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情结与《文城》《边城》的归乡书写_翟文辉.pdf

2023年4月第23卷第2期Apr.2023Vol.23，No.2湖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乌托邦情结与 文城 边城 的归乡书写翟文辉，陈琳（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摘要：作为对“现代”反应的产物，边城 和 文城 都力图用片段的时间和零星的历史资料重新拼凑湘西和江南的一段历史图景，并让其在“现代”时间和历史概念的参与中有效地介入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以乌托邦为情结中介完成各自的“归乡”书写。这段历史图景以空间为依托，借助沈从文的经验体知和余华的童年家乡，完成各自的精神乌托邦，展现各自“归乡”书写中的心理幻想。可时间和历史的双向互动导致文本呈现的空白和裂缝，理想的乌托邦构建也反向喻指精神“失”乐园。异时共地的空间表面是沈从文和余华归乡所在，实质是从现代的批判性入手，重新认知中国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承接和转换的可行性尝试。关键词：乌托邦情结：边城；文城；归乡；“失”乐园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31X（2023）02-0078-07故乡，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忆和探索自我由来的空间场域，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的对象。沈从文受废名的影响，出于“乡下人”对城市精神文明和现代都市的厌恶和规避，从诗意和抒情性的角度书写自己的“归乡”之地湘西。边城 是其“归乡”书写的表现之一，文本主要讲述在湘西茶峒生活的翠翠，在两年端午节先后遇到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并产生朦胧的爱情，于是兄弟俩用唱山歌的方式竞争。但天保明白自己的歌技不如弟弟，便远行做生意，却意外淹死。傩送因哥哥的死而愧疚，对翠翠和老船夫心生芥蒂。在某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老船夫带着遗憾离开，翠翠也因老船夫的离开明白了许多事，接替老船夫管船的责任，等待心爱的人回来。边城 着重突出自然环境下养育的人性如何在“天”的运行下，通过误会的产生形成一个凄清的悲剧。文城 也属于“归乡”书写，呈现的是一个有关相遇与错失的悲剧。文本正篇主要讲述住在黄河以北的林祥福到长江以南寻妻，寻妻未果后落户在江南的溪镇，后因救赎当地商会会长顾益民被土匪张一斧所杀，最后由田氏兄弟将其遗体运回北方；文本中的 补 主要讲述林祥福所要寻找的妻子纪小美的成长故事，是对正篇的补充和说明。两个故事在文本空间呈现上是一前一后，但在时间逻辑上与此相反，如余华所说“想写 活着 以前的故事”162，从20世纪40年代继续往前推进，在补充纪小美人生轨迹的同时也把部分次要人物的命运加以暗示，从而完成一个民族的百年写作。边城 和 文城 都突出空间场域在某个时间点的景观呈现，文本的生成都借助作家自身的经验和体悟完成，二者都带有强烈地域血缘意志的“归乡”书写行动。沈从文和余华不仅将乡愁视为个体在文本时空中的情感抒发，同时也将其放置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探索和询问在此之前的文收稿日期：2022-08-20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文城：空间视域下的精神故乡”（2022Y775）；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青年项目“边地空间与云南当代新诗创作研究”（QN202128）作者简介：翟文辉（1998），男，广东东莞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陈琳（1989），女，云南昆明人，博士，昆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78第2期2023年化记忆和经验传承。但“归乡”毕竟不是终极目标，而是通过这段书写的旅程重新认识自我在历史中的定位，乌托邦情结所生成的时空感在 文城 和边城 中均有所呈现。一、乌托邦情结在 文城 边城 的呈现“乌托邦概念最初是基于一种空间联想（Ttopos地方，u没有，Utopia乌有之地），但如今它的时间内涵已远胜于任何它有可能保留下来的严格词源学意义。”265即乌托邦是现实不存在的心理空间臆想，在时间概念上不受历史观念的限制，但乌托邦设想的产生总是基于对某些现状秩序活动的不满而提出的,它不可能是纯粹的，必然带有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子。卡林内斯库认为“在十九世纪，先锋派的概念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的、高度乌托邦化的说法”23，即先锋派的本质是借求新求变的名义完成复古式的精神拯救，尽管它不再忠于正统时间观念形成的历史表述，但仍会用个体的鲜活经验和体悟形成新的时间观念和历史生成。到“后现代主义”，关于乌托邦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构建更着重强调个体对过去的经验和感受，又重新形成一种关于乌托邦构建的理想和精神冲动，从过去的历史和时间中寻找自我的身份确认。余华认为“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335。即余华的写作就是“归乡”，但要回的家也只是童年的心理空间臆想。这个心理空间所包含的元素构成，更多是时间建构的可能性，并用这些元素的可能性形成历史意义上的心理乌托邦，因此 文城中的江南小镇既可以是余华归家的目的地，也可以是余华追忆过去童年心理活动的投影，用溪镇自然景观、民俗活动等空间场域的展现，突出余华心中的童年故乡景象，进而形成现代乌托邦的构建。