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以1910-1930年代大田府形成为例.pdf

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 以 1910 1930 年代大田府形成为例李天成内容提要 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朝鲜半岛的众多城市因殖民者到来而变得富有现代化内涵。其中，大田府作为殖民时代的新兴城市，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时，在大田的朝鲜人体验到殖民者带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却又不得不忍受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会分层等负面影响，从而在事实和感观之间产生无法弥合的认知裂缝。考察殖民时代大田府的形成过程，可以揭示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作用，阐明其背后殖民统治造成的实质影响，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殖民现代性”理论及辩证地理解“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关系。关键词 殖民城市 空间形塑 殖民现代性 大田府前言“殖民权力”是殖民者向被殖民者施加的单向权力，通常建立于暴力征服之上。由于“殖民权力”缺少现代社会强调的权责对等关系，在程式化的殖民原则（colonial principle）指导下，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开发会变成社会分层的主要诱因。对此，法国学者弗朗兹法农曾精辟地总结道：“一个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地位。”在经典的文本分析研究中，殖民权力的傲慢心态以及殖民话语潜在的认知暴力几乎被揭露961法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杨碧川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 75 页。无遗，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美国学者萨义德和他创立的“东方学”。不过，文本分析法过于依赖抽象文学感知和意识再构，虽然搭建了一条极为精妙的批判途径，但对于殖民地社会根源性心理以及殖民时代的历史语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另外，在后殖民主义和解构殖民主义的语境当中，“殖民性”和“现代性”构成了一个无法分立的话语博弈体系。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去观察殖民行为，不难发现“殖民”本质上是拥有一套复杂系统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几乎所有殖民者都在强调通过有效的方法，促使殖民目标和权力机制的相互融合，以维护殖民体系能够稳定且高效地运行。受此影响，殖民者在建构有关殖民社会的认知框架时，必然会强调殖民行为带来的某些现代化元素，并视之为殖民正当化的理论基础。例如，修建必要的现代设施，建立牢固的权力机关，制定相对严谨的法律和财税制度，推动社会经济高效运行等，让被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殖民地由于殖民行为而发生了改变”这一基本客观事实。这正是本文问题意识的发端：日本曾对朝鲜半岛实施了长达36 年的殖民统治，殖民者修建铁路、码头、桥梁、学校、工厂、医院、养老院等，推动朝鲜半岛脱离前现代社会，快速迈入现代社会。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历史意义？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对此普遍持二元对立的态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殖民时代的朝鲜人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将日本殖民者的近代价值内化，以证明殖民者为朝鲜提供了现代性的发生条件。如美国学者申起旭就指出，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为前现代的朝鲜带来了权力模式转变，在法律设计、身份认同等方面推动了朝鲜的现代化进程。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如韩国学者许粹烈认为，殖民者加速了土地兼并和集中，大部分工业资产归殖民者所有，虽然日本殖民统治促进了朝鲜半岛的开发，而作为这片土地主人的朝鲜人在开发的过程中，却始终扮演着“局061毛思慧：“全球化-本土化”时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兼论兹奥丁萨达尔对“大美国主义”和好莱坞的批判，学习与实践 2006 年第10 期，第140 149 页。Shin Gi Wook，Robinson Michael：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3-31.