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pdf

第 卷第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月V o l N o J o u r n a l o fC e n t r a lC h i n a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H u m a n i t i e sa n d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J u l 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王立新(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印度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摘要正统印度史学通过雅利安文明叙事建构了一个“传统性”的历史空间,而新印度史学通过以莫卧儿帝国为起点的新历史叙事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空间.以托马斯梅特卡夫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家将正统印度史学解读为英印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虚构.本文通过追溯正统印度史学产生的历史社会学脉络,表明正统印度史学的知识建构同 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型和印度殖民地现代性的历史密切相关.正统印度史学建构的传统性历史空间本质上是殖民地现代性的发明和创造,而并非是对前现代印度历史的客观呈现.正统印度史学本身则构成了英印殖民主义国家治理术所依赖的知识工具之一,从而应被看作英印殖民统治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一项殖民主义知识工程.关键词正统印度史学;现代性;传统性;英印殖民统治D O I:/j c n k i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研究专项一般委托项目“南亚文明的历史嬗变与时代特征研究”(WTA )在 国家史观视域下新印度史学的叙事建构:从雅利安文明到莫卧儿帝国 一文中,笔者曾通过对比正统印度史学和新印度史学的不同历史叙事,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两者都是以现代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国家史观为基础建构的,但它们分别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意义空间.正统印度史学通过雅利安文明叙事给我们建构了一个 传统性 的历史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 新剑桥印度史 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通过以莫卧儿帝国为起点的新历史叙事,给我们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空间.前者将印度历史表述为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的历史,后者则借助“早期现代性”概念将印度历史视为一个在近代才开始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历史.与新印度史学的新印度观相比,正统印度史学自然显得就是对“真实的”印度文明及其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实际上,这正是新印度史学家们对于正统印度史学的主流观点.在 英印统治的意识形态 一书中,托马斯梅特卡夫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度史是按照各种维系殖民主义权威体系的方式、通过各种使印度迥异于欧洲的范畴来被人 了解 的.”据此,正统印度史学被解读为 世纪晚期以降英印殖民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一种意识形态虚构.然而,尽管新印度史学代表了当代国际史学界对印度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是正统印度史学难道就只是现代西方史学家们对印度文明和历史的有意无意的误读甚或虚构吗?他们对印度历史空间的知识建构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我们不想像新印度史学家那样将正统印度史学简单地斥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虚假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就应该去追溯正统印度史学得以创生的具体历史脉络.这不仅有助于客观地理解和评价正统印度史学,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新印度史学.笔者认为,正统印度史学的建构同王立新:国家史观视域下新印度史学的叙事建构:从雅利安文明到莫卧儿帝国,世界历史 年第期.T h o m a sRM e t c a l f,T h eN e wC a m b r i d g eH i s t o r yo fI n d i a I d e o l o g i e s o ft h eR a j,C a m b r i d g e:C a m b r i d g e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p 第期王立新: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 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变和印度殖民地现代性的历史密切相关,正是这种历史构成了现代西方乃至印度的史学家们对印度文明及其历史进行知识建构的历史性.在很大程度上,正统印度史学中的“传统性”应被看作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发明和创造.一、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型:现代性的到来众所周知,从 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使得 年以后的世界根本不同于之前的世界.从此以后,工业革命连同在“早期现代”时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一起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可称为“现代”的世界历史空间.如果说 年以前的世界尽管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但总体上依旧处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话,那么,年以后的世界由于工业革命的日益深入和扩展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两大轴心和标志.