就乌托邦的原始语义而言，乌托邦的本质是无，正如杨庆祥所言“这个城完全不存在，是大家梦到的一个地方”4，它只是作为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形式，所以余华在 文城 中通过林祥福的南下而投射出来的理想仁义践行空间也只是作为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传统中国乡土形象和标志性符号，在现代却标志着乌有，因为这个乌托邦只能作为心理层面的自欺和慰藉，受现代思维影响发展的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一现实的社会空间。乌托邦作为 文城 中的空间塑造本质是作为书写和回忆的用具。回顾余华早期的小说创作，现实一种 古典爱情 河边的错误 等都以叛逆的姿态将自我个性发挥出来，用医学的残忍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啃食是现代社会的“合理”常态，到了 在细雨中呼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对抗和吞噬更是发挥到极致，有温度的血液情缘终究抵不过现代科学观念形成的理性，进而导致人的冷漠无情和纵情残害。活着 和 许三观卖血记或多或少体现了余华内心焦灼与现实社会现状对抗的缓解和妥协，到 兄弟 和 第七天，刘镇和城市倒影的冥界再次推进社会现实，对现实的所观所感表明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终究成了自相残杀的推动者，现代和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癫狂和嗜血是对其前期小说创作风格的再次回应。至于 文城，李德南认为“文城 弥合了余华在不同时期的风格裂痕，称得上是他的一部自我总结之书”5。余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结”可能只是他文本写作的一厢情愿，但又不能忽略他对现代社会中因现代观念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边城从“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64开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投射到文本空间中的现在及未来，用以构建作者心中理想的乌托邦。因惧怕遗忘，所以需要回忆用以构建时间和历史，并借助空间完成这一过程。个人对往事的回忆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建构性为基础可以窥测和预判现代性在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余华和沈从文通过写作而“归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时间性建构的历史书写过程，尤其从他们塑造的具有地缘特色的乌托邦空间来看。文城中的溪镇和定川都可以说是余华精心营造的乌托邦空间，虽余华着重强调和刻画的是其童年生活的江南，但并没有忽略该段历史的文化语境“即使林祥福不来到南方，他还在北方，他也可能一样的命运，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时代已经乱了，那是一个乱世，不只是在溪镇乱，在北方也一样乱”163。因情感的投入和人物的悲剧命运让现翟文辉，陈琳：乌托邦情结与 文城 边城 的归乡书写79第2期2023年湖南学院学报代性有效地介入被正统主流历史所忽视的地带，溪镇最后“老弱的身影”“一片荒芜”“散出阵阵腥臭”的河水也暗示了余华完成现代乌托邦构建后所面临的无能为力，反向表明塑造的乌托邦终究成了精神“失”乐园。文城 的原名是 南方往事，就名字而言，是明确的空间和地域所指，尽管 文城 给读者的感觉更虚，但确实是余华对过去童年故乡的体认；边城 的写作虽因“入冬返湘看望母亲”65而中断，但沈从文并未真正离开过“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61。可文本表层的人为“意外”和深层的文化忧虑逐渐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表明沈从文对湘西理想世界的“有意”保护注定无能为力。当现代科学观念所形成的现代性产品明显地介入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时，古老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理想信义必然与“现代”观念发生冲突，在现代时间生成的现代历史时间概念前也必然呈现衰败和颓废倾向。现代时间观念的“清王朝坍塌”和“民国的大总统”以及“皇帝已不再坐江山”6156等历史性事件的闯入最终导致地域空间和理想文化乌托邦空间的毁灭。现代性所孕育的理想乌托邦在现世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因而 文城 中的林百家、顾同年和陈耀武等第三代的命运并没有明确指出，翠翠也在全文的末尾等待二佬傩送的归来，而只是将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空间中推测他们之后的命运。如果 文城 和 边城的结局是一个大团圆，那余华也就没必要花费大量 时 间 思 考“应 该 怎 么 去 把 握 人 物 的 最 终 结局”163，沈从文也没必要展现湘西的野性原景。因林祥福到南方就找到纪小美的结局并不符合余华所想要表现“时代之乱”初衷，可二者在述说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修补着自身的时间记忆和各个人物的命运，二者之间产生的文本空白又恰巧介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二、文城 边城“归乡”书写的时空表现（一）历史的线性时间体验作为与“古代”相对的时间观念表达，“现代”的本义是“求新求变、打破传承”27，以期用现代的时间概念重新认知历史的生成。