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考论_李继明.pdf

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考论广府说唱包括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种类，是明清以来广泛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地区的说唱曲艺。这些说唱在当地民众中极为流行，其曲词也作为大众娱乐读物，被记录、传抄，甚至被书坊出版发行，成为广府唱本。从现存文献来看，有超过 60 家书坊都曾刊行过广府唱本，涵盖了广州、佛山、东莞、台山、香港等地，可见其流行程度。在众多的出版商中，出版唱本最多，流行范围最广，传世文献最多的，当首推五桂堂。据五桂堂后人徐应溪先生的回忆，五桂堂始创于清光绪年间，铺址在广州第七甫。1915 年，五桂堂在香港开设分局，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同时经营。1949 年后，广州五桂堂歇业，部分书版转移至香港，由香港五桂堂继续经营。1972 年 7 月 1 日，香港五桂堂也正式结束营业。而在香港五桂堂独自营业期间，曾印行过一批彩色封面的“正字南音”。一、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概况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是五桂堂只在香港营业期间出版的一批广府唱本，这批唱本的最大特点就是都使用统一版式的封面，并在封面上统一标注“正字南音”字样。其封面左侧使用黄底黑字竖排书名，右侧上方则统一用红底白字标明“香港五桂堂”，正中画木鱼、檀板以及椰胡图案，图案下方有两个相连的圆圈，蓝色圆圈内用白色字体注明店铺地址及电话：“香港荷李活道七十二号 A，电话：二一八一九”，黄色圆李继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摘要：香港五桂堂自 1950 年开始印行了一批“正字南音”，其特点是使用统一的彩色封面，并在书名前冠以“正字南音”字样。这批唱本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不少学者在进行广府唱本分类时，便以其封面标注为依据。实际上，这批唱本中既有南音，也有木鱼书和龙舟歌，更有小说 老鼠闹东京，可见其封面标注的“正字南音”并不代表这批唱本就是南音。相较于木鱼、龙舟和粤讴，香港人更偏爱南音。南音不仅在粤曲盛行歌坛的时候仍占一席之地，更有报人、学者等大力保护和传承。香港五桂堂经营时期，木鱼、龙舟和粤讴的表演在香港已近乎绝迹，将唱本都标注为尚有影响力的南音有助于打开销路。香港五桂堂标注的“正字南音”字样，已经不具备区分唱本类别的意义，而仅仅是唱本的广告语而已。关键词：香港五桂堂 正字南音 广府唱本分类中图分类号：I236.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23）02-0013-06收稿日期：2022-11-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CZW06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9LN10）作者简介：李继明（1988-），女，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岭南俗文学文献与戏曲文献。第 41 卷 第 2 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No.2 Vol.412 0 2 3 年 3 月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Mar.2 0 2 3DOI:10.13797/ki.jfosu.1008-018x.2023.0027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1 卷圈内则用红色字体写明经营范围：“本号专印，南音曲本，通胜日历，彩面小说，时代小说，学校教科，诗词歌赋，曲籍琴谱，龙舟歌谣，经文签语，医方善书，货色优美，价格克己”。1 473这批唱本的印行时间，据徐应溪先生的回忆，是“1950 年以后，都曾据港店所藏之木鱼书刻板及电版，先后印行过，并加彩色封面”2 255。其书版的来源，则是“1949 年后原广州五桂堂的业务慢慢结束了，其所藏之木刻书板和电版，有小部分搬到香港来，但大部分已经散失了”2 255，而五桂堂则“在抗战爆发前后不久曾从以文堂和醉经堂处先后购入约港币一万元或八千元不等的价值的木刻版。这样，以文堂及醉经堂都于抗战期间先后停业，而五桂堂则使用以文堂及醉经堂的木刻板继续营业”2 256。这种情况，与现存文献是相符的。在香港五桂堂出版的 正字南音再世从良全本 中，其首页卷端处就标明“状元坊内太平新街以文堂藏板”，由此可见，香港五桂堂所用的底版，是包含了以文堂、醉经堂等其他书坊的藏板的。然而，香港五桂堂出版的“正字南音”曲目却并不多。在 正字南音金生挑盒全本 封底上，有一份题为“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的目录，其中公布了香港五桂堂出版的 68 种“正字南音”（具体见表 1）。这个数量，与现存超过 250 种以上的南音相比，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就笔者所见，这 68 种也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可见，香港五桂堂确实只继承广州五桂堂全部藏板中的一小部分。