外人”的角色。韩国学者柳善英也指出，殖民化和现代化是碎片式交叉且相互重叠的过程，殖民者的精神压迫导致朝鲜民族产生了自卑、屈辱、羞耻等心理挫败感，殖民者的经济盘剥又固化了殖民地物质层面的功利主义，最终在朝鲜民族内心汇集成具有攻击性且自恋的殖民创伤（colonialtrauma），因而不应把“殖民性”和“现代性”简单地混为一谈。就上述研究视角而言，无论是“殖民现代性”（the theory of colonialmodernity）的主张者抑或反对者，似乎都将“殖民性”与“现代性”视为同样的黑格尔式线性历史现象。这种“暂时主义”（temporalism）的认知倾向过于强调“现代性”问题的绝对化，而忽视了殖民行为的创造性破坏内涵。因为单就殖民行为所涵盖的各个要素而言，其实并不显得独特，如彼得康宁所言：“规则或规律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也不会 生成任何东西，它们只是用来描述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规律性、一致性的关系。”可以说，“殖民现代性”形成于殖民化“时间”与殖民地“空间”的时空同构框架当中，具有某种“涌现性”（emergence）的特征。因而在研究中，应对该问题加以结构性的把握，避免将“殖民性”和“现代性”以模块化方式拆解分析。同时还应注意到历史发展的一体两面性，将“空间”因素也纳入“殖民现代性”的考察范畴，以拓展该课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把研究视野扩展至“殖民城市”的历史，尝试以新的方式去解读“殖民现代性”理论。纵16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可参考，2016。可参考，2017。澳 简M.雅各布斯：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与城市，何文郁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第 1 21 页；Seung，Park Chan，“Japanese Rule and Colonial Dual Society inKorea，”Korea Journal 50.4，2010，pp.69-83。Roger Griffin，Modernism and Fascism：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Palgrave Macmillan，2007，pp.336-338.Peter A.Corning，The Re-Emergence of“Emergence”：A Venerable Concept in Search of a Theo-ry，Complexity 7.6，2002，pp.18-30.相关研究参见 Bill Sewell，Constructing Empire：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1905-1945，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19；Henry Todd，Assimilating Seoul：Japanese Rule and the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in Colonial Korea，1910-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1；汪宝钗论台北城的殖民现代性 以市区改正与新兴建筑为观察核心，台湾南区大学中文系策略联盟学术论丛，台北：里仁书局，2014；全遇容 植民地都市文化現象：1920年代京城 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第3 分科篇 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2005。观这些研究，虽取得不错的成果，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研究对象选择标准过于集中于殖民时期的大都会型城市，对于其他中小型殖民城市（colonial urban）缺少足够关注。因此，本文聚焦于殖民时代的大田府形成过程，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多层面、多维度分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阐释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空间形塑的影响，以及殖民社会的权力尺度和社会张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客观还原殖民地的社会面貌，辩证地理解殖民地现代化过程中的殖民性内涵，尝试在方法层面上超越“殖民现代性”理论。一“殖民城市”大田的物理空间特征与文化叙事现在的大田市全称为“大田广域市”，是韩国第五大城市，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大田的城市历史并不悠久，起源是 1904 年日本殖民者在公州郡山内面大田里设立的“大田驿”。1906 年山内面被编入怀德郡，怀德郡厅也从原来的怀德邑迁移到大田驿附近。