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pdf

第 25 卷第 2 期2 023 年4 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5,No.2Apr.2023收稿日期:2022-11-22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Z2019D018)作者简介:李光龙(1961),男,河南罗山人,博士,教授DOI:10.19722/ki.1008-7729.2022.015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李光龙,谭茜(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摘 要:基于 2017 第一季度到 2019 年第四季度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财税201870 号文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主业投资的路径提升了企业固定资产比率。进一步考察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成熟期企业固定资产占比提升的影响更加明显。根据结论,提出了适当降低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留抵退税要求、进一步提高退税效率、防范骗税风险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更多就业等相关建议。关键词:留抵退税;资产结构;双重差分模型;增值税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29(2023)02-0078-12一、引 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关乎企业发展的质量,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学术界亟待研究的问题。企业的资产结构反映了企业资源配置状况:合理的资产结构能够使企业保持高质量的偿债信用,使企业绩效最大化1,提升企业价值2;不合理的资产结构,将导致企业业绩下滑,甚至陷入财务困境3。因此,研究企业资产结构对企业生存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已有文献来看,多数学者主要从微观角度分析资产结构,鲜有文献聚焦税收政策与企业资产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税收政策可以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进而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收入规模占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对宏观经济有显著的调控作用。增值税的中性特征使增值税具有促进公平竞争、实现经济公平的功能。然而,当存在销项税额不足以抵扣进项税额时,未抵扣的部分将作为留抵税额转到下一期进行抵扣。庞大的留抵税额提高了企业经营资产的使用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阻碍了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换代,给实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障碍。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 号)(以下简称“财税201870 号文”),要求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进行留抵退税。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税202214 号)(以下简称“财税202214 号文”),留抵退税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申请增量存量留抵税额的全部退还。大规模留抵退税成效显现: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 2.5 万亿元,实行大规模退税将是主要措施,全年留抵退税预计约 1.5 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能够使企业得到退税资金,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增值税返还链条,降低企业经营资产的使用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那么,在增值税的留抵退税政策下,企业的资产配置将会如何变化?现有文献对留抵退税政策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发现考察留抵退税对资产结构影响的文献。基于此,笔者以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这一外生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拟探究87留抵退税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基于留抵退税政策这一新的角度,拟探究企业资产配置的可能变化,拓宽了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又以企业资产配置效率为政策落脚点,丰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效果研究;(2)在研究方法上,以财税201870 号文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挖掘留抵退税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促进主业投资来提升固定资产比率的证据,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3)在内容上,拟考察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生命周期情况下,留抵退税政策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差异,探究背后的成因。二、文献回顾(一)企业资产结构相关研究企业如何决定在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上的支出比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财务决策。已有众多文献研究资本结构,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社会责任和流动性冲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的影响4-5等。但是,学术界对企业资产结构的研究却未引起相应的重视。从微观层面看,学者从资产结构的效应角度进行研究,如资产结构的引致效应6,资产结构对企业的经济撬动效应7,资产结构对企业并购8、企业流动性9、资本结构10、经营业绩11和企业价值12的影响,少量文献涉及资产结构的优化13。从宏观层面看,现有文献涉及区域金融生态环境14和地区产权制度、地区缔约制度15、预期通货膨胀16对资产结构的影响。(二)增值税留抵退税相关研究增值税的留抵税额是指当期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而导致的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发布起,我国一直实行增值税的留抵不退政策制度。直到 2018 年,我国才逐步允许较大规模的留抵退税。浏览文献可知,留抵退税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目前,有关留抵退税的文献大多为理论分析和税收实务,如留抵退税的分布和影响17,留抵退税制度的国际经验借鉴18-19,留抵退税的负担机制20,留抵退税权的证成与规则完善21等。鲜有学者用实证分析法探究留抵退税对企业的影响,少数实证文献分析了企业价值、创新研发、企业投资、企业金融化和债务融资成本等,如解洪涛等22使用 2015 年全国税源调查数据发现,留抵税额挤占了企业现金流量,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黄贤环等23使用了 2016 年第一季度至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部分学者以财税201870 号文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留抵退税政策,结果表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显著激励企业创新研发24,增加固定资产投资25、提升企业价值26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27的提高。