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湘西地区的发展论析——以人口迁移为视角.pdf

Apr.2023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3年4月Vol.44No.2第44卷#第2 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湘西地区的发展论析一以人口迁移为视角陆群林春菲（1.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114；2.湖南科技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湖南永州425199)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湘西地区的发展，与湘西人口迁移的历史紧密相关。人口迁移改变了湘西地区的人口结构，强化了湘西地区与外界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少数民族的文物、石碑、族谱及各类古籍文献不同程度地映射了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轨迹，也展现了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客观事实，是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证。人口迁移促进了湘西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加快了湘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步代。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湘西；人口迁移；民族融合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6 7 3-2 2 1 9（2 0 2 3）0 2-0 0 2 6-0 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自在”逐渐过渡到“自觉”再到“自强”的过程1 3 7。我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生长的深厚根基 2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考察，应包含族际关系的维度，其中，人口迁移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湘西是地理概念也是人文概念，其行政范围包括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和邵阳的洞口、绥宁、城步、武冈、新宁、隆回等6 个县市以及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共3 0 余个县市区，系通常意义上的“大湘西”。这里山同脉，水同源，民俗文化相近，是湖南通往云、贵、渝、粤、桂的门户。这里历史上长期被中央王朝目为“蛮夷之地”，在先秦“五方之民”空间认知模式里，湘西属于“南蛮”，3 1 53这种认知模式不仅体现在强调以“中国”为中央，对周边地区进行权力征服上，更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交融 41 2 9 7。梳理湘西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及所导致的多民族散杂居状况，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之一。收稿日期：2 0 2 2-0 8-2 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湘鄂渝黔边区宗教碑石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 0 BZJ021）；湖南省社科规划办一般项目“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背景下武陵山区宗教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 8 YBA357）。作者简介：陆群（1 9 6 9 一），女，土家族，湖南古丈人，长沙理工大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与文化。林春菲（1 9 8 9 一），女，湖南武冈人，湖南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音乐。湘西人口迁移的历史湘西人口迁移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据谭其研究，楚国设黔中郡，国家的管辖范围即深入湘西山地，湘西的人口迁移拉开序幕。秦汉以降，随着中央王朝对南方蛮族的征剿和管辖，湘西人口迁移逐渐加快了步伐。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赴湘西征蛮而最终身葬武陵，即与湘西地区移民的大量迁入而引发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有关。隋唐时国家加大对沅水流域的分治，以及清时的改土归流，均刺激了湘西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居。综观湘西移民，政治性移民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出于成边的政治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驻防屯军移民。秦统一后，实行徙民成边政策，向边疆地区增加劳动力，里耶秦简的出土，表明秦时势力对湘西的渗透。中经汉唐宋，至明清两朝，在少数民族边地的移民屯田政策的力度大为增强，湘西因其地理战略位置的重要，而成为军防重地。北宋时期对梅山的开发，使汉族人口向湘西流动。有学者考证，“宋代的氏族在洪武时期的氏族总数中占了不低的比重，达2 1.7%。元代氏族占2 5.5%，而洪武氏族则占一半以上，达52.8%1 3 1 2。明代中央王朝在湘西驻防屯军的数量增加，设众多卫所，史载洪武年间湘西有沅州卫、九溪卫、永定卫、靖州卫、大庙和麻寮千户所共4卫2 所，明实录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 3 9 4），明廷在沅州地界每驿置一堡，每堡置屯田成卒二百人驻守，且令走递6139。