1914 年，在朝鲜行政区大改编过程中，朝鲜总督府将怀德郡、镇岑郡、公州郡儒城面合并，命名为大田郡，成为行政建制独立的城市，大田驿附近的城市化区域被改编为大田面，隶属于大田郡。1931 年，大田面升格为大田邑。1932 年，位于公州的忠清南道道厅移转至大田邑。1935 年，大田邑升格为大田府，从此脱离大田郡的管辖，而大田郡则改称为大德郡。从大田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城市兴起与殖民统治保持着高度的同期化（synchronization），是一座由殖民者创建的城市，殖民性的空间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大田的日本移民始终维持在很高比例。一般而言，日本人在殖民地的比例普遍维持在 8%10%，根据总督府的统计来看，从 1920 年至1935 年，大田的人口从 11825 人增至 36379 人，年均增长率达 7.8%。其中，1920 年在大田面定居的日本人比例高达 79.4%。1935 年大田邑升格为大田府之后，由于辖域范围扩大，日本移民人口比例被大幅稀释，但仍然维持在 24.2%的高位。整体而言，大田面的日本人口基数虽少，却长261，2015，27-58。yy期维持着高比例，因此也较早形成了日本人自治团体。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自始至终控制着大田发展的方方面面。正如日本作家田中丽水所言：“在朝鲜，单由日本人聚集生活而出现地名、完全靠日本人建成的城市 唯有大田。”其次，传统城市的行政区域是以山川、河流的地理边界为基准，边缘呈平缓的曲线，而大田是以贯穿城市的京釜铁路及大田川为界，形成南北长、东西窄的布局，整体规划像是用利刃分割而成的方块（见图 1）。大田面作为城市核心区域，其城市边界和早期日本移民聚居区基本重合，“（日本）居民主要居住的地方是铁路和大田川之间的狭长沙石平地，这个聚居地大致位于北方的站前附近和南方的市场附近”。从整体规划来看，大田的移民聚居区过于集中，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分野清晰，城市形态的人为因素过于明显，整体显得极不自然，日本记者田边理市认为“大田就是一座畸形都市”。最后，从大田的地名设置上，可以看出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存有清晰的文化界限。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地名设置，通常是出于整合行政区域、校准地图等现实考虑。不过，从权力角度而言，“殖民地名”（colonial placenames）是展现权力毛细管作用的直接手段。在大田，市区街道皆采用日式地名，如居民区 本町、春日町、松本町等，功能性场所 大田座、市场、车站等，以及事务性场所 法院、警察所、面事务所等。反观周边农村地带依旧保留着朝鲜语地名，如大东里、水砧里、大兴里等，在地图标记中附有片假名标注的朝鲜谚文读音，这侧面反映出日本殖民者不愿意将朝鲜人纳入自身的感知空间范围。当时的日本移民也清楚这一点，36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即 1905 年由在大田的日本移民所组成的“大田居留民会”。202127，91-92。新興大田回顧 大田地名基因 釜山日報 1932 年 10 月 22 日。辻萬太郞：，1978，18。辻萬太郞：，19。，201930，111-155。Liora Bigon，Place Names in Africa：Colonial Urban Legacies，Entangled Histories，Heidelberg：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pp.14-18.廖拉比根列举了尼日利亚的许多城市街道名称中包含的当地方言，指出英国殖民者的间接统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灵活性。相比较之下，朝鲜殖民时代不存在类似现象，似乎更能说明日本殖民统治的权威性倾向。图 1 1910 年代末的大田地图“聚居区内树立着一排日本风格建筑物，穿着日本服装的行人也很多，这里的内地人继续保持着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不会说朝鲜语。毋庸置疑，他们对朝鲜的历史和习俗，自然也漠不关心”。总而言之，居住在大田的日本人对“朝鲜”表现出的排斥情绪极为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放大。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自发地建构专属于殖民者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以这种方式，让殖民者按照自身意愿，赋予殖民地新的文化内涵，促使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1920 年，日本官方组织编纂了 大田产业志，用以介绍殖民者为当地发展做出的贡献，“大田始建源于明治 37 年（1904）日俄战争时铺设铁461辻萬太郞：，19。路的内地移民，现在形成市区的土地曾是杂草丛生的平地与河畔。远远望去，只是一个荒芜之地，十里之内勉强能看到一户内地人家的 寒村，随着京釜铁路停车站设立，大田才有了地名”，“作为京釜线开通后的全朝鲜首屈一指的都市，作为京釜线和湖南线的分界点，大田城市发展蒸蒸日上，逐年变得繁荣，形成七千余人口的城市，不仅有军营、监狱署等官衙公署，还有银行、企业等设施”。