以上文献未涉及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资产配置的问题。实际上,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不容小觑。基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检验方式,笔者拟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资产结构的因果联系,并进一步讨论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根据实证结果为完善留抵退税政策提出建议。三、理论分析与假设(一)政策背景长期以来,在我国增值税制度中,留抵税额不能退还。为解决企业资金被挤占的问题,自 2011 年开始,我国对 29 家集成电路企业实施留抵退税政策,2016 年对从事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研制项目形成的留抵税额予以退还。上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只涉及部分企业或部分项目,改革范围有限。2018 年,财税201870 号文出台,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在我国试行,退税行业覆盖了 18 个先进制造业。2019 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第 39 号)(以下简称“39 号公告”)规定将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扩大至全行业,同时提高了退税要求。同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97李光龙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以下简称“84 号”公告)出台,放松了对先进制造业的退税门槛。2022 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第 14 号)(以下简称“14 号公告”)出台,我国进一步释放了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允许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部分行业在规定时间内申请退还增量与存量留抵税额。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以下简称“21 号公告”)进一步扩大了 14 号公告所规定的行业范围。2022 年,国家多次出台政策文件缩短退税流程时间。与往年的退税政策相比,2022 年的政策具有退税范围更广、退税要求更低、退税力度更强及退税效率更高的特点。政策变化如表 1 所示。表 1 2018 年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主要历史沿革文件/公告主要退税要求退还款项财税201870 号文1 先进制造业等 18 个大类行业2 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3 36 个月内未发生骗取退税等情形以纳税人申请的期末留抵税额和退还比例计算,并以 2017 年底期末留抵税额为上限39 号公告1 连续六个月增量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留抵税额为基数)2 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3 36 个月内未发生骗取退税等情形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中进项构成比例的 60%(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税额为基数)84 号公告1 部分先进制造业2 增量税额大于零3 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4 36 个月内未发生骗取退税等情形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以 2019 年 3月 31 日的税额为基数)14 号公告1 小微企业、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2 纳税信用等级为 A、B 级3 36 个月内未发生骗取退税等情形规定时间内分别退还增量、存量留抵税额(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为基数)21 号公告进一步扩大了 14 号公告规定的行业范围至批发零售等 7 个行业规定时间内分别退还增量、存量留抵税额(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为基数)(二)理论分析与假设首先,由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广、税率单一且实行全环节课征,增值税具有中性的特点。不论何种经济组织形式,只要企业在最终的消费环节增值额相同,增值税税负就相同。多档次的增值税税率、生产型的增值税会造成重复课税,扭曲微观主体的行为28。与前者相似的是,留抵退税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具体来说,当产生进项税额而没有足够的销项税额时,企业就有一部分资金会“滞留”在政府,企业不仅由此失去了这笔款项带来的时间价值,也面临更高融资约束26183。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与装备制造等重资产行业或者初创企业,这种扭曲效应更加显著,原因在于,这些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若不能产生相同或更高的销项税额,那么政府中将有大量挤压资金。从税收的替代效应分析,增值税留抵不退税提高了固定资产的使用成本。为了减少企业现金流的压力,提高资本收益率,企业可能选择增加雇佣人数以代替资产投资,或者减少主业投资,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若不能留抵退税,长期来看,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将减小,流动资产占比增加。如果企业实现了增值税的留抵退税政策,则会消除生产要素配置的非中性效应,降低固定资产的使用成本。通过信号传递机制,企业对实业经济充满信心,加大对主业的投资。0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其次,根据权衡理论,确定资产结构的本质是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弱但收益高。若对未来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企业更愿意提高预防性储备,因而降低固定资产的持有水平。留抵退税体现了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信号,提升了中国企业对未来发展向好的信心,降低了企业预防性资金的需要,从而会提高固定资产的持有比例。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会激励企业提高固定资产的比率。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内部与外部两种渠道进行融资。其中:内部融资来自内部融通的自有资金,具有风险低、成本低、自主性强等特点;外部融资可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主要通过向银行金融机构或机构投资者筹资,具有高效性、高风险性和有偿性等特点。由于企业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较为保守,他们需要高额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其信息成本,导致企业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留抵退税政策不但体现了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也表明了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担保,给外部融资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降低外部融资门槛,为企业技术更新、扩大规模带来资金支持。