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为本：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嬗变--兼论主旋律电影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路径方法.pdf

长江文艺评论2023/2以情为本：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嬗变兼论主旋律电影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路径方法 林琳中国主旋律电影指充分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光辉的影片，担当着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貌、引领中国风气等艺术使命。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主旋律电影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主旋律电影发展回眸主旋律电影的成长贯穿于新中国电影发展史，尽管“主旋律”概念在电影领域直至 20 世纪80 年代才被提出。从建国初期为新中国呐喊的白毛女（1950 年）、姐姐妹妹站起来（1951年）、南征北战（1952 年）、董存瑞（1955 年）、铁道游击队（1956 年）、洪湖赤卫队（1961年）、红色娘子军（1961 年）、英雄儿女（1963年）、小兵张嘎（1963 年）、平原游击队（1974年）等，到改革开放后弘扬中国革命文化的 从奴隶到将军（1979 年）、大渡河（1980 年）、西安事变（1981 年）、南昌起义（1981 年）、孙中山（1986 年）、血战台儿庄（1986 年）等，歌颂改革进程的 钟声（1981 年）、当代人（1981 年）、祸起萧墙（1982 年）、赤橙黄绿青蓝紫（1982 年）等，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历程。其中，建国初期的“十七年”电影塑造了大批典型红色英雄形象，洋溢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幸福与对党和“新生活”的颂赞。1966 至 1976 年，电影沦为政治附庸，人物塑造僵化呆板，服从“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叙事公式化，脱离现实，损害了电影创作的艺术本质，陷入说教、宣传的窠臼。改革开放后，主旋律电影创作在题材上有了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反思浩劫、谋求发展的伤痕电影 小花（1979 年）、泪痕（1979 年）、天云山传奇（1980 年）等，贴近民生的现实题材喜剧电影 小字辈（1979 年）、瞧这一家子（1979年）、二子开店（1987 年）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时代风貌，回归了对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1987 年，原广电部电影局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第一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此后，革命历史片、英雄楷模片、社会伦理片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主要类型。1989 年 2 月 17日，中共中央出台 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对主旋律进行了界定：提倡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优秀之作，提倡一切有利于激发人们发愤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之作，提倡一切有利于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之034作，这应当成为我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投入下，中国电影推出了一系列展现爱国主义情怀、讴歌奋进人生的主旋律创作。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开国大典（1989 年）、开天辟地（1991 年）、大决战（1991 年）、七七事变（1995 年）、长征（1996 年）等再现了先烈志士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焦裕禄（1990 年）、龙年警官（1991 年）、凤凰琴（1994 年）、孔繁森（1995 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 年）等演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领域建设的艰辛历程、感人事迹。然而，由于主旋律电影承担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社会和政治功能，属于一种国家投资、政府指令、电影制片厂完成的既定任务，一些创作往往“主题先行”“教化优先”，出现了人物塑造脸谱化、平面化、背离真实人性，叙事肤浅化、概念化、违背现实生活逻辑等现象，从而疏离了观众。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创作日渐呼应大众审美需求，与商业片模式相互整合,谋求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在拍摄技巧、叙事方法、美学形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主导电影市场与产业发展的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以传递国家主流价值观念为基石，在主题意蕴、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价值理念、美学风格等创作层面深耕细作，生动地表现了爱国主义情怀、时代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审美趣味，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历史感、崇高感、归属感等多层次审美需求，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集结号（2007 年）、风声（2009 年）、十月围城（2009 年）、战狼（2015 年、2017 年）、红海行动（2018 年）、八佰（2020 年）、长津湖（2021 年、2022 年）、悬崖之上（2021 年）等爱国主义战争题材影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切近现实人性，通过人际、家庭、伦理等视角的故事呈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被从平凡中走出的英雄角色的勇敢赤诚、舍生取义深深打动，从而建立起对国家集体记忆的认同心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建国大业（2009 年）、建党伟业（2011 年）、建军大业（2017 年）等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呈现于通俗感人的影像故事，塑造了老一辈革命志士的英雄群像，展现了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和继往开来的变革意识。