浙江省政府发电报，“已令浙大派员来助，请贵府协助”。浙江省政府一步步将迁书的主体责任推卸掉，由主持者、组织人转变为旁观者、协助人。为加快图书迁移步伐，竺可桢向教育部提出协同办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1 9 3 8 年1 月，竺可桢到汉口。他在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学校搬迁江西省吉安情况时，专门谈到四库全书的迁运问题。1 月3 1 日，教育部致电竺可桢，要求派人协同浙江省政府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将迁运情况随时报告，费用由教育部拨给。因情况紧急，竺可桢再向教育部提议从速迁运，在得到答复后，2 月6 日，他迅速指定史地系史学组教员李絮非到建德县，负责搬运四库全书。1 6 日，李絮非在永康见了陈训慈。1 8 日，二人一起坐浙大卡车到丽水县碧湖镇见教育厅长许绍棣，但许对教育部多次催促库书迁黔问题“殊不为然，发言甚多”，“惟谓如部中负全责来运，则亦不阻”，“省不再出费”。因向省政府多次要求迁移图书被拒，面对官员对文化事业的漠视、冷眼和种种不作为，陈训慈的激情、信心与毅力被逐渐消磨干净，056期2023年第史海钩沉ShiHaiGouChen于2 月2 8 日请辞浙江省立图书馆长，并应国立浙江大学之聘，任史地学系教授。在竺可桢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贵阳先垫付2 0 0 0 元，作为运费及运送人往返旅费。3 月9日，竺可桢派李挚非从迁到江西省泰和县的浙大出发，赴龙泉“点书”。并函告教育部次长章益，“库书运黔事，业已解决，殊深快慰”。1 8 日，教育部致电贵州省教育厅，要求为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代觅藏书地点。2 5 日，从永康赶到泰和的陈训慈向竺可桢报告，“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在四库全书迁湘途中，竺可桢曾致函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请求给予帮助。因去汉口向教育部报告工作路过长沙，4 月1 0 日一早，竺可桢到朱经农家中了解图书搬迁情况，朱因病居家休养一个多月，“文澜阁库书渠未有接洽”。4 月1 4 日，他在教育部遇见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陈马上告诉他“今日接电，已到长沙”。此后，搬运工作改用汽车沿湘黔公路运送。2 8 日，竺可桢再次到教育部，“唔陈礼江（逸民），知李絮非已抵湘并来汉，于二十五号运文澜阁书赴黔”。4 月3 0 日深夜，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贵阳。但因战事日紧，贵州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要求，垫资2 4 0 0 元购得张家祠堂藏书。关心、指导库书皮藏保护备影福库藏洞母地陽贵書阁立省江浙書全康四阁澜文文澜阁四库全书地母洞书库（图片原藏浙江大学档案馆）竺可桢长期关注四库全书寄存贵阳的皮藏情况。本人两度亲临藏书地视察藏书情况。1 9 3 9年2 月2 6 日，赴重庆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竺可桢，同友人王伯秋专程到张家祠堂察看，了解到图书安全受严重威胁，从夏定域处“知将移地母洞”。6 月，竺可桢从广西宜山专程到贵州考察遵义、湄潭、安顺等国立浙江大学可能的迁校地址。23日上午，他先到省教育厅接洽主任秘书黄俊昌。同时，通过以后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的王克仁，邀约到教育厅分管社会文化事业的杨克天。下午，“二点偕教厅三科科长杨克天至威清门外张家祠堂约图书馆蓝馆长（注，蓝端禄）、夏定域同往地母洞看四库全书贮藏办法”。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该洞不惟可保空袭无虑，且就该洞各方面情况言之尚属适宜”。但有以下几个急需改进的问题：“只有二仆人看守”“所盖屋面用木板，均潮湿”“开一箱视之，则图2（标号为2 的书箱）其中已略潮湿”，他要求切实改进，“与杨、蓝二人商定，屋须改用057期2023年第ShiHaiGouChen史海钩沉瓦片，箱中书籍须曝晒，而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谱”。之后，对贵阳所藏图书是否得到周全的保管和认真的保护，竺可桢给予了长期的关注，还亲自多次问询主管图书馆事业的行政当局。1 9 4 0 年1 月27日，由重庆专程到贵阳察看四库全书保管情况的中央图书馆职员张道俭向他报告，“地母洞冬季尚干，而前盖之木顶屋经去夏余视察主张改瓦顶后现已照改。