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缓解了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提升固定资产比率。四、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财税201870 号文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上市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为保证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的操作可行性,笔者选取沪深两市发行的 A 股上市公司 20172019 年的季度数据,以 2018 年第三季度为政策实施季度。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剔除了原始数据中金融保险类、ST、ST 类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31 128 个样本观测值。本文的全部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二)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资产结构。资产的管理一般指的是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管理29。由于固定资产比例与流动资产比例具有反向关系,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比率(fixed asset ratio,FAR)来衡量资产结构。2.主要解释变量主要解释变量为 Treati Postt。本文根据财税201870 号文设置 Treati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属于该政策试点行业,则 Treati为 1,否则为 0。设置 Postt为虚拟变量。其中:i 为不同企业;t 为不同时间。考虑到财税201870 号文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出台并规定相关企业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退税工作,2018 年第二季度几乎不受政策影响,因此以 2018 年第三季度作为改革点,2018 年第三季度及之后 Postt取 1,否则取 0。Treati Postt表示留抵退税实施的政策效应。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雷新途等14105的研究,将资本密集度、经营现金实现水平、公司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影响资产结构的控制变量并加入可能影响资产结构的控制变量股权集中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在样本期间,考虑到我国实施了许多减税降费政策,为了排除减税降费对企业资产偏好的影响,参考刘骏等30和刘行等31的做法,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具体定义如表 2 所示。18李光龙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根据 39 号公告,2019 年 4 月开始全行业试行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制度,但 39 号公告的退税门槛高、使用范围窄及退税额度小,如要求申请留抵退税的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符合条件的企业并不多。2019 年 6 月,国家又放宽了部分先进制造业的退税条件(参见 84 号公告),这些行业与本文研究的试点行业范围相同,因此保持了控制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区别。表 2 变量名称及解释变量类型变量名变量符号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比率FAR固定资产净额/资产总额解释变量政策效应Treati Postt处理组企业政策实施后为 1,其余为 0控制变量股权集中度schrcr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季净利润/当季净资产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取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当季营业收入-上季营业收入)/上季营业收入经营现金实现水平OCF/Sales当季经营现金净流量/当季营业收入人力资本密集度E-intensity年末人数/当季营业收入资本密集度A-intensity当季资产总额/当季营业收入税收负担T-burden当季各项税费产生的净现金流出/当季营业收入(三)模型设计为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构造了以下双重差分模型A_structurei,t=0+1Treati Postt+nControls+i+t+i,t(1)其中:A_structure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 在第 t 期的资产结构;为常数项;Treati Postt是重要解释变量,其系数估计是双重差分估计量,考察留抵退税对资产结构的影响;Controls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i和 t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季度固定效应;i,t表示随机扰动项;采用固定资产比率(FAR)来衡量资产结构。此外,回归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五、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 所示。由表3 可见,固定资产占比约为0.2,这与王绍凤等32的数据基本一致。Treati的平均值约为 0.51,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数量相当。从财务特征来看,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最大值为 331.1%,最小值为-82.1%;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 12.7%,最小值为-24.2%,表明企业在成长速度与盈利能力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公司治理方面,从股权集中度角度来看,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 33.56%,说明大部分企业存在内部人为控制的治理问题。从代理理论角度来看,可能会存在企业流动资产偏高而固定资产偏低的问题。