文学中的历史却不是线性向前推进，而是采取某个时间断点，力图呈现某一时期的片段风貌。正统历史不能完全保证“正确”元素在历史胜利者书写中有效还原：无法顾全大局的阐释和转瞬即逝的个性化表达往往并存。“而我们知道有太多事物一旦毁弃，历史巨轮再如何神奇地运转也未必能够复原。”7324-325沈从文 边城 和余华 文城 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尝试历史现场还原的想象过程，但都没有能够完全修补历史的空白和裂缝。若没有提前了解余华的写作目的，读者要到文本正篇的三分之一左右才得知 文城 的文本背景大概是在“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祸泛滥”这一段历史时期，而后的“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着重强调历史事件在时间中的标志性符号；沈从文 边城 的文本背景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觉醒的青年对“五四”退潮的“失望”，在文本的最后一节，用“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6156的“现代”时间话语暗示时间观念的转变。二者采用现代时间话语来暗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所面临的思考：中国现代时间和历史的生成是否有悖于中国原有的乡土时间观念，采用西方的现代思维才能明确时间和历史的辩证关系？但历史的生成归根到底是时间的“有意”建构。历史事件作为时间的背景标志显示了翠翠、杨老兵、林祥福、顾益民等人的具体线性时间定位，并使该段历史介入中华民族的整体进程，它至少有着双重意义：第一是作者要用与他们有地缘关系的空间，展现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图景，从而书写“现代”进入中国之前的地域景观以及推测可能面临的威胁；第二是为其笔下塑造的人物提供一个生命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历史舞台。用具体的人生写照反映宏大的历史舞台空间，从个体的生存时间进入民族的历史时间。因历史事件生成的现代时间标志让读者有效进入作者创造的文本空间中，也使文本故事发生的时间有相对的具体性，基于这个时间的事件发生也具有了不可逆转的一次性。科学是“现代”的产物之一，主要是对未来的发展和期待，当被科学所裹挟前进的现代人发现自己已走到科学的尽头，甚至被奴役，所依据的“意义”要消失时，对时间的逃避无疑会让人产生焦虑。而曾一以贯之的传统又被自己推翻和打倒，如何脱离文化的浮根状态，并坚实地走在大地上，80第2期2023年也就迫切需要找到答案。继 兄弟 和 第七天 中无激情消减的现代科学发展所导致的现代人精神恐慌和盲目后，文城 作为 活着 以前的故事，从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转向对过去的考察和认同，或许是缓解消极期待视野的有效解决方式，也表明余华对民族历史生成的进一步推测和认知。过去的历史是开放的，正如余华塑造林祥福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初来源：“我对他只是一个概念：雪冻的时候抱着婴儿来寻找的一个人，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他不说，”165以及沈从文刻画翠翠源于“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65两个形象是余华和沈从文以知道和被体验到的形式在过去的时间中生成，但两个人物的过去和未来发展趋向却可以由余华和沈从文用文字的内在化意义加以揭示，这个过程必然有时间性的参与和“有意”构建。作家可以从一些奇闻轶事中了解正统历史所不为人知的过去，并用文字中的时间话语组合表达和呈现出来。既然 文城 是 活着 以前的故事，边城 要展现民族文化的过去及现在，那文本书写中的历史注定要面向过去，并且前往过去的道路注定是敞通的，这样才能从中获得对现世的警醒。文城 所重点刻画的“乱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 兄弟 和 第七天 前世的回光返照，是对20世纪末这段历史往前推进的时间建构。如果说 兄弟 和 第七天 中的“乱”是现代科学观念的极端发展导致人性尊严的相互倾轧，并以一种魔幻现实的方式表明人为形成的“不合理”已变得“理所当然”，突出后现代因科学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人物狂热所体现出的荒诞和无可奈何，那 文城中的“乱”更明确地指向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民族文化的失根和浮游状态因现代科学对传统文化的无序冲撞所导致。因此在 文城 中呈现清末民初的历史时间或许是余华有意为之和情感倾注的对象，因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211。“现代性”因“现代”的不断更新和不稳定状态形成一种不确定性思维，科学观念的提出也随着“现代”的生成而不断发展和更新，进而不断产生“现代性”关于自我与他者、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思考。但值得怀疑的是，因现代科学生成的时间观念并衍生出的“现代性”，就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走下坡路的趋势？