日本殖民者还利用虚构的历史故事，去解构大田的传统历史概念。如田中丽水就记载过一段关于大田诞生的故事：“1909 年，故伊藤公（伊藤博文）陪同韩皇帝巡游南鲜，来到此地，他环顾四周，见山水风光宏大至极，故甚爱之，谓左右曰：将 太田 之地名改为 大田，似为妥当。自此以后，无论何人，皆以 大田 称呼、记录该地。”这则故事在大田的日本人社群中广为流传，却没有任何确切的官方记录。事实上，“大田”与“太田”之间没有任何历史传承。“大田”（）在朝鲜谚文中写作“韩巴特”（），意为“广阔的平地”，最早出现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以汉字记录的“大田”地名则最早出现于 1689 年宋时烈的 楚山日记。早在 1872 年，朝鲜官方出版的 公州牧地图 已明确标有“大田”的汉字地名。“太田”称谓的最早出处是 1904 年 皇城新闻 记载的一段关于日本人设立铁路站点的信息。显而易见，“太田”是日本人根据“大田”的日语读音“”转写而来，因为“太田”更符合日本语的造词习惯。通过在殖民地的共同生活，殖民者编织出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专属于殖民者的共同地域心理。辻万太郎是早期定居大田的移民，他曾如此描述移民社会：“大田的内地人社会由来自日本各地的人组成。北九州和中国出身的人占中心地位，其余人来自不同府县，他们各自组织谋求友谊的府人会、县人会，但也逐渐相互融合，无论出生于何地，都已经变成了殖民地风格的 大田人。早期内地人所使用的语言，虽56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f1921720。田中麗水 大田發展誌 景仁文化社、1917、157 頁。19041226。此处的“中国”指日本本州岛西部地区。然是各地方言横行，但标准语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葬礼、祭祀、新年活动等习俗依然保留着地方色彩，但也逐渐变得统一，出现开放的新风气。”这里所说的“内地人”即来自日本各地的日本人，他们文化不同、风俗各异，但在开放包容的“新风气”影响下，逐渐融为亲密无间的“大田人”，是一种殖民地社会典型的“自我重构”（self-reconstruction）表现。辻万太郎还记述了一段关于他的父亲辻万之助初次抵达大田的想象场景：“当天，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旅行，来到这里。站在低矮的山坡上，他看到的应该是如此风景，前面是一片小小的盆地，东、南、西三个方向环绕着稍高的山脉，映入眼帘的山峰，东南一个，西南一个，海拔都在五六百米左右，一条河流从这两座山间贯穿盆地，流向北边的平地，与其他几条河流汇合，径直流入锦江中游，当时从下游到这个汇合点，有轮船航行，山丘大多是裸露红土和岩石的荒山秃岭，山谷或山脚下稀疏种着松树。另外，平地上偶尔能看到柳树和花草等植物，也许是还未到春天，树都是秃的，花草也是枯萎的，都还没有发芽，乍看上去，就是一片荒凉山野。”辻万太郎试图通过自己的想象向读者证明“大田曾是一片无主的荒凉山野”，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大田的繁荣皆因辛勤的殖民者的到来”。这种描述手法可以广泛地唤起殖民者的情感共鸣，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对被殖民者的“他者阐释”（interpretation of the other）。殖民者为大田城市化和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正是殖民者主张的殖民正当性辩护依据。殖民者宣称：“现在，朝鲜在日本统治下沐浴着文明的恩泽，正在走向幸福。”然而，这种迎合殖民价值观的“空间特征”和“文化叙事”，严重忽视了大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情感，殖民者言行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强烈的排他色彩，这印证了大田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只是服务于殖民者本身，不包括朝鲜人。殖民时代，不少朝鲜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故意将“大田”转写为朝鲜谚文“太田”（），去暗示这是一座“日本人的城市”。661，50。，14-15。1919514。二大田的文化景观和空间营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虽同处于一个城市空间，却呈现出彼此割裂的矛盾状态。朝鲜人作为大田的传统拥有者，却“消失”于城市兴起的过程当中。在这种矛盾状态的影响下，新的物理空间按照殖民者的意志被创造出来，正如波多黎各学者杰佛瑞梅拉所言：“在殖民地的 场所创造（Placemaking）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 过去 更加重要。场所营造包括建构特定的文化叙事，并将其渗透于空间之中。”相较于“文化叙事”的隐蔽与抽象，以显性的“文化景观”展现殖民权力，宣示殖民支配正当性，则更具有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效果。在大田，这类文化景观的代表是“神社”。