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向导到《解放日报》的考察_朱清河.pdf

在中共百年新闻事业发展中，党管媒体原则确立无疑是一个秉要执本的历史“节点”。以整体史观谛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党管媒体的践行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开拓的社会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赓飏，更是在救亡和革命的感召下党报工作在恪守红色基因的同时也衍生出群众性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产物，由此铸就中共新闻媒体“党性”与“群众性”双重价值履践的良性互动与协调统一。溯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管媒体”的实践面向，发现其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日趋完善以及媒体管理制度不断淘旧铸新的可靠保障，同时也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价值伦理不但不可动摇，而且更应强化。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管媒体;价值诉求;现代启示中图分类号:D 6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108-10引言当前“党管媒体”与“党管宣传”和“党管意识形态”一道，越来越鲜明地形塑着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新闻党性实践范式。纵观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结合我国的新闻工作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刻而又内涵丰富的党管媒体思想，其共同的理论逻辑无不始终恪守着“党性原则”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并形成与其理论逻辑具有交光互影、相生相成的辩证统一的实践逻辑。目前“党管媒体”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的共识。然而，从研究的时间段来看，对党管媒体实践经验的探讨较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的创新和发展，而对那段艰苦卓绝、风雨兼程的革命岁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殊不知，正是早期党的新闻工作者对革命理想的不懈追求，从 向导 到 解放日报 的办报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党管媒体的内涵，为革命时期党报工作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尝试主要基于以向导 和解放日报 的文本、史料与新闻活动为分析对象，从中央机关报的实践面相这一微观层面探讨和复现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党管媒体是在以往何时、何种情况下得以铺就、丰富和发展的，其背后理论逻辑与价值实现路径又是怎样演进的等问题，旨在为新时代党管媒体的创新实践提供经验参考与历史资鉴，为未来党管媒体议题研究注入新血液、增添新视野。一、高擎“党性”诉求:营办媒体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谨守无产阶级新闻与媒体党性理念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政党收稿日期:20221120作者简介:朱清河，男，河南叶县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来党管媒体实践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1JZD010)阶段性成果。第 4 期朱清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体109和党报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党报从根本上来说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它的根本使命与诉求就是对党的策略与党的事业进行宣传。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创新发展了党报的“党性”概念，他认为党报工作要为党的事业服务，拥护党的纲领，宣传党的主张，方能成为“俄国运动的机关报，而不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从思想渊源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党性思想隶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范畴。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亦或是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性”作为中共党报理论的核心观念伴随着中共新闻工作的不断深入而羽翼渐丰。作为革命年代的中央机关党报，向导 和 解放日报 无论在报刊的经营管理亦或是新闻文本的选择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党性原则与党性诉求。(一)报刊经办:坚持党媒姓党属性，发挥党媒姓党职能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一以贯之地重视中党报党刊的谁办谁管谁营问题。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就明确提出无论是中央亦或是地方的出版物均要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一年以后，在党的二大上对党媒姓党这一原则又进行了强调，“只有忠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编辑才能参与机关党报的新闻出版工作”。针对向导 周刊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央在多份文件当中给予了相关的指示，在 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 中就对 向导 如何在各地更好地发挥党报的作用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共四大形成的 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 进一步明确了 向导 周刊“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和理应履行的职责。同时也对该刊物存在的弊病给予一定的指导建议。到1941 年之后，革命边区陷入极为被动的时期，新闻宣传也处于举步维艰的窘迫境地:在白区，新华日报 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端迫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1941 年 5 月，为满足时局所需，党中央决定在 新中华报 和 今日新闻 的基础上创办 解放日报 并任命具有一定办报经验的博古和杨松为该报的主要领导。延安 解放日报 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清晰地明确了自身的媒介属性和所承担的责任。在发刊词中，它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因此，接受党的规制，凸显党的政治主张，联合抗日力量，服务边区民众将是其神圣的使命。在整风运动中，党对解放日报 日常管理中残留的“同人办报”模式进行了纠偏，开始了对组织传播的强化。整风运动以后，解放日报 彻底褪去了“同人办报”的色彩，党性原则随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模式的逐步实施与完善而日益凸显。(二)文本的选择:宣达马克思主义思想，贯彻党的意志与方针路线本雅明认为，文本是内在的分析、诠释和反省的限定客体，是跨越历史河流、携带着灵晕的独特艺术品。党报的文本就是将党的观点、态度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的书面表达。自 1922 年创刊到 1927 年被迫停刊，在近五年的时间内 向导 累计出版 201 期，共刊登文章 1474 篇。从文本的选择上来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和解读。