迄今,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的世界历史空间中.与早期现代世界相比,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表现在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全球化效应上:现代世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真正全球范围的世界体系.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在早期现代世界,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欧洲世界经济体”,但中非、日本、波斯、俄国、奥斯曼帝国乃至印度都还位于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外部领域”.直到 世纪初,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上述这些地区才“融入”以西欧(特别是英国)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对此,沃勒斯坦写道:“在 年前后的新一轮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欧洲世界经济体突破了它在 延长的 世纪创造的边界,开始把广大的新地区融入到它的有效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中.这一过程是通过将 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融入经济体开始的 其中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是将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西非融入了进来.”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一“融入”过程事实上是同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深化联系在一起的,而沃勒斯坦所谓的“年前后的新一轮经济扩张”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孕育出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伴生物.而且,这一过程也并不只是 世纪中叶至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独有特征,而是整个现代时期的一般特征.由此,沃勒斯坦得以说:“这些地区是在 世纪后半期到 世纪前半期开始,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当中的.如我们所知,这一过程后来加速了,在 世纪末 世纪初,整个地球,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成为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进来.”的确,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时代,世界历史空间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全球范围的统一的现代世界体系.随着 世纪以降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变,我们审视印度的角度也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当印度被整合进一个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时,我们显然就只能从全球的视域来审视次大陆了.恰如迈克尔皮尔逊在撰写印度洋史时指出的那样,年以后印度洋上发生的故事其实都只是一个全球故事的局部桥段而已:“这个整合对世界的影响的强度远远超过了海洋,以至于现在无法书写印度洋的历史(ah i s t o r yo ft h e I n d i a nO c e a n).所有的印度洋的历史如今都是这片海洋中的历史,也是一个更大的、甚至全球性的故事的一部分.”对于此后的“全球性的故事”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主角,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在现代世界历史空间中,这种全球性的角色就是“全球帝国”(g l o b a l e m p i r e).全球帝国的存续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持久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到 世纪初,工业化的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一个全球帝国.从此,印度和印度洋的历史就变成了英帝国史的一部分,印度在世界历史空间中的地位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早期现代,印度还被贡德弗兰克看作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经济中心.然而,对于 年以后的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皮尔逊则给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描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第 页.迈克尔皮尔逊:印度洋史,朱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年,“引言”,第 页.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 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卷从大约 世纪中期起,一个长期的过程开始了,在接下来 多年的时间里,印度洋和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这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来自印度洋以外的人们接管了印度洋周边的大部分陆地,而印度洋本身开始被一个海上强国所主导.管理政策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总是以海军力量作为后盾,削弱了有着千年之久的本土的海洋活动.在这里正讨论的外国力量当然是指英国(B r i t a i n,而非“英格兰”,因为苏格兰是重要的参与者).即使到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事务中都还是作为一个相对较弱的参与者,它由于日益受到国家的支持,体现国家的力量得以引人注目地发展.这是一个被国内经济的巨变所引导并从中获利的国家,这个进程仍然被历史学家称作工业革命.