神社是宣扬“国家神道”的重要场所，而“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集权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联结而成的精神统治工具，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节日祭祀、神礼仪式以及天皇崇拜等。1900 年，明治政府设立神社局，正式委派官员管理神社，神社成为日本的国家机构。1905 年之后，明治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家神道”引入殖民地社会，鼓励殖民地移民集资兴建神社。受此影响，1907 年，大田居留民会以“建立天照大神封斋遥拜之殿”“振兴敬神思想”为号召，组织移民募资，并在大田东北部的苏堤湖和率朗山建起“大田神社”。神社不仅是支配殖民地的精神产物，也是利用自身文化改造殖民地的工具。不少研究者对神社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提出过批判性意见。但仍需要注意的是，殖民者借由文化景观去实现精神规训的意图。首先，大田的殖民者充分考虑到当地地理条件，有意识地将神社建在城市的制高点 率朗山之上，力求达到立体层面的视觉支配效果。通过66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Jeffrey Herlihy Mera，After American Studies：Rethinking the Legacies of Transnational Exception-alism，London：Routledge，2017，p.2.S.Susumu，“State Shinto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The Establishment of Emperor Worship，Modern Nationalism，and Shrine Shinto in Late Meiji，”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2009，pp.93-124.，201336，369-396；神社神社，201142，107-140。比较朝鲜半岛其他神社选址，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 分布在朝鲜半岛的44 座官方神社都位于所在城市的制高点。不难想象，每当朝鲜居民抬头仰望之时，看见耸立于山顶的神社，心中必然会联想到“一视同仁”“内鲜一体”等鼓吹殖民扩张的宣传口号。神社作为殖民权力的物质化身，其精神规训效果不容小觑。其次，大田的殖民者之所以选择在苏堤湖修建神社，还含有更深的用意：消灭朝鲜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苏堤湖曾是朝鲜时代大儒 宋时烈的故居所在，也是朝鲜湖西士林的重要活动场所，湖畔周围修建有众多代表朝鲜传统士族精神的建筑，如东轩、乡校、南涧精舍、杞菊亭等。随着苏堤湖改造工程的推进，朝鲜的传统建筑被拆除，大田神社、苏堤公园、铁道官舍等殖民建筑相继建起。最后，苏堤湖于 1927 年被完全填平，新整的土地被改建为日本人的铁道官舍。空间营造在日本殖民者手里变成宣扬殖民正当性的工具。为了将殖民化归咎于被殖民者的落后性和文化停滞等原因，日本人在公共区域建筑风格中刻意排除朝鲜元素。位于大田城市中心的公共建筑大部分采用“辰野样式”设计，即红砖与灰白色系饰带相间，配有王冠一般的塔楼或圆顶的设计，如大田驿、东洋拓殖会社、殖产银行等；部分建筑由于建成时间较晚，在设计上采用了稍晚出现的“帝冠样式”，即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建筑上搭配日式屋顶，如忠清南道道厅等。日本移民住宅散布在功能性建筑交错空隙，通常是以木质结构的传统日式建筑为主。公共建筑选择西洋式设计，是用以表达殖民者的现代化成就；而私人住宅采用传统日式建筑，则是宣示固守本国文化的立场。在城市中，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类型共同构成了“和魂洋才”的空间语言，不仅彰显了殖民统治的权威性，也展示了殖民统治的先进性。反观外围区域的朝鲜人村庄，则大多是由稻草与泥土混建的简陋居所组成，与日本人明亮、豪华的861，200612，58。韩 金玟秀：韩国城市设计，韩 朴正俸、周毅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 159 164 页。，200218，7-22。，201718，443-456。居住环境相比，显得异常破败与不堪，当时的报纸记载道：“直冲云霄的大建筑鳞次栉比，展现近代建筑精髓的豪华文明住宅，让每座城市都别有一番风味，也将城市的现代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说起来，这些文明住宅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因为，还有不少朝鲜贫民生活在木材脚料和白铁皮围成的房屋或是铺着旧席子的土坑。”从整体布局来看，大田呈现以“大田驿”为中心，日本人社区为核心的辐射结构，核心区域承载着运输、商业、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而外围村庄承载着农业和原料生产、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产业。宪兵队、军营、监狱等暴力机关驻扎在村庄周围，可以有效地确保殖民者的统治。就像弗朗兹法农描述的那样：“在殖民地，宪兵、军队是被殖民者有效的对话者，他们是殖民者及压迫体制的代言人。”