向导 创刊初期，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引自苏俄的舶来品并未被太多人知晓，特别是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革命的理论而缺少革命的行动，因此，作为党最早的机关报首要任务就是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 新俄罗斯 苏俄宪法与共产主义 等;二是对国际革命形势的关注。如在第 12 期刊发蔡列宁全集 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6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1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41142 页。邓绍根:中共四大:“党管宣传”的里程碑 ，青年记者 2021 年第 21 期，第 98103 页。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5 页。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2 页。11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和森对洛桑会议本质的揭露，第 58 期详细剖析了菲律宾的独立运动;第 90 期出版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特刊;三是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把脉抓药。20 世纪初，我国正处于贫弊交迫的多事之秋。就如何摆脱国弱民穷这一顽疾，蔡和森在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 开出了根治的药方。四是推动国共合作。1922 年，在马林等人的干预下，党的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意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展开合作。1923 年 12 月 12 日，向导 开始增设“国共合作专栏”，刊登了大量的专题报道，主动为此次合作发声。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界，解放日报 刊登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该报在改版前过于关注国际战争形势，对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鲜有报道。改版后 解放日报 将目光主要聚焦在以下的选题之上:一是贯彻党的政策纲领。一定程度上，党报作为大政方针的宣传者和监督者，须确保将党的政策和纲领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各级党组织，从而使中央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基层得到执行和贯彻，通常记者将近阶段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加以详细阐释，这类报道在解放日报 中较为常见，如欢迎技术人才 提高边区教育 等。二是反映边区日常生活。因为边区普通士兵和百姓是 解放日报 主要的受众群体，相较于欧洲战场、国际局势，边区的生活、劳动和战斗以及边区人民的喜怒哀乐、抗日激情更能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从而实现教育、发动、团结群众的传播目的。三是进行媒介动员。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 适时刊发中共高层言论，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媒介动员。如发动声势浩大的改造“二流子”运动等。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中国正处于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面对风云激荡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鼓励带领四万万同胞驱散阴霾，走向民族解放之光明未来，便成了当时中央机关党报的职责所在。正是国共之间的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为中共新闻宣传思想的系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新鲜内容。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实践和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为中国共产党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新闻传播思想系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历史背景和实践依据，同时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基本方向。二、群众利益至上:党管媒体的成熟表征与价值遵循“党性和人民性(群众性)相统一的政治逻辑为我国的新闻事业提供了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逻辑起点之一的群众性也为党管媒体增添了异于西方新闻话语体系的别样色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群众性(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实践中孕育出来理论新维度。从政治话语的角度来说，群众性是对群众路线的高度抽象，人民性又是在政治环境改变后对群众性表述的更换。从新闻实践来看，群众在中央机关报的新闻报道中曾有过不同的定位。从向导 到解放日报改版前，党报党刊的主要职责是唤起青年的热情、组织起读者、追随党的领导、引导革命等方面;改版后到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群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党报的事业中;抗战胜利后，群众进一步演变成为党报工作者学习的对象。人民性和群众性的内涵和外延有高度的重合性，同时人民群众常常作为并列词语进行使用。从历史上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群众性提的比较多，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问题，因此采用群众等相关概念进行讨论更加契合历史语境。(一)群众:教育、引导的对象在建党早期，中共就明确了中心工作与群众的关系。早在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朱联营: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传播思想的创新实践及当代启示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期，第 3947 页。齐爱军、齐琳珲: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 基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视角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126134 页。王润泽: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人民性原则的实践路径 ，编辑之友 2021 年第 6 期，第 5159 页。第 4 期朱清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体111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早期党刊的工作者们对群众的定位是教育、组织、发动的对象。这种观点同时也是继承列宁的相关论述。列宁认为:“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动员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所谓宣传者，就是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组织者，就是一方面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开展。以 向导 周刊的具体实践为例。该报在本报宣言 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报同人将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与国民之前。”与之后党报、党刊主要通过社论、标语、口号不同的是，向导 主要是使用中央告民众书、宣言的方式传达中央文件和政令，对群众进行“教育”“引导”和“号召”。