，”7 月5 日，刚从贵阳出差回遵义的浙大教师朱穆伯报告竺可桢，“知地母洞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仍有潮湿者”。2 0 日，竺可桢到贵阳巡视全省招生统一考试，与教育厅长欧元怀“谈及文澜阁四库全书晒书事”，还进一步了解了教育厅因购张家祠堂藏书引起的买卖纠纷。1 9 4 2 年4 月1 9 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竺可桢，竺趁机向蒋“提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事”。随后，蒋介石致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要求将地母洞内的四库全书移藏到干燥安全地点保管。7 月1 3 日，因为担心四库全书受潮，竺可桢在致贵州省教育厅的信中说，“每年暑假例须曝晒，以防霉蚀，并历承函知本校派员参加在案。现值暑期，该项晒书之举，不卜已否定期？竺可协调安排浙大教授监督、指导、帮助曝晒四库全书。贵阳夏季多雨潮湿，为防受损，文澜阁四库全书每年秋季须开箱检查，曝晒除潮，每次为期两月。竺可桢亲自派遣教授为专员，到地母洞协助库书管理员、省教育厅人员曝晒、检点。1 9 3 9 年1 0 月1 2 日，专程去贵阳参加图书首次曝晒工作的王焕回到宜山，向竺报告“库书潮湿甚多，以开箱在九月，太阳已少，云雾多，故晒曝极缓，一号下山时尚只晒一半”。1 9 4 0 年6 一8 月，竺可桢指派在浙江大学青岩一年级分校任教的祝文白两次前往地母洞视察库书储藏情形，指导曝晒库书。1 9 4 1 一1 9 4 4 年，浙江大学派去协助晒书的先后有历史学教授方豪、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中国文学教授戴明扬。竺可桢还直接过问藏书保护的环境。1 9 4 2 年，因贵州省阴雨天气常影响晒书，他向省教育厅提出最佳晒书时间建议，“贵州只六、七、八各月多见阳光，九月以后则暗无天日，此时晒曝殊不相宜”，希望能够调整地母洞每年晒书的时间、次数。经他的提议，1 9 4 3 年起，地母洞的库书曝晒改为春、秋各一次。因为库书长期放在溶洞里，自然难免受潮，他在1 1 月2 0 日给欧元怀的信中建议，“为一劳永逸计，拟请另筑”，专门修一个书库，以改善国文浙江大學旅黔同翠通竺校長留影民=十八年大月1939年6 月，竺可桢与在贵州工作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合影（图片原藏浙江大学档案馆）058期2023年第史海钩沉Shi Hai Gou Chen藏书环境。2 4 日，竺可桢又亲自到教育厅与欧元怀唔谈，说明“库书放在地母洞潮湿，于库书不相宜”；“浙大派戴明扬本年晒库书，回校报告认为有移置必要”，应该移往干燥、安全的地方存放。心系库书离筑迁渝返杭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对文化教育历来落后的贵州来说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近“典籍总汇”“文化瑰宝”的机会，1 9 4 2 年9 月3 日，历史学家、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提议，希望借四库全书给贵大，供传抄以留皮贵州。1943年5 月4 日，经蒋介石同意，教育部同意借给贵州大学传抄西南文献未刊行的孤本，但图书不能离开藏书地，只能在地母洞口加盖草屋就近抄写。贵州大学传抄了四库全书有关贵州史料，共1 0 3 种3 9 9 9 卷。贵州大学传抄库书、欲借书到花溪等事引起了竺可桢的误会和警觉，担心教育部答应贵大借书请求，会使图书受损或散失。早在1 9 4 2 年8 月1 9 日，浙大教授程石泉、方豪找竺可桢“谈文澜阁四库全书事，缘贵州大学与中央图书馆均思染指也。”在中央同意贵大抄书请求之后，方豪写信给竺可桢说教育部意欲将库书拨给贵州大学保存。8 月1 0 日，他致电已经到重庆教育部任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陈训慈，“贵州大学拟将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库书拨归贵大”，“浙人必群起反对”，“望即先与士选（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字士选）一谈，若有此项建议，嘱其打消为感”，希望陈就近动用其长兄陈布雷的关系加以阻止。1944年8 月中旬，日军发动桂柳会战。1 1 月25日，因柳州、桂林陷落，教育部长陈立夫训令督学杨予秀、特约编辑陈国礼前往贵阳，会同毛春翔押运库书到重庆。2 7 日，“黔南事变”发生，贵州全境恐慌。3 0 日，因重庆无车可派，陈立夫急电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四库全书函待运谕，请速拨回渝空车八辆”。在敌情紧张，军事优先之下，国立浙江大学正面临着教育部有意解散学校，或将之合并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险境。