在生产技术上的质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起先是由英国引导的工业化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显著的鸿沟,实质上,正是在经济和技术手段上的巨大进步,才使英国对印度洋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控制.究其本质,英国人建立起来的这个囊括了印度洋世界的全球帝国是苏加塔鲍斯在 面面观: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 一书中所谓的“殖民帝国”.在鲍斯看来,现代殖民帝国同“前殖民帝国”在政治结构上存在着根本差异.他认为像英帝国这样的现代殖民帝国是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建构的:“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前殖民帝国和殖民帝国之间都存在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经常被屡见不鲜的对帝国和民族的简单化对比而弄得模糊不清.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代殖民帝国在其中央集权结构和单一主权意识形态方面都严重依赖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型,而且它们把这些作为有毒遗产留给后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典型的前殖民帝国仅拥有松散的、层叠的政治结构,和下级首领共享层级性和共有性主权.前殖民帝国的程式不同于殖民主义类型的帝国程式,它设想的是整合(i n c o r p o r a t i o n)而非降伏(s u b o r d i n a t i o n)较低级的主权.这个区别远不只是一个礼仪或政治语义学问题.”更有甚者,鲍斯事实上还认为英国通过殖民统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给予了它的殖民地:世纪中叶奥托曼领地上再次出现的中央集权化冲动并没有完全放弃那种使伊斯坦布尔得以成为一个组织略显松散的“银河式政体”中心的比较古老的主权观念.中央集权化和西化可能就是 年间坦齐马特改革的口号,但“这自相矛盾地意在将奥托曼帝国转变为一种庞杂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欧洲风格的殖民帝国.但是在印度,年之后数十年间政治权威的重塑既有结构的维度,也有意识形态的维度.殖民地国家中央集权的现代结构得到了新的主权意识形态观念的支持.因而,世纪晚期和 世纪早期英帝国权力的形态显示出对莫卧儿形式的迷恋,但拒绝了它的实质.这种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肯尼斯麦克弗森同样认为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把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基调的现代政治文化推到印度和印度洋世界:欧洲入侵印度洋对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更微妙和选择性的影响.印度洋世界被纳入了正在扩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文化体系.在印度洋之内开展活动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在促进他们是其中一员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带着这种感情,他们与当地的商人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当地商人中的大多数根据古代文化、宗教和经济边界来看待世界,而这种边界与印度洋的疆域大致吻合.从经济角度看,它限制了当地商人的商业可能性,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它把统治者和臣民局限于一个脆弱的体 系,不 准 备 对 抗 逐 渐 出 现 的 欧 洲 的 民 族 主 义、资 本 主 义、政 治 和 文 化 的 帝 国主义.结果,世纪中叶以后的印度和印度洋不仅被并入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经济世界,也开始融入一个与之前根本不同的政治文化世界.无论是英国,还是它统治下的印度殖民地,都开始按照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想象自身及其历史.印度洋世界和印度本身并没有被排除在现代性世界之外.迈克尔皮尔逊:印度洋史,第 页.S u g a t aB o s e,A H u n d r e d H o r i z o n s:T h eI n d i a n O c e a ni nt h eA g eo f G l o b a lE m p i r e,C a m b r i d g e:H a r v a r d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p p S u g a t aB o s e,AH u n d r e dH o r i z o n s:T h e I n d i a nO c e a ni nt h eA g eo fG l o b a lE m p i r e,p p 麦克弗森:印度洋史,耿引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第期王立新: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 二、帝国建设和国家治理:英印殖民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向当英国人把现代殖民帝国的理念带到印度洋世界时,他们也就同时在印度开启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进程:国家建设(s t a t e m a k i n g).因为现代殖民帝国所要求的中央集权结构和单一主权意识形态恰恰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因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伯顿斯坦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印度史 中把印度“国家创建的时代”确定在 年以降,也就是后莫卧儿帝国时代.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在次大陆的国家建设活动既没有遵循英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也没有遵循印度的历史传统,而是承袭了 世纪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治理国家传统.在笔者看来,只有置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英印时期印度国家形成的过程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国家的治理化”是 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 安全、领土和人口 课程时提出的一个核心论题.在福柯看来,“国家的治理化是西方历史上的基本现象”.