表 1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资料来源：根据 正字南音金生挑盒全本 所列目录统计 1 483虽然出版的曲目种类并不多，但这批唱本却流传甚广。除香港本地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以外，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也有收藏，甚至日本、德国也有收藏家纷纷收藏这批唱本。这批唱本之所以能广泛传播，与广府唱本研究兴起有关。1969 年 5 月，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在香港及澳门购得 52 种木鱼书，并将其目录发表。外国研究者的率先整理和研究，激发了香港本地学者的研究热情，梁培炽、吴瑞卿等香港学者先后进行了相关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大力购藏整理广府唱本。香港五桂堂出版的这批“正字南音”，出版时间较为晚近，在当时比较易得，因此被香港藏书机构大量收藏。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开放程度高，与世界各地联系紧密，这些唱本也因此被各地收藏家购藏。由于这些“正字南音”传播得极为广泛，又被研究者、研究机构大量收藏，故而对广府唱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名及册数粉庄楼南二十四本万花楼南二十本三合宝剑二十本太子下舟二十本下南唐南十六本背解红罗十二本反唐女娲镜四本日边红杏六本九才子南六本新梁天来六本金丝蝴蝶十本西番碧玉六本仁贵征东四本仁贵征西四本二弃梨花四本三弃梨花四本梅李争花四本书名及册数朝上莺歌四本罗卜挑经四本三合明珠四本关伦卖妹四本红楼梦南四本碧桃锦帕四本丁山打雁四本陈姑追舟四本二度梅南四本三娘汲水四本陈世美南四本紫霞杯南四本金叶菊南四本拗碎灵芝四本玉葵宝扇四本洛阳桥南三本周氏反嫁三本书名及册数薛平贵南四本雷峰白蛇四本林照得南四本高文举南四本董永卖身三本老鼠东京二本祭铁丘坟二本化身太子三本夺标锦南二本金生挑盒二本西番宝碟二本六姑回门二本生祭彦贵二本苏映雪南三本谋夫害子二本清新摘锦二本刘全进瓜二本书名及册数再世从良三本八才子南二本梁山伯南二本观音出世二本盆龙宝扇二本桂枝写状二本三姑回门二本六女投塘二本狄青比武二本超群摘锦二本清闲摘锦二本李龙闹酒二本碧容祭监二本再生缘锦二本夜送寒衣二本车龙公子二本小阴阳扇四本14第 2 期作为当时研究者最为易得的研究资料，这批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影响了学界对广府唱本的整体判断。注意到广府唱本研究价值的外国学者，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无法对广府唱本进行全面调查和系统整理，只能基于手边的资料对其进行研究。本土学者也大多以自己所收藏的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对文献整体状况了解不足。因此，这批当时易得的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的文献面貌，极大地影响了早期研究者对广府唱本，尤其是广府唱本分类问题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对广府唱本“长篇为南音，短篇为龙舟”的判断，正是受到了香港五桂堂为其出版的长篇唱本标注“正字南音”的影响。二、“正字南音”不全是南音广府说唱大致包含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四个曲种，其唱腔各具特色，曲种内部也有不同流派，这一点，在陈卓莹 粤曲写唱常识 和陈勇新 粤语说唱 两部著作中都有详细论述。然而，这几种不同曲种的唱本在刊印发行的过程中，标明曲种的却并不多，这给唱本分类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香港五桂堂出版的这批标有“正字南音”的唱本，为广府唱本分类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现存文献状况来看，广府唱本可以很明显地分为长篇和短篇两种。短篇作品，往往只有数页内容，篇幅也不过千字左右。而长篇作品，则往往多达几十页，更有些唱本有多达几十卷，动辄数十万字的篇幅。短篇作品中，有不少都标明为“龙舟歌”，而长篇作品中，也有部分作品标明为“南音”。根据这种情况，谭正璧先生认为：“其所谓 如唐人 连昌宫词 琵琶行 等，至数百言、千言 者，当指短篇的木鱼 龙舟歌；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当指长篇木鱼 南音。”3 可见，谭正璧先生是以篇幅长短来为广府唱本进行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将龙舟歌视为“短篇的木鱼”，将南音看作“长篇木鱼”，实际上是把木鱼当作包含了龙舟歌和南音的总名，否认了木鱼是不同于南音和龙舟歌的独立曲种，以至于吴瑞卿博士进一步认为：“至于曲本木鱼书方面，一般只有两种，即龙舟木鱼书和南音木鱼书，却没有专供木鱼唱法的木鱼书。”4 然而，两位学者的判断却与广府说唱曲艺表演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清民国以来，被誉为“粤调南音双绝”的 客途秋恨 和 叹五更 都是千字以内的短调，而现今被灌录成光盘的 吟尽楚江秋 微之忆薛涛双星恨 长生殿 等南音曲目，其曲词也在千字左右。