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我和我的家乡（2020 年）、我和我的父辈（2021 年）等采用板块式叙事结构，刻画平民英雄，讲述百姓生活，透过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折射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将淳朴真挚的家国情怀运化在生活化、日常化的现实情景中，展现普通中国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奋斗步履。中国机长（2019 年）、攀登者（2019 年）、夺冠（2020 年）、中国医生（2021 年）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将集体目标与人的本真个性并置，在讲述平凡英雄的认知蜕化与成长过程中，熔铸以身许国、为国争光的担当精神，精准地塑造了各行各业的英雄群像，彰显了仁爱博大之情和捍卫公义的社会责任感。你好，李焕英（2021 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年）、唐山大地震（2011 年）等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以类型化的创作技巧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中国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中国人民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映射平凡人世的温情达观。钢的琴（2011年）、我不是药神（2018 年）、少年的你（2019年）、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 年）、再见吧，少年！（2020 年）等现实题材影片切中民生热点、难点、痛点，深度挖掘人性，反映人民心声，直面社会缺失，揭露社会问题，通过演绎现实困境，表达对生命的真诚、尊重与悲悯，歌颂人性光辉，传递生活暖意，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聚艺厅035长江文艺评论2023/2二、新主流电影美学探微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电影的蜕变为国产电影可持续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如何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创化和运用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方法与思维，开掘中华美学精神电影呈现的多重可能性与路径方法提供了有益借鉴。（一）立足真性情，刻画英雄人物中国美学强调，艺术创作以表现生命情感为中心，以延展和抒发生命的真性情为本位，为心灵提供诗意的栖居之地。从西周起，中国早期诗学以情志为本体，以言志为核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美学兴起，陆机 文赋、刘勰 文心雕龙、钟嵘 诗品、顾恺之 画评、宗炳 画山水序、谢赫 古画品录、蔡邕 九势、王羲之 书论、阮籍 乐论、嵇康 声无哀乐论 等大批文学艺术论著问世，标志人的自觉、文的自觉、艺术的自觉，文学艺术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其中，顾恺之论说的“以形写神”明确将人的精神、心灵与神性视作艺术表现的核心，成为后世中国艺术理论与创作领域的重要原则。谢赫将“气韵生动”置于绘画六法首位，亦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创作原则与审美评价标准。五代时期，荆浩提出绘画“六要”原则，以“气”“韵”为要。至宋代，苏轼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人物画的传神论，指出：“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与众中阴察之”1，这里“人之天”即人的精、气、神，是人本真自然的真性情，经过长期观察才能把握。而“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2，指人的精神特质各不相同，抓住了“神气”，即“人之天”的个性化典型性特征，就能达到顾恺之、陆探微的水平了。可见，中国美学的重要审美标准在于表现人的真性情。据此反观新主流电影的英雄人物塑造，较之以往的同类题材创作，虽仍以担当、牺牲、奉献精神为内在血脉，但更加注重回归人自然本真的性情，从真实人性出发，在充满偶然和矛盾的世俗生活与行为中见证和诠释崇高的精神价值，进而使英雄不再“神化”而走向“人化”，不再“完美”而走向“完整”，不再“遥远”而“接地气”，这是新主流电影赢得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如 战狼 2 中，冷锋因看不惯流氓欺负战友家人，不顾军纪除暴安良，传神刻画出血气方刚的个性风骨；在发现儿子的偷盗行为时，他出于袒护之心视而不见，表现出一位普通父亲的舐犊之私。凡人不是圣人，有私心杂念，但当临危受命，愿意挺身而出，敢于一力担当，就是英雄。新主流电影在绘制人物的精神版图时，有意识地突出英雄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使人物形象更切近人的本性，真实而有立体感。如 八佰 中，老铁本是一个村民、匠人，战争打响后只想拼命逃跑，上了战场怯懦、害怕，但当他亲眼目睹身边的战士英勇就义，切身感受生命价值的崇高，便在最后关头毅然选择誓死战斗，谱写了舍身卫国的生命壮歌。时势造英雄，在烽火连天、枪林炮雨的民族危难下，唯有心怀大爱，才能挺身而出，为亲人和同胞、为救亡图存出生入死、勇往直前。影片 长津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心怀仁爱的英雄本色。该片以“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俩的血缘情及七连战士的兄弟情为叙事主线之一，从平凡的视角聚焦和刻画宏大历史背景下的英雄人物，以家国同构的叙事形式塑造了战场上的英雄群像，细腻地展现了休戚与共的手足情、肝胆相照的战友情、义薄云天的家国情，生动诠释了临危不惧的民族大义、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二）着眼幽微处，透视宏大历史中国传统美学有“以小见大”的审美趣味。先036秦两汉时期，中国曾崇尚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念，如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释“美”：“甘也。从羊，从大。”3，庄子 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4等。到魏晋时期，文学艺术虽仍推崇巨丽之美、恢宏之魄，但文人意识的自觉，隐逸文化的兴起，促使“士人们返归于内成就心性的圆满，以近追远，以小见大，以平和的愉悦代替外在的争夺，以细腻的体验代替粗俗的官能享受”5。