他认为国家治理化代表了西方历史上国家谱系演进的最新形态:我们或许可以用如下方式(尽管非常概括、粗糙、不精确)重构西方权力的巨大形式及其布局(c o n o m i e s):最早是司法国家,它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的是法律(习惯法或成文法)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十五六世纪国家边界(不再是封建)的领土性(t e r r i t o r i a l i t)中,对应的是管制社会和规训;最后是治理国家,它不再以其地域和领土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就分布在领土上,不过领土只是几个组成要素之一).治理国家实质上作用于人口,治理国家参照和利用经济知识这一工具,它所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在福柯看来,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治理国家的时代,治理国家就是“我们的现代性”:或许对我们的现代性,也就是对我们的现实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的国家化(t a l i s a t i o nd el as o c i t),而是国家的“治理化”(g o u v e r n e m e n t a l i s a t i o n).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这种治理术最早是在 世纪发现的.国家的治理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扭曲现象,因为如果说事实上治理术的问题和治理技术已成为唯一的政治赌注,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的话,那是因为国家的治理化同时就是使国家幸存下来的原因.完全有可能设想,如果说国家就是它今天这个样子,恰恰要归因于这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同时内在和外在于国家,因为,正是治理的策略使得对下列问题可以反复不断加以界定:什么在国家职能范围内、什么不在国家职能范围内,什么是公和什么是私,什么是国家的,什么不是国家的.因此,只有以治理术的总体策略为出发点,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及其限制.同时,福柯又认为治理国家乃源于西方基督教会制度化的“牧领权力”,而这种现象“在任何其他的文明中都是找不到的”:“牧领的权力对于希腊和罗马的思想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至少是极其陌生的,牧领权力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中介才引入西方世界的.是基督教会把这些牧领权力的主题固化为明确的机制和确定的制度,基督教会在事实上组织了牧领的权力,这是特殊的自治的权力,它在罗马帝国的内部植入了牧领权力的装置(d i s p o s i t i f s),它在罗马帝国的核心之处,就是把这种类型的权力组织起来,而这种权力,我认为在任何其他的文明中都是找不到的.”因而,在福柯眼中,国家治理化既代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也是一种独特的西方性的体现,它继承了西方文明特有的权力形式和观念.国家治理化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审视国家形成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在过去,我们讨论国家形成问题通常聚焦于制度结构问题.对我们来说,国家形成问题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又称“科层制”)统参见B u r t o nS t e i n,AH i s t o r yo fI n d i a,M a l d e n:B l a c k w e l lP u b l i s h i n g,p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福柯说:“在 世纪,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开端.我认为,就在治理术成为一种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的时候,现代国家就诞生了.”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卷治结构形成的问题.现在,福柯的治理国家理论则促使我们去考虑国家形成背后的心态或文化背景.国家不只进行“统治”(r e i g n),也进行“治理”(g o v e r n).与统治观念相联系的是领土、主权和法律等制度结构,而与治理观念(发源于古代希伯来人的“牧羊人”观念)相联系的则是 人口、经济和“安全配置”(a p p a r a t u so f s e c u r i t y)这样的制度组合.国家统治意味着一个主权者在一块特定的领土上制定和实施法律,国家治理则意味着把某一领土上的所有居民当作一个集体的自然对象(即福柯所谓的“人口”),根据对这个特殊自然对象的行为规律的知识(经济学及其经济人理论),按照成本收益的效率原则加以引导和管理(“安全配置”),以期实现总体效益的最大化.与统治国家(福柯称之为“统治权支配的政体”)相比,治理国家(福柯称之为“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所实现的最根本的转变就在于它的对象和重心从领土转向了人口.福柯说:“人口作为政治主体,这个集体主体在以前的那些世纪中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看来是完全陌生的,通过这些断裂,它正在显现出来,非常复杂.”这种以人口为对象和目标的国家治理技术与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学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自由主义的游戏:让人们自己去做,有东西通过,东西移动,任其自由,放任不管,这意味着,根本上要做的事情是,让现实自我发展和前进,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其原则和机制就是现实的原则和机制.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技艺是自由,实际上,这个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之中来理解.以一种更精确和更个别的方式来理解,自由并非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与安全配置的建立相关的东西.安全配置,至少是我跟你们所说的安全配置,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给予 世纪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赋予某个人的特权和特别优惠,而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国家对人口的这种自由主义治理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与“经济”一样,“社会”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加以认知的外部现实.