由此可见，在实际的表演中，南音曲目的篇幅大多更符合谭正璧先生所称的“短篇的木鱼 龙舟歌”，这也证明，以篇幅长短划分唱本曲种的做法，与广府说唱表演的实际状况并不吻合。两位学者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将广府唱本与广府说唱表演联系起来，而是基于唱本文献进行研究。实际上，早期的广府说唱专门研究大都以唱本文献为基础，对其表演风格、音乐体制等极少涉及，反而是一些粤曲研究著作，如陈卓莹 粤曲写唱常识，将南音、木鱼歌、龙舟歌和粤讴等广府说唱曲种视为粤曲的“歌谣体系”，对其音乐和表演进行系统论述。这种情况，与广府说唱专门研究起步较晚有关。如前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在外国学者率先整理研究的影响之下，香港本土的学者也积极投入广府说唱研究，而彼时的说唱曲艺表演却已然没落，木鱼歌、龙舟歌表演在香港近乎绝迹，南音表演也十分稀少，即使是本地学者也很难对广府说唱曲艺表演进行深入了解，对广府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学者（如波多野太郎）更是无从了解广府说唱表演，只能从发展源流、现存曲目、题材内容和代表作品等角度对广府说唱文学进行研究。毫无疑问，这种研究路径必然依赖广府唱本文献，因此对广府唱本分类也更多地依据文献本身的标注。在现存的广府唱本中，绝大部分唱本都没有对所属曲种进行任何标注，在封面、卷首尾、版心和广告中标注了所属曲种的唱本加起来都不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被标注了曲种的唱本中，还存在同一唱本被标为多个曲种的混乱情况。实际上，在被标为“南音”的长篇广府唱本中，这批香港五桂堂出版的彩色封面“正字南音”占了绝大多数。除去这 68 种“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仅有不到 30 种长篇广府唱本李继明：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考论15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1 卷上标注过“南音”字样，而从现存文献上来看，绝大部分的长篇广府唱本都是没有标明任何类别的。关于香港五桂堂的类属标注是否可靠，陈勇新先生认为：“笔者手头有十多本香港五桂堂印刷的唱本，书末作为广告开列的 68 种唱本，都一律标上 正字南音 这 68 种唱本，只有 梁山伯 红楼梦 和再生缘摘锦 是南音，碧容祭监 是龙舟，其余大都是木鱼。”5 67陈勇新先生提到的 68 种唱本，即上文提到的“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显然，对于香港五桂堂将这 68 种唱本全部归入“南音”一类，陈先生是持否定态度的。陈勇新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批被统一标注为“正字南音”的文献，并非全是“南音”。除 碧容祭监 外，李龙闹酒 也是龙舟歌，而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的木鱼书 第八才子花笺记 和 第九才子二荷花史 也被冠上了“正字南音”之名。然而，木鱼书最晚在明末就已经产生，而南音的产生却不早于清乾隆时期，这两种早期的木鱼书，显然并不是“正字南音”。实际上，“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提到的这 68 种唱本，除了香港五桂堂这个版本以外，绝大多数唱本都从未被标注过“南音”字样，而据陈勇新先生的说法，这些都应该是木鱼。在长篇广府唱本中，南音和木鱼向来难以区分。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则更多地倾向于将长篇广府唱本都视作南音，谭正璧、吴瑞卿、杨骥等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可是，以上学者得出此观点的依据在于现存文献中的类属标注，而这种类属的标注则完全是由出版唱本的书坊所决定的。书坊对唱本进行分类和标注，代表了出版者对唱本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多地出于书坊本身的需要，因此并不完全可靠。书坊是广府说唱曲词最早的采集者和整理者，若与其本身的经营活动无涉，书坊一般并不会随意改变唱本所属的曲种。但实际上，出于管理方便和拓展销路等原因，加之广府说唱各曲种之间本身也互有借鉴，不易区分，因此书坊在标注唱本所属曲种时，也经常灵活处理。如与五桂堂关系密切的以文堂书坊，出于管理方便的需要，就曾将木鱼书和南音归为一类售卖。在其为方便客户订购书籍而编印的目录 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中，将书店经营的书籍分为 30 个大类共 1 411 种，其中广府唱本则占了 5 大类 510 种，占其经营全部书籍的 35%，可见广府唱本是以文堂的主营业务之一。为便于管理和客商采购，在这 5 类广府唱本中，龙舟歌按照本数和装帧被详细地分为 4 类，而卷数相差较大的南音和木鱼书则同时归入“各款大南音全本木鱼”一类，并且再未进一步区分“大南音”与“全本木鱼”。从现存以文堂出版的长篇广府唱本来看，也几乎没有在长篇唱本上进行类属标注。从现存的唱本文献来看，当时大多数出版者都采用了类似以文堂这样的处理方式，这使得木鱼书与南音在文献面貌上难以区分，客观上造成了后来的出版者和研究者都极易将二者混淆的情况。仅仅出于管理方便的需要都容易造成唱本类属的混淆，而若是出于拓展销路的需要，书坊还可能进一步更改唱本的类属。如 1919 年出版的 太平洋书庄袖珍目录 将所有的广府唱本都归入“南音”一类，只有龙舟歌和南音或木鱼出现同名作品时，才会在书名前标注“龙舟歌”字样，如“关伦卖妹”和“龙舟歌关伦卖妹”。