1919 年 3 月 16 日，千余名朝鲜人受“三一运动”影响，在大田市场聚集，高喊“独立万岁”，大田的日本驻军迅速出动镇压，打死15 名朝鲜人，打伤数十人。这是大田日本驻军第一次镇压朝鲜人的记录。随着日后朝鲜社会“民心恶化”，大田驻军对朝鲜人罢工、秘密结社、流言蜚语流布、“经济犯罪”的打击也变得愈发频繁，但这种未能克服根本局限的暴力压制显然毫无效果，“犯罪”总是以多种形式再次发生。权力和统治地位并非殖民城市所独有，但在殖民背景下，对统治地位的使用显得尤为直接，建筑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大田的主要街道遍布着日本人的建筑，当时的旅行者记载道：“在停车场附近，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西洋式小楼和日本人的大商店，街道两侧也全都是日本式建筑，我在朝鲜各地旅行之时，无论在哪个停车场下车，那里几乎全是由日本人组成的繁荣商街，大田也是如此。”街道是城市开展贸易的空间，占据主要街道等于掌控了城市的商业命脉，日本商人的空间优势在城市诞96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麗春哀嗚咽声 春春失土幕村 毎日申報 1936 年 5月 24 日。法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第 80 页。，韓國史學報 201974，364-368。Nezar Alsayyad，Forms of Dominance：On th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of the Colonial Enter-prise，Avebury，1992，p.5.d1931124。生之初便已确立，对此朝鲜商人表现得毫无招架之力，“一般朝鲜商贩的买卖都处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之下，现在的发展状态已变得极其微弱，面对日本人大商店的挑战，不知朝鲜商贩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殖民性在殖民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表现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底层逻辑的关联性。换言之，“殖民城市”的建筑设计、空间规划、城市形态等空间因素是造成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的原因。随着殖民权力的确立，殖民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并促使城市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广义“现代化”的部分特征。三铁路技术引入和殖民权力确立讨论大田城市的诞生，就必须提及铁路。铁路作为近代工业化的重要象征，它的问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1898 年 9月，日本通过 马关条约 取得朝鲜统监权，随即逼迫朝鲜签署了 京釜铁路联合条约。1901 年 6 月，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涩泽荣一成立了京釜铁道株式会社，主营业务为朝鲜京城至釜山港的铁路开发和运营，其缴纳金的 1/4 来自日本国库，日本政府还批准其发行了相当于缴纳金 10 倍的高利股票，共计 2500 万日元。当然，日本政府之所以愿意支出如此高昂的建设费用，还包含对外扩张的战略企图，即将京釜线打造成“大陆政策”的重要支撑。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因军需物资运输所需，京釜线施工进度大幅提前。1904 年 11 月 2 日，最先开通了京城至大田路段，该段长约 160 公里，客车票价为每人 1.98 韩元，上午 7 点 40 分从京城永登浦驿出发，下午 1 点 20 分便可抵达大田驿，过去需要步行一周的距离被缩短到仅需 5 个半小时。1905 年12 月28 日，京釜铁路实现全线通车，京釜直行列车开0811935124。鄭在貞：京釜鐵道敷設日本韓國侵略 政策性格，198444，124-126。100，2008，127。京釜鐵道全通，皇城新聞 19051226。始运行，从京城到大田的时间被缩短至 4 小时 33 分。铁路带来了“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奠定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基础。然而，站在朝鲜人视角去看，象征现代文明的铁路，反而是其痛苦的根源。当时，日本殖民者为尽快建成京釜铁路，对铁路沿线的土地实行强制收购政策：收购日本侨民持有土地，价格为每平方米 0.21 0.4 日元；而收购朝鲜人持有土地，价格仅为每平方米 0.021 日元。换句话说，对朝鲜人的土地收购价格只占对日本人的 1/10，甚至是 1/20。1904 年，大田驿设立之后，日军守备队便开始在大田驻扎。至 1905年京釜线全面通车，日本驻朝鲜领事馆在大田设置“京城领事馆警察大田分署”，由日本警察负责大田的日常治安，统监府从大邱调遣了一个小队的兵力，以预防朝鲜人反抗。同时，驻屯日军也时常以各种借口，向居住在铁路沿线的朝鲜人“征发”物资与人力，甚至在农忙时节也强迫朝鲜人修建铁路，但给朝鲜人的薪金却只有正常情况的 1/3，由此导致朝鲜人弃土逃亡现象层出不穷，“铁路通过的地区，没有一处是完整的土地，周围皆显疲敝，千里之路上，十室九空，鸡猪灭绝”。