来自四面八方的成卒移民来此屯卫屯垦，这些成卒移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在湘西的防卫和驿27递，同时，在屯防之余进行屯垦。洪武年间湘西地区的移民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军人。曹树基研究认为，当时军人及其家属应有7.4万人，与民籍人口合计约为58.9 万人，其中2 5%左右为元末及洪武年间的迁入者，共有移民约1 4.7 万，而按当时军卫战士中约有2 0%为土著推算，估计湘西卫所7.4万军人中约有5.9 万人属于军籍移民。自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湘西移民加快了步伐，进入盛期。清政府对湘西“生苗”改土归流，始于康熙，至于雍正年间。康熙四十二年（1 7 0 3），尚书席尔达率军直通镇竿“生苗”区，次年设立乾州厅（今吉首）、凤凰厅（今凤凰），所设镇溪千户所，将分巡辰沅靖道员移驻镇竿，统领一切事务。雍正六年（1 7 2 8），清廷“开辟”六里苗地，九年（1 7 3 1）设永绥厅 7 1 8 0。此后，清廷在湘西土司地区及城步、绥宁等苗区相继改土归流，与此同时，鼓励向湘西地区移民，鼓励地方官招民开垦，对开垦百亩以上者，加重奖赏。为加强对苗区的控制，清廷在湘西广大苗族聚集区设置镇、协、营、汛加以统治，并在各地建立塘汛。乾嘉苗民起义后，时任辰沅永靖兵备道的傅鼎在湘西地区着力推行屯田，湘西地区的人口流动由此加快。此时期，清政府在湘西苗疆筑边墙，在边墙沿线建调卡、关门，设哨台、炮台等约计1 1 0 0多座，大力强化军事防卫设施，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增加驻军和屯兵的数量。除军屯外，清政府还鼓励民屯，在厅、县如凤凰厅、乾州厅、泸溪县、麻阳县等地遍设民堡，使“民屯尤众”。鉴于乾嘉苗民起义导致大量的土地抛荒现象，清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和招揽民众自由开垦土地的措施，“任民自由开垦占田”，且规定凡土地开垦达百亩以上者予以重赏，土地买卖的行为也被官府认可，前提是只要向官府呈报，就可以发给执照，“准其永远为业”。清政府的措施刺激了湘西移民数量的增长，垦殖土地的热潮被掀起，一时间很多外来人口纷纷涌入湘西。同时，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湘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是受到“内地民人”即移民的影响而发展起来。这些移民来到湘西，给湘西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商品经济观念，他们或靠手工技艺营生，或开设商铺进行贸易。据凤、永、乾、古、保等五厅县志的记载，乾隆年间，这五县总人口只有1 7 46 43 人，而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 8 1 6）的总人口已为2 9 9 6 3 5人，人口增长了71.5%8153。在这些增长的人口中，显然有大量是外来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从江西迁入，如永顺县志载：永顺县隶楚极边，“改土后客民四至，在他省则江西为多.9 1 3 0。为避战乱也是湘西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晋时永嘉之乱，就有中原士族举家南迁，来到湘西101211。刘宋时，一些中原不堪忍受沉重赋税压榨的民众，为避苛税，也纷纷来到湘西。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难，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叛军，无不伴随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湘西因地处偏远的地理位置，往往成为最后的避难所。此外，湘西还是历史上罪臣流徙流放的地方，这里是史书中常载的“蛮烟瘴雨之乡”，如唐时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因为被贬为龙标尉而被世人称为王龙标。新中国成立后，湘西移民的速度加快。其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层面的举措就是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三线建设是2 0 世纪6 0 年代以备战为主旨而实施的对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1 3 个省、自治区所进行的大规模国防、民用、支援农业的工业及交通、电力、通信、科技、文教、卫生等基本设施建设1 1 2 4。历时1 5年之久，投入资金2 0 52 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 0 多万人1 2 1 1 6，湖南三线建设在湘西等“老、少、边、穷、山”区定点选址新建了大批骨干企业，还从东南沿海内迁了一部分重点企业、技术人员及工人到湘西安家落户，此外还在湘西兴建了一些为军工和农业配套服务的工业交通运输事业，如湘黔线与枝柳线，为湘西、湘中广大地区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条件1 3 2 1 6。西部大开发则是世纪之交，党和国家作出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包括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内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特色优势产业、城乡统筹、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的重要决策1 49。西部大开发加快了对湘西的人才输入和人口流动，对于开发湘西本地资源，改善湘西老少边穷的生产面貌和人口面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二、移民对湘西民族结构的影响移民对湘西地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大量汉族军民的迁入把汉族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湘西，促使湘西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在彭氏土司入主湘西之前，湘西地区农业生产还处在十分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土著居民“喜渔猎，不事商贾”。