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探析——以习近平两篇重要讲话为中心的考察.pdf

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摘要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初步思考集中体现在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和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两篇重要讲话脉脉相通，首次集中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历史地位、科学内涵、正确方向、基本目标、方法论等问题，初步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四大基本问题。这两篇重要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标志性成果，将其确定为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较为适宜。两篇重要讲话中的主要观点在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理论起点；指导思想；系统性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1407作者简介张伯瀚，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理论起点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开创、完善、成型的历史过程，也就应当有其产生的理论起点。这里所说的理论起点是针对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而言的，并非从业已形成的思想体系中提炼范畴、概念等意义上的逻辑起点，而是理论的创立者根据时代课题的转变、结合新的实践要求、从既有理论体系中孕育和创造出全新理论的关键节点，是新生理论的原始表述和最初样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思想体系，反映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邃思考和科学谋划。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明确理论起点自然是深化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关乎如何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本文拟对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以下简称“广东讲话”）和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下简称“学习讲话”）作进一步挖掘，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问题进行探讨。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起点的确定（一）两篇重要文献发表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经过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前往深圳、珠海、佛山、惠州、广州等地考察工作，在考察期间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宣示了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坚强决心和巨大勇气。2012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以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标题，对考察的基本过程和讲话要点进行了报道。在广东考察后的第20天，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依然是改革开放，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的要点发表在2013年1月2日出版的 人民日报 中，题为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探析以习近平两篇重要讲话为中心的考察张伯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91-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目前来看，“广东讲话”详细内容的发表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6月出版的 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 一书中，这一论述摘编收录了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针对干部作风问题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讲话也首次被命名为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4年5月，中央出版了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一书，“广东讲话”中集中阐述改革问题的内容得以公开发表，涵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方向、立场、原则、方法论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等几个方面。“学习讲话”的部分内容也首次发表在这一论述摘编中，讲话被命名为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0月，“学习讲话”的要点被收录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题为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央出版了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这部专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以要点的形式作为开篇之作被收录到该部著作中，被命名为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学习讲话”也首次全文公开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篇重要讲话共同聚焦改革，足见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从内容上看，两篇重要文献联系十分紧密，“广东讲话”奠定了“学习讲话”的总基调，“学习讲话”是对“广东讲话”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广东讲话”中的许多重要判断也在“学习讲话”中得以复现。两篇重要讲话脉脉相通，在时间顺序上前后衔接，在重大观点上相互补充，在理论逻辑上环环相扣，在目标主题上一以贯之，因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研究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二）两篇重要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之所以认为“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改革面临的时代课题看，在两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都特别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虽然“新时代”这一提法此时还未产生，但众所周知新时代开始于党的十八大，因而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围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阐发的，其理论的建构都以这一时代课题为基础，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第一个时代课题相吻合。第二，从推进改革的现实背景看，习近平在“广东讲话”中明确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十八大前后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大实际，化解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改革理论和政策得以创新的最大的现实依据。第三，从理论内容的承接关系看，习近平在两篇重要讲话中首次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地位、内涵、意义、方向、目标、方法论等构想，这些论述既继承了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改革理论，又立足新时代、围绕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出了推进改革的新构想，初步建构了改革理论的新框架。最后，从理论的创造主体和时间节点看，“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发生在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并且是十八大后较早的、集中论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的文献，因而两篇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的权威和意志，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综上，这两篇重要讲话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正式破题”1，将其确定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是较为合适的。二、两篇重要文献反映了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初步思考在“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中，习近平第一次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在新时代为什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四大基本问题，虽然一些提法在过去也曾使用，但从实际内涵来看，这些论述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突破与创新。（一）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重大判断，鲜明体现着党中央推进改革的问题导向，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这一基本问题。-15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2这段论述交代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构成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最为基本的现实依据。攻坚期和深水区是在改革中逐渐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从风险较低、见效较快的农村地区探索起步，初期的改革表现为受益范围广的帕累托改进，凝聚改革共识较为容易，推进改革也就较为顺畅。在改革由局部探索向全域拓展的过程中，改革牵涉到的利益格局更为复杂，并进一步触及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受到的阻力逐渐增大。到十八大前后，解决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具体来看，首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生产能力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制造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十分明显，很多产能严重过剩，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十分严重，我国发展受限于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现状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其次，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相对剥夺感依然强烈，我国社会并未沿着共同富裕的理论设想径直走去。再次，改革要面对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推进改革的成本逐渐攀升，凝聚共识难度增大，全社会参与改革的热情逐渐淡化，或“左”或右的思潮影响改革进行。最后，干部队伍腐败问题频发，工作中的“四风”问题十分突出，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这些问题已经对改革造成了新的干扰。在“学习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3（P5）“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论断极具总括性，准确客观地反映出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和掩饰，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来得猛烈、发人深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将决定改革的走向和策略。一言以蔽之，深化改革必须迎难而上，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有所作为。