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理财行为金融.docx

公司理财行为金融一、行为理财学研究的意义和要点在实际财务决策中，人们常常发现财务决策者的种种行为“异象：公司的管理决策者往往在他们负有责任的失败项目上投入比成功项目更多的钱；大多数公司决策是在群体环境下作出的，群体行为经常扩大个体错误；过度自信的财务主管可能会选择一个负债比率过高而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资本结构；过度悲观的决策者，则会选择一个过于保守的资本结构而丧失可能的发展机会；利润操纵，包括粉饰报表、选择披露和盈利的短期偏好等都是公司理财实践中常见的行为表现。根据现代财务理论模拟出的公司价值行为总是与现实财务实践发生偏差，人们究其所以，发现在理财决策过程中把人抽象掉了。这里引用著名行为金融学家RichardThaler的一段话：“在金融学术研究和午夜新闻的报导中存在着有趣的对比。只要金融市场出现在新闻中，那么新闻报导中就充斥着人们进行各种疯狂活动的画面：。与此相反，当我们阅读标准的金融教科书时，比如说Brealey和Myers著名的公司财务原理，我们就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人类活动存在。如果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被机器人取代，那么我们在金融教科书中看到的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行为理财学研究就是要把现实中有差异的人拉回到现代财务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行为财务已成为我们研究公司财务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范式。行为理财的研究重点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公司价值估计。行为财务理论认为，部分投资者因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的驱使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需求。基于此，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提出了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的CAPM进行调整。公司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的决定。根据MM理论及其修正模型确定的公司最优资本结构是在抽象掉公司行业特点和公司市场地位等诸多因素基础上确立的，现实的财务决策结果就必然与理论测算结果存在偏差。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已被纳入行为金融研究的框架之中。通过分析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表现，决策融资方式，选择公司股票发行时机；通过研究财务决策中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模式，构建公司融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成为行为金融学致力解决的问题。投融资者个体行为研究。行为金融学从心理学和行为认知学角度对投资者产生理性偏差的原因作了研究。行为金融学借助这些行为研究成果对证券市场中出现的种种“异像”进行系统性的解释。公司理财中的投资策略。利用行为金融理论中所揭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系统性地战胜市场，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管理。在中国进行行为理财研究具有独特的土壤和现实意义。第一，财务学是一门研究财务主体选择的科学。社会经济、文化和个性的差异已被证实是影响财务主体决策的因素，在财务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对决策者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我国转轨经济形态下，政府的影响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面；政府决策渗透下的企业理财决策、个人行为选择必然遵循独特的行为轨迹。中国当代行为财务必须注重从政府行为、资本市场条件和投资者心理特征等方面来分析财务问题，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财务主体的实际行为。第二，中国的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典型的“非理性”表现。这一低效率市场可以为行为财务的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相对于成熟市场，在中国的新兴市场出现的“异像”及其表现有它的独特性，基于新兴市场的行为财务研究必将丰富和促进行为金融的发展。第三，在中国进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内在驱动力。行为财务的实践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针对决策者非完全理性和非完全市场的投资操作策略。研究行为理财策略对中国广大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中广大投资者无疑具有重大价值。二、对我国典型理财行为决策偏差的分析股利相关和公司股利政策中的股票股利偏好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分红主要采用的是派现和送股这两种形式。这两种方式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是不同的：派现使公司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股东手中的现金增加；送股使流通在外的股份数增加，每股账面价值和每股收益同比例下降，同时公司账面上的未分配利润减少，股本增加。根据经典金融理论，投资者对红利和资本利得无偏好差异。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公司保留盈余增加，意味着公司有较大的扩张潜力，公司股价上升，投资者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事实上，投资者偏爱现金红利。行为金融学的分析认为，在行为人进行决策的时候，是无意识地把一项决策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分别管理：一部分是风险低的投资，用来规避贫穷；另一部分是风险较高的投资，用来一朝致富。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一次只考虑一个心理账户，实施“分离决策”。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不同行为选择下的行为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就是遗憾理论。后悔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投资者偏爱现金红利由行为金融理论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与此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利政策有信号揭示的作用。现金红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即期和未来经营状况的指示器。盈利能力是公司选择现金股利的前提，投资者的“理性”告诉他们，现金红利是真正的现金流出，没有一定盈利能力和足够现金的公司是不可能发放的。其他的分红方式不需要企业资金的流出，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更改会计政策等手段，在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虚增企业利润，然后通过账面上的处理，向股东“分红”，所以其他分红方式所能反映的信息不如现金红利那么可靠。有研究人员对沪市上市公司1998、1999年度以及2000年度中期的分配政策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1998年采取派现分配政策的公司在当年及此后几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显著高于不派现的公司。米勒认为与其说投资者重视分红，莫如说投资者更为关注分红政策信息里所包含的内涵和信号。