六朝时期，小情小趣日益受到重视，如南朝 小园赋，透过小园寄写兴亡离合，借植物、动物和山水等意象勾连哀愁之情与归隐之心，魅力千古不衰。宗炳 画山水序 中言：“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6体现了中国山水画“以小见大咫尺千里”的审美追求。中唐以后，文人愈加欣赏小的趣味，多着墨小景、小事，从小处、实处生发无限深广的情思感悟，开显宇宙大道。在这种审美思想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芥子纳须弥”“一花一世界”等创作理念，推许以简致的艺术形式蕴藉社会万有，激发深层次生命体验。例如，宋代马致远、夏珪的山水画多作“一角”“半边”之景，却见广阔天地间的无穷之意，故有“马一角”“夏半边”之说。中国园林遵循“壶中天地”的创造理念，如明代计成言：“板壁常空，隐出别壶天地，亭台影罅，楼阁虚邻。”7讲求以石代山、以池代海，于亭台楼阁之间法天象地、俯仰乾坤。“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被成功运用于新主流电影，如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 等。如 我和我的祖国，平行记述了七个主题故事，分别呈现了建国七十年来的七个重要历史瞬间开国大典、研制两弹一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举办奥运、神舟返航、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同时通过塑造多个时代小人物的典型形象，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表现中国人民为建设祖国的拼搏、奉献和牺牲精神，传递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隔”的坚定信念。电影 唐山大地震（2010 年）放弃了好莱坞灾难片叙事模式，没有渲染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不以表现人类战胜或逃离灾难的智谋与勇敢为主，而着眼于灾难中的一个普通小家庭，围绕一位母亲只能在龙凤胎中选择救下一个孩子的两难抉择展开，通过震后一个普通家庭及一对母女关系三十年的变迁勾起人们对惨痛灾难的回忆，引发人们思忖人情伦理和爱的意义。（三）以美扬真善，眷注民生民需美善相济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主张通过文学艺术触动人高尚的情操，激发人向善的审美情感，体认自由、平等、公正、仁爱、诚信等人类普遍性的公义、公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美善相济”的美学传统发端于三皇五帝时期的“礼乐相济”思想。到西周时，中国已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设置了“大司乐”“乐师”“少师”“典同”等乐官，采取“乐舞”“乐语”“乐德”实施乐教。8先秦以后，儒家往往将美与善相联，倡导“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9南朝时期，刘勰在 文心雕龙 原道 中提出“圣因文以明道”10，凸显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发展了“文以明道”思想，周敦颐在 通书 文辞 中明确指出“文所以载道也”。11清代王夫之在此基础上提出“诗以道情”，强调文学艺术依托审美情感发挥“兴、观、群、怨”即“四情”的社会作用，“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12。在“美善相济”美学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电影从发展之初的“影戏”时期，就凸显了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诞生了 孤儿救祖记（1923 年）、玉梨魂（1924 年）、姊妹花（1933 年）、狂流（1933年）、渔光曲（1934 年）、十字街头（1937 年）马路天使（1937 年）等大批优秀作品，并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故事为载体表述社聚艺厅037长江文艺评论2023/2会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伦理片传统，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揭露假恶丑，传扬真善美。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新主流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当代审美视角和视听语言呈现现实与人性，观照人的精神世界，展现美好情感与思想力量，推进电影充分发挥社会效用，促建向上的、向善的文化秩序。例如，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 针对药价虚高给百姓带来的求医难问题，通过主人公从违法代购药品逐利到牺牲自身救助癌症病患的蜕变故事，不但鞭挞拜金主义价值观，彰显人性光辉、传递生命温暖，而且真实反映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经历的曲折与困难，把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医保问题推至台前。该片引发的舆论效应使国家领导人及时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真正实现了现实题材创作反思现实、促进制度变革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现实题材影片 少年的你 讲述在高考前夕，被一场校园事件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彼此守护、长大成人的故事，逼真地演绎了校园欺凌行为及其恶果，表现了两个边缘少年在极端生存困境中的无奈挣扎、帮扶救赎，揭示出要从家庭、社会、学校、法律等多方面直面青少年成长困境，探索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路径。（四）融合类型元素，寓教于共情中国哲学是生命体验的哲学，基于这种哲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关乎生命体验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感悟与探寻，故而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形神兼备”“由艺臻道”。因此，中国美学对艺术之“形”的要求远不止描摹，更在于传神，唯传神之作才能打动观众。如顾恺之在 魏晋胜流画赞 中言：“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13指出临习前人画作，欲得其神韵，不能单纯临摹笔法，更重要的是心入其境，体悟其生命状态，唯通神方可传神。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多以气韵、神韵论画，强调无论山水还是人物都要充满生机、活灵活现。相反，如形式枯槁、呆板僵化，则毫无生气，难以载道。到宋代，苏轼就人物画提出“写真”与“传神”并重，“常形”（外部形态）与“常理”（内部规律）皆循。