传统之为传统是从现代的角度去批判性理解，难道传统在现时就没有发挥过作用，只不过是异时的“现代”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 边城，文城 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 边城 的写作态度,“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 人 性，更 近 人 情，自 然 便 老 老 实 实 地 写 下去”611。“对过往经验的回想和叙述，也就是对过往经验的一种肯定形式，这种肯定，再深一层，就是对过往经验所造就的自我的肯定。”875现今所获得的知识都是时间性构成的历史产品，这些通过时间构成的历史产品至今绝大部分遗留在各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中。由于“现代”概念生成的不确定性思维并没有完全否认和切断与古代的关系，只是自我为发挥个体个性打破原有思维观念束缚的一次对抗，从而为自我的主观性抒发找到合理性的现存理由，同时“现代”对未来提出的预想和假设在“乌托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溪镇和茶峒一旦完成时间上的精神体验，人会从梦中苏醒，乌托邦也随之瓦解。尽管余华让林祥福作为一个外来者留在南方的溪镇，但如同余华自身投射到林祥福身上的行动轨迹以及沈从文回乡看母所示一般，是借助外来者归乡的方式完成异地的写作，以期从写作中构建理想文化的乌托邦。（二）外来人归乡的精神“失”乐园余华曾用 一千零一夜 的一个故事说明故乡之于个体生命经验的财富“先离开，再回来。然后，局限的经验变成了开放的经验。经验里原有的财富，才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9187。个体只有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产生不适应和陌生的“疼痛”后，才能察觉“熟悉”的珍贵。对积累生命经验场域的开发和探索，实际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带着想象的疼痛，重新返回故乡的过去。“在外来人的身上，体现了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会涉及的远与近的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距离，表明近在身旁的人，是遥远的；而这种外来性，又表明遥远的人却近在眼前。”10132外来人，也可以说是离乡之后再次归来翟文辉，陈琳：乌托邦情结与 文城 边城 的归乡书写81第2期2023年湖南学院学报的“本土人”，在现代语境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10132。林祥福到溪镇寻找纪小美是以外来人身份来的，陈永良和李美莲以外来人身份一路南下，最后在溪镇住了下来。沈从文也是以外来人身份书写离乡之后的湘西。对作者而言，通过写作而归乡的过程也是以外来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记忆中的童年和精神故乡，舒茨认为“外来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挥不去的是对家园的怀恋”10143。这个家园，既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更是民族的精神故乡。既然余华要通过林祥福来展现一个极致善良的人物到底是怎样，沈从文通过湘西展现自然性情下的“民族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64，那将各自的书写对象作为一个情感和思想观念寄托体也就不足为奇了。林祥福的社会角色与余华早期的小说有一定的承接性，他是作为一个“大富户”而在“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即林祥福是通过经济贸易活动而在溪镇落地生根；沈从文从“乡下人”的视角看历史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物和空间如何“美丽”地消逝。有论者认为余华“在 文城 中试图将心中的历史人文精神和生的意义凝结成一个空灵的空间意象文城”11184。余华要突出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小镇，更要写那个时代；沈从文则通过 边城 的书写“刻意借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62。那个时代既有作者自身的记忆书写，也有历史一瞥的文明注脚。对传统的重读，暗喻从西方习得归来的外来人开始认同民族自我传统。以外来人的身份进行文本创作的乌托邦归乡，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异端空间塑造，作为精神实质的传达，它宣称人类无论经历多少困难都没有抵达的可能性，而人正是在这受难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正如林祥福在寻找纪小美的过程中越来越坚定，尽管最后他没有找到纪小美，没有给林百家一个完整的家，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收获了很多精神的财富，他以一个精神完善的儒家圣人姿态走进一个注定要被历史所抛弃的乌托邦空间。对其在这个乌托邦空间的理想仁义实践，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主观幻想，把原有注定失败的结局用时间合理和历史合法的方式加以重新构建。翠翠等待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6159同样有类似的心理激励功能，沈从文通过翠翠的等待鼓舞读者拥有“一种勇气同信心”64。在这个意义上，林祥福的寻妻之旅和翠翠的等待又是作者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对读者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尽管寻找的结果是渺茫的，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过去的经验投射到现在甚至是未来的期待中，原有的精神空无也因欲望的表达得到暂时的填充。