清楚内情的公司经理人制订的分红政策反映了他们对公司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对不知内情的股东来说，披露的分红方案则是一种可以解读的信号。我国的上市公司在确定股息政策时，更加偏爱红股派送。为什么选择送红股呢？有以下几种可能：首先，送红股固然不会增加股票的内在价值，但是对股东来说将收益作为本金留存公司是一种再投资行为。只要公司经营长线看好，股票红利就很诱人。其次，从市场评价来看，送股题材相当吸引人。大剂量送股后每股收益被稀释，为了填补每股盈利的缺口，给公司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信息理论，大剂量送股给市场这样一个信号：公司对盈利增长有信心。再次，公司红股决策最直接的动因还是为了更多地圈钱。比如承销商会建议某些小盘股，先送红股将盘子做大，然后配股，这样配股价不致太高，还可以多圈钱。最后，送股还有避税、没有交易成本等优点。融资决策中的权益融资偏好现代财务理论主张，相同资产类型、经营风险和税负的公司应有大致相同的最优资本结构。20世纪60年代，许多学者从公司融资行为的实际考察发现，企业一般遵从先内后外，先股后债的融资顺序。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理人占有更多的关于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信息，当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时，公司发行普通股后市场股价上涨，新股东坐享其成，老股东被挖走一大块既得利益。当公司举债融资时，老股东独享企业价值增值的全部利益。所以当公司发展前景看好时，公司管理层将倾向于更多的负债而尽量避免发行新股；当公司经营境况和前景不好时，企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使新老股东分摊可能的损失。投资者在获知公司将发行新股时，会把这个信息看成是坏消息而抛售股票，引起股价下跌，公司融资成本增大。我国企业具有极端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融资行为选择有较强的制度性依据和市场发展阶段的必然。第一，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发展失衡，相对于债券融资，股票融资有较少的制度约束。有资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比例非常低，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几乎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50%.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只相当于A股筹资额的%.债权市场的流动性差，截至2001年8月，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家数已达1151家，流通股份为亿股，而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企业债券仅有12个，发债主体6家，日成交金额平均不足5000万元。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结构失衡，直接加大了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因无法进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就成为大多数企业直接融资的“独木桥”。事实上，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上市公司，都把上市作为一种筹集低成本资金的来源来使用，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外延数量型经济和国有企业“赖账机制”所带来的必然的公司融资选择。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权制度的体制深化是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必然选择。第二，制度设计缺陷。我国上市公司中三分之二非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拥有决定权、表决权、资金支配权，但国有股不能流通，其价值一般以净资产多少来衡量。一般地，增发价高于净资产价，增发新股后将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处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大股东是最大的受益者。增发后，非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的股权迅速增值，可支配资金数额大增，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对非流通股东的利益也不产生影响。这样的制度机制激励上市公司追求股本扩张，而忽视扩容资金的收益率。第三，管理制度缺陷。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问题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在留存利润较少的情况下，企业竞相争取配股资格。由于会计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上市公司有可能为了获得配股资格而粉饰利润。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通过编造虚假财务指标、作假账、编制假报表来蒙骗股东和监管机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广大中小股东无法了解公司经营的真实状况，也就不可能对配股资金的使用效率做出合理的判断。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也是平衡债权约束和股权约束、形成有效企业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上市公司的报表管理赵宇龙、陈晓等对上市公司所作的研究发现，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赵宇龙和王志台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具有“锁定效应”。这说明投资者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但是，投资者并不能“看透”财务报表。在实际工作中，投资者通常根据公司财务报表所提供的利润对股票进行心理定价，根据其盈余水平和未来变动趋势判断当前及未来企业的经济价值并据以做出投资判断；债权人根据企业的获利能力和资产规模确定对企业的信用规模，判断信贷资金的风险程度；政府部门则根据企业的利润产生情况制定不同的财税政策，扶植企业发展。既然会计盈利可以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计量指数，并对公司股价形成产生影响，那么公司管理当局选择盈利管理或称“披露管理”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公司的盈利管理并不增加企业的实际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会计估值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的时点控制等都是典型的盈利管理手段。综上所述，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为行为金融素材的采集和研究提供了机会，将丰富行为金融的理论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选择、股息政策确定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有悖于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行为模式，根源于与转轨经济密切关联的制度设计缺陷、市场初级阶段的管理约束和弱势有效市场的管理者行为选择“规律”所决定。在现代理财理论基础上考察公司理财中管理者的行为倾向和选择，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把握认识现实市场，根本地，价值回归应该成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线；对于政府管理当局，把握上市公司决策行为，有针对性地调整体制偏差、完善法规、实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公司理财行为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