与经济学一样,关于社会的知识建构(社会学)也成为国家施行人口治理的智识前提.这样,在国家治理形成的过程中,既包含了国家建设的面向,也包含了社会建构的面向.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并未将自身隔离在延续到 世纪末的国家治理化的潮流之外.在福柯看来,西方知识界对“治理术”(g o v e r n m e n t a l i t y)的写作热潮从 世纪一直持续到 世纪末.实际上,到 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英国自身也开始面临空前的社会张力和巨大的转型压力.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年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使英国社会“现代化”.虽然英国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色彩的议会政制,但革命后的英国议会仍被巴林顿摩尔称为“巨大的地主委员会”.整个英国社会还带有浓厚的贵族社会色彩,盛行的依旧是传统社会的观念和制度.传统、等级、共同体和特权仍是 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社会的主要特征,它们被称为“旧制度”.这些旧制度反映的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概念:社会有机体理论.对于这种社会概念,RH托尼曾这样写道:“按照理想的构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不同等级的有机体,人类活动形成一种职能等级体系,这些职能性质各不相同,重要程度不同,但只要它为大家共同的目标所支配,无论有多间接,便都有其自己的价值.社会乃神圣秩序的隐约反映,它像这种秩序一样稳定社会不是被解释为经济利益的表现,而是由一种相互履行(虽然是变化着的)义务的制度联结在一起的.它以为,只要各个阶级履行其职能并享受与之相应的权利,便能达到社会幸福.”这种社会概念本质上就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等级社会(h i e r a r c h i c a l s o c i e t y)概念.然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种旧的社会观念和制度日益落后于实际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工业化要求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时代等级社会结构的大众社会(m a s ss o c i e t y).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与霍布斯邦(又译“霍布斯鲍姆”)在 革命的年代 中提出的“双元革命”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 页.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 页.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页.在 世纪晚期的西方社会学中(比如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大众社会”的主体被界定为由无差别的 、原子化 的个人 构成的“群众”.因而,这种社会的内在价值取向是自由和平等.第期王立新: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 论所反映出的流行的历史意象相反,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不仅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且也开启了深刻的现代社会转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提出,它反映了英国社会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 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 中,边沁阐述了作为他的新社会观基础的功利主义原则:“自然将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这两个最高主宰的支配之下.唯有它们能够指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决定我们会做什么功利原理是这样一种原理:它根据将会增加或减少利益攸关方幸福的情态来推动或阻止一切种类的行动;换种说法也一样,要看是提高还是降低了那种幸福.我说一切种类的行动,因而不仅是指某个私人的所有行动,也是指政府的所有举措.”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都应该以他倡导的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根据这样一种社会观,社会本身不再是目的,它只是保护和促进个人福利的工具和手段.政府、法律和道德的正当性也不应再以传统、宗教和自然法为标准,而应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来评判,即看它们是否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归根结底,边沁的功利主义社会观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观,它取代了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观.现代社会观的出现及其推动的社会改革运动(边沁本人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也是积极的社会改革家)不可避免地把英国拉进了国家治理化的时代潮流.边沁主张创立一种完全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法典”(P a n n o m i o n),以取代英国传统的普通法和自然法自然权利原则.对殖民地时期印度国家的现代转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是,英国在对印度次大陆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排除在国家治理化的潮流之外.一方面,正在创建英印帝国的英国人很希望把宗主国的新的文明形象投射到印度,以便为他们的帝国建设和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所谓“文明使命”).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的功利主义社会改革家们也没有把他们倡导的新学说视为仅适用于现代英国的社会理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贾韦德马吉德曾这样评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边沁坚持认为立法者应该主要关注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审查法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标准为指南,而不是关注法律是什么的问题(解释法学).