这固然是因为太平洋书庄的经营范围比以文堂书坊更广，广府唱本已不是其主要经营的书籍，故而将所有广府唱本都归为一类。将这个类别冠以“南音”之名，而不是“龙舟歌”或“木鱼书”，则可能是因为民国以来，音乐性、抒情性更强的南音比木鱼歌和龙舟歌更受欢迎、更有影响力。将唱本都视作“南音”，本身就有一定的广告效应，有助于打开书籍的销路。香港五桂堂的这批“正字南音”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将这些不同类别的广府唱本统一标注为“正字南音”。实际上，“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著录的 68 种唱本中，有 62 种都与 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各款大南音全本木鱼”的著录重合，也可证明这批“正字南音”并非全是南音。除此之外，这批书籍甚至也并非全是广府唱本。在这批被冠以“正字南音”的文献中，有一种名为 正字南音老鼠闹东京全本，然而，这种文献的体制与广府唱本相差极大。此书内文几乎全为散体，内文分回较少，回目不是四字，而是六字、七字、八字都有。这与正文大多为七字句韵文而少见散文、回目多为四字且分回较多的广府16第 2 期唱本有极大不同。实际上，这本 正字南音老鼠闹东京全本 应当是一部小说。除香港五桂堂的这个版本外，广州以文堂也曾刊行过 老鼠闹东京，而以文堂刊行的 老鼠闹东京却并未标注任何类属。有趣的是，在 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 中，老鼠闹东京 也被列入“各款大南音全本木鱼”，但从现存版本的体制和内容上来看，老鼠闹东京 确实应属于小说。而从 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中可知，以文堂的经营范围除了木鱼、南音、龙舟歌等唱本以外，也经营“各款小说演义全传”，在同时经营多种书籍的情况下，书坊的确有可能将其他种类的书籍列入广府唱本这一类。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孤例，法国陈庆浩先生所藏五桂堂机器板 华光灵签，其封面也有“机板正字好唱南音”字样。综上所述，香港五桂堂的“正字南音”标注并不能够作为对广府唱本进行分类的依据。在其所列的“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中，有南音，有龙舟歌，也有木鱼书，更有不属于广府唱本的小说存在。作为商业主体的书坊出于自身需要，可以随意更改唱本的类属标注，但是作为研究者却不能盲目相信出版者的类属标注，而应详细考察分辨，以免造成分类错误。三、“正字南音”的广告效应在现存的广府唱本中，只有部分唱本被标注为“龙舟”“南音”，而几乎见不到标注为“木鱼”的。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书坊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故弄玄虚。因为龙舟、南音产生之后，比木鱼更受欢迎，书坊为了招徕顾客，就用 时兴清唱南音新出龙舟歌 来标榜。”5 68香港五桂堂给不是南音的书籍冠以“正字南音”之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香港五桂堂将 碧容祭监 李龙闹酒 这些龙舟歌也标注为“正字南音”，则说明在香港地区，南音比龙舟歌更受欢迎。与木鱼、龙舟相比，南音在音乐形式上更加严谨，句格更为整齐，节拍更加严格，内部流派的风格也更加鲜明。以陈卓莹、蔡衍棻为代表的粤曲研究者们，在论述广府说唱的音乐体制时，也往往以南音为基础，在与南音的对比中，说明木鱼歌和龙舟歌的音乐特点。从 20 世纪初开始，南音因其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优美的文辞和极强的抒情性等特点，在香港地区盛行一时，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香港人喜好南音，由来已久。早在 1919 年，瞽师钟德赴香港跑马地愉园演唱南音时，就曾引起过轰动。当时香港著名报人劳纬孟与叶茗孙、邓紫援等人，在钟德每天演唱完毕之后，延请其至石塘咀联升酒家，记录钟德所唱南音曲词，多番校订，得 黛玉焚稿 宝黛谈禅 潇湘听雨 潇湘琴怨 晴雯别园 尤二姐辞世 六首，合为 今梦曲，并于同年秋天由香港惠灵顿街聚珍书楼承印出版。今梦曲 一经刊印，便传为艺坛盛事。翌年，白莲选遗憾于 今梦曲 所收篇目太少，于是趁钟德再次来港，延请其演唱南音，将钟德所唱曲本悉数记录，详加校正，与前刊合计十四篇，另附 梅妃宫怨 一曲，合为 增刻今梦曲，仍由聚珍书楼出版。6 今梦曲 及 增刻今梦曲 得诸多名家题词作序，可见时人对其推崇备至。今梦曲 和 增刻今梦曲 的出版，不仅说明当时南音极受欢迎，也说明香港文化界有意识地保护和传承南音这种地方曲艺。自 20 世纪 30 年代粤曲兴起以来，龙舟歌等广府说唱逐渐在香港销声匿迹，唯南音还保有一席之地，足见港人对南音的偏爱。至 1958 年，罗澧铭出版 顾曲谈 之时，对香港的粤剧、粤曲、粤乐均有论述，而关于广府说唱，则仅见 地道粤曲南音 一篇而已。罗澧铭对粤剧粤曲较为了解，对于南音，则多从行腔方式及伴奏手法上加以论述。而对于广府说唱的其他曲种，罗澧铭则认为：“至于解心、粤讴、板眼、龙舟等，广泛论之，亦可称为南音之支流，近日不甚为人重视，不赘述。”7 可见其对除南音以外的广府说唱其他曲种并不了解，而此语亦可说明，在当时的香港地区，木鱼歌、龙舟歌和粤讴等广府说唱曲艺表演，已然近乎绝迹了。实际上，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南音在香港歌坛中仍有较大影响力。