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倘若通过乌托邦的构建可以修补民族精神故乡的裂痕，为何“五四”知识分子仍要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解读，甚至有的提出“打倒孔家店”？文城 中的林祥福、顾益民和陈永良等以正面形象出场的人物，他们所内蕴的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实际已被貌合神离地挪用，是古代知识阶层带有宗教性质的现代传教和布道。边城 的翠翠、傩送等人是“是以未经 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1213。让城中人“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63，文城 的溪镇和 边城 的茶峒作为乌托邦空间的构想固然无法去除作者和时代传达的意识形态特质。因作为“乱世”特征的清末民初更明确地指向中国古代传统和现代文明在承接时，二者因无法适应和有效转接，导致文化传承产生裂缝，这也关涉到中国现代文明历史的起源和中国古代传统在当代发展的愿景问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归乡”书写就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观念传达，也构成了 文城 理想仁义情境以及 边城 自然人性呈现的图景，溪镇和茶峒在文本空间里着重表明了余华和沈从文的幻想，又因文学本身也具有减缓和消弭心理创伤的作用，作为写作的文本也就带有心理慰藉功能。通过乱世以及现代性形成的精神危机给予读者以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书写情调。即便这种情调是悲剧性的，也同样对经历过社会苦难和文化失根状态的现代中国读者以在世的方式体会到乡愁情绪的袭来。三、裂缝中的现代乌托邦批判乌托邦作为空间的呈现，对人的性格和性情塑造具有持久的影响。文城 的溪镇和 边城 的82第2期2023年茶峒，只是作为一种图示的构建，余华和沈从文也有意忽略和驱逐了威胁乌托邦存在的因素，人物的未知命运和地域的“乱”景等给读者留下了较大的空白和想象空间。溪镇作为“低配版”的乌托邦空间塑造也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它的背后却又隐藏另一重意义。张翔认为“故事的真正主干是溪镇在危机中维系秩序的一段历史”1373，即采用共同的伦理道德准则维系行将破败的乌托邦空间，让“开始的尚未开始”保留“结束的尚未结束”的光芒，在裂缝产生的空白和痛点中反省历史文化的传承。结构上的无意营造或许是余华的有意追求：“一个沉默的寻访者”165，沉默并不是不做选择，而是在沉默的过程中思考。正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寻访和探索才能成为可能，这也是现代性所强调的。可仅仅将余华和沈从文投射到溪镇和茶峒的乌托邦空间塑造解读为期待的思想观念表达愿景，建构的是地域环境生成的“知行合一”一元化人物行动的历史图景，就无法理解文城 和 边城 在时间上的转换导致前后空间呈现悖论的思想色彩。有论者认为“余华则建构了一个合乎道德、侠义忠诚的理想小镇”14。道德是古代文人传统所着重强调的，也是林祥福前期以外来人身份融入溪镇秩序过程中必备的社交手段；侠义忠诚是其后期面临外部强敌和保卫溪镇的文人品质，前后的承接产生裂缝，进而从另一个层次对“碎片化”现代乌托邦空间进行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少见侠士角色，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一角色留给了作家。”15174中国现代作家以“侠士”的身份写作，是基于古典传统价值体系坍塌后自然而然生成的“入世”手段，“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的林祥福也会关心读书之外的社会生活，承担起士大夫身份的社会责任。可悖论在于，在一个解构英雄、人人皆为“平民英雄”的时代塑造一个道德层次上完美无缺的人物，是否只基于一厢情愿的历史幻觉产生的拟真效果。余华在塑造林祥福的过程中越 来 越 了 解“一 个 善 良 到 极 致 的 人 是 什 么 样子”165，也只是在一个英雄的“伤逝”时代发现时代并未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林祥福作为完美圣人英雄的形象塑造也可视为余华和读者互动的短暂现代产物。沈从文 边城 的书写也通过现代来临之际展现边缘蛮荒之地的美感，“长河 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7288。在个人无法抵抗的情况下，林祥福“被动”选择留在溪镇，纪小美“被动”选择回到溪镇，用两个人在溪镇的成长片段和历史的零星资料拼凑出“乱世”的乌托邦空间；沈从文也在返乡看母后“被动”继续书写 边城，书写主流之外的边缘碎片和个人历史生存轨迹，也正是碎片化记忆构成的不稳定乌托邦，使“这种回到自身的、承传自身的决心就变成一种流传下来的生存可能性的重演了”16436。民族文化的批判性传承自20世纪以来成了中国几代作家代代相沿却又回到古老传统中建立自己乌托邦理想的重演，文城 溪镇的空间图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是 边城 湘西茶峒所展现文化幻象传统的重演。从这一总体性意义看，阿Q所在的未庄以及孔乙己所在的鲁镇，都可以视为鲁迅用“碎片化”的人文景观，以启蒙的视野完成对“理想”乌托邦空间的现代性批判；翠翠生活的湘西可看作沈从文在“碎片化”时间记忆中思而不得、得而顿失的现代性美丽乡村空间；溪镇则是余华求而不得、美梦难圆后，创造具有乡土中国符号特色的乌托邦“碎片化”及“归乡”写作中的想象“疼痛”。