（二）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学习讲话”中他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体现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鲜明提出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其中，对“系统性”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最高，例如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强调要“不断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系统性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指导原则，意在强调工作的逻辑、条理和章法；“整体性”一词的使用频率低于“系统性”，例如提出“城市规划要体现应有的整体性和战略性”，更多见于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的工作要求；而作为单独概念的协同性使用则最少，虽然我们党一贯强调工作中的“协同”，但极少使用“协同性”这一概念，更多使用的是与之有所差别的“协调性”，直到2012年初才首次使用“进一步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协同性”的提法。换言之，在十八大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作为相互独立的概念来使用的，更多见于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中，还未上升为一种改革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组完整概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则是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习近平将这三大概念组织起来，赋予其全新的内涵，进而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理论特色。一方面，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是三个完全并列的概念，三者层层递进，有其内在的层次和逻辑。“系统性”为最高层次的理念，统摄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系统性就是强调改革理论的基本走向，突出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在改革中的核心地位；“整体性”是改革的基本要求，既要体现在改革决策中的整体谋划，也要体现在改革实施中的整体推进，更要体现在改革效果中的整体效应；“协同性”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手段，更强调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主动配合，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向前进，更具“合作”的意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本来就应当是一-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项系统工程，一个系统最本质的特点恰恰就是整体性，而系统的整体性自然要求其中的各要素协同配合，真正实现改革的协同性，也就能为实现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提供坚实保障。所以，习近平提出的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一整套从观念到实施要求的完整理论体系，“三性”核心都在阐释改革的系统性问题，“三性”都可以归为系统性，这就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轮系统化的改革。总之，这组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理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将围绕这“三性”展开，改革怎么改、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和“深化”，都要以“三性”为衡量尺度。（三）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改革的地位、方向和目标在两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对改革的地位、方向和目标都有所阐发，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去”这一基本问题。第一，揭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地位。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回首改革历史、深思改革现实、远眺改革前路，提出“伟大觉醒”“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由之路”“深刻革命”“关键一招”等一系列重要判断对改革开放的地位和意义进行概括，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进步所做的巨大贡献，这些论断绝非溢美之言。全面深化改革立足新的时代特征，拥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必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更进一步看，在这两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用“关键一招”论将改革开放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贯通起来，同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两大提法饱含理论创新的正能量，标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光明前景，极大地拓宽了改革在新时代的深远意义。第二，阐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两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都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历来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每当改革处于重要关头，方向问题总会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热点。十七大后，胡锦涛首次论及“老路”和“邪路”的问题，“封闭僵化的老路”极力否认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企图让中国重走计划经济体制道路，而“改旗易帜的邪路”则极力鼓吹自由主义，企图让中国走上西化、分化的道路。“老路”和“邪路”都妄图将改革开放引入歧途，危害极大。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明确表示改革不走“老路”和“邪路”，在“学习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 和 发 展，而 不 是 对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改 弦 易张”3（P6），这些论述深刻回答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政策必须恪守战略定力、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本色，做到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质，不为外部环境和错误思潮所左右。第三，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时间跨度。在“广东讲话”，习近平号召全党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3（P1）来推进改革，初步回答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以及时间跨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战略的思考是立足长远的，从来都不只局限于解决眼前问题，改革开放一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同向同行，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是对改革目标的具体化，也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呼应。同时，“广东讲话”还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指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指向21世纪中叶、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应该同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适应”4（P32）。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在时间跨度上至少有两个大的阶段，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目标设置上的下一个阶段，是“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这些初步思考在随后的改革部署中进一步得到印证。（四）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就如何推进改革阐述了“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基本思想，在“学习讲话”中他明确使用“方法论”这一提法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改”这一基本问题。在改革方法论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源于西方系统工程学，其英文原概念为top-down design，意为“自顶向下逐层设计”，后被译为“顶层设计”，最早用于软件开发和机械设计，-17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后逐步拓展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党内，胡锦涛最先使用了“顶层设计”这一概念，2006年9月，他在会见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要切实搞好装备发展的科学筹划和顶层设计”5，但顶层设计此时还未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党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6，顶层设计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此后，党中央针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房建设、农业农村改革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的要求，但其具体内涵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各种解释层出不穷，广大干部群众对什么是顶层设计理解并不到位，顶层设计在运用中也就变得不准确，难以真正实现预期效果。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对顶层设计的内涵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4（P32）。这一解释以系统工程学中顶层设计的原义为基础，揭示了顶层设计是统揽国家发展全局、注重各项改革政策的协同配合、最终强调整体效应的改革方法，这一解释极具里程碑意义，为准确把握顶层设计这一方法提供了可行思路。同时，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对改革方法论的阐述已经包含了有关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关系的思考。顶层设计应当是有限度的设计，习近平将其分为“看准了的”和“看不准的”两大层面，对于看准了的问题就要科学决策、做好顶层设计，下决心推进，做好政策间的配合，努力形成合力，而对于看不准的问题就不能匆忙决策，应当采取试点先行的办法，允许基层进行探索，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形成可行思路后可为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正确的认识来源。在“学习讲话”中，习近平对二者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阐发，他充分肯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巨大意义，称之为“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36，在此基础上完整论述了摸着石头过河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关系，强调二者是“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双向联动，深刻彰显了改革方法论的辩证法。经过这两篇重要讲话的阐发，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逐渐成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两篇重要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在改革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两篇重要讲话中的主要观点在改革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在实践中逐步成型。（一）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说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是立足改革现实、从问题导向出发对推进改革必要性的思考，那么在随后推进改革的实践中，习近平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对为什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发。