告民众书的数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约有三十篇。通过对这些文章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以党的名义发出，被通告的群体也是举不胜举，有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全体国民等等。譬如 中国共产党告滇军士兵 一文中，以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号召滇军士兵保持良好的个人作风戒毒戒赌，完成为人民革命的责任与光荣。数量居于第二的是宣言。此类文章在 向导 中也较为常见，除了本报宣言 外，还有以下四种主题:首先是党代会的宣言。该类宣言共计两篇，分别是中共三大和四大结束后发表的介绍会议主要精神的内容，两篇宣言分别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和如何引导工人阶级追随革命的问题。其次是党对重大事件的宣言。此类主题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党针对当前的时局或时事热点而做出的剖析并借此表明党的立场和态度，可以看作是普通党员的指南针。1924 年 9 月，针对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内军阀常年混战、大多数国民短视而又懒惰这一现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于当下时局的宣言，号召组建一个国民议会，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二)群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1921 年召开的中共一大，初步确立了“党管媒体”的原则，这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共政治精英对向导 传播的全面参与，并进一步成为主导性力量。在具体实践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政治精英为向导 积极撰稿，有力地指导了向导 周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将其建成了宣传马列思想和配合党中心工作的重要场域。不但在向导 的传播过程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政党精英，包括郑超麟、高君宇、赵世炎等都积极撰写稿件，成为该报传播队伍的中坚力量;而且在 解放日报 的传播链条中政党精英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当时延安 解放日报 社直接受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社务工作是由博古、余光生等人组成的编委会负责。不久后，中央西北局做出了 关于 解放日报 工作问题的决定。该文件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确保中共政治精英作为传播主体的具体规定，例如:西北局要按月讨论解放日报 宣传计划、各分区党委以及县委和宣传部长，均要担任 解放日报 通讯员的工作等。除了政党精英和知识分子以外，红区的普罗大众也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加入到 解放日报 的传播活动中。从本质上来说，边区民众本是党报党刊的传播对象，但是在整风运动以后，他们又是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者之一。在具体实践中，边区群众利用他们所喜爱和擅长的艺术形式，进行有效地传播，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譬如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的孙万福即兴创作的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526 页。列宁全集 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 页。致读者 ，解放日报 1942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本报宣言 ，向导 1922 年 9 月 13 日 1 版。警宇:中国共产党告滇军士兵 ，向导 1923 年 4 月 28 第 2 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向导 1924 年 9 月 10 日 1 版。11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口溜 咱们领袖毛泽东，贫农家庭出身的人民歌手李有源作词的歌曲东方红，此外还涌现出以三十里铺农民为代表的创作集体创作的 夫妻开荒 黑牛耕地 减租 等。另外，为更好地深入了解农、工群体，解放日报 还建立了扎根基层的新闻传播信息网络，据相关统计，截止 1949 年 11 月，延安地区工农通讯员已经占据了总通讯员人数的一半以上。(三)群众:学习、服务的对象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中共对群众的定位再次发生了转变，因而在新闻界也有所反映。1943 年 9月，解放日报 刊载了陆定一的文章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在该文末，陆定一强调记者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和“理发员”。解放日报 社社长博古要求记者要保持谦逊的工作作风，虚心向群众求教:“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胡乔木在 记者的工作方法 一文中也强调记者要多学多问，其中就包含向群众学习、向采访对象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 1948 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此时此刻，学习群众被认为是报刊记者开展工作的前提，落实在微观层面，最突出的就是在这一阶段诞生了典型报道这一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以追求社会效益为旨归、以宣传大政方针为目的新闻文体。该文体创新性将普罗大众放在党报党刊的聚光灯下，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像吴满有、陈德发等基层人物的典型事迹就登上了党报头版头条的新闻位置，在群众中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党报工作者对群众定位的转变并不是割裂的、孤立的，而是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向导 在教育、引导群众的同时也会积极反映群众需求，譬如开设的“地方通信”和“读者之声”栏目就是该时期中央机关报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好佐证。到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 也并未忽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毛泽东、刘少奇、博古、陆定一等党和党报的领导人在讲话中更是多次强调了党报党刊的教育、引导的功能。三、革命时期“党管媒体”实践赓衍背后的理论逻辑党管媒体的理论形塑与实践成熟不是一天形成的。通观革命战争年代“党管媒体”的衍化过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新闻实践、时代发展和政治变革之间的交光互影，在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时代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为其深化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一)从同人办报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在近代现代新闻发展史上，同人办报作为旧中国民办报纸的主要经营形式，是由一批志向以及趣味相投的人自愿结合的松散组织。在建党初期，中国由于没有学习的对象，所以最初的共产党人办报的实践在很大程地上对于“同人办报”模式的模仿。根据中共“一大”所确定的精神，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投入到宣传斗争之中，一批马克思主义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当时的大中城市先后创立。它们的主张是全新的，但在新闻编辑上，它们接受了彼时同处一城、流行已久的政论报刊体例。根据中共一大既定的宣传方针，各地党组织的主要成员都积极投身于新闻宣传中，一大批譬如 共产党 中州评论 等进步刊物如燎原之火在各大城市先后创立，次第怒放。