正是沿着 这条审查主义路线,对同样适用于各民族环境的专门研讨留下了最大空间.他将他的目的规定为制定 一种共同的标准.借助这个标准,通行于各个国家的数种法律体系都可以分别予以比较,从而呈现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揭示出它们的优劣短长.由此,他将 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 一书称为一部 普遍法学 著作.”实际上,无论是边沁,还是同时代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米尔(其 年出版的 英属印度史 是正统印度史学的奠基之作),都倾向于把印度作为他们的功利主义改革的实验场.对此,马吉德写道:对米尔来说(对边沁来说也一样),印度提供了揭露英国法律系统不足和制定一部普遍适用的法典的机会.为了获得这样一部法典,米尔也批评了他所了解的印度教法和穆斯林法,尽管他确实称赞它们的法律程序没有拖沓、繁琐和靡费的缺点.的确,由英属印度的梵学家们编纂的法律只是“对从律书、祈祷书和诗集中任意选取的散乱、模糊、愚蠢或晦涩的引文和格言的杂乱无章的汇编”,米尔不得不亲自对印度教法律进行分类.这种分类遵循了边沁在 法律通论(O fL a w s i nG e n e r a l)中的分析模式.然而,尽管他抨击了印度教法律的某些方面,比如刑罚,但再次指出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与这种抨击并行的是(他)对英国法律同样严厉的抨击也正是米尔在 英属印度史 中的这种自我反思 利用英属印度来批评英国法律,进而批评整个英国社会 被那些将米尔的 英属印度史 简单地定性为一种在所谓的“英法帝国形成”中有着支配性影响的“霸权”文本的分析所忽视.这样看来,与过去习惯于将现代时期英国宗主国和印度殖民地的历史分立起来的历史编纂学相反,现代时霍布斯邦在 革命的年代 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在这里把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 双元革命(d u a l r e v o l u t i o n),本书所追溯的 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 双元革命 这一意义上着眼.”(艾瑞克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第页.)霍布斯邦发明的这一术语似乎暗示这一时期英国仅仅发生了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区别于法国的政治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J e r e m yB e n t h a m,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P r i n c i p l e s o fM o r a l sa n dL e g i s l a t i o n,L o n d o n:T P a y n e,p p i i i J a v e dM a j e e d,U n g o v e r n e dI m a g i n i n g s:J a m e sM i l lsT h eH i s t o r yo fB r i t i s hI n d i aa n dO r i e n t a l i s m,O x f o r d:C l a r e n d o nP r e s s,p J a v e d M a j e e d,U n g o v e r n e d I m a g i n i n g s:J a m e s M i l ls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B r i t i s h I n d i a a n d O r i e n t a l i s m,p p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卷期英国和印度的历史位于“同一页面上”.同一种历史潮流既推动着英国社会和国家的现代转型,也推动着类似的历史变迁在印度的出现.特别是在国家形成方面,殖民地印度和宗主国英国处在同一轨道上.对此,伯纳德科恩写道:大不列颠国家建设(s t a t eb u i l d i n g)的过程 这被视为一项文化工程 同其作为一个帝国强权的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印度是其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不只是治理印度的人员是英国人,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设工程 文档化(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合法化、分类(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和整合(b o u n d i n g),以及相关的制度 经常反映出最早产生于印度、而后应用于大不列颠的理论、经验和实践.反之亦然.宗主国文档工程的许多方面最初产生于印度.例如,印度文官制为母国文官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范例.反过来,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的大学和公学是将旧贵族和新中产阶级联系起来的工厂,新的帝国治理阶级就诞生在那里.这些模式被输出到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以生产出忠诚的治理精英.英国国家的核心标志和全国忠诚的焦点 国王 在同印度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得到重现.在我对 和 世纪英国征服印度的研究中,一个主导性的假设始终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只能被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场域中审视.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并没有被排除在现代性的历史之外.实际上,即便是印度最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RC马宗达,也“从未掩饰过他对英国人将印度带进他所想象的现代性时代的赞赏之情”.三、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殖民统治和印度社会的传统化前文业已指出,现代国家治理本身包含着一个“社会建构”的面向,因为国家治理实施的技术前提之一乃是首先形成关于治理对象的“社会知识”.