为了杜绝朝鲜人的逃役现象，日军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役夫契约”，规定遇到拒不应征的情况，将连坐处罚乡长、村长。至 1906 年，京釜线和京义线贯通，估计朝鲜共被征用了 1 亿人次的“役夫”。一部分朝鲜平民试图反抗日军横征暴敛，自发加入义兵组织，偷袭和破坏铁路设施。1907 年，为了加强对大田的保护，日军将步兵第 14 联队指挥部移至大田，驻屯兵力增加到一个中队，在朝鲜义兵抗日运动期间，大田日军利用铁路调度兵力的优势，迅速控制怀德、镇岑、全义、连山、燕岐等周边重镇，反抗者很快便遭到逮捕，并被处以死刑示众。18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京釜鐵道直行列車，皇城新聞 1905425。，200412，101。，20018，181-182。1906515。韩 赵景达：近代朝鲜与日本，李濯凡译，新星出版社，2019，第 137 139 页。1905 年至 1907 年，朝鲜半岛共爆发两场大规模义兵抗日运动，分别是“乙巳义兵”（1905 年）与“丁未义兵”（1907 年），因修建铁路而失去生计的农民是“义兵”的重要来源之一。相关论著可查阅，1998。，201412，1-31。1910 年，日本政府以伊藤博文遇刺事件为借口，正式吞并朝鲜。同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推出连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大陆急行列车”，并在大田设置停靠站点。1914 年 1 月 11 日，大田与木浦之间的湖南线铁路铺设工程完成。至此，大田一跃成为连接朝鲜半岛京畿、岭南、湖南三地的枢纽。1923 年，朝鲜铁道株式会社旗下最先进的“晖”（）型急行列车投入京釜线运行，从釜山码头到京城仅需6 小时40 分，中途仅停靠大田和大邱两站。从日本到朝鲜的出行变得极为便利，殖民地旅行（colonial tourism）随即成为日本人的“新宠”。为迎合日本人对温泉和登山的喜好，大田的商人相继开发了大田周边的儒城温泉、鸡龙山等景点。随着铁路线延长，都市生活的共享空间也不断扩大。在 20 世纪 20年代，大田的日本人推动以大田为中心，联动京畿、湖南、岭南的足球运动圈形成，此举让大田成为韩国现代足球的主要起源地之一。纵贯朝鲜半岛的铁路建成，使得日本国内资本可以经铁路对朝鲜半岛展开大规模渗透。1919 年至 1935 年，日本人在大田经营的工厂由 26 家增至 54 家，工业产值从 52.4 万日元上升至 174.8 万日元，卫生、消防、通信、运输、工业、金融等现代化产业颇具规模。大田承担的经济功能变得愈发重要，并不可逆转地融入庞大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1926 年，大田铁路通过车辆达到 15391 辆次，从大田发出货物约为 2.9 万吨，抵达货物约为 8.7 万吨，中转旅客约 241 万人次，到站旅客约 24 万人次，货物运输收入约 11 万日元，客运收入约 35 万日元。群山的大米，安东、新义州、胜湖里的建材，以及中国东北的煤炭等大宗货物在大田汇集，再装箱运至釜山港，经渡轮运往日本。281朝鲜铁道株式会社于 1923 年 9 月 1 日由朝鲜中央铁道、南朝鲜铁道、西鲜殖产铁道、朝鲜森林铁道、朝鲜产业铁道、两江拓林铁道 6 家铁路合并组建而成。日 小牟田哲彦：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海外铁道 从台湾、朝鲜、满洲、桦太到南洋群岛，李彦桦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20，第 150 页。uu，2015，35-58。，2019，26。铁路推动了大田的工商业飞速发展，但也促使大田的土地价格飙升。1925 年，三井财团为响应总督府颁布的“蚕茧百万石增殖计划”，筹划于大田设立丝绸工厂。提前得到消息的日本商团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共同出资 10 万日元，成立“大田土地株式会社”，并以大田土地株式会社的名义向三井财团提出参与土地开发和工厂建设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大田土地株式会社为三井财团提供工厂用地 25366 韩平，收取土地转让金59340 日元和附加费 5000 日元，共计 64340 日元。最终，三井财团接受了该提议，以每平方米 0.71 日元完成土地收购案，这个价格较之前日本人强制收购朝鲜人的土地价格翻了数十倍。“土地可以带来暴利收益”成为当时在朝鲜的日本会社、日本移民、亲日人士等新兴资本势力的共识，他们开始把大量资金集中投入土地金融的短期操作市场。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弱势的朝鲜人，根本无力抵御日本人的资本冲击，通常只能无奈地接受土地被强行买走的现实。四大田行政级别的提升与朝鲜农民的破产对于殖民城市的新兴资本势力，当时的朝鲜社会有一个专门称呼 “有志”。“有志”是殖民权力深入基层社会的触手，可以视为殖民官方在基层的代言人。“有志”们参与地方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非常高，因为通过对地方事务的讨论，他们常常可以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委付行政决策，从而实现资本获利的目标。