尽管它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但是在新闻编排上可以说与同时期的政论报刊如出一辙。当时，新民丛报 民立报 京报 等非中共报刊语言犀利、热衷讨论热点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朱清河、焦慧敏: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话语建构和经验启示 ，教育传媒研究 2021 年第 4 期，第 69 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解放日报 194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郑保卫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化版社 2004 版，第 249 页。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第 4 期朱清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体113内的确发挥过一定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此等办报取向对当时的红色报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 向导 创立的初步阶段，它同当时的文人报刊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在文章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点上。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同人办报的这种理念逐渐与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了分歧，它的办报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党的革命宣传工作。被党报编辑人员视为惯常的“同人办报”模式已经与党渐趋紧凑的宣传要求产生了巨大的嫌隙。“党性”和“同人性”作为一对互相排斥的“分子”已经很难同时兼容于党报党刊的工作中。1942 年 9 月在 解放日报 刊登的社论党与党报 中明确提出:“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的集体是党而非报馆同人。”这篇社论明确地指出“同人办报”这一办报思想必须要从党的队伍里清除出去。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不能充分动员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那么阶级斗争也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在办报的过程中一直以记者个人的好恶为党报刊文发稿的依据，那么对党的领导无疑是一种削弱。针对上述情况，中央领导人开始寻求一种符合中国实际需求的办报方式。1942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在相关文件的引导下，延安边区在今后的新闻事业中逐步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机制。此即意味着报纸要反映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少数“同人”的观点;同时也要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新闻事业中去，也就是“让群众办报”。尽管在延安时期之前党内就出现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论雏形，但是真正对这八字方针进行阐释和强化的当属于 1948 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党报工作者要解决好“让群众知晓”和“团结群众”这两大问题应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新闻工作者在思想上要重视群众路线;二是要让群众了解自身的任务以及当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依靠全党和全人民的共同力量共同办好党报党刊;四是要通过党报的宣传，将理论转化为群众的具体行动等等。至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已经被边区各新闻机构确立为一种办报圭表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加强。(二)从精英话语走向大众话语在建党初期，精英阶层作为报刊活动中的主体力量试图通过“魔弹”般的话语表述，以支配的制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因而在向导 周刊中出现了较多艰深晦涩的词汇，比如，国际共管、商埠同盟、道威斯计划等。口语化的表述比较少见，更遑论 解放日报 改版后使用较多的方言俗语。因此 向导 影响力的覆盖范围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有一定文化的工农阶级。这也导致向导 的受众群体有限，在发挥报刊教育、引导的功能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 解放日报 早期阶段也凸显出“城市化”和“精英化”的特点，社长博古和总编辑杨松都有一定的留苏背景，对苏联的办报模式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自然就将苏联的新闻传播理念应用到延安的新闻实践中。这些精英群体对边区广大军民的需求和延安的传播环境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意志作为准绳，借助以往城市办报的经验进行传播探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国际新闻的极度关注、固定不变的排版以及每天一篇社论等，这种忽视受众群体和偏离媒介环境的话语表述自然导致传播效果不佳。随着对传播效果的不满，党产生了日益迫切的传播转向的需求。这样，传播者阵营内部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党报工作者因其思想认知的局限而对广大边区群众视而不见，党则是以一切为人民利益出发为宗旨，精英话语遂宣告终结。解放日报 改版以后，政治精英掌握了传播话语并开始了大众化的转向。报纸上几乎每一篇稿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李晓灵、王晓梅:渊源与化变:延安 解放日报 的传播体系及其当代价值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60 页。11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都使用当地群众的方言，体现出非常浓郁的乡土气息，譬如“女子”“婆姨”“娃娃们”“咱”等口语词汇经常出现在文章中间。“赚棉花”“瓷实”等只有当地口语中才使用的说法，也时常出现在文字报道的内容当中。四、革命时期中共“党管媒体”实践的当代启示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意味改变世界，还意味着作为人对于世界的改造。加之，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需要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又需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故而，既往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共产党党管媒体的理论及其指导下新闻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也理应可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失调、操守失范等诸多乱象，提供如下媒体行为规范与新闻职业操守启示。(一)在我是谁的问题上:保持党员初心，力学笃行马克思主义而不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不断深化、细化、精化的“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双轨制新闻媒体运营体制，打破了原有单一的公有制的局面，加之近十几年来网路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已经让大众传媒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即媒体并不只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它同时具有产业化官能团，具备盈利和资本积累的原始化基因。