其他变量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名样本量/个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固定资产比率(FAR)31 1280.200.1550.0020.683是否处理组(Treati)31 1280.510.50001是否政策发生后(Postt)31 1280.500.50001股权集中度(schrcr1)31 12833.5614.4808.53072.380资产负债率(lev)31 1280.420.2010.0580.883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31 1280.120.564-0.8213.311公司规模(size)31 12822.421.30020.03226.365净资产收益率(roe)31 1280.020.041-0.2420.127经营现金实现水平(OCF/sales)31 1280.020.739-3.5832.645人力资本密集度(E-intensity)31 1285.244.7850.22629.687资本密集度(A-intensity)31 12811.9115.1361.501111.820税收负担(T-burden)31 1280.180.236-0.1451.5322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二)基准结果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由表 4 可见,列(1)为不加控制变量、仅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政策效应(Treati Postt)对固定资产比例的估计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仅考虑企业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同样,政策效应(Treati Postt)对固定资产比例的估计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为考虑控制变量与双向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留抵退税政策提升了试点企业固定资产的比例,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 H1。表 4 基准回归结果变量FAR(1)(2)(3)政策效应控制变量常数项0.007 0.005 0.006 (3.20)(3.26)(3.13)否是是0.198 0.862 0.843 (376.25)(5.68)(5.22)季度固定效应是否是企业固定效应是是是样本量31 12831 12831 128R20.9400.9420.942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三)平行趋势检验虽然上述基准分析识别了留抵退税政策对资产结构的效应,但是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通过平行趋势检验。鉴于此,笔者使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处理组和对照组资产结构差异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效果。理论上来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提升企业固定资产比率的影响发生在政策实施之后,因此,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变动趋势相同。图 1 展示了政策动态趋势,横轴代表时间(政策实施时间即 2018 年第三季度,政策发生前一季度为估计基期),竖虚线代表政策实施时间,纵轴代表交互项估计系数。如图 1 所示,政策实施前,估计系数未显著大于 0,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固定资产比率在政策发布之前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符合平行趋势的假设。在政策实施当期及后期,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固定资产比率的发展趋势在政策点发生差异,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实验组固定资产比率。0.0100.0150.00500.005/.;FAR?,C);0,20176+9 0,20176+;0,20186+A 0,20186+9 0,20186+;0,20196+A 0,图 1 平行趋势检验38李光龙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四)稳健性检验1.子样本回归本文将样本区间变更为2018 年第一季度至2019 年第一季度,以避免其他因素对企业固定资产占比的影响,结果如表 5 的列(1)所示。缩短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与主检验依旧一致。2.缩小样本期考虑到企业可能事先获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这一政策消息,并对相关行为事先作出改变。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借鉴俞杰等27111的做法,剔除了政策实施前一季度,即 2018 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5 的列(2)所示。结果显示,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固定资产占比,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回归结果稳健。3.替换样本为了排除早期试点政策的影响,借鉴吴怡俐等26190的做法,删除了受关于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1 号)影响的实验组与对照组,重复模型(1)检验,结果如表 5 的列(3)所示。由表 5 可见,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 5 稳健性检验变量FAR(1)(2)(3)政策效应控制变量常数项0.004 0.007 0.006 (2.85)(2.98)(3.05)是是是0.940 0.847 0.847 (3.08)(5.26)(5.22)季度固定效应是是是企业固定效应是是是样本量12 97028 53430 804R20.9750.9400.942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4.安慰剂检验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受遗漏变量、随机因素影响的程度,笔者借鉴 Ferrara 等33的方法,通过安慰剂检验,判断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升企业固定资产占比的效应是否由其他因素所致。具体而言,随机筛选 500 家公司作为实验组,构造公司层面的随机实验,并按照模型(1)进行回归,以此得到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的概率来判断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增强安慰剂的效力,将上述过程重复 500 次,最后绘制出 Treati Postt估计系数分布图。若 Treati Postt估计系数分布在 0 附近,则说明设定模型中不存在遗漏变量。检验结果如图2 所示。由图2 可见,虚假的双重差分的估计系数分布在0 附近,图2 中右侧的虚线为真实的系数值,随机处理下大部分虚假估计系数都分布于其左侧,表明企业固定资产的占比并未显著受除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影响。1501005000.010.00500.0050.01?0.0;.0;5,)图 2 安慰剂检验4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五)作用机制讨论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主业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配置意愿随之提高。为了进一步探究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资产结构的间接路径机制,引入如下中介效应模型A_structurei,t=0+1Treati Postt+nControls+i+t+i,t(2)Mediatori,t=0+1Treati Postt+nControls+i+t+i,t(3)A_structurei,t=0+1Treati Postt+2Mediatori,t+nControls+i+t+i,t(4)如果模型(2)与模型(3)中政策效应(Treati Postt)的回归系数和模型(4)中介变量(Mediatori,t)回归系数都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若模型(4)的政策效应(Treati Postt)不显著,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若显著水平有所下降或数值有所降低,说明直接效应显著,为部分中介效应。融资约束为本文的中介变量(Mediatori,t)。企业受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后,出于预防动机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14103。