五代时，江西吉州刺史彭碱率家人及百号工艺人一千多人来到湘西，开启了彭氏家族在湘西地区长达八百年统治的土司历史。他们给湘西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以及思想文化观念。江西有关农业生产的技术，完全适宜在湘西应用，彭氏族人，就这样逐渐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地道的土著人了，这在学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湘西蛮族血统之土著数量多，土客蛮汉氏族混淆十分复杂。据谭其骧1 9 3 9 年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中观点，“将石门、永定二县中的典型蛮姓姓氏，如向、覃、田、舒、苏、龙、骆、杨、吴、28龚、鲁、潘、彭诸姓共2 5族删去。此2 5族中，可能有汉族移民混入，汉族移民中，也还可能有假托的土著，然数量不会太多”1 3 1 2 6。其弟子曹树基研究湖南人的由来，认为雪峰山区南宋移民已占相当分量，占8%1 6%；元及明初迁入占2 7%3 9%，“显然宋代及1 4世纪对湘西的移民是极其重要的，其中尤以明初时间短而移入多，显得最为重要”1 6 7%0O沅、靖两州在宋代乃开南江蛮所置，迁入的移民中固多军人，明初移民中也以军籍为主。湘西江西移民后裔估计至少占湘西移民后裔的6 0%以上(1 7 1 6 s在湘西洪武年间的1 6 1 个氏族中，有8 1 个来自江西，占50.3%5 1 2 4,地方志及一些家族族谱提供了后人了解移民之于湘西商业发展的情况。如凤凰商业中心江西街的出现，追溯起来，可及明末清初之际，为避明末民变的江西人移居至凤凰。据清乾隆凤凰厅志载，明末清初之际，有江西人向西南陆续群迁，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大移民”，其中一部分来到凤凰，他们在凤凰城外东门的沙湾安家落户，以经商为业，渐成“江西街”。在这条街上，涌现了为数众多的商业大户，如裴东禄，他于乾隆二十年（1 7 55），倡议一批凤凰的商业大富，集资在东城外沙湾修建了著名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商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湘西地区商业繁荣及集镇的出现。清同治永绥直隶厅志载：“附近苗寨，颇有在大途旁开店贸易者。”在移民的影响下，湘西地区的土著居民也渐渐通习买卖，把自家多余的杂粮稻谷及土特产，拿到集市上卖，并换取自己所需的布匹和食盐，“亦多用杂粮，易换盐布也”3 1 6至民国，商业往来较之从前，已有大改观，如民国永顺县志载：“近则出口货财日行发达，较从前闭塞时代，不童天渊。”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打破了相对封闭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使湘西地区的民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交流，也加深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对汉民族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和相互依存，湘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增强。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湘西文化符号中的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孕育于湘西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如服饰、饮食、节庆、仪式、神话、歌舞、器物等民族文化符号中，这些文化符号在增进民族融合促进民族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湘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之中，形成开放多元的包容的文化。立于永顺会溪坪的“溪州铜柱”，记录了发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 3 9）的溪州之战，及同年十二月，双方凭神盟誓，立柱为据，议和盟约之事宜。彭士愁被授溪州刺史，文武官员恢复原职，将州城下迁于河岸平地，“溪州铜柱”堪称湘西的“民族团结柱”、中国古代版的“民族区域自治柱”1 9 7。透过铜柱所载“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的誓约，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彭氏家族感恩中央王权招抚提携及对朝廷的忠心，为湘西边睡之地融入中原汉文化圈提供了政治保障。少数民族的文物、石碑、族谱及各类古籍文献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轨迹，也展现了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客观事实，是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证。位于永顺县老司城的德政碑，充分反映了中央王朝与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土司政权的政治关系。清康熙中叶立的老司城“宣慰使彭廷椿德政碑”，记“宣慰使君彭老先生”奉命镇守抚绥多年，开疆辟壤“以笃官，以答圣春”的忠诚。“宣慰使彭弘海德政碑”，记彭弘海致仕第二年，永顺司属所辖58 旗、3 8 0 军民扶老携幼，蚁集司城，歌咏赞叹，民不忘公之盛德，并记公自捐军，随王师远征；闻兴殿工，采大木以贡等，该碑对研究永顺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及民族融合等有重要价值。清康熙五十一年（1 7 1 2）湖广总督鄂海镌刻的“抚苗碑铭并序”，肯定了清廷抚绥苗民之事。清乾隆段汝霖撰楚南苗志附红苗归流图绘有“丰碑永训图”，中为丰碑皇亭，两边为官员民人，中前方为归顺苗民，可见该碑在民族融合方面的意义。