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颜色革命等多重力量和思潮的渗入，不断销蚀与异化着社会主义的媒介生态。这都使得当下党管新闻、党管媒体事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元的意识心态渗透、文化碰撞与价值博弈。可实际上，即使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党报党刊的创办者、经管者与从业者他们所面临的外来新闻思想(譬如观念的自由市场、商人办报、精英办报、同人办报、文人办报、第四权力机关等理念)与非马克思主义传播伦理(譬如受众是上帝、有闻必录、绝对自由等)的侵扰丝毫也不亚于当前的纷繁复杂，但其之所以能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皆源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与全心执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历史使命的高度认同与自愿践行。无论是 新青年 时期的陈独秀、李达，向导 周刊时期的蔡和森、瞿秋白，布尔塞维克 时期的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毛泽东、周恩来，红旗 时期的谢觉哉，红旗日报 时期的李求实，红色中华 时期的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或是新中华报 时期的李初梨，共产党人 时期的张闻天、李维汉，解放日报 时期的秦邦宪、杨松等，这些不胜枚举的党办媒体参与者、经营者、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论他们在如何经办党报上意见怎么大相径庭，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却毫不含糊，高度共识。他们之所以能在问题达到“求同存异”的自愿与自觉，概发自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与力行。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党媒经管者来说，保持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同与忠诚信仰是其起码良知和职业操守，还是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取胜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续与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力量源泉。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国家富强离不开执政党信仰力量的支撑，社会进步有赖于全体国民思想境界的提升。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唯有千千万万共产党人首先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学真懂真行，才能使“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实践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什么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4 期朱清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体115“好”，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有多精彩纷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制度有多完善健全，更在于一批批优秀中华儿女在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共党员后在从事任何工作(包括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时，能够做到除了为了人民，“自身毫无特殊利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即使别人做不到的，自己也争取做到。(二)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对于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而言，在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后，最主要的还是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这既是无产阶级新闻业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媒体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早在 1923 年初，蔡和森在 向导 周报上就曾初步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在反帝爱国的最前线。革命时代的新闻舆论宣传作为推行革命的有力工具本身也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二者不可分割，作为思想建党的手段与舆论斗争的有力武器，无论是向导 还是解放日报 都在自己创办的过程中坚持了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积极宣扬反帝爱国的政治主张，有力地配合了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在舆论宣传战线上贡献出自己的独特力量。以 向导 解放日报 为代表的党报党刊的办报经验则是对坚持党对媒体工作的领导权与主动权的深刻验证，党对媒体工作的领导权与主动权正是基于党新闻工作百年历史与现实得出的经验。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媒体宣传工作离开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发挥最大的舆论战斗力与社会凝聚力，因此，必须时刻坚持党对媒体工作的领导权与主动权。(三)在服务谁的问题上:谨守“人民利益至上”原则“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颁布，尽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共中央为匡正 1949年后“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的偏向而提出的，至今它仍然是当前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并规制着社会主义媒体工作者必须在坚持“二为方向”、四项基本原则与“双百方针”的前提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管媒体原则。“人民群众是报纸服务的对象，是报纸的主人”，这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既已成型的办报宗旨，也是延续至今仍然指导于当下的办报观念。报纸“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可以看出，“以人民为中心”从办报对象、内容到宗旨都给予当下媒介实践以理论支撑。但现实的境况却多有缺失，如果以“群众路线”实践要旨为纲，反观我国新闻实践过程中的某些媒介价值站位，就会发现，诸多初衷看似科学、合理的媒介改革设计与方案实践到最后却成了放大娱乐效能和鼓吹低俗成为媒介腐化国民精神与摧毁民族节操的杀手锏;唯广告效益论和唯收视率论的数字化考核逐渐背离“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初衷。必须承认，这种媒介履职在某种意味上并未脱去“工具论”的外衣，甚至其里层也不过是由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工具转变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面对这种情势，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媒体也必须肩负起关注这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用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反映他们的生活，凸显他们的诉求，以推动他们生存境况的转变。以人民为中心当是一个必然的途径。早期党报的传播实践告诉我们，新闻与宣传的有效结合，是中国媒体，尤其是党的媒体实现社会引导功能、扩大传播影响力、建构公众信任度的重要手段，而以人民为重则是新闻宣传对人民大众 社会主义媒体受众的主体和生力军产生效力的最佳途径，是社会主义媒体任何时候都不应抛弃的优良传统，亟须与时俱进，发扬光大。