竺可桢在保全学校的同时，心中仍挂念乡邦文献，专门致电教育部，“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存贵阳地母洞，兹以战局渐紧，此书为我国仅有之精华，似应及早择地迁运，以存国粹”，要求从速将四库全书运到重庆。12月1 日，日军攻占独山。兵锋即至，竺可桢更加担心库书安危，担心这些文化珍品被扣贵州而难以运出。5 日，贵阳戒严，前线非常混乱，竺可桢更是牵挂库书迁运问题。晚七点，他从遵义车站司令周剑秋处知悉有车到重庆运兵，先在日记中埋怨，“有空车自贵阳来，计十余辆。何以不载文澜阁四库书来？”之后，即与重庆的陈训慈通电话，得知运书事有进展时，当天日记又记“四库书有七部车来接”，心中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对四库全书的关切及安全忧虑可见一斑！6 日至7 日，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已经装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下山，并装车。8 日早晨，由杨予秀、陈国礼、毛春翔等押运图书从贵阳起程。9 日，运书专车抵达遵义，保管员毛春翔、夏定域专门到浙江大学向竺可桢报告，“库书六车，明晨即赴渝”；同时，二人告诉竺可桢，“中央图书馆欲得此书”，竺则对他们说，“文渊、文津可归中央，而此书归浙江”。12月2 3 日，四库全书全部运到重庆青木关的059期2023年第校对：陈杰ShiHaiGou Chen史海钩沉教育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保存。1945年2 月1 9 日，浙江省旅渝人士为使库书完璧返浙，在重庆发起成立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名单如下：常务委员：陈训慈（浙江省立图书馆前任馆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秘书）、蒋复（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顾树森（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委员：徐青甫（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参政员）、余绍宋（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浙江通志馆馆长）、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张宗祥（浙江图书馆前馆长）、贺师俊（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孙延钊（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省通志馆总编纂）以上1 0 位由教育部聘请的委员，只有竺可桢不长居重庆，且不直接和图书管理有关。抗战胜利后，西南各省政府及地方士绅向中央提出，应考虑配给一部四库全书。1 9 4 5 年9 月2 6 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训慈偕文澜阁四库书保管人毛春翔来，知川黔方面有主张留文澜于成都者”。1946年，中央图书馆长蒋复以“南京为首都，为四方观瞻之地，而浙江偏，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南京更起作用”为由，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议，将图书调拨给中央图书馆。竺可桢和陈训慈、张宗祥等人据理力争，共同反对此项提议。4 月2 3 日，竺可桢到重庆浙大办事处处理返杭复校问题，毛春翔、夏定域等向他报告，“四库（全）书文澜阁将于一二星期内由渝出发，经遵义赴湘、赣转浙江”。5 月8 日，在保管会的妥善筹划下，装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6 辆汽车从重庆青木关出发，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历经5 0 余日，7 月5日，图书最终安全抵达杭州。此后，文澜阁四库全书重新被珍藏于西湖畔孤山藏书楼，成为浙江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作者系凯里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吴再忠审核：刘瑞祥傅红艳文明健康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贵阳市精神文明办文明贵阳有你有我文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