1924 年，朝鲜半岛南部遭遇大旱，粮食歉收，总督府政务总监下冈忠治南下视察灾情，在途经大田之时，“有志”们组织数百名日本侨民上街游行，并以“灾荒救济”的名义提交了陈情书。不过，这份陈情书并没有38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忠南道廳大田郡今昔，朝鮮日報 1931124。大田製絲支店，朝鮮日報 1925512。1 韩平约等于 3.3 平方米。大田土地會社總會，京城日報 1925718。土地兼併大勢將來，東亞日報 193037；土地兼併急速化，朝鮮日報 1932130。池秀傑：，199620，210。提及任何直接的救济措施，因为受灾的主要是朝鲜农民，“有志”们反而要求总督府向大田方面发包更多的大型土建项目，其中包括大田川改造以及烟草专卖局工厂和慈善医院的筑建工程等。可想而知，当时能够承接这些工程项目的只有日本企业。1925 年，大田“有志”们启动一项宏大计划：将忠南道厅从公州迁移至大田。为此，大田“有志”们积极展开游说活动，期望获得总督府支持。在舆论方面，大田“有志”们大肆挑动民族对立情绪，强调道厅应设置在日本人的城市，他们公开宣称“公州是朝鲜人建造的城市，大田是日本人建造的城市，道厅移转 可看作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对抗”。在私底下，“有志”们则积极囤积新道厅迁移位置附近的土地，“所谓 道厅移转 传说的流行，使购买郊外之土地与家屋的人数激增，土地、家屋的价格时时刻刻都在激腾”。1927 年 12 月 8 日，忠清南道道议会临时开会，会上通过了之前搁置许久的“道立医院建设案”，道立医院选址在大田市内，预示着道厅极有可能迁移至大田，而朝鲜总督府对外界的猜测矢口否认。1931 年 2 月，朝鲜总督府突然又编列了 35.9 万日元的“道厅移转新筑费预算”；3 月，该预算正式在日本帝国两院议会通过。感到危机的公州市民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数千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代表在报纸上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如今这般，道厅从公州向大田转移之事，全然不顾朝鲜人之利害，反而庇护日本人，难免遭到指责，如此刺激朝鲜人民族心理，必然会给公州将来埋下大祸根。”虽然公州方面强烈反对，不惜利用朝鲜民481大田有志，朝鮮日報 1924922。，69，2019，30。大田“有志”充满煽动性的口号对“道厅移转”事件定性产生不小的影响。如韩国学者孙祯睦认为“道厅移转”是具有民族性、阶级性的抗争事件，韩国 学 者 池 秀 杰 则 认 为“道 厅 移 转”是 中 央 和 地 方 的 权 力 纷 争。可 参 考，千寬宇先 生 還 曆 紀 念 韓 國 史 學 論 叢，1985，199620。dfRdfd族心理做激烈辩护，但在总督府操纵下，忠清道厅还是按照计划，在 1932年移转到大田。看上去，“道厅移转”争议以大田“有志”的胜利而落幕。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人意料。1929 年，朝鲜总督山梨半造收受釜山米商贿赂，遭到日本国内的立宪民政党举报，总督府秘书官肥田理吉、尾间立显被拘留，山梨半造本人被责令辞职，并移送至东京地方裁判所接受审判。接下来，媒体揭露出更多与山梨半造有关的舞弊案。其中，忠清南道“道厅移转”的幕后真相也被公之于众：1927 年初，号称“拜金将军”的山梨半造刚刚上任朝鲜总督，大田“有志”们便筹集了 4 万日元“活动经费”，先后两次通过尾间立显，将该经费交到山梨半造的夫人手中；暗地里听闻风声的公州市民也开始积极筹集“活动经费”，却只筹到 3000 日元。显而易见，贿赂金额的多寡决定了“道厅移转”的最终结果。消息一经曝光，立马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然而，为了不损害作为宗主国的颜面，日本政府只对山梨半造做出罚俸 1 年的处理，便不了了之。在整个“道厅移转”过程中，大田“有志”们对大田的城市建设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这都归因于“道厅移转”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在“道厅移转”之后，“有志”们预先购置的土地价格普遍暴涨 5 8 倍，每平方米价格升至 9 15 日元，他们承包的配套工程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前大田站为中心，形成大田川东部的市区（即旧市区），而其西侧土地极其灵活。道厅移转至大田川西侧中央区（即新市区）之后，以道厅为中心，西部将成为大田的发展主力，因此，581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忠南道廳移轉 運動費四萬餘圓，朝鮮日報 1929922。池秀傑：，199620，213。dVjd”Vu大田繁榮論，朝鮮日報 1931102。，東亞日報 1931611。急需先把大田川两侧连接起来，去年秋天修好 2 座桥梁，连接大田桥的12 条干道也在施工，现在的大田川上已有 5 座桥梁，将来计划再增设 5座桥梁”。时间转至 1935 年，“有志”们通过不断努力游说总督府，终于让总督府决定将“大田邑”升格为“大田府”。根据总督府的统计，当时大田府土地约有 309 万平方米。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