相比于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会具有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本文参考江龙等34的研究,用现金持有率来衡量融资约束,现金持有率为本季末货币资金与季末短期投资之和比上季末总资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方面体现了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给银行等金融机构传递积极信号,产生较高的信用担保,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性需求;另一方面,虽着力解决了留抵不退的问题,但只有发展实体的企业才能享受到该税收优惠。因此,留抵退税为主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又降低了主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基于此,当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后,企业更可能利用资金从事主业投资。模型(2)至(4)用于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融资约束固定资产比率”这一路径,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由列(1)可见,留抵退税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这与主检验一致。由列(2)可见,政策效应(Treati Postt)的回归系数为-0.005,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享受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显著降低了现金持有率,这也印证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观点。由列(3)可见,融资约束(Mediator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说明企业的融资约束会抑制固定资产的占比;政策效应(Treati Post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显著性与列(1)相比有所下降,说明部分中介效应成立。由此可见,融资约束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固定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H2成立。表 6 中介效应分析变量(1)(2)(3)FAR融资约束FAR政策效应融资约束控制变量常数项0.006 -0.0050.006 (3.13)(-1.89)(2.90)0.127 (-13.13)是是是0.843 0.1680.864 (5.22)(1.53)(5.43)季度固定效应是是是企业固定效应是是是样本量31 12831 12831 128R20.9420.7580.944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58李光龙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六、进一步讨论为了考察留抵退税政策效应的企业异质性表现,本节从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三方面来探讨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一)产权性质财税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笔者根据产权性质把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重新对上述数据样本进行了回归,以进一步观察不同产权性质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效果差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7 的列(1)和列(2)所示。列(1)为对国有企业进行基准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变量 Treati Postt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留抵退税政策对试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没有影响。由列(2)可见,变量 Treati Postt的系数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的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结果不同的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资金相对有保障,因此国有企业受税收负担带来的非中性影响较小,其资产结构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占比相对稳定;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其承受了较大的资源限制和融资限制,因此对税收优惠政策更为敏感。(二)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也会影响企业的资产结构。本文以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并以企业规模的均值为标准,大于等于均值为大规模企业,小于均值则为小规模企业。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之后,结果如表 7 的列(3)和列(4)所示。由列(3)可见,Treati Postt的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大规模企业的固定资产比率。由列(4)可见,Treati Post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对小规模企业的固定资产配置决策干扰较小。究其原因,大规模企业的自有资金雄厚,能够长期与银行保持良好的信贷关系,融资约束力较低。收到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大规模企业更有可能利用资产的规模效应,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企业的长期资产投资。而小规模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高的问题,更有可能增加流动资产的比例来降低风险。表 7 异质性分析: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视角变量名称(1)(2)(3)(4)国有非国有大规模小规模政策效应控制变量常数项-0.0070.007 0.008 0.005(-1.02)(3.56)(3.29)(1.57)是是是是0.9030.847 0.186 0.186 (0.98)(5.58)(9.10)(9.17)季度固定效应是是是是企业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样本量3 21627 91215 52515 516R20.9470.9400.9630.923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三)企业生命周期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在经营策略、资产结构、融资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参考黄宏斌等35-36的做法,本文采用现金流组合法,将企业划分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结果如表 8 所示。由表 8 的列(1)至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熟期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提高的影响6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成长期的经营现金净流、投资现金净流、筹资现金净流为负、负、正或正、负、正;成熟期为正、负、负;其余为衰退期。更显著,但是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都不显著。