按照马斯诺的金字塔模型，如果 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 在细雨中呼喊 着重强调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呈现，第七天 兄弟 是作为社交、尊重和认知表达来看的话，那 文城 可否算是余华最高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这么说 文城 以前的长篇写作都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连续生成，余华在这当中有着自己的现代性体认和经验，是身体现世时间“活着”的身体表达，而 文城 不仅选在易代之际交代个人的选择和命运，而且触及了40年代以前的故事，无法用现世的身体感知，只能从精神层次上通感文化传统的找寻和接续的断裂看中国传统的生存现状？甚至可以说，文城和 边城 中难以修补传统和现代产生的文化承接裂缝，是否表达了余华和沈从文半途而废的理想乌托邦想象的精神困境？现代性所追求的英雄行为意志和耀眼光芒已遮蔽了原有的痛苦、失落和挣扎等负面表达，溪镇作为乌托邦空间的塑造和批判表面上是林祥福的“南寻”和宗教性的“传教布道”，湘西茶峒作为展示民族历史精神的空间心翟文辉，陈琳：乌托邦情结与 文城 边城 的归乡书写83第2期2023年湖南学院学报理慰藉，实际只不过是余华和沈从文在现代的操劳和重压之下，通过“归乡”书写的乌托邦方式，对现实的妥协和共存。参考文献：1张英.余华说 文城：不要重复自己J.新民周刊，2021（19）.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3金胜，胡健玲.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搜狐文化.余华x杨庆祥x孙频x梁空x陈春成：“文城”是我们想象中的精神乌托邦吗？DB/OL.（2021-04-25）2022-04-26.https：/ 文城看余华创作的再转型J.南方文坛，2021（6）.12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3张翔.叙事“迷局”中的共同体与团结余华 文城的叙事留白及其意涵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14彭嘉凝.理想主义下的一次温情叙述评余华长篇小说 文城 N.河北日报，2021-03-26（011）.1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16马丁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责任编辑：资丽君Utopian Complex and Back to Hometown Writing in Wen Cheng andBian ChengZHAI Wenhui,CHEN Lin(School of Humanities,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214)Abstract:As a product of the“modern”reaction,Bian Cheng and Wen Cheng both try to use fragments oftime and sporadic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reconstruct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Xiangxi and Jiangnan areas.With theparticipation of“modern”time and historical concept,they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y of theChinese nation,so as to complete their respective“homecoming”writing with Utopia as a complex intermediary.Relying on space,this historical scene uses Shen Congwen s experience and Yu Hua s childhood hometown tocomplete their own spiritual Utopias and show their psychological fantasy in back to hometown wniting.Howeverthe two-way interaction of time and history leads to blanks and cracks in the text,and the ideal construction of Uto-pia is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spiritual“lost”paradise.The spatial surface of different time and same place is whereShen Congwen and Yu Hua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The essence is to start with a modern critical approach tore-underst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 and moderncivilization.Keywords:Utopian complex;Bian Cheng;Wen Cheng;Back to hometown wniting:“Lost”paradise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