实际上,在 年普拉西战役后,随着英属东印度公司迅速从一个贸易垄断公司转变为一个统治孟加拉广袤土地的领土国家,英印殖民当局很快就感受到“认识”印度本土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诚然,任何一种认识都会受到认识者由其自身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先验观念的深刻影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观念也同样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西方文明的“法律传统”.在 法律与革命 一书中,伯尔曼认为,“曾经有一种称做 西方的 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 法律的 制度、价值和概念;这些西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被有意识地世代相传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 传统”,而“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 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法律传统”的存在,西方文明在 世纪以后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社会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法律观”.根据这种社会概念,社会本身是由其成员所遵行的法律系统来定义的,不同的法律系统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秩序,而不同的社会也就表现为各自独立的法律共同体.在这种观点下,西方(西欧)中世纪的乡村和城市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遵行以土地和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后者遵行以个人自由为基本特征的城市法.由于这两种法律体系不仅彼此迥异,甚至相互对立,因而西方中世纪的乡村和城市就是两种独立的法律共同体和法律社会,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西方中世纪的乡村和城市是同一个社会体系(所谓“封建社会”)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当 世纪后半叶英国殖民统治者企图在印度“发现”一种本土社会时,他们秉持的其实就是这种法律乔恩威尔逊在评论约翰马里奥特的 异域帝国:殖民主义想象中的宗主国、印度和进步(J o h nM a r r i o t t,T h eO t h e rE m p i r e:M e t r o p o l i s,I n d i aa n dP r o g r e s s i nt h eC o l o n i a lI m a g i n a t i o n,M a n c h e s t e r:M a n c h e s t e r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时写道:“在过去 年左右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试图把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历史放在同一页面上.这篇文献极力解构帝国历史同英国、南亚、非洲以及加勒比海民族史学之间存在的历史割裂,有力证明了在 世纪的英帝国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地共处于 一个统一的认识场域.”J o nEW i l s o n,“M e t r o p o l i t a nS a v a g e s,”H i s t o r yW o r k s h o pJ o u r n a l,I s s u e,p p B e r n a r dS C o h n,C o l o n i a l i s m a n d I t s F o r m so f K n o w l e d g e:T h eB r i t i s hi nI n d i a,P r i n c e t o n:P r i n c e t o n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p p V i n a yL a l,“H i s t o r y a n d P o l i t i c s,”i n M a r s h a l lB o u t o n a n d P h i l i p O l d e n b u r g,e d s,I n d i a B r i e f i n g:AT r a n s f o r m a t i v eF i f t yY e a r s,A r m o n k:M E S h a r p e,p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年,“导论”,第、页.第期王立新: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 社会观.尽管与当时西方流行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并不一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还是坚信印度殖民地和英国一样拥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对此,托马斯梅特卡夫写道:“在 世纪 年代,也就是在 亚历山大 道刚刚完成他的历史著作后,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就开始阐述一种关于印度人的观点,将其视为一个 拥有亘古不变的法律 的民族.他坚持认为,这个国家的 古老宪章 在很大程度上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根据他的观点,如果英国人要成功地治理印度,他们必须做的就是掌握这些法律及其使用的语言梵语,以及一般说来,尊重他们的新臣民的习俗.正像 年他对公司董事们所说的,我们已经努力调整我们的规章以适应该民族的礼仪和心智以及该国的紧急事态,尽可能遵循他们古老的风俗和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早在 年,遵照黑斯廷斯的指示,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N B哈尔海德()和当地的 名婆罗门梵学家就合作出版了一部 印度教法典:梵学家之规训(AC o d e o fG e n t o oL a w s o rO r d i n a t i o n s o ft h eP u n d i t s).哈尔海德认为,这些从各类梵文典籍中逐句摘录出来、首先翻译成波斯文进而翻译成英文的文本可以让英国人形成对“这些人民的风俗和礼仪的准确观念”,也可以为“新的孟加拉政府体系的法律建构”提供材料.这部印度法律汇编在东印度公司的法庭上一直使用到 世纪早期.这种信念还导致黑斯廷斯在 年支持时任孟加拉威廉堡最高法院陪席法官的威廉琼斯爵士成立“亚细亚学社”(A s i a t i cS o c i e t y),创办刊物 亚细亚研究(A s i a t i c kR e s e a r c h e s),以系统了解和研究印度的风俗、文化和传统.琼斯本人向纳迪亚印度教大学的著名梵学家罗摩洛卡纳(R m a l o c a n a)学习吠陀,成为一名著名的梵语学家.他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印欧语假说”,认为吠陀的语言梵语和欧洲的希腊