如是，唯有符合普遍生命规律和认知习惯的艺术形象才能“形具而神生”14，动人心弦。观隅反三，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能否实现或多大程度上实现传播主流价值的诉求，取决于艺术形式本身能否引发共情或引发共情的程度。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形象或虚拟造型、故事之所以给人以生命感、真实感，而非死气沉沉，首先基于其所塑造的人物符合真实人性，所叙述的事件遵循生活常理，符合生活逻辑，在此基础上运用电影技术手段营造真实可感的视听效果，才能全面调动观众心理因素参与其中，通过共情将观众引向或带入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自由的精神境地，感受真善美的精神力量。21 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自觉在题材挖掘、电影叙事、电影技术、电影修辞等层面探索创新，嫁接融合动作、爱情、喜剧、悬疑、奇幻等诸多类型元素，运用商业手段进行类型化包装，使自由、平等、正义与爱，人性光辉与家国情怀等主题彰显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的叙事节奏、引人入胜的情感纠葛、瑕不掩瑜的人性塑造之中，既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又有效传递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如 你好，李焕英（2021年），深度融合了喜剧片与中国传统亲情伦理片的类型元素，运用“穿越”叙事模式，讲述了主人公贾晓玲在母亲遭遇车祸的弥留之际意外穿越回20 世纪 80 年代，与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李焕英相遇相知的故事。该片虽冠以时空旅行，但其再现的场景、事件均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真实感，人物塑造惟妙惟肖、个性鲜明，情节展开顺理成章。通过一连串令人忍俊不禁的搞笑事件动情038演绎了平凡生活中的伟大母爱与亲情，引发了观者强烈的情感共鸣。战争题材影片 悬崖之上 采用悬疑片类型要素，通过步步为营、扣人心弦的情节安排营造戏剧性张力，在没有宏大战争场面的情况下，创造了惊心动魄的谍战效果，同时丰满地刻画了特殊战争年代普通又真实的共产党特工形象。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 流浪地球，借鉴好莱坞科幻片的类型模式，讲述了 2075 年太阳即将毁灭之际，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以尝试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的故事，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基本结论：中国素有美善相济的美学传统。儒家美学以“仁”为核心，认为仁爱出自人性的本然要求，“人之行仁实是人自身存在的使命感，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自觉选择和积极担当。”“只有在仁体流行的生命情感过程中，人才能乐天知命，达于一种天人合一 的生命境界。”15故而主张以“诗”“乐”培养仁爱之心，塑造完整的人格，达到情理中和、美善圆融的生命境界。中国电影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即接续美善相济的中华美学精神，形成了关注民生与人性的现实题材伦理片传统，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起，主旋律电影主动回应当代中国人民对历史的集体认同，表达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引导时代和社会风尚。然而，由于主旋律电影曾一度由电影制片厂按照政府指令制作完成，一些创作出现了只顾政治诉求、忽视艺术规律的弊端，导致脱离现实逻辑、违背真实性的英雄主义等现象，减损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迈向新主流电影的发展道路，顺应人民审美需求，自觉深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人的真性情刻画英雄人物，着眼幽微处透视宏大历史，融合多种类型元素，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声画艺术形式眷注民生民需，寓教于共情，颂赞了爱国主义情怀，讴歌了真善美的人性光辉，描绘了乐观向上的奋进人生，有效传承和发展了中华美学精神。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电影创作展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路径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8BC03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_注释：苏轼：东坡集 传神记，转引自李喜所、徐兆仁主编：历代琴棋书画论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78 页，478 页。康熙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5页。庄子：知北游，方勇译著，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362 页。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215 页。朱良志编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 页。计成：园冶，黄军凡绘，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年版，第 84 页。徐启庭：周礼开讲，张善文、马童奇主编，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2 页。荀子：乐论，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28 页。10文心雕龙原道第一，王志彬译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10 页。11 周敦颐：通书 文辞，周子通书 张载集 二程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 页。12 王夫之：诗广传，王夫之 诗广传“四情”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 7 月。13 转引自朱良志编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 页。14 荀子：天论，中国美学思想史 第 1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5 页。15 张法主编：中国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第 75 页。（责任编辑：王琴）聚艺厅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