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普遍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7，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8，因而准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推进改革，贯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具有决定性，新时代的中国生产力已经跃上新台阶，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有与新时代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因素，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地将这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化解掉，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国家得以发展的活力所在。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9生产力永恒发展的特性也就决定了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是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与运用。另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对改革的制度逻辑认识更加深刻。十八大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度问题，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10加强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1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善和发展，成为贯穿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总目标”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总体目标”，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制度问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以及长期性，必须实现深化改革与加强制度建设的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事关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革命，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让这一现代化体现在我国的各项制度、体制、机制上。只有通过改革的方式不断破除阻碍我国发展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建立健全与国家现代化战略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才能深刻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深刻把握改革的制度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二）进一步运用系统观念指导改革实践在“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逐步引领改革实践并发挥作用，开始纠正改革碎片化、部门化、临时化等倾向，这“三性”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区别于以往改革的重要标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的系统化改革，各项改革举措要围绕总目标形成合力，最终实现整体效果。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的多次会议上都鲜明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将其视为改革的内在要求与方法。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升成为推进改革的一条重大原则并写入十九大党章修正案，被确立为十八大以来改革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理论之一。将党章中原有的“协调性”修改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只是概念和表达方式上的“一变三”，更蕴含着改革内在逻辑的深刻转变：以往强调改革的“协调性”侧重的是由代表权威力量的协调机制来调整差异和缩小差距，所谓“调”，就是比例适当、注重平衡，“协调”意味着各要素、各部分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并且这种机制具有临时性；而“协同性”更强调各方主动的积极合作，所谓“同”，是要实现统一与整合，强调的是各个要素和组成部分的聚合力，这就真正将改革理论上升到系统论的高度，实现了改革理论质的飞跃。在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这一轮改革开启了“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这正是在改革中重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一判断也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论指导下的改革新阶段，赋予了改革开放全新的内涵。2020年10月，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称之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从哲学层面用“六个必须坚持”对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高度概括，其中就强调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1，这是从新时代十年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历程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未来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系统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三）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地位、正确方向、总目标关于新时代改革的历史地位。在坚持两篇重要讲话的基础上，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地位有两个层面的新发展：一方面，从“新时代”这一政治判断来看，他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12继续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信心、决心。新时代的进入是一个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催生了新时代的到来，全面深化改革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相生、同向奋进，新时代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成就的集中体现，也为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从“新发展阶段”这一现实判断来看，全面深化改革将贯穿整个新发展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13。新发展阶段的终点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边界”，其标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所以更要发挥改革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观之，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时代开启的改革开放新阶段，是横跨2013年至21世纪中叶、贯穿整个新发展阶段、持续至少40年的大事件，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义重大，更对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意义重大。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老路”和“邪路”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19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8（P512），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情感认同。2017年11月20日，在十九届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对改革的方向问题进行集中论述，强调推进改革要“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14。这“三个不能变”的核心概念是“党”“现代化”“人民”，既有推进制度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更有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改革成果造福人民的初心和使命，为全面深化改革划定红线、把稳方向。关于改革的总目标。在两篇重要讲话明确改革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基本目标后，改革的总目标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被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着力加强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此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二十大对实现这一总目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战略安排，将其融入国家整体现代化的范畴之中，使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更为充实和完整。所以，在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后，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推进，其进程至少要延续到21世纪中叶，经过2035年和2050年两大节点，届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将由“基本实现”变为“实现”，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证。（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改革的方法论在“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的基础上，习近平多次就改革的方法论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在2013年7月湖北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处理好改革的“五大关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集中论述了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经验和指导原则，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已初具规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针对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多次论及改革的方法论，仅针对加强顶层设计这一类方法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包括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等方面的要求，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顶层设计的思想，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各界对顶层设计的理解，使其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性方法。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强调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要于法有据、要坚持协同推进、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等，这些论述直指改革现实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无不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大势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参考文献：1周利生.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形成与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5）：61-68.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1.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努力推动我军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N.人民日报，2006-09-27（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9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求是，2020（2）.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64.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1）.13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 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N.人民日报，2020-12-31（1）.1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7-11-21（1）.责任编辑：杨伟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