湘西少数民族古籍文物与历史古迹交相辉映，共同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洪流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湘西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湘西地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窗口。随着湘西地区移民的不断涌入，道教、佛教也随之传入，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格局被打破。佛教传入湘西地区的时间较早，早在唐末五代，张家界地区就始建有佛教寺庙，江垭兴国寺为唐代尉迟敬德所建；天门山20119寺，始建于唐朝，是湘西地区的佛教中心；铁佛寺，宋威淳元年（1 2 6 5）建2 1 1，元至清初，随着汉族与土家族交往的频繁，佛教在湘西地区传播广泛深入，并为不少人所信奉。道教自唐代传入湘西。1 9 7 2 年，在天门山寺遗址出土了唐代文物天门山玄帝祖（真武帝）的七星宝剑。老司城祖师殿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 3 7），永顺宣慰司志所载老司城道教建筑有玉极殿、崇圣殿、城隍庙、五显祠等4座。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和道教、佛教信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合道教、佛教29的少数民族多元宗教信仰文化。如在老司城紫禁山墓地的墓室中，一棺床的三块青石板上凿有七个圆孔，形成北斗七星纹的雕花。显然，这是道教风水观念对老司城紫禁山墓地雕刻图案的影响。老司城建筑雕刻图像中，既有代表土家族传统族源谱系的图符，也有外来汉民族形式多样的图像符号，如在文昌阁建筑构件中，出现大量1 8 瓣莲瓣纹，这显然是植入了佛教“莲花座”古式覆盆莲花的造型 2 1 。这些文化符号搭建起一座座边区和内地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成为湘西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符号象征。结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文化工程。人口迁移与湘西散杂居状态的形成只是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的一个可能性视角，还有其他诸多视角本文并没有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湘西文化符号中的呈现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逻辑结果，考虑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湘西文化符号中的呈现与人口迁移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且人口迁移也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湘西文化符号中呈现的一个可能性视角，故本文没有对之进行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湘西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湘西，这个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的边之地，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着民族地区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民族人口结构及思想文化观念。如果说“乡土中国”的人口具有低流动性和迁移的被动性，那么，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觉醒，推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自在发展”向现代的“自觉凝聚”过渡 2 3，高流动性和迁移流动的主动性便是“现代中国”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家加快少数民族建设的步伐，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 2 4。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湘西各民族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往，一个新型的“互嵌式社会”的湘西最终会取代传统的湘西，湘西地区各民族将愈益快速地融入中华大家庭，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参考文献：1李维军，杨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续与现实发展：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视角 .贵州民族研究，2021(2).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 0 1 9-0 9-2 8(0 1).3礼记 M.陈浩,注.金晓东,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4孙守朋，耿靖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考察与新时代启示 1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 0 2 1(4).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 卷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7.6余翰武.“沿沅水去看看”：传统集镇商贸空间形态及活力探寻 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 0 1 8:1 3 9.7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罗运胜.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D.武汉：武汉大学,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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