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其更倾向于选择资金投入大、不确定性高、回报周期长但是未来收益高的长期投资资产37。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给企业带来资金,因此成熟期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效应也更明显。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其在初期已经购入大量的固定资产,形成了大量的留抵税额,政策实施后收益较多。即便如此,成长期企业也面临行业地位不稳定和信贷缺乏的风险。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够减轻成长期企业的资金压力,但企业倾向于提高流动资产以减少财务风险。衰退期企业由于财务状况恶化,筹资困难,其首要目标是在市场上生存,对长期投资活动的意愿较低。表 8 异质性分析: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变量名称(1)(2)(3)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政策效应控制变量常数项0.0030.009 0.006(1.11)(2.62)(1.43)是是是1.009 1.393 0.351(4.37)(5.01)(1.36)季度固定效应是是是企业固定效应是是是样本量14 6769 8046 648R20.9400.9540.919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七、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结论本文以 2018 年留抵退税政策试点的 A 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企业资产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资产配置。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且这一结论在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主业投资带来资金支持,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比率。与此同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缓解了企业资金约束,为企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条件下可以更加自由地作出投资决策创造有利条件,防止资源错配,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二)政策建议第一,适当降低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留抵退税要求。根据本文的异质性分析,留抵退税对小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加大主业投资力度的影响很小,原因在于这类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初创企业前期投入大、收入少且资金周转压力较大,因此应该适当降低这类企业的留抵退税的门槛。从退税广度来看,可以考虑将信用等级为 M 级的新办纳税人纳入留抵退税范围。根据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标准,A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90 分以上的企业,B 级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 分以上且不满90 分的企业,M 级为在评价年度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且年度评价指标得分70 分以上的新设企业。根据 2020 年全国纳税信用评价结果,B 级与 M 级的企业总量占评价总用户数的 85%。若进一步将留抵退税条件从 A、B 级放宽至 M 级,那么符合条件的企业数量可以增加一倍,降低了留抵退税的门槛。从退税深度来看,可以进一步扩大留抵退税政策的行业范围。目前,只有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和批发78李光龙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业等七个行业允许申请增量与存量留抵税额的全部退还,而未纳入范围的企业只能退还部分增量留抵税款。因此,应将全额退还留抵税额的政策逐步推广至全行业。在实施留抵退税政策的同时,还应配合其他税收优惠,打出“政策组合拳”,为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第二,进一步提高退税效率,防范骗税风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截至 2022 年8 月15 日,全国税务部门已查实骗取或违规取得留抵退税企业 6 608 户,挽回留抵退税及其他税款损失 108.2 亿元。为了防范骗税风险,同时保证退税效率,有关部门应将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可以将退税审查制度分为风险识别和后续应对。在退税之前,根据企业增值税和其他税种的纳税申报、公司状态、支付历史等,将纳税人评估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若为低风险,退税申请将由系统自动审核;中高风险则由人工进行审核。退税之后,应对纳税人进行动态监督,如发现降价销售、长期未有销售额等异常情况,应逐一取证查验。对于取证坐实骗取留抵退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罚,不仅要追缴骗取的留抵退税款,还应对骗税企业进行相应惩处。对于案件重大的骗税案,应公开曝光企业,将纳税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降为 D 级并取消其退税资格。第三,鼓励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吸纳更多就业。由前文分析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显著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比率,推动企业更新机器设备,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但是,企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是通过投资固定资产实现。因留抵退税政策导致资本使用成本降低可能会造成企业用更多资本替代劳动,由此对人力资本结构造成影响,导致企业对高学历人群的需求增加,对低学历人群的需求降低,从而对低学历人群的就业水平造成冲击。因此,在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活力的同时,还应鼓励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吸纳更多低学历者就业人员。参考文献:1 常颖,孙丽颖.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S2):159-165.2 NYAMASEGE D,OKIBO W B,NYANGAU A S,et al.Effect of asset structure on value of a firm:A case of companies listed inNairobi securities exchangeJ.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4,5(9):97-102.3 王红建,李青原,邢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J.金融研究,2014(9):53-68.4 王今朝,田玉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社会责任与企业资本结构:“冲击缓释”抑或“不确定性规避”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2,37(5):34-48.5 刘青云.流动性冲击下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43(6):39-47.6 隋立秋,刘百芳.基于面板模型的企业资产结构优化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