从 1955 年至 1970 年，香港电台每周三次播唱南音，可见南音很受市民喜爱。1970 年以后，由于广府说唱日益为香港学者所重视，南音表演也活跃于各种学术研讨和文化活动当中。1975 年，时为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博士生的荣鸿曾先生，从美李继明：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考论17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1 卷国回到香港，访问了失明艺人杜焕，邀请其每晚在富隆茶楼演唱，并为其全部进行了录音，为广府说唱研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声音资料。综上所述，与木鱼、龙舟和粤讴相比，南音在香港地区显然有更大的影响力，即使在粤曲称霸歌坛的时代，南音依旧保有一席之地。而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香港的报人、学者等，都为保护和传承南音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南音在香港得到如此偏爱，在广府说唱各曲种中独树一帜，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对广府唱本的出版有所影响。香港五桂堂独自经营期间是 1949 年至 1972 年，彼时的香港歌坛，受到新的娱乐方式冲击，粤剧粤曲已经开始没落，而木鱼、龙舟和粤讴表演则近乎绝迹。此时印行广府唱本，只有以在歌坛尚有影响力的南音作为宣传，才比较容易打开销路。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各书坊几乎从未对长篇广府唱本中的南音和木鱼书进行区分，使得二者本身难以分辨，既然如此，将其统一标注为易于销售的“正字南音”，更符合书坊的利益。实际上，香港五桂堂给印行的唱本冠上“正字南音”，已然不是为了区分唱本类别，而是为了招揽顾客，拓展市场，“正字南音”显然已经成为这些唱本的广告语了。由此看来，在广府说唱的研究中，不能只依赖于唱本所提供的信息，更应结合广府说唱各曲种的发展轨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充分考虑书坊、艺人乃至评论者的立场，通过逻辑推理，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更好地推动广府说唱研究的发展。结 语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是老字号五桂堂出版时间最为晚近的一批广府唱本，大致流行于 20 世纪 50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彼时广府说唱研究兴起，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恰逢其会，同时受到了外国学者和香港本土学者的关注，香港五桂堂“正宗南音”的出版对当时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促成了广府说唱的海外研究热潮，在广府说唱研究史上功不可没。香港五桂堂“正字南音”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扩大了广府说唱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使得这些文辞优美、乐曲动人的说唱曲艺为各国研究者所关注，研究者们纷纷投入到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当中，为进一步挖掘、保护木鱼歌、龙舟歌和南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这些说唱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了珍贵的曲目和曲词文献。注释：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私藏，据容世诚教授所言，广州以文堂书目汇编 约于21 世纪初购于新加坡跳蚤市场。参考文献：1陈建华,傅华.广州大典 曲类 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9.2梁培炽.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 M.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8.3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曲海蠡测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4吴瑞卿.广府话说唱本木鱼书的研究 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9:42.5陈勇新.龙舟歌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梁培炽.南音与粤讴之研究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102-104.7罗澧铭,朱少璋.顾曲谈 M.香港:商务印书馆,2020:36.