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的“中国智慧”_曾勋.pdf

封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的“中国智慧”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曾勋 许洪焱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宫，在清代以前为番禺县县学和祭祀孔子的文庙。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924年，鉴于农运干部培养的迫切性，国共双方在番禺学宫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一名操着湖南话的青年，在讲台上讲课。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将深奥的历史讲透了，他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热情的群众汇聚于此，讲台上的老师声情并茂、字字珠玑，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当时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周恩来、萧楚女等任教员。近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两个结合”的内涵和实践意义。“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机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无数革命领袖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是先烈和全国各族人民总结经验、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历史与人民最终的抉择，往往经过了多次试错。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试错的过程当然也是择优的过程。前车之鉴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留学，欣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诞生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观念。此时的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离经叛道”，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农讲所）。28他认为彼时的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被传统所束缚，他回到老家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公然捣毁村庙北极殿中的菩萨像。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对祖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有了新的认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有“传统文化宗师”之称的章太炎东渡日本，为反清做准备，他在横滨见到孙中山。章太炎历来认为，孙中山虽然小时候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后来一直上的西式学校，他所提倡的西化和革命的概念，必定都来自西方，所以章太炎从来都视孙中山为“外来者”。但是，经过了横滨会面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印象发生了改变。在谈话中，孙中山谈到未来农民的土地问题时，主张平均地权，让农民拥有土地。章太炎不再把孙中山看作“外来者”，而将其视为刘邦式的人物。中国是农耕大国，孟子提出“民有恒产”，恒产就是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土地。“耕者有其田”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革命的合法性也必定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对于土地问题的看法，孙中山也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1912年他在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明确提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革命不能单纯地靠输入，孙中山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革命的共同语言，以获得国内那些熟读国学经典的志士的尊敬与信任。于是，在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孙中山结合历史传统与世界大势的思想，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先驱不仅善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善于结合海外各方社会发展思潮，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1906年 12月，孙中山在东京为庆祝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 创刊一周年之际，作演讲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时，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受到了当时广大国人的肯定，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打下了思想基础。到后来的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到正式确立，这是符合中国实际且有着群众基础的政策。有了这个基础，即便孙中山在 1925年不幸逝世于北京，但是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然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迅速打败吴作孚和孙传芳，逼走张作霖。可惜的是，蒋介石在 1927 年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断了国民党之前的政策，从此，国民革命军不再革命，三民主义也不再为民了。脱离了传统与民众，国民政府只剩下“围剿”和“戡乱”了。历史昭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经过“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厘清，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索，挺起脊梁，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此拉开序幕。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几乎都有着童年接受私塾传统教育、少年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经历。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他们将传统文化与新思想结合，根植于中华的土壤，形成了深厚的人民性思想。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公开宣扬“平民主义”，他在 平民主义 一文中指出，平民主义并非西方所独有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比一天复杂，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李大钊，自青少年时期便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他在北洋法政学堂求学时，曾以明朝士大夫群体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1924年，李大钊赴苏联考察，他看到苏俄儿童的生活条件与上海童工形成鲜明对比，便致信中国工人 报，对上海童工超负荷的危险工作以及童工低廉的待遇表示愤慨与同情，呼吁上海劳工团体和无产阶级的青年同胞们保障儿童的教育、娱乐和基本利益。面对国内民不聊生的现状，李大钊发出了“哀吾民之失所”的叹息。礼记 中庸 说：“君子慎独。”历代士人都注重修身律己，宽厚待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经济系教授时，自己与家人过得十分29简朴，他将自己的薪水拿出来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并资助贫困学子。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年仅38岁。他将中国现代革命目标与传统文化精髓融合，以血肉祭理想，践行了“天下为公”的崇高信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面对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局，他创办 新青年，多次撰文剑指封建专制文化。不过，他清醒地认识到“孔子学说还是有相当价值的”；他批判封建社会的种种糟粕，始终认为“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道德”。他本身也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衣钵，多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都视死如归，愿意如范仲淹那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天下苍生而舍生取义。国民党当局让狱中的陈独秀写悔过书，他执如椽大笔写下“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的诗句。他胸怀俊迈、光明磊落，经历百折而稍挫。这种宏毅峭直的人格，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脉薪火相传。李大钊、陈独秀的品德言行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周恩来曾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办的 每周评论 新青年 对他的思想有许多影响，让他的思想“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1935年，毛泽东、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那里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有一段鼓舞人心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周恩来是当时参与制定策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革命先辈身上迸发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历史的昭示。周恩来同样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心怀家国，少时便有“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他中和守衡、求同存异、博采众长，有着古代传统士人的中庸、儒雅的智慧。后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见到周恩来，被他的魅力感染，评价他“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阳关大道1920 年 12 月，毛泽东在致朋友肖旭东、蔡林彬的信中，谈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而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也是一条充满荆棘、鲜血的道路。每一步、每个决策，都考验着领路人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多少次对抗教条主义，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果断决策，最终化险为夷，保留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在 1935年 1月的遵义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博古在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时，仍然避重就轻，一味强调敌人的强大，不承认自己在战略战术指挥上有重大错误。但是，接着作“副报告”的周恩来却主动承认了前期红军领导层的指挥失误问题。接着，王稼祥和毛泽东又先后发言，指出李德在过去一段时间脱离实际、瞎指挥的问题。如今看来，这一系列交锋实质就是：要不要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根据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看来，既然封面李大钊。30中国革命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开端的，那么要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自然最好就是原封不动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学得越纯粹越好，毕竟，苏联的成功经验摆在那里。可是，他们学习的结果却是，先丢失了上海的白区党组织，然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丢失了根据地的一切组织，并在长征初期的湘江两岸，令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只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重大损失仍然不是他们的错，反而是贯彻马列主义不够纯粹所致。历史没有在这里走弯路。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初步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然后又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直至到达陕北，开创出中国革命新的局面。多事之秋，家国告急，道阻且长。面对日本侵略者全面入侵，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脚下的土窑洞里，写成著名的 论持久战。他认为，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都不是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而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毛泽东指出：“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论持久战 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抗日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20世纪末，西方某著名学术机构评选出影响人类历史的十大军事名著，中国占其中两部，一部是“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另一部便是 论持久战。1940年 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 新民主主义论 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历史特点”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曹应旺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带有中华民族特性，不能教条主义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它对古代文化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个文化具有大众性，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其语言和文字是接近民众的。这种传统性和人民性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得以体现。“虽战怀仁”，孙子兵法 教人善战，但同时又强调在战争中应秉持基本的人道主义。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将领廖耀湘被活捉，国民党士兵十多万的俘虏如何甄别，成为了大问题。共产党的政工干部最后想出办法，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出一个门，上面贴上“解放门”三个字，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最终，大部分国民党士兵都从门里面走过来。到解放战争后期，不少国民党将领开始疑惑，每次交战共产党军队牺牲人数不少，为什么越打他们人越多？其实，答案在历史中已经十分明晰，即贾谊 过秦论 中的那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实践成就，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真理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向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内核不断被激发出来，并最终随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致力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我们从泥泞迷茫、艰险丛生的荆棘小路，走上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阳关大道。温故知新，“两个结合”堪称一把解决历史问题的利刃，能够正确掌握的政党，总是能够从中受益。所以，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观点后，熟知中国革命史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大智慧，可以预见，“两个结合”还将带给中国社会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曹应旺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带有中华民族特性，不能教条主义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它对古代文化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