所以，尽管时代有所变化，但是任何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和崇尚传播理想的大众媒体都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化用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将新闻宣传的基本功能与大众化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媒介只有服务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才能履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才能形成好的人民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4 页。11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报刊，才能像每一片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才能坚守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底线。(四)在如何做的问题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早在 1920 年，列宁在共产主义 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精粹与活的灵魂作出概括:“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将其概括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等，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手段与依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以及列宁分析的俄国革命的条件，都不相同。”因此，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所经办的报刊更好更快更准传播党的历史使命、宣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映最广大人民呼声、团结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日起，就时刻注重探索与总结始终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围绕党的时代使命服务的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从新青年 到共产党人、从向导 到热血日报、从 红旗 到 红色中华 再到 新中华报，经过 30 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 创刊与改版之际，塑形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由不完全的党报到完全的党报”的党管媒体范式。这一范式居于中心的价值理念是“四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实现方式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实践手段是“典型报道”“正面宣传为主”等。历史实践一再证明该范式之所以缘起于向导 营办、兴成于 解放日报 改版，皆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向敢于和善于躬身实践、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大兴实事求是的调查之风使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为纠正红军路线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出了调查工作(后经修订，取名为 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自此，调查研究就成了我们党从事党管媒体工作的传家宝。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管媒体史，就是我们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新闻管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推动党和国家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重要工作作风和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基础上，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管理工作的基本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2023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因此看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如何变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都是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作破解包括“党管媒体”在内一切治国理政难题的制胜法宝。只有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听真话、察实情，才能发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肯綮之所在、找到破解症结之法，为党管媒体的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此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办与经管党报党刊数十年所给予我们当前“党管媒体”工作最大、最宝贵、最可靠的历史资鉴与实践启示。结语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将党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7 页。列宁选集 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3 页。孙代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 ，历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8 页。第 4 期朱清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管媒体117党性提升至前无古人的高度，是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显性标志。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理论的指引下，向导 周刊、红旗 、红色中华 等早期党报较好地完成了启蒙思想、宣传政策、凝聚人心等党和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但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不是简单对马列主义办报思想及苏联党报理论的照抄照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解放日报 改版中依借“群众路线”实践经验，将人民群众由“教育”“反映”的对象升华为“服务”“学习”的对象，首次明确提出了“群众办报”思想，发展丰富和创新了党报“人民性”概念并赋予其与党性相等同的政治地位，从而推动了党管媒体实践日渐步入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探索之路。从历史事实来看，“党性”与从“群众性”概念而来的“人民性”，自始至终都是辩证统一的。像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屡次纷争，是把二者人为割裂的一种表现，最终证明不但理论上行不通，而且实践中害大于利。在媒介格局变革、国际传播形势严峻的今天，从历史经验来看，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媒体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始终充满活力、一直保持动力、长期蓄积实力、不断提升能力的基本前提与根本保障;从未来发展愿景来看，走群众路线，不断开拓“群众办报”新方法、新渠道、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