【责任编辑：张 惠】（下转第 85 页）18第 2 期Abstract：Wang Renxu s Kan Miu Bu Que Qie Yun i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Qie Yun to the GuangYun,and while its interpretation is becoming more mature,there have three cases of unclear interpretation.It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symptoms and signs:first,the words us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rthe prefix are wrong;second,the words are missing;and third,the form of Lianmian word(variable word forms)is changeable.By comparing the fragmented volume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Qieyun”series,andmaking a sparse analysis,this paper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more reasonable,clear and credible.Key words：Kan Miu Bu Que Qie Yun;textual error;omission;interpretation;exegesisExampl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of of thePeiWuqi Zheng Zi Ben Kan Miu Bu Que Qie Yun（Arts School,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410081,China）XUAN Ya-nan,CAI Meng-qiAbstract：Since 1950,a number of“Zhengzi Nanyin”have been printed in Hong Kong s Wu Gui Tang,which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a uniform color cover and the words“Zhengzi Nanyin”before the title of thebook.These librettos were widely disseminated at that time,and many scholars used their cover labels as thebasis for classifying Guangfu librettos.In fact,there are not only Nanyin,but also the Wooden Fish Book andthe Dragon Boat Song,as well as the novel“The Mouse Makes Trouble in Tokyo”.It can be seen that the“Zhengzi Nanyin”marked on its cover does not mean that this batch of librettos is Nanyin.Compared withwooden fish,dragon boat and Cantonese,Hong Kong people prefer Nanyin.Nanyin not only played a role inthe popularity of Cantonese opera,but also was vigorously protected and inherited by journalists and scholars.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of the Hong Kong Wu Gui Tang,the performances of Wooden Fish,Dragon Boatand Cantonese Acura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in Hong Kong.Marking the album as an influential Nanyin willhelp to open up the market.The words“Zhengzi Nanyin”marked by Hong Kong Wu Gui Tang no longer havethe meaning of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ballads classification,but are just the advertising slogan.Key words：Wu Gui Tang in Hong Kong;Zhengzi Nanyin;Cantonese ballads classificationResearch onZhengzi Nanyinpublished byWu Gui Tang in Hong Kong（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65,China）LI Ji-ming